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汪曾祺是小城镇题材小说创作队伍中颇具特色的一位，他将自己小说的大部分篇幅交给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江苏高邮地区的一方土地。如果我们从民间视阈来再次观照汪曾祺的小城镇题材小说创作，则不难发现，他的小说持有显著的民间精神立场和价值取向，而自觉保持与政治权力话语及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距离；执着地汲取与体现民间的文化精神；同时，对民间艺术形态也进行了吸纳与融合，创作出了极具神韵的民间文本。
　　关键词： 小城镇 小说 民间性特征
　　小城镇题材小说创作的繁荣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小城记事来揭示民间世界的汪曾祺短篇小说系列，是这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在这些取材自高邮小城的作品中，民间社会与民间文化成为了“艺术的主要审美对象，反之，人物、环境、故事、情节倒退到了次要的位置”①。对民间文化的无间认同造就了汪曾祺小城镇小说有别于其他作家创作的独特风貌。
　　一、对主流价值取向的疏离与背叛
　　如果说，在鲁迅等相当多小城作者的叙事立场上，“深刻”体现为站在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上对民间文化的藏污纳垢性进行批判，那么，汪曾祺小说的“深刻”则反过来体现为一种对政治权力话语和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疏离。
　　汪曾祺的小说中往往表现出清醒的民间眼光和价值取向。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大淖记事》。在对大淖的民风民俗作了介绍以后，作者作了如下概括：“这里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②。wwW.11665.cOm汪曾祺在这里“引入了一种独特的民间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和‘街里’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构成一种潜在的对抗”③。正是基于这种立场，汪曾祺对民间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东西给予了格外的宽容、尊重与认可，尤其是在对巧云与十一子爱情的处理上。巧云爱十一子却遭刘号长强暴，这在其他作者笔下，不免要对刘号长的暴行进行一番渲染或控诉，以显示巧云爱情的悲剧性。而汪曾祺却没有这样，他对这件事的描写极为平淡，只用一句话便轻轻带过。因为，他要突出表现的是在民间特定的价值观念的潜在影响下，人们对这件事的态度：巧云的残废爹“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邻居们知道了，姑娘媳妇也不多加议论；而巧云也“没有淌眼泪，更没有想到跳到淖里淹死”，而是想，“人生在世，总有这么一遭！只是为什么是这个人？真不该是这个人！她觉得对不起十一子，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她非常失悔：没有把自己给了十一子”④。在这段故事中，汪曾祺完全顺应了民间的价值取向，对统治阶级强加于民间的所谓传统道德意识和知识分子的新文化道德意识都表现出了疏离的姿态。
　　在另一名篇《受戒》中，汪曾祺描述了一种完全世俗化的僧侣生活。也可以说，他将僧侣从神坛上解放出来，也将他们纳入了五彩斑斓的民间生活中。他把“出家”叫作“当和尚”，和尚既可以杀生也可以娶老婆。所以，明海在当和尚的同时却与小英子相爱，他的和尚生涯可以与其爱情发展并行不悖地向前推进。这在通常的意义上当然是非常荒谬的，但汪曾祺却站在民间的立场上，写出了他们爱情的美好。
　　实际上，在《大淖记事》和《受戒》中，俊男美女的相爱故事本不是新鲜的题材，而汪曾祺却将其写得格外出色，关键就在于他写出了支配着他们感情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独特的民间意识和观念。而这种观念在民间文学中是一种普遍的存在，比如七仙女和董永的故事。汪曾祺的小说，也正表现出了这种自觉的民间价值取向和叙事立场。
　　二、对民间文化精神的汲取与体现
　　汪曾祺在他的小城小说中，不仅呈现了形态各异的民间人物、原汁原味的民间生活，更写出了民间生活表象之下的民间生活原则，挖掘出了蕴藏于民间生活中一个个普通百姓身上的美与力量。这些，都是民间文化精神的体现。
　　有评论者认为汪曾祺的小说过于平和温馨，但这实际上正是汪氏小说的特点。汪曾祺认为“写小说就是要把一件件平平淡淡的事说的很有情致”⑤。而他的小说的确很有“情致”，特别是那些描写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江苏高邮小城的作品，而这种情致或平和温馨的原因，恰恰是汪曾祺对蕴藏于民间生活中的美与力量的体现。正如陈思和所评论的，汪曾祺站在民间的立场上写出了民间世界的人们在承受苦难和

