原文作者：郭正模
〔摘要〕曾经和现在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有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原因。“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原因往往具有综合性，其中既有资源配置方面的原因，也有制度转型障碍方面的原因。“中等收入陷阱”可以纳入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探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目的是认真吸取其他国家的前车之鉴和经验教训，从而避免出现经济增长的不合理减缓甚至停滞现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理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发展中国家
〔中图分类号〕f1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6-0021-04
一、 发展中国家普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由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最早提出，其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能够成功地跻身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以后便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与此同时，世界银行也提出了“东亚奇迹”的概念，对东亚一些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加以肯定。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通过比较分析成功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两类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特征，选取一些国家来分析其在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人力资源、收入分配、社会发展、对外依赖等方面的差异性，归纳出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1.未能及时调整经济增长模式而失去模式转换的机遇。WWw.11665.cOm一些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传统产品成本增加和需求发生变化，却未能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和培育出国内市场需求，从而导致外贸逆差和经济大幅度减速，典型的如马来西亚等国家，主要依靠初级工业品和传统资源性产品出口，难以继续增加外贸收入和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有的国家长期通过牺牲环境实现经济增长，到中等收入阶段便陷入环境危机，需要支付巨额的环境治理费用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如印度尼西亚长期大量出口木材，使本国的热带森林资源受到严重破坏，资源枯竭危机日趋严重，而新的替代性出口产品却难以形成规模。
2.未能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中突破技术创新瓶颈。一些国家的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技术含量产品生产的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逐步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导致经济发展停滞。核心原因在于缺乏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和国家对人力资本方面的及时投入，未能培育出新的竞争优势，如泰国在上世纪70年代后经济曾经突飞猛进，成为跨国公司的家电等产品生产基地，但是由于未能继续在技术创新方面实现本土化，缺乏本国主导的高新技术产品生产，逐步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失去优势和发展后劲，目前在吸引外资方面已经落后于临近的越南等新兴国家，加上政治动荡等原因，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
3.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失控和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有的国家的产业、技术等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的财政预算失控，依靠赤字维系运转，致使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宏观调控措施失当造成经济大幅波动。政府缺乏对经济转型所需要的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公共投资与扶持政策。一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缺乏中长期的规划蓝图引导，政府公共投入与布局缺乏目标，公共投资效率低下。一些国家的经济政策不稳定，导致民间投资信心不足和资金、人才大量流失，严重削弱了本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4.人口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推进不协调。一些国家在推进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中，大批低素质农村劳动力和家庭无序流入城市，但又缺乏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成为城市贫困人口，影响了城市经济活力的形成和产业提升，如拉美国家的城市化率由1950年的414%急遽上升到1990年的703%，超过欧洲的城市化率（69.8%），2010年更是达到了79.6%，仅次于北美的80.7%。过度的人口城市化带来一系列“城市病”现象：城市贫民窟；社会治安恶化；黑社会势力猖獗与失业率居高不下等。[论文网]
5.对新增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和对公民自由发展的公平性处理不当。一些国家对市场竞争形成的收入两极分化趋势未能及时加以遏制，并构建收入分配的公平制度，形成“强者通吃”的局面，社会不同阶层的矛盾不断加深，如墨西哥、巴西等拉美国家在城市化率由50%向70%推进阶段，收入分配差距也大幅度扩大到不合理的水平。上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由于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有效的社会消费总需求不足，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遏制作用。收入分配不公还从微观经济层面增加了劳动者的不合理流动与离职现象，使企业缺乏稳定的职工队伍，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活力。这些负面效应都最终影响到经济增长，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犹如“方形轮子”的马车，走走停停，颠簸行进。
6.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一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一些所谓精英集团和政党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或者把这种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导致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由于政治结构不尊重低收入阶层的诉求和漠视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意愿，导致社会冲突频发，影响经济增长，一些拉美国家由此形成一些极端民族主义性质的政权，采取对国际资本一律排斥的态度，重新掀起对石油等行业的国有化浪潮，从而引起经济系统的紊乱和社会动荡，最终使本国经济停滞和不正常波动；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如泰国，还由于城乡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甚至军方发动政变，政权频繁更迭。
