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作为南海区域外最具影响力的大国，其政策走向对于南海问题的发展和解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南海政策出现了明显变化，积极介入是其做出的关键性政策调整。本文认为，此项调整主要受国际体系、国家、个人三个层次动因的共同影响，而南海地区权力结构和国际制度、美国亚太战略结构性调整与国家利益的维护，奥巴马政府核心成员的外交政策偏好分别构成了三层次动因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奥巴马政府 南海 动因 层次分析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4-0039-45
　　所谓南海问题主要是指“南沙群岛的岛屿主权归属、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分产生的争端”问题。通过对以往美国南海政策的考察可以发现，美国政府此前对于南海问题基本采取“中立”和“不介入”的态度。2009年，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对于南海问题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开始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介入南海。美国不但公开介入，而且开始借南海问题对中国进行牵制，针对中国打“南海牌”。中美“无瑕号”事件就被认为是美国介人南海的前奏。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层次分析法是将影响国际行为或导致国际现象的因素进行层次性的划分，并以此来说明或解释国际行为或现象的重要方法。其目的是帮助研究人员辨明变量，并在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建立起可供验证的关系假设。也就是说，研究者将层次要素视为自变量，将国际行为或国际现象视为因变量，并假设该行为或现象是由一种或多种层次变量所导致的。而在变量层次的划分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划分标准，一种是以“认识论”划分。Www.11665.com从这个意义来讲，不同的层次代表着不同的“解释来源”（自变量），并且每种分层都代表了“解释来源”所处的位置。而另一种是以“本体论”来划分，即以不同的“研究对象”来划分，所划分的不同层次代表了不同“研究对象”（因变量）的位置。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肯尼思·沃尔兹和戴维·辛格分别以上述两种划分标准开创了层次分析法之先河。沃尔兹在其1959年出版的《人、国家与战争——种理论分析》中首次明确地使用了层次分析法。在该书中，他将导致战争的因素有意识地划分为三个“意象”，即决策者、国家和国际系统，从而为以后观察和理解国际行为和国际现象提供了三个基本层次的视角和维度。而辛格则在1961年发表的名为《国际关系中的层次分析问题》的论文中，将国际关系研究划分为宏观和微观，即国际系统和民族国家两个层次。从而使研究人员既能够从整体上把握国际关系规律，又能够分析国家政策的细节。在此之后，国际关系的研究者们更加注重层次分析法的完善和使用，并将国际关系的变量进行了更为细致和系统的划分。詹姆斯·罗斯诺在沃尔兹的基础上将个人和国家依据抽象和具体再分成不同层次，并最终划分了个人、角色、政府、社会和国际系统等五个层次。而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又将罗斯诺的国际系统层次变量划分为世界体系和国际关系两个层次，从而形成了世界体系、国际关系、国内社会、国家政府、决策者角色和决策者个人六层次变量。中国学者阎学通、孙学峰在其著作《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中也阐述了变量层次的划分，并从个人、角色、国内社会、国家和国际系统五个层次介绍了国际关系分析的变量。同时他们强调，虽然从五个变量层次分析问题更为全面，更加可靠，但费时费力，操作起来更为困难。因此，在研究实践上通常只做三个层次的划分，即体系，组织和个人三个层次。但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变量层次如何划分，本文依然要明确的是国际行为或国际事件往往是由多重原因导致的，因而，各层次动因对结果的影响都不能被忽视和排斥。
　　当前，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国际行为必然受到不同层次动因的影响。考虑到动因的复杂性及内在联系，若无对多个层次的整体性分析，难以做出令人信服且全面的解释。因此，本文拟从国际体系层次——南海地区的权力结构和国际制度、国家层次——美国亚太战略结构性调整以及个人层次——奥巴马政府核心成员的外交政策偏好三个层次来分析奥巴马政府积极介入南海的动因。
　　一、国际体系层次动因：南海地区权力结构与国际制度
　　目前，在南海地区的权力结构主要由中国、东盟国家以及区域外的美国、日本、印度、俄罗斯、澳大利亚等行为体共同组成。其中，中、美和东盟是最为关键

国际行为体，是南海地区权力结构的核心组成部分，起着关键性支撑作用。中国崛起毫无疑问冲击了现有的权力结构，并动摇了美国原有的地位。此外，该地区相关国际制度，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等在日趋激烈的南海争端中越来越暴露出明显的功能性不足。
　　1.南海地区权力结构的渐变
