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瑞典社会民主党是瑞典工人阶级政党，长期以来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柱之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其实施的普享型福利政策让每个瑞典人都有机会过上富裕而有意义的生活。共同富裕、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维护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是瑞典社民党福利政策直接的理论渊源和思想基础。瑞典社民党福利政策是切合自身国情的自主安排，是迈向社会主义的有益实践。瑞典社民党已经引领国家走出了福利危机的困境，使该党福利制度基本得到保存的情况下恢复了经济活力。立足本国国情，走切合自身情况的福利社会发展道路，是当代各国科学发展的理性而又现实的选择。
　　关键词：瑞典；社会民主党；福利政策；评析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0-0030-03
　　由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对社会民主党及其路线的修正主义的批判，以及冷战思维下东西方的隔膜，我们对瑞典社会民主党奉行的民主社会主义及其实施的福利政策的理解一直缺乏客观公正的态度。随着对社会主义理论认识的深化，我们对瑞典社会民主党实施的福利政策的传统评价受到了挑战。
　　一、瑞典社会民主党的主张及执政历程的简要回顾
　　瑞典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以下简称社民党）于1889年成立时就宣称“党的目标是科学社会主义，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和没有阶级的社会”[1]。在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包括瑞典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共同提出了“社会主义者的目标是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剥夺资本家阶级，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口号，并通过了“在一切重大问题方面都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决议”[2]。WwW.11665.CoM在1897年的第一份党纲中，瑞典社民党承继了在恩格斯指导下制定的德国爱尔福特纲领的革命性，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要求非常彻底的社会变革，但不追求翻天覆地的暴力革命，而是通过普选权走社会改良的道路，因为社民党人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3]社民党的非暴力革命的道路选择，来自于恩格斯对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正确判断。1895年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坦率地承认，他们自1848年以来对革命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甚至，资本主义“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4]。恩格斯称赞当时德国工人对国际工人运动做出的重大贡献时指出“他们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并且把这种普选权“由历来是欺骗的手段变为解放的手段”。因为此时阶级斗争的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4]。瑞典社民党领导的工人大罢工大多是和普选权联系在一起的，直到1921年，瑞典实现了全民普选权。强大的工会力量使社民党获得了长期执政的民众基础。
　　1926年，社民党理论家尼尔斯·卡莱比在谈到“所有权”问题时说，这并不是人们生来所具有的，而是“国家通过法律所规定的对某一物品的支配形式。”国家可通过立法剥夺它，也可以通过修改法律来限制或改造它。因此，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不仅包括生产资料国有化，也包括国家根据生产社会化发展的需要和工人阶级的要求对私人所有权的限制、改造和“其他所有的社会变革”[5]。这便是被后人称为“功能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它使社民党走出理论困境，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果实现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
　　瑞典社民党的第二代领袖佩尔·阿尔宾·汉森提出的“人民之家”思想集中体现了瑞典社民党反对阶级压迫，主张消灭阶级，但不同意以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思想。1921年汉森指出“我们奋斗的目标不是建立工人阶级专政，不是用一个新压迫取代一个旧压迫。我们所追求的是在民主的坚实基础上和在绝大多数人民支持下，给受压迫的社会阶级以平等以便废除阶级，给所有瑞典人一个美好家园”[6]。这反映了瑞典社民党一贯主张，即在社会发展目标上，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一个渐进过程，不需要用暴力打碎现存的国家

器，而应“像人逐步学会说话一样，应当逐步长入社会主义。”[7]卡莱比的理论创新与汉森的“人民之家”主张为社民党上台执政与后来所进行的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与理论基础。
