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措施分析

　　中国正在建立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走的是一条极具中国个性的中国道路。政府配置资源与市场配置资源同时并行，“计划经济”时代较为成熟的宏观调节手段在市场经济建立时期广为应用。即使理论上还有许多无法说明的问题，实践中所取得的成就已被世界各国所认同，且被作为一种（中国）模式来推崇。“强政府，弱社会”状态长期被诟病，却仍然一步一步地被巩固着。理论上认为社会组织应该得到大力发展，实践中却在走向萎缩，社会组织一直是政府体制转型中的弱项。针对现行行政体制与社会管理的不适应现状，应进一步改革行政体制，以适应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需要。具体措施包括：
　　（一）政府四项职能均衡发展，适时推进工作重心转移
　　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不均衡发展，既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让行政体制完善受损。当前，要根据中国国情需要适时推进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
　　一方面，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不变的前提下，提升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中国的成就得益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崛起仍然需要有强大的经济支撑。政府经济管理职能不能减弱，在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方面，政府并非做到十分完美，相反还有许多方面乏善可陈，其中尤以食品安全的监管为甚。因此，政府经济管理职能不可放松，在此前提下，实现四大职能的均衡发展。这就需要政府改革经济管理的体制，政府需要从过度干预经济的领域中退出，从而提高政府管理经济的效能，以便有更多的精力落实政府的全部职能。WwW.11665.COM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30年之后，中国的gdp总量已居世界第二，沿海发达地区经济或工业化程度逐步与世界上最发达的一些国家缩小着差距，在这样的大形势下，再将单纯的经济增长作为政府工作的重心已不能得到公众的广泛认同。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同落后社会生产力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之间的矛盾，只是，这个主要矛盾已悄然发生着变化：在持续的经济增长过程中，社会矛盾和冲突愈来愈多，中国社会进入了矛盾凸现时期。我们不得不承认，公众日益增长的社会公共物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成为了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公众在社会生活中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公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求越来越难以满足。即使政府满足了前一个需求，而新的更高更难的需求即刻会出现。按现行的行政体制运行的政府，面对着公众的社会需求，常常表现为疲于奔命。由此可见，政府在不放弃抓经济的同时，还要适时地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极难满足的社会公共物品的供给上来，为社会提供高效足量的公共物品是当务之急。
　　（二）政府深入拓展社会管理领域，全面关注社会弱势群体
　　30年前中国开始改革，当时政治体制改革因其较敏感只能“渐进”改革，只有政治体制中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因“姓资姓社”的羁绊少，改革的进展快、成效显著。然而，经历改革开放30年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同样地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羁绊。
　　以中国农村为例，改革初期，中国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民，他们在摆脱沉重束缚的同时，没有什么东西可失去，这是中国改革初期的一个强大社会动力，也是中国那时经济发展很快的重要原因。解放了农民的生产力，就是发展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当时的政府体制改革做到了这一点，通过改革释放了农民身上的束缚，也将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推入了高速发展之路。这充分说明了当时的行政体制改革既符合社会发展需要，也满足了公众的需求。
　　改革开放30年后，即使是农民，也对政府提出了满足其社会事务的新要求。农村社会的“空心化”、农村村组组织的运作失灵、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弱势地位，所有这些社会事务和社会责任都被提出，政府社会事务责任的深度和广度在极短的时间内急剧增加。而政府还没有做好全面承担社会责任的准备，这是当前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在中西部地区农村发展缓慢、东部沿海地区城乡快速工业化的现状下，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维稳，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社会事务需求，并迫使政府承担。因此，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角度来看，当前政府必须深入拓展社会管理领域，并承担起民生重任，全面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政府已经没有选择，适应社会事务需求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三）政府干预经济有限退出，继续推动社会组织成长
　　的确，中国的改革成就离不开政府强有力的干预，在建立中国社会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中国政府的“计划”手段运用的得心应手。但是，现有的成就并不能说明中国可以向“计划”回归。恰恰相反，市场规律紧紧地束缚着政府，适应市场规律的政府干预才能起到成效，过度的政府干预正是带来中国市场经济建立中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该回归市场的回归市场，遵守市场经济规律，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原则。
　　中国有特殊国情，但这并不能使中国免受市场经济经济规律的制约，市场经济规律同样约束着中国政府手脚。有限政府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政府从过分干预经济中退出仍然是必须走的道路。一方面，政府不得不从过多干预经济的活动中退出，另一方面政府在社会服务和民生上又必须增加“干预”。即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得不把民生作为社会稳定的根本，“福利国家”政策是其实施“干预”社会事务的结果，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挽救其“必然灭亡”的重要手段。
　　取消农业税前，有传媒曾“正面报道”，说某个根本已无劳动能力的百岁农妇向政府踊跃交纳“合理负担”，农民也永不“退休”，即使百岁也要奋战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线。今天，这样的社会问题已大为改变，公众要求政府更多地介入社会管理。当然，在社会事务激增，而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不足的前提下，政府只有靠创新社会管理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政府没有能力全面满足社会管理的需求，并不说明政府无法完成社会管理事务。因为，政府可以继续推动社会组织成长，在某些领域无法完成的任务，可以通过社会组织来完成。在行政体制改革中，政府原来看似柔弱的社会组织，在未来正是政府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