　　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讲，中国崛起使美国的忧虑感逐步增强，并使两国关系的竞争性多于合作性。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其在地区经济、政治及安全等方面的影响显著提高。中国经济腾飞，无疑有效拉动了区域经济增长。由于与中国双边贸易额不断攀升，使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进一步加强，进而为中国带来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2007年，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经济的增长，为地区带来了新的动力和影响。”同时，美国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忧开始进一步表现出来。2008年，美国在其《国防战略报告》中指出：“中国处于崛起状态，是有潜力与美国竞争的国家。”2009年，美国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更为明确地指出：“尽管美战略力量远远超过中国，但中国有能力对美国大部分主要城市实施毁灭性打击。”此后，有美国学者建议，“需要改变接触中国的想法以应对更强大的中国”。与之类似，中国一些权威学者也认为，中美关系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以两国冲突性利益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中美是“积极竞争的对手，消极合作的伙伴”，关系的性质是“敌大于友”，以及“中美重大战略较量难以避免”。按照上述观点，美国更多时候会将中国视为对手而非伙伴。这就意味着，敏感的南海地区也将成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展开竞争的重要地区。 　在南海权力结构中，中国凭借物质力量、国家形象及国际影响力的整体提升，其所拥有的权力范畴也进一步扩大。而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始终处于全球权力结构的顶端。在南海地区，美国曾凭借着其所拥有的强大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牢牢掌握着地区事务的主导权。中国的崛起，无疑将使美国在该地区的权力地位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冲击。
　　近年来，中国对东盟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在经济方面，中国正利用其地缘优势加强同东盟的经贸往来。而东盟为减少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与中国、日本、印度等国家的经贸关系逐渐加强。这种务实的态度，促使东盟在经济上进一步向中国靠拢。2007年，中国和东盟已互为第四大贸易伙伴，双方贸易额为2025亿美元，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0%。2008年，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东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目前，中国已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有研究指出，中国和东盟经贸融合的加深，势必增加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尤其是“软实力”，进而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产生影响。在政治方面，中国正稳步加强同东盟的政治合作，着力推动“10+1”和“10+3”经济合作机制向着政治领域拓展。面对该形势，奥巴马政府主张通过多边谈判的方式解决南海问题，来迎合东盟主权声索国。这种方式一方面能够增加南海问题的解决难度，以此阻止中国的实力扩张；另一方面也能够增加美国在南海问题中的话语权，进而使权力的天枰朝着美国的方向倾斜，有利于其重新取得优势地位。
　　此外，印度、俄罗斯等区域外大国作为南海权力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开始介入南海问题。近年来，印度、俄罗斯积极同越南开展军事、能源等领域合作，增强了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两国的介入，无形之中使美国在南海地区的优势地位受到削弱，这也迫使奥巴马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此前美国“不介入”的做法，并做出相应调整。正如新现实主义学者所强调的那样，民族国家必须顺应国际体系规律，依照国际体系的要求而行动。换言之，它必须使自己的战略和政策与这一国际体系结构相符。从这个角度来说，南海权力结构的渐变都应被视为是促使奥巴马政府选择积极介入南海的重要原因。
　　2.南海地区相关国际制度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学者认为，国际制度对国家的国际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和限制作用。奥巴马政府选择积极介入南海问题，一定程度上源于与南海问题相关的国际制度和机制设计上存在缺陷。这种缺陷，不但加剧了南海地区国家本身的领海与岛屿的争端，而且也为美国积极介入并干预南海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
　　1982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与南海问题密

切相关且最重要的国际制度，它所确定的领海、大陆架及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制度，为南海各国确定本国海洋空间以充分利用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提供了重要依据。但同时，《公约》也存在不可忽视的缺陷。一方面，《公约》造成了南海地区国家行使主权与管辖权的海域相互重叠，进而引发了相关国家激烈的争端；另一方面，南海问题涉及岛屿主权的争端，而“主权问题取决于广义的国际法，《公约》并不能够用来解决主权问题。”有美国学者同时指出“生效的海洋法公约对于解决海洋划界争端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因此，基于《公约》的缺陷及其作用的有限性，使美国便于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介入南海问题以预防争端激化。