7.未能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从而失去经济快速增长的机遇。大量研究表明，劳动年龄人口的低抚养比和以较高积累率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因素是东亚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先后出现过人口低抚养比等有利于积累的条件，但是却未能够抓住人口红利的“窗口”机会，即未能解决好丰富的劳动力充分就业问题，导致社会失业率长期处于高位状况，人力资源素质培养也不适应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从而使经济增长仍然处于常规状况。一旦人口红利的“窗口”开始关闭，又将面临新的人口老龄化的一系列问题，从而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中等收入陷阱” 形成的经济学解释
有学者认为，由世界银行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是一个对各国经济增长阶段特征的经验性质的归纳，在理论层面并不严谨。世界银行只是从规模经济递减的角度概括出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其概念的外延界定含糊不清；内涵不够准确
；也不完全符合实际，得不到现实的检验。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种现象，而并非规律，构不成普遍的经济学原理（徐康宁，2012）2。而且我们也发现，经济增长的“陷阱”并不仅仅出现在经济增长的中等收入阶段，在经济增长的低收入阶段和高收入阶段都可能出现经济增长减缓、停滞或倒退的情况。前者如许多非洲国家，后者如今日欧盟的许多国家。
通过观察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后发现，曾经和现在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虽然都有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原因，但其核心还是经济问题。因此，要对“中等收入陷阱”进行经济学的理论解释，仍应当从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原理开始。在经济学的理论层面上对“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加以解释。也就是说，“中等收入陷阱”可以纳入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
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与经济增长是一种循环促进关系（a.samuelson）。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资金、劳动力、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通常会按照供需关系实现优化调节，从而推动经济的稳步增长。但如果由于一些原因出现经济资源的短缺，资源配置就可能严重失衡并失去自我恢复的能力，从而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造成经济长期在一定的收入水平阶段徘徊3。其次，从人口与物质再生产的协调关系而言，如果人口的数量或结构与物质生产不协调，使物质生产大部分被消费而影响积累，加之资源枯竭，也会形成经济增长的放缓或停滞。即“人口陷阱”问题，这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表现突出。此外，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比较优势变化也会使一些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发生停滞现象。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往往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其关键性原因在于中等收入国家相对低收入国家，原有的人工成本低廉优势已经失去，但相对发达的高收入国家，其技术、资本等比较优势不突出，无法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或在全球化过程中获益。归纳起来，“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经济资源配置的“均衡陷阱”的一种表现形式（蔡昉，2011）4。
而新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d.c. north）。新制度经济学将经济体制、产权、法律、社会习俗、意识形态等都作为一种“制度”（institution）范畴看待，并且在其理论分析框架中强调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内生性”作用5。认为不合理的制度会严重制约经济的增长；而制度的变迁，如在经济资源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对体制的改革或产权制度的完善等方式，更能够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如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后发生的高速增长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转型陷阱”，即进入这个时期后，前一阶段经济快速发展所积累的矛盾会集中爆发，原有的经济制度以及政治、法律体系等的缺陷会暴露无遗，无法有效地应对系统性的综合风险。一些改革初期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阻碍进一步的变革，使经济、政治等制度改革停滞甚至发生倒退，造成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博弈成本倍增，使经济增长出现大幅波动或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可以认为，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主要倾向是有差别的。但对于中国这样的尚未完全实现制度转型的市场经济国家，“转型陷阱”往往是造成经济增长减速与停滞的主要原因（孙立平，2012）6。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认为，“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原因具有综合性，其中既有资源配置方面的原因，也有制度转型障碍方面的原因。不同国家在不同的时间其原因会有主次之分和发生变化。加上任何经济体在资源边界既定的前提下都会受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许多发展中国家往往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长会发生减缓甚至停滞的情况是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的，而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对现象的归纳。
三、“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提出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既不是必然会发生，也不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行深入、广泛的探讨，其目的是要认真吸取其他国家的前车之鉴和经验教训，认识其中的一些基本规律，从而避免出现经济增长的不合理减缓甚至停滞现象，尽快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1.中国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已达极限，必须真正实现经济增长的内需拉动方式的转变。中国应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及时转变到以技术密集为主的出口产品结构；借人民币升值和出口产品结构调整之机优化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实现向环境友好型的生产方式转变；实现向扩大内需和消费拉动经济的转型，以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2.必须加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引导作用，在自主创新方面有大的突破。中国在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后，经济增长必须转向依靠科学技术的生产运用；大幅度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加大教育和科研的政府投入，完善科技创新的机制和管理体系，运用经济杠杆加快节能、低耗、环保等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增加自主创新比重，使经济增长尽快转入技术创新导向的轨道。