　　瑞典社民党奉行民主社会主义，它提倡劳资合作，强调通过高额累进税对收入与财富进行再分配，以实现收入均等化和社会公平。把建立全面的社会福利作为从自由资本主义抵达社会主义的重大步骤，并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覆盖到人生的全过程和全体人民。社会民主党现已成为瑞典的“国家党”，在1932-1976年、1982-1991年、1994-2006年期间执掌国家政权。虽然瑞典社民党在后来若干次修改党纲，但其所宣称的指导思想主要还是马克思主义观点，正如社民党意识形态专家恩·考克所说“社会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的定位是由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而社民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这些社民党自身的定位的观点贯穿于党的整个历史”[8]。
　　二、瑞典社会民主党福利政策的主要内容
　　瑞典社民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改善劳动人民生活作为党的宗旨。在其第一份党纲中就明确主张“社会有义务对其成员在患病、事故和年老时给予人道主义的照顾”。以后在其历次党纲中都有内容丰富的关于福利制度的相关规定。这些福利措施在社民党1932年上台执政后开始逐步实现。在1960年党纲中强调社会民主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使每个人都有机会过上富裕而有意义的生活”。社民党的福利政策与其对生产成果的公平分配的要求是密切相关的，也是其主张的自由、平等和团结的理念的具体体现，根源于对每个人的不可侵犯性和所有人的同等价值的信念。 瑞典社会民主党遵循着普享原则或公民资格原则，福利政策的受益者不仅仅是穷困者，每个人都能分享其权利和义务。与补救型福利政策相比，这种普享型福利政策的覆盖面更广，这使其更具有政治性。瑞典社民党在福利政策方面“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4]。
　　瑞典的福利制度一般包括如下一些核心元素[9]。
　　1.rehn-meidner 劳动力市场模式。这一模式由20世纪50年代瑞典的两位工会经济学家rehn和meidner提出，主张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旨在将失业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同时促进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调整。这一模式从提出起就被政府采纳，并由强大的国家劳动力市场委员会管理。不管哪个政党上台执政，这一政策都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实施。
　　2.积极鼓励雇佣劳动，扩大税源基础。通过鼓励雇佣劳动使大部分具有经济积极性的人口不仅成为雇佣劳动者，而且还成为纳税者，从而使税收政策（直接税、间接税以及工薪税）具有更广泛的基础，而这些税收都被用于维持费用庞大的普享型的社会福利项目。
　　3.齐备的社会保障项目。瑞典的社会保障项目，一般包括养老金、工伤保险、疾病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家庭补助。这张社会保障网与积极的劳动力参与或“生产主义的社会福利政策”密切相关。除失业保险外，其他社会保障均在国家社会保障委员会的监督下，由地区社会保障基金管理。
　　4.完善的公共服务系统。这一公共服务基本属于普享型，包括卫生、教育以及针对儿童、老人和残障人士的社会服务，这些项目均由地方政府资助。另外，对农业、住房等领域进行有效的政府管制和补贴，这极大地提高了普享型福利政策的合理性。
　　瑞典社民党不是从规避风险的角度来消极制定福利政策，而是从需要满足的角度积极推进福利措施。它为如何最优化人类福利提供了有价值的不可忽视的范本。真正体现了联合国在第二个发展十年活动纲要中指出的 “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所有的人民能更好地生活提供日益增多的机会，其实质就是对收入及财富实行更平等地分配，以促进社会公正和生产效率，提高实际就业水平，更大程度地保证收入并扩大和改善教育、卫生、营养、住房及社会福利实施，以及保护环境” [10]。
　　三、瑞典社会民主党福利政策评析
　　瑞典社民党的福利政策具有多元化的理论渊源和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保障的目的是共同富裕，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以及维护社会公平的主张，是瑞典社民党福利政策直接的理论渊源和思想基础。另外，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圣西门、傅立叶）的福利主张，丹麦著名牧师“格兰德维希”（n. f. s.grundrig ）所描述的理想中的社会是没有人拥有太多，也没有人一无所有的理念，以

及19世纪德国新历史学派和凯恩斯主义，都为瑞典福利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后来经过推行公有制经济纲领的失败教训之后，瑞典社民党深刻认识到搞社会主义，所有权的社会化，不是关键问题，关键的问题在于改变对生产和对生产结果的分配的决定权而不是对生产资料的形式上的所有权，让人民参与对社会财富进行公平分配以保障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利益，为瑞典劳动人民争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利益和社会保障”。
　　瑞典社民党的福利政策是切合国情的自主安排。影响福利制度安排的因素既复杂又广泛。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社会福利国际化问题不时被提起。但社会福利制度安排既有国际化趋势，也有民族性特点。一方面全球化在冲击着民族性，另一方面政治的多极化与思想意识形态的分歧及国民的心理因素差异又在强化着民族性。金融全球化给瑞典资本提供了破坏社民党所努力实现的、整合相当完善的福利制度的机会，集体工资谈判制度已经严重影响了瑞典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所必须具备的灵活性，充分就业已不复存在，工资保持一致政策也已失效。但是瑞典的蓝领阶层至少从会员资格和组织的角度力量是不可忽视的。所以尽管遭遇经济全球化的冲击，瑞典在财政和社会福利政策方面仍然表现出相当的自主性。而且由于受到公众选择、选举政治、集团利益以及人口因素的影响，所有这些影响社会福利制度的因素同时也在阻止社会福利支出的削减。瑞典社民党的合作主义仍不失为把经济效率和公平、分配上的公正三者结合起来的一个可行选择，它的福利政策是充分结合本国政治、经济、社会及道德文化实际情形的自主选择，是把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支柱的历史唯物主义瑞典化的成功实践，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有益参照。