而美国优势在于它并不是《公约》的缔约国，这意味着其在南海几乎不受这一制度框架的约束，并能够利用当前的这种复杂的形势维持对本国利益有利的现状。同时，也使其南海政策的灵活度大为增加，为实现其利益，美国仍可以基于对《公约》的狭义理解来采取行动。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有关国家为解决南海问题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签署的多边性政治文件。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宣言》初步形成了对话协商机制的雏形，而对于解决南海问题、促进地区稳定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然而《宣言》虽然表达了对解决南海问题和增进政治互信的良好愿望，但其本身并非国际法上意义的文件，而是属于政治性质的承诺书，因而对国家行为不具有事实上的约束力。东盟部分国家为了一己之私，不断以各种手段宣誓主权、开采油气资源、拉拢美国介入，企图使南海问题复杂化和国际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积极介入南海，推动南海问题东盟化的一大客观性因素。
　　综上所述，在国际体系层面，中美在南海地区的竞争，日本、印度、俄罗斯等国的介入，使南海地区权力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呈现出复杂性特征；而南海问题的相关国际制度也不足以规范和解决南海地区诸多的争端问题。上述情况是奥巴马政府选择积极介入南海的重要动因，同时也是促使其政策转向的基本动力。
　　二、国家层次动因：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与国家利益维护
　　从全球战略视角出发，亚太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调整的实质就是将美国的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以维护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和一超独霸的优势。从地缘战略位置来看，南海地区连接两大洋，有利于美国军舰应对亚太地区的突发事件，航行自由也有利于美国全球战略的推进。正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所说：“在南海自由航行关乎美国国家利益”。而且，在“美国公开宣布要控制的全球16个战略水道中，就有三个在南海地区：望加海峡、巽他海峡、马六甲海峡。”有美国学者指出，“南中国海既是亚太地区的中心，又是联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战略通道，同时它还是连结美国在亚洲、印度洋和波斯湾地区的海、空军基地的枢纽。谁控制了这里，谁就控制了海上运输的生命线，掌握了制海权，从而在争夺东南亚和亚太地区乃至世界事务主导权的斗争中取得主动。”此外，南海还是美国重要的原料和能源通道。在美国各种进口的原料中，亚太地区提供的天然橡胶占88%、棕榈油占99%、椰油占95%、钛占97%、锡占82%，其中大部分原料运输要通过南海航线。美国及其东亚盟国从中东和东盟产油国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等战略能源的运输，很大一部分也要经过南海。在此基础上，积极介入并掌控南海，维护美国及其盟友在南海地区的国家利益将是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结构性调整的关键所在。而除了维护美国在南海地位及战略利益外，本文认为，奥巴马政府选择积极介入南海将力求在以下三个方面满足其亚太战略结构性调整的需求，以及实现相关方面的利益： 在经济方面，依托亚太地区国家来恢复美国经济成为奥巴马亚太战略结构性调整的核心内容之一。2008年，美国开始经历空前严重的“金融危机”，全球经济也整体性遭受重创，但亚太地区经济却在中、日、韩、东盟等经济体的机制化合作深化中迅速恢复活力，并且对全球经济的拉动作用日趋明显。据美国研究机构估算，到2030年，亚洲国家的gdp占全球份额将从1990年的21%上升到45%，而同期西方国家gdp份额将从50%下降到29%因此，鉴于亚太经济的活力及其在全球经济份额中的比重，使奥巴马政府必须给予其充分的重视。正如2009年奥巴马在东京发表演讲时所说：“美国对引领世界摆脱经济危机

的亚洲予以重视，将积极参与亚洲事务”。而美国积极介入南海不仅在于该地区是美国诸多工业原料和能源的重要产地，更因为东盟国家所拥有的巨大市场对美国恢复其经济有着不可替代的拉动作用。2009年，美国对东盟出口总额达到538亿美元，东盟成为美国的第五大商品出口市场。同年，美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总额达到了1229亿美元。因此，奥巴马政府对南海地区的经济介入也被视为是实现其海外经济利益以重振国内经济的重要手段。
　　在政治方面，面对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的群体性崛起，美国与盟友关系的松动等现实情况，为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优势，获取牢固的战略支点，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的调整将“巩固和强化与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以及澳大利亚五大传统联盟的关系”作为重要的实现方式。从某种程度而言，美国选择积极介入南海是为密切盟友关系，应盟友利益需求所做出的行为回应。在美国的盟友中，菲律宾、日本和澳大利亚都在南海拥有实际利益。菲律宾作为南海重要的主权声索国，其与中国在岛屿争端中处于弱势，迫切需要美国的支持；而日本与澳大利亚作为介入南海的区域外大国，近年来在南海的利益范畴也不断扩大，但同时两国也担心不断崛起的中国国家主权观念和对国家利益控制能力的日益增强，因此需要美国来介入以平衡局势。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政府选择积极介入南海的做法有助于增强盟友的安全感，同时平衡南海地区的中国力量。
