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王安忆写于90年代乡土题材的小说《天仙配》，文风自然从容，却能引起读者的质疑和反思，富有潜在的批判性内涵。小说以一个叫夏家窑的偏远山村为背景，为我们展示了山村的贫穷和愚昧，民间与官方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从而透视上层权利对底层社会构成的压力。
　　【关键词】愚昧 人情美 意识形态 权利
　　
　　 王安忆无疑是当代一位杰出的女作家，她有许多优秀的作品为读者所熟知。这里我只想谈谈她的一篇很少有人论及的小说《天仙配》。这篇小说表面看来舒缓从容，其实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平静的叙述里隐含着丰富的批判性意味。读完小说《天仙配》，心中顿生淡淡的悲伤，思绪久久不能平静。故事结果在于意料之中，又出乎感情意愿之外。我总觉得那里出了问题，事情不能尽善尽美、合情合理，总会有症结之所在。作者没有宏大叙事，仅采用一个小山村为载体，以个体生命和命运为焦点，为我们展示了山村的不幸，山民的悲哀，似乎有意无意地娓娓道来一个小故事，却令人不由得不质疑、不反思。
　　 一、民间的贫困与愚昧和诗意的人情世界。
　　 乡土一直是一些作家写作的源泉之一，由于生活方式、地理区域和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局限，中国乡村沉淀着更多的传统习俗，而且是揭示底层农民精神状态的主要方面。作者描绘的夏家堡乡村世界，文笔朴实自然，冷静的背后却饱含感情。作者通过村子的物事人俗，客观的为读者展现当代农村农民们地日常生活现状、经济结构、精神状态。我们不难发现底层农村社会经济凋敝、农民命运多舛，特别是精神状态愚昧而贫乏。wwW.11665.coM同时，我们也能感受到农民对于土地的热爱，寄予着深深的感情，长期的农业文明塑造出农民的坚韧、顽强、善良、互助的品性，他们身上洋溢着纯朴的人性之美，也许是在繁忙、嘈杂的都市是难以寻觅的。夏家窑的纯朴的民风、人情的乡土世界令我们向往，夏家窑的贫困落后、愚昧保守又令我们无限惋惜。小说中展现的山村的愚昧和人情之美对立统一，对情节的发展形成铺垫作用和内在的张力。
　　 小说故事发生在陕甘宁革命老区一个叫夏家窑的偏远山村。时代已是新时代，村子依然是旧村子。古时世世代代依靠烧炭窑为生的夏家窑，只有一条古时挑炭的旧道是通往外界的唯一出路。即使如今这条路也只有干部坐的吉普车才能勉强爬到村口，并且路上还得有人下车搬石头和推车。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注定了夏家窑的与世隔绝、坐吃山空。因为偏僻、封闭、落后让外界对夏家窑也少有问津。
　　 物质的贫困和精神的愚昧往往是相伴相生的，思想贫乏、经济凋敝、民生疾苦是夏家窑的现状。对于这种现状，我们也不得不质疑一下原因何在：首先，夏家窑有一个穷底子。古时的夏家窑山青水沃、人丁兴旺，为了争夺资源，孙夏两姓曾经大动干戈，把祖上的基业都填进了官司的无底洞，两姓家族落得个一贫一逃、两败俱伤的下场。如今的夏家窑成了不毛之地。政府的扶贫政策也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其次，封建思想和落后观念依然禁锢着村民们的头脑，使夏家窑无法摆脱贫困，不能走上良性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二十年前村子有一个搬迁的机会，但是村民们有自己的生存法则，有祖上的遗训：“人嘴能吃穷山，可是没有人呢，连穷山都没了。”夏家窑每年都要欠下大笔的超生罚款，村子的穷一半是罚穷的，村长因超生丢了党籍，青年定亲要下大彩礼。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从此陷入恶性循环。再次，官方意识形态和权力又不同程度地制造着村民们新的愚昧。村民们对上级所谓的领导干部望而生畏，面对官方的权威失去了思考的余地和表达自身意愿的话语空间。村长稍微见过世面，对于上级干部还会有浑身哆嗦，腿脚发软的现象，普通百姓就更是唯命是从了。面对上级干部的刨坟要求，村长的抵抗力不从心，微弱而渺小，山民们也只有遗憾和无奈。这一点笔者在本文后两部分将重点论述。
　　 夏家窑乡村世界的人情美。王安忆曾说“小说这东西，难就难在它是现实生活的艺术，所以必须在现实中找寻它的审美性质，也就是寻找生活的形式，现在，我就找到了我们的村庄”[1] 。夏家窑在农业文明衰败之际又未和工业文明接上轨，是现代工业文明的真空地带。夏家窑的封闭性决定了它几乎享受不到工业文明带来的优越感，然而也没有遭遇到工业文明的某些不良思想的污染，因此，乡民们依然能营造一个空灵美好的精神家园。他们善良的性格、