3.进一步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对经济发展的政府宏观调控方式加以完善。包括完善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方式与手段，协调政府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开放政府垄断的行业与生产经营领域，改革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税制度，遏制通货膨胀，限制债务规模；通过制度建设制约政府的非理性行为，形成政府与企业、居民间的多赢、和谐关系。
4.大力推进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良性互动，解决城市化所面临的一系列制度障碍问题。中国由于人口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不同步，大量城市常住人口实为流动人口，既耗费土地等大量经济资源，又增加了一些虚假的gdp，如数量高达12亿以上的农村外出流动人口加大了铁路、航空等交通基础设施和运输能力的压力，所形成的“半拉子城市化”也加深了城乡居民之间的社会冲突风险，影响了内需的扩大。因此，中国应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进一步在城乡户籍制度、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和政府财政税收制度等方面加强改革，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妥善处理农民工和农村人口在城市就业、定居与社会融入等方面的问题，解决好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的不协调问题。
5.大力加强对社会收入分配的调节，切实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一些关键问题。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会通过传导机制直接影响企业等单位的生产效率，间接通过社会摩擦成本的增加制约经济增长。曾经和现在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普遍存在没有解决好收入差距扩大、贫富不均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问题。中国目前还处于新旧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企业分配制度、行业所有制结构与公民财产权利制度完善是当前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和实现公平分配的主要任务。因此，应通过对收入分配制度的大力改革，如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统筹发展，财政税收制度改革，工资薪酬谈判协商制度建设，区域性扶贫开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一系列措施遏制收入差距扩大的势头，让广大人民群众在经济增长中得到实惠。
6.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敢于进入一些不可回避的深层次领域以取得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改革初期提出的改变“政企不分，党政不分，官商不分”现
象的任务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因此，中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必须通过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立法、监督等民主制度建设，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公共财政分配立法，社会团体建设等举措使政治体制改革有实质性的突破，从而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加快经济增长和普遍增加公民的收入。
7.高度重视中国出现的“未富先老”现象和“人口负债”风险，克服人口老龄化对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目前我国一些学者提出了“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概念，认为人口老龄化初期会增加老年人的许多需求从而起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这是缺乏理论根据和实证支持的。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加重，社会财富积累比例减少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放缓。虽然社会老龄人口的增加会带来一些新的需求，因此形成一些为老年人服务的产业，但在总收入不变的情况下，也必然会减少一些不属于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和生产。换言之，人口老龄化只会通过改变消费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但不会通过增加消费的总量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东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都是在人口老龄化加速之前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上世纪后半叶欧洲国家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上主要采取引进青年移民、加强国民人力资本投资和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基本对策。根据我国的国情，显然只有后两种对策可以借鉴与参考。我国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偏低，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偏低，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和调整退休制度挖掘经济增长的潜力，其空间很大，需要充分研究利用以实现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赶在2030年人口红利全面消失前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参考文献〕
〔1〕陈亮，陈霞.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j〕.经济学动态，2011，（5）.
〔2〕徐康宁.“中等收入陷阱”：一个值得商榷的概念〔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03-26.
〔3〕〔美〕萨缪尔森.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1978.
〔4〕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j〕.经济学动态，2011，（12）.
〔5〕〔美〕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6〕孙立平.走出转型陷阱〔n〕.经济观察报，2012-0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