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对明代文学的批评与定位,深刻影响着明代文学的研究与传播。四库馆臣对明代文学复古问题的复杂态度,凸显出清代官方学术在政治约束下的畸态。本文以《四库全书总目》批评视野下的七子派为考察起点,对该著的学术姿态、撰述方法及批评思路进行还原和再认识,通过梳理明人别集提要,解析其中的政治约束和文学观念的逻辑矛盾,以期对“四库学”及明代文学研究进程中的认识局限作具体甄别。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明代文学思想;复古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9-0102-10
　　何宗美(1963—),男,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代文学;刘敬(1981—),女,西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

其三,剑走偏锋,撰述重点转移到文学批评之外,回避有关作者复古创作与主张的信息。例如,顾癛诗文集提要对其多部诗文集的创作时间详细记述,论及复古派身份仅“羽翼李梦阳”和“远挹晋安之波,近骖信阳之乘”(12)两句;《郑少谷集》提要除了引用王世懋“诗虽多摹杜,犹是边、徐、薛、王之亚”(13)之论外,也未多加阐述;《对山集》提要重点记述康、李恩怨及康海诗文的删削过程,略及其文曰“逸气往来,癝然自异,固在李梦阳等割剥秦汉者上”(14)。事实上,三者对七子派均有突出的理论贡献,创作亦可圈可点。www.11665.Com四库馆臣模糊的评述造成这些成员理论、创作等大量信息的疏漏,在《总目》的批评视野下,他们的地位、作用及影响自然被淡化。
　　次曰“侧击法”。四库馆臣撰写提要时,往往利用非七子派作品提要,从另一视角间接评述七子派,旁敲侧击,刻意塑造和夸大七子派在明代文学中的消极形象,这可称之为“侧击法”。
　　四库馆臣通过三十余条非七子派作品提要(15),对七子派给予进一步定位。这一部分是《总目》评述七子派及明代文学复古问题的重要内容,不可忽视。其中,或上溯到明代文学史的源头,着意于复古倾向接近的作家作品,例如,《大全集》提要对高启与七子派的对比:“摹仿古调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间,譬之褚临禊帖,究非硬黄双钩者比,故终不与北地、信阳、太仓、历下同为后人诟病。”(16)或立足于同代作家的视野,突出文学主张的差异,如称杨慎之诗“含吐六朝,于明代独立门户”,又称其文“犹存古法,贤于何、李诸家窒塞艰涩,不可句读者”(17)。更多的是将七子派及其引领的复古思潮作为批评背景,例如,以“正、嘉之间,七子之派盛行”为背景,盛赞陆深“独以和平典雅为宗,毅然不失其故步”(18),又称李舜臣“于时北地、信阳之学盛行于世,方以钩棘涂饰相高,而舜臣独以朴直存古法”(19),而称赞孙继皋诗文“雍容恬雅”也同时强调:“七子之风未艾,三袁之焰方新。或棘句钩章,或矜奇吊诡,操觚者出此入彼,大抵随波而靡。”(20)几乎已视复古浪潮为文学发展的逆流。
　　正是通过历时与共时两个维度的对比,辅以背景式的渲染,四库馆臣对七子派及复古浪潮的负面评价,强化并辐射到整个明代文学史。这种做法产生的影响极其深远,由此,七子派“钩棘涂饰”的恶评几成定论。