平实的人情味，他们互爱互助、怜悯同情的心灵，无不让人感动。
　　 作者善于在平淡、世俗的生活中发现美，挖掘百姓身上的美质，与平凡细微处见深情，似淡实浓，似冷实热。她感情的天平显然是向着底层百姓倾斜的。夏家窑的百姓虽然贫穷、饱受苦难，但是他们内心深处始终向往着美好的事物和幸福的生活。他们对土地有着深深的感情，他们热爱劳动，愿意听村长的话去集资、出义务工去打井、去修路，村子能够看见了“喜庆的迹象”。乡村有自己的礼数，有自己的道德观念，人与人之间联系紧密。乡民们憧憬美好的事物，渴望幸福的生活，在危难关头，他们能互相扶持，共度难关。他们敦厚、善良、慷慨、热心，他们用爱和人性之美构筑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故事的可悲之处除了山民们自身的思想愚昧落后之外，就在于官方对民间人情美的无视、压制甚至毁灭。
　　 二、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
　　 《天仙配》的故事家喻户晓，这个美丽的神话传说，寄托着下层劳动人民对自由纯真爱情的向往，可是，高高在上的玉皇大帝硬是让有情人难成眷属。夏家窑的天仙配依然是乡民们美好的梦境，梦醒来一切愿望也必定会粉碎。夏家窑如此的闭塞，却不影响它与外界权利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围绕对小女兵遗骨的争夺而展开，是以夏家窑为代表的民间伦理意识形态和官方革命意识形态的对抗。
　　 汪晖曾说过“意识形态可以退化，成为独断的宗教。因此，‘解放’和‘控制’是一个变动的过程”[2]。如果我们把故事中两种意识形态冲突仅仅看作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迷信和无神论的矛盾，就无疑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若此，分析能力的缺失，势必会阻止我们触及事情更深处的真实，从而丧失对故事合理性的批判空间。民间伦理意识形态包含儒家文化的一些合理化成分，如义、礼、孝、悌、恕、和等观念在任何时代都不显得过时，民间的伦理关系和情感世界有时的确与理性、科学格格不入，但并非一无是处，这需要辩证的分析。革命的力量和作用，“在马列语汇辞典中，被命名为‘历史必然性’。 ‘历史必然性’是对宗教中的‘神’、‘上帝’、‘天’的唯物论转喻[3]”。这样一来，革命意识形态包含着唯物、理性、神圣、崇高、进步等观念和信条，但也容易导致教条和强权，容易脱离具体环境形成独断。因此，在当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人们的伦理观念、价值观念等发生了深刻地变化，意识形态也呈现异质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多种意识形态的共生共存，才更有利于人类认识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孙喜喜和小女兵符合乡民们的审美标准和道德标准，他们是乡民们对美好事物向往的精神寄托。两个孩子的不幸都曾让夏家窑村民们悲痛万分，村长觉得他们的去世，实在令人惋惜，于是就出现了结阴亲的念头。村民们无微不至地热心帮助小女孩，为他遮风挡雨，拿吃拿喝，用宝贝似的木材为她安葬，每逢清明时节，为她添土扫墓。人们把小女兵当成了夏家窑的孩子。如今，村长和村民们又是热心张罗帮孙惠家操办酒席，让两个孩子在地下结合。这样孙惠两口到底把日子过下来了，村长村民们的心情也宽慰了许多。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夏家窑对受伤的小女兵奉献出暖暖的爱，让革命者的英魂得到安息，并且小女兵亲人似的活在了乡民们的心中。民间伦理的意识形态可能既不科学也不理性，但是却能起到慰藉人心的作用，能体现人性的善和美，让人们跟和谐的生活，夏家窑的结阴亲就是如此。相反，樊老头可以说革命意识形态的思维，他借着唯物主义的旗号搞唯心主义，用要求别人理性来填补自己的情感缺憾，以反对别人迷信来实现自己的迷信。青山处处埋忠骨，樊老头若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又何必在意小女兵是否埋在烈士陵园。他为何打扰小女兵长眠已久的安息之地，一厢情愿地替小女兵的做主，强迫村民们刨坟。即使如此，也许我们还是很难说冲突双方谁对谁错，然而，从双方较量过程中表现出的细节发现，上层权利一味发号施令，丝毫不愿倾听下面的声音，处于弱势的底层社会被剥夺了话语表达权，这不能不让人产生同情与厌恶两种截然不同的感情。我想这有必要进入更深的民间与官方权威的探讨。