　　瑞典社民党福利政策是迈向社会主义的有益实践。分配公平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之一。福利制度则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社会问题，如经济上无保障、受剥削、不平等的状况的一种尝试。传统马克思主义者选择的是革命道路，而瑞典社会民主党人（他们认为自己是马克思恩格斯主义者）选择的是改良主义道路，两者殊途同归。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资本主义前提下，福利国家只是国家来用帮助资本家迷惑工人阶级的一个工具，同时也是工人阶级经过自身斗争争取到的产物，它只起到缓和劳资矛盾，延缓资本主义体系崩溃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并未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福利制度，而资本主义世界在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重大变化。基于此，我们便能理解马克思的福利观确实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保障初建时的本质，但同时，也与后来福利国家的历史发展及现状不完全吻合。在如瑞典这样的发达国家，社会福利不再仅仅是缓解劳资矛盾的手段，或者仅是控制社会的工具，而是民主、自由、平等、团结等人类普适价值的具体体现，以完备的社会保障为核心的福利社会成为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2010年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显示，瑞典在“全球最幸福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四。瑞典社民党人所创造的福利制度给予人民幸福以实际内容和意义，这一福利模式显然具有现实的示范作用，是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有益实践。
　　瑞典社民党已经引领国家走出了福利危机的困境，使瑞典在福利制度基本得到保存的情况下恢复了经济活力。瑞典社民党的普享型福利政策自20世纪30年代推行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其发展空间已经越来越小，负面效应也越发显现。诸如社会福利的道德风险增大、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公共部门赤字激增等等。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方面的，并非由于社民党福利政策自身导致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市场上的激烈竞争和两次石油危机对于工业产品的一半要靠出口，能源的70%要依赖进口的瑞典来说影响巨大。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瑞典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某些特殊条件的消失也影响了瑞典经济的发展速度。另外，瑞典议会中资产阶级政党竞相利用社会福利这面旗帜，进行争取选民的活动，把瑞典福利开支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峰。瑞典社民党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国内外压力空前加大时，着手进行福利政策的调整。改革的迹象表明它已经开始由“慷慨的”福利国家朝着“吝啬的”福利国家方向发展。这一场被称为“静悄悄的革命”，是瑞典社民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为瑞典劳动人民做出的巨大贡献。2006年瑞典在国际竞争力排行榜上名列第三，超过了美国，基尼

系数为0.246，成为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近年来虽然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势力受到严重弱化，但是至今为止，在瑞典大选后，该党所制定的基本国策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事实证明在风险社会里，瑞典社民党福利政策的合法性。
　　四、结语
　　瑞典无疑是人民幸福的福利社会。可是，它面积小、人口少、资源丰富、财富经年积累等因素却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具备的条件。我们显然不能将瑞典模式视为迈向福利社会的唯一途径。虽然福利国家是迈向福利社会的可行路径，但正所谓条条道路通罗马，通向福利社会不应该只有福利国家一条道路。社会福利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及相互借鉴在全球化的今天显得越来越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照搬他国的福利模式来安排本国福利制度。立足本国国情，走切合自身情况的福利发展道路，是当代社会福利制度科学发展的理性而又现实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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