　　从微观批评到宏观架构,《总目》实现了对七子派的多角度定位。在其批评视野下,七子派成员的合理性主张和多元化风格被淡化,整个流派的负面形象被放大,以致在“复古”、“模拟”与“七子派”间形成一种直接的关联。这种关联依托官方学术力量被固定下来,无形中构成强大的思想约束和话语权力。同时,大量的七子派作品不被《四库全书》收入,也不被《总目》著录,这无疑是四库馆臣对明代七子派和文学复古运动设置的一种接受障碍。这些约束与障碍形成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念和认识:明代文学复古运动,似等同于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风潮;明代前后七子文学复古的思想,似等同于“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结果,似乎就是剽窃模拟成风、门户纷竞无休的乱象。尽管这种认识在明代文学研究的具体领域渐被澄清,但其在文学史、学术史及一般常识层面仍然影响深固。究其由,则因我们对《总目》及其观念体系尚未作过彻底的清理。
　　
　　二、梳理:《总目》复古问题的全景考察
　　
　　既然《总目》对七子派的定位存在偏差,一些问题就值得继续追问——复古的潮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复古问题在整个明代诗文发展史上呈现何种风貌?《总目》对七子派的评述,是否意味着四库馆臣有反复古的审美倾向?要解答这些疑问,需要对明人别集提要进行整体观照,聚焦《总目》的批评视野及其思想动机。
　　(一)标举背后
　　《总目》对明代文学并非完全否定,甚至有的方面还给予了极高的褒扬,例如明初洪武时期文学。《四库全书》收入洪武一朝的作家作品超过四库明人别集总量的1/4,在这些作品提要中,其诗文以“古法”、“古格”而见称许者颇多,包括像宋濂和高启这样的诗文大家。四库馆臣以为“孝孺殉节后,文禁甚严”(21),成祖的政治高压结束了明代国初诗文“各抒所长,无门户异同之见”(22)的创作局面,正统至正德“数十年间,惟相沿台阁之体,渐就庸肤”(23)。因此,明前期诗文获得称誉最多、著录数量最大的是洪武时期的作品,也就是说,在四库馆臣描述的明代文学演进脉络中明初洪武时期文学处于它的最高峰,这个时期的文学在四库馆臣心目中基本上是受到肯定的,甚至得到某种程度的标举。
　　这不仅势必造成对明代文学史是倒退的文学史还是发展的文学史,即标举明初还是肯定晚明的根本分歧,而且势必造成四库馆臣文学复古的双重标准而使其看法自相矛盾、难圆其说。我们发现,尽管《总目》对七子复古派的文学主张及创作实践持反对态度,却又对明初作家存“古法”、合“古调”、备“古格”的创作现象大加赞赏。如称孙癟“卓然有古格”(24),称赵窸谦“意度波澜颇存古法”(25),称钱宰“吐辞清拔,寓意高远,刻意古调,不屑为艳仄之体”(26)。又如,高启之诗以“振元末纤秾缛丽之习,而返之于古”,“据明一代诗人之上”(27);宋濂以“为文醇深演迤,与古作者并”,为“开国文臣之首”(28)。相反,对于未能彻底具备复古格调的诗文,四库馆臣颇有微词,如对孙作“虽颇拔俗而未能造古”(29)表示遗憾。
　　四库馆臣对明初诗文复古的态度,与其对七子派截然不同,并刻意加以对比。高启“诗才富健,工于摹古”(30),则谓:“譬之褚临禊帖,究非硬黄双钩者比,故终不与北地、信阳、太仓、历下同为后人诟病。”(31)朱彝尊批评胡奎之诗“诵之若古人集中所已有者”,四库馆臣则称“视后来之捃拾摹拟者,固有间矣”(32)。甚至在承认王癡之诗“斤斤唐人之调”、“诚有拟议而不能变化者”之同时,四库馆臣又持以“不以王、李流弊预绳明初人”(33)的观念。而这种“若古人集中所已有”、“斤斤唐人之调”的明初诗文,与“斑驳陆离,如见秦、汉间人”(34)的七子派作品,不同在何处,何以区别对待,四库馆臣则语焉不详。