抗压迫时的乐观、情义和坚强。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代背景不可能不在汪曾祺的小说里留下阴影、寒冷和忧郁的影子，但他始终执着于写 出逆境中的顺境和时代阴影遮盖下民间百姓的精神力量，这就是他能把一切变得高尚、美好而且动人的原因。譬如《岁寒三友》，正当王瘦吾和陶虎臣被黑暗的时代逼得几乎走上绝路之时，好友靳彝甫卖掉了自己视若性命的田黄施以援手，真挚的友情支持着濒临绝境的人们，他们互相扶持着重新站起来，互相鼓励着顽强地活下去。正因为作者表现了普通百姓身上的美与力量，才使得一副原本暗淡无光的生活画面最后放射出了温暖人心的光彩，给人以生的信心、活的力量，不仅使作品冷中生暖、暗中闪光，也使小说平中出奇。
　　汪曾祺之所以能用轻松的调子唱出一支支艰难时代的欢歌，给人以向上的力量，原因在于他是用80年代人的感情去写四十多年前的人和事。他所写的这组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大都是他十六七岁以前在家乡得到的印象，但直到他过了六十岁，才大江直泻般地写了出来，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拾，就汪曾祺自身的原因而言，正如他所说：“大概是因为我比较成熟了，我的世界观比较稳定了”⑥。
　　汪曾祺在他的小城小说里也写出了民间生活表象之下的民间生活原则。譬如巧云和锡匠们的“忍”，王二为人的小心谨慎，锡匠们世代相传的规矩是“义气”……这些都是支配着民间人物活动的基本原则，缺少了哪一条，这些人物在民间就很难生存。这些原则都很现实，毫无理想色彩可言，但理解这些原则才是理解民间的关键。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汪曾祺更加接近了“民间”的深层。
　　三、对民间艺术形式的吸收与借鉴 　汪曾祺的小城小说在语言、叙述方法、故事形式等很多方面都体现了民间艺术形式的影响。
　　首先是语言。汪曾祺的小说语言深得民间口语的神韵，他能够将口语娴熟运用到十分精妙的境地。比如《受戒》中对大英子、小英子两姐妹的描写：
　　两个女儿，长得跟她娘像一个模子里托出来的。眼睛长得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发滑滴滴的，衣服格铮铮的。——这里的风俗，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了。这两个丫头，这一头的好头发！通红的发根，雪白的簪子！娘女三个去赶集，一集的人都朝她们望。
　　这里除了“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两句，其他都是民间的口语，没有一点修饰，却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大英子和小英子整齐、清爽的美。
　　汪曾祺的过人之处还不是照搬口语，而是对口语精神的消化运用，譬如：
　　稻子收割了，羊羔子抓了秋膘了，葡萄下了窖了，雪下来了。雪化了，茵陈蒿在乌黑的地里绿了，羊角葱露了嘴了，稻田的冻土翻了，葡萄出了窖了，母羊接了春羔了，育苗了，插秧了。沈沅在这个农科所快一年了。
　　这是《寂寞和温暖》里的一段。这段话结构单纯，句子简短，是对口语的模仿，但比口语更传神、更有韵味。这里体现的是民间独特的时间意识，因为民间的时间意识不是抽象的，而往往是与节令物象联系在一起的。比如民间有谚语：“七九河开，八九燕来。”将时间转化为物象，极富画面感，也极富动感，是一种很抒情的方式。汪曾祺对此很有研究，故能得其神韵。
　　其次是叙述方法。汪曾祺的小说具有散文化的特点，往往枝枝蔓蔓，却不会离题万里，内在的节奏感很强。这尤其与民间文学有关，因为他吸取了民间曲艺特别是单口相声的叙述方法。单口相声作为一种民间的曲艺形式，表面看来有些啰嗦，但正是这种“啰嗦”使其获得一种特别的韵味。例如《受戒》的开头，作者用整整一段介绍庵赵庄这个地名，不温不火，连和尚们的对话也模仿进来，颇似单口相声。但闲话不闲，其一，它增添了作品的韵味，去掉则显得干涩，其二，庵名的讹化实际上也暗示了僧侣生活的世俗化，这就为故事的合理性提供了基础。这样的例子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并不少见。
　　再次是故事形式。民间故事中有很多固定的 “三度重叠”模式，譬如“三姐妹出嫁”“三女婿拜寿”等等。这种模式也为汪曾祺所尝试，《三姊妹出嫁》便是成功的例子。这篇小说很单纯，与民间故事几无二致，极富有民间性。
　　可以说，汪曾祺的小城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赢得了读者不是偶然的，他以其极富民间性的文本展现于世人面前，显示了民间的力量，成为民间与长

期以来侵犯民间的“权力”的较量中重返文学舞台的重要信号。也正是他的创作，让我们切实地领略到了民间这个广阔文化空间中所蕴涵着的深厚的美学价值和诗性精神。
　　① 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页。
　　②④ 汪曾祺：《大淖记事·汪曾祺小说》，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页，第157页。
　　③ 罗强烈：《汪曾祺的民间意义》，《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1期，第6页。
　　⑤ 汪曾祺：《小说笔谈·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
　　⑥ 陆建华：《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69页。
　　基金项目：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小城镇题材创作研究”（njsy11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