　　 三、民间社会底层和官方权利上层的较量
　　 作者冷静地给我们描述了一个故事，看似不带感情，不冷不热，按部就班，但是作者的民间立场我们不难体会。小说主要矛

盾冲突是以村长为代表的乡村底层与老樊为代表的权利上层的对抗。下面本文试图剖析双方在冲突过程中表现出的细节，来揭示上层权利对底层民间压迫以及民间底层的愚昧和顺从。笔者相信这种剖析对当下社会仍具有启示意义。
　　 我们不妨看看村里唯一的主心骨村长有何表现。首先是村长和老杨的较量。夏家窑是一个容易被上级遗忘的角落，就连副乡长也仅来过三次。即使再穷，村子还是要杀鸡、买烟、开酒来招待贵宾。县民政局老杨掐了烟，咳了一声，说的第一句话便问村长多大年纪，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而又让人摸门不着。稍一交谈，脸上便有不悦之色。对于老杨的问话村长心里先是“咯噔一下”，接着嘴里就含糊了。其次是村长和樊老头的较量。当村长看到孙惠家门框上那串红辣椒、看到那口井的黑洞洞的深处，让他怎能忍心去刨坟。然而，清明之后，来了个更厉害的主儿老樊，仅是老杨就让村子里唯一见过些世面的村长已经招架不住，那么这个离休省级老干部樊老头如何应付呢？村长一路小跑迎上去，脚下打着绊，几次都要摔倒没有摔倒。到了跟前村长手在哆嗦、嘴在哆嗦、心里颤颤的，话不成句。此时，我们多么希望看到老头格外开恩成全乡民们的好梦啊。
　　 故事发展到这里不免扣人心弦，毫无疑问，村长绝对不是樊老头的对手。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村长也动摇过，可是被樊老头威严轻松的压倒了。老太嘴里不间断的吐出炒锅豆子似的词儿，老太不是省油的灯，他直接发难。然而老头更厉害，他只字未语，仅作出两个坚决的手势，已经控制整个局面，控制了所有的人。接着的事就好办了，他带领了队伍，查看了小女兵当年咽气的现场，又去到坟场，老头亮出了一张小女兵的照片，哑着声说“她信仰共产主义，是无神论者”。至此，村长知道他到底输给了这老头。显然，樊老头太强大、太厉害了，他的权威不容任何山民的挑战。他掌握着智慧、理性和权力，足以让山间小民腿脚发软、浑身哆嗦。正像村长最后说的那个梦，玉皇大帝要撑船接人，任谁也拦不住。那么首长要刨坟谁又能挡得住呢？民间情感在上层权力面前微不足道、击之粉碎。
　　 由此可见，官方权威对于底层社会的巨大压力。当权者高高在上，他们的言行对于百姓来讲就是真理，下层不能也不需要质疑。如果这种真理不加限制的随便使用，就可能演绎一幕又一幕的悲剧。领导干部如果把党和政府的权利当作个人获取利益的工具，社会便会产生方方面面的危机，权利也将吞掉人类的理性，百姓便会在权利的漩涡中迷失方向。“今天人民的愚昧和麻木，不只表现为旧式的浑浑噩噩，而更是变现为头脑的机械、思路的狭隘，表现为那种无力、也不习惯从多方面去理解现实，总是被流行意识牵着走的被动的精神状况”，“旧的桎梏还未崩溃，新的专制已经登场；旧式愚民的数量依然庞大，新愚民的群落又已初具规模”[4]。百姓好像失去了思考的权力，他们除了执行还是执行。官方权威和阶级观念在底层社会影响深远，百姓臣服于领导的个人权力，成了一种惯性，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底层百姓丧失了自己的思维和判断，正常的的人性发生了扭曲和异化。该小说的确具有现实意义，颇能发人深思，笔者认为，当下权力的合理分配与实施和民间社会思维观念、价值观念重构与发展，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也许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参考文献：
　　 [1]王安忆：《生活的形式》，《上海文学》，1999年第5期。
　　 [2]汪晖 《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三联书店p175
　　 [3]黄子平 《“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 p105
　　 [4]王晓明 《半张脸的神话》，广西大学出版社 p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