　　明代文学的复古流脉应当上溯至明初,明初诗人创作及理论方面的实绩,对中期七子派的复古运动有莫大的启发。复古运动的领袖何景明、李梦阳参与过袁凯作品集的删定与刊刻,其中何景明作序推袁凯为明初诗人之冠。可见,七子派的目光曾经有目的地投向明初。四库馆臣虽也关注明初的文学复古,如林鸿等人“论诗惟主唐音”(35),袁凯“古体多学《文选》,近体多学杜甫”(36),但在《总目》中扬此抑彼的评价,事实上遮蔽了二者间的联系。
　　(二)缄默背后
　　作为清朝官学性质的《四库全书》及《总目》,其体系并不完备,更谈不上完美。以明代文学为例,代表晚明文学成就的公安三袁、钟惺、谭元春以及复社诸子的作品皆被《四库全书》拒收,有的甚至在存目中也未著录。这样,一部完整的明代文学史实际上被四库馆臣无情腰斩,而对晚明文学来说它在《四库全书》的体系中也就基本上“缺席”和“失语”了。明代文学被腰斩的结果,也不利于完整地认识文学复古运动。学界通常所说的“复古运动第三次高潮”(37),因清王朝对复社倡导的士人运动及反清复明活动讳莫如深而未能进入《四库全书》的范围。值得注意的是,从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发展演变史来看,当七子派在文坛沉寂一段时期后,复社领袖再度标举前后七子的文学旗帜。“在文学上,复社既没有在四派之外自辟蹊径,也没有倾向于唐宋、公安、竟陵中的任何一派,而是态度鲜明的表示要取法七子,不遗余力地捍卫复古派在文学史上的正统地位”(38),而复社对明代文学发展方向的选择与调整很大程度上成为明清之际文学史演进的重要因素。这种情况,博览群书、淹贯经史的《四库全书》编纂者想必是清楚的,但他们却不能不为现实的问题所困惑——一方面要尽可能全面系统地纳入明代文学大家的诗文集,另一方面复社作家作品又在禁忌之列,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也不能随意自作论评。就便促使四库馆臣对复社为代表的第三次文学复古运动几乎保持一种特有的缄默态度。

由于复社作家的诗文集不被《总目》著录,有关明代文学史的最后一次复古浪潮信息在该著中自然难以捕捉,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蛛丝马迹可寻。比如,《怀麓堂集》提要就有隐约的表达:“盖明洪、永以后,文以平正典雅为宗,其究渐流于庸肤。庸肤之极,不得不变而求新。正、嘉以后,文以沉博伟丽为宗,其究渐流于虚癢。虚癢之极,不得不返而务实。二百余年,两派互相胜负,盖皆理势之必然。”(39)这段话是对明代文学史作出的整体概括,既讲到文学史演进阶段的划分,也讲到文学流派、思潮发展之大势。论者对明代文学分期采用两分法,即一为“洪、永以后”,一为“正、嘉以后”,其总体情况是对明代前中期文学的评价较为清晰,明代后期文学的轮廓则极为模糊。但细心的读者,当在其个别语句中寻出些许端倪来,例如所谓“不得不返而务实”指的应该就是明末以复社为代表的文学复古运动的进一步推进,只是碍于禁忌,难以详加论说,故不免含糊其辞。乾隆皇帝在文化政策上修书与文狱相表里,强调“明季诸人书集,词意癤触本朝,自当在销毁之列”(40),将万历中期以后书籍列为四库禁毁的重点,且对稗官私载和诗文专集尤为关注(41),这促使四库馆臣对晚明诗文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故像陈子龙这样的明末文学大家,虽在乾隆中期得谥“忠裕”,但他作为复社成员抗清复明的政治立场和推崇华夏正统文学的文化立场,都难免“癤触本朝”。与此同时,以“尊经复古”为宗旨、依托文社兴起的复古浪潮自然在《总目》中无从获得它应有的位置,四库馆臣虚与委蛇的论述也只能点到为止。
　　(三)尺度背后