　　在军事方面，奥巴马上台后，为适应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美国开始着手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奥巴马延续小布什政府调整全球军力部署的计划，将美国的海外军力更加向亚太地区倾斜，保持并扩大在该区域前沿性的军事存在。美国在南海地区拥有众多军事盟友、准军事盟友以及军事基地，这为美军力量的延伸，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奥巴马政府积极介入南海，可以促进其与东南亚非同盟国家，如越南的军事合作，强化其在南海地区的整体军事存在，使美国在亚太的军力部署得到进一步完善，也有利于其对南海安全局势的掌控。
　　因此，本文认为，对美国亚太战略的结构性调整是奥巴马政府区别于小布什政府的重要战略选择，也是美国选择介入南海最直接的动因。此前，小布什政府所奉行的“不介入”政策显然已无法满足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现实需要。
　　三、个人层次动因：奥巴马政府核心成员的外交政策偏好
　　在美国是否要积极介入南海的问题上，奥巴马政府与小布什政府的做法显然存在明显的差别。除了宏观和中观上的原因之外，个人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策偏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理解个人层次因素对于影响政策选择的重要性上，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杰维斯曾有过精辟的阐述。他指出：“如果不考察决策者对客观世界的看法和其他人的认识，就无法解释重大决定和政策是怎样形成的。”
　　受新保守主义影响，小布什政府的外交理念是以单边主义、武力干涉、实力至上、先发制人、注重意识形态划分为主要特色。而奥巴马本人及其政府的核心成员更倾向于朝着多边主义、国际合作、“软实力”以及国际制度与机制等新自由主义所界定的方向努力。奥巴马认为，布什政府的军事手段已使美国误入歧途，而面对威胁时最好的办法是建立伙伴关系。并且他还强调，美国应当巩固盟友，并建立有效的国际机制。国防部长盖茨也指出：“美国不可能依靠提高国防预算来消除对国家安全的威胁。美国更多的是要致力于提升良性管理、经济计划来取代军事手段。”而希拉里则代表奥巴马政府间接表达了美国希望进行国际合作的意愿，她声称，在解决问题上，美国离不开世界，而世界也离不开美国。同时，奥巴马及其政府核心成员更愿意以务实和灵活的态度去应对外部世界的变化。2009年1月13日，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阐述了奥巴马政府的“实用主义”外交政策。她表示：“外交政策必须基于基本原则和实用主义的紧密结合，而不是僵化的意识形态。必须基于事实与依据，而不是情感和偏见”。此外，她还指出，美国要想领导世界，就必须使用“巧实力”，即外交、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等美国可以支配的所有政策工具。
　　在南海地区，奥巴马政府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将东盟作为重要的战略伙伴，将参与塑造东盟的多边合作机制视为其外交的重要目标，努力巩固其在该地区的盟友关系和发展伙伴关系，通过“巧

力”来应对南海地区的威胁与挑战。介入南海无疑满足了奥巴马政府外交理念在实践上的需求。首先，由于东盟国家普遍关心南海问题，因此，奥巴马政府积极介入南海可扩大与东盟对话的范畴，并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与东盟国家达成关于安全合作方面的广泛共识，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美国——东盟合作机制的稳定性。其次，积极介入南海是奥巴马政府实践其发展与东盟国家的伙伴关系，特别是巩固盟友关系的重要手段。2009年，奥巴马政府为此公开支持越南的南海权益主张，支持菲律宾在南海争端中的立场，并通过与相关国家开展军事和准军事演习，协助其抵御来自中国的压力。最后，通过介入南海不断以“硬实力”来威慑中国的同时，倡导以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解决南海争端，将中国的行为约束在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地区规范之中，阻挠中国对南海的利益诉求，以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
　　结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选择积极介入南海是奥巴马政府基于实现亚太战略调整和维护战略利益的需求，同时也是其实践外交理念的重要方式。而奥巴马及其政府核心成员的外交政策偏好正是其外交理念形成的重要根源。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可以看出，南海权力结构的渐变和国际制度的功能性不足是奥巴马政府选择积极介入南海的基础性驱动要素；美国亚太战略的结构性调整及国家利益的实现是其介入南海的直接驱动要素；而奥巴马及其政府核心成员的政策偏好则成为其介入南海的观念性驱动要素。这三个层次动因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共同构成了促使奥巴马政府选择积极介入南海问题的“合力”。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层次，都不可能导致奥巴马政府介入南海的行为。从目前形势分析来看，在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任期，美国仍将会继续介入南海。这一方面是基于奥巴马政府对于中国崛起的忧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巩固和维护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意图。因此，在未来解决南海争端问题时，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将是中国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