　　《总目》对明代诗文复古问题态度比较复杂,但在审美标准的使用上却大体一致,往往以前代诗文典范作为衡量明代诗文的基本尺度。如评王恭之诗“吐言清拔,不染俗尘,得大历十子之遗意”(42),张羽之诗“规摹盛唐,不落纤巧之习”(43),郭谏臣之诗“婉约闲雅,有范成大、陆游之遗”(44),娄坚之文“沿溯八家,而不剿袭其面貌,和平安雅,能以真朴胜人”(45)等。由此可知,《总目》的文学审美标准呈现出浓厚的复古倾向,虽于秦汉、盛唐之外兼取中唐及宋代的美学风格作为标准,究其实质,并未超越复古的审美范畴。
　　四库馆臣在明代文学复古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即对七子派之外的作家所持评价尺度较宽,多予以正面肯定,相反,对七子派则投以批判的目光,这样做的目的是刻意凸显七子派复古主张的褊狭,但同时也暴露出自身对明代诗文创作和文学整体演进缺乏统一、融通的批评态度,当然,从传达清廷思想观念这一点来说又始终体现了一以贯之的倾向。作为官学代言的《总目》与一般性的书目提要类著述完全不同,不仅每一种书的著录经过了政治上的严格筛选,而且每一则提要的文字所表达的思想也受到政治上的约束和控制。这样就形成《总目》的一些基本特点,并注定有它的不足,突出表现在:一是观念先行,二是表达的不自由。为此,它不能不过于讲究思想策略和表达技术,如在李梦阳《空同集》提要中,惯于引经据典以坚其说的四库馆臣对此前朱彝尊所做极有说服力的辨析置若罔闻,朱彝尊论李梦阳曰:“盖多师以为师者,其谓:‘唐以后书不必读,唐以后事不必使。’此英雄欺人之言。”(46)四库馆臣对此只字未提,亦不予引录以作驳斥,这样做显然无意让此论依托《总目》而传播,也说明为保证《总目》批评的权威性,四库馆臣尽可能消解不同观点的影响。特别是,四库馆臣有时甚至不惜用作伪的手段或歪曲事实的做法来“证实”先入为主的预设观念,如在边贡《华泉集》提要的三段引文中,所谓胡应麟《诗薮》之语并不见于该著,不免有杜撰之嫌疑;今从《诗薮》相关之论完全可以判断胡应麟是不可能对李梦阳、何景明作出像《总目》引录的这种论调的。再如陈子龙之语实出自宋徵舆,而陈子龙评边贡的原话是:“廷实粗率未除,然时见精诣,五言尤称长城。”(47)与《总目》所谓陈子龙的评价(宋徵舆语)差异较大,四库馆臣之所以要偷梁换柱,其原因是陈子龙本身就是明代复古派的代表人物,引用他的话更能支持《总目》的观点——“三人所论,当以子龙为持平矣”(48),在此显然是以陈子龙来为边贡及其《华泉集》定调,但问题一旦被揭露,其说则不攻自破。
　　有观点认为“与明代一样,整个清代前期的文坛依然被学古复古的儒学思潮主宰着,所不同者,清人之复古理论完全建立在对前代复古之风的历史反思的基础上”(49)。细较之,清人“反思”的端绪实出于明末复社:“复社文学复古的最终指向是‘力返风雅’,文学审美的最高追求是‘温柔和平’。”(50)入清后,这种观念赖遗民学者及其门人存续和发展,四库馆臣的复古审美倾向正渊源于此,再上溯则不能不与七子派相关涉。但若单纯因循《总目》的批评指向,不仅对七子派难以窥见全豹,整个明代诗文的复古流脉也会沉埋在回环结构的撰述之中。事实上,七子派复古运动绝非明代诗文发展史上的“孤岛”。终明一代,在学习和借鉴古人的道路上,文人们进行了严肃的探索。他们转益多师、上下求索,也绝非“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那么简单。满怀复古理想的明代文人,或许在取法前代的问题上主张有异,在借鉴模仿的方式上取径不同,在创作实绩方面也有高下之分,但正因如此,明代诗文复古的洪流才会澎湃激荡、波澜迭起,有着进取的张力。而这些,并未得到清代官方学术的认同。四库馆臣对明代复古诗文的复杂态度,是其文学观念在官方学术语境下的具体形态。
　　
　　三、解析:《总目》复古批评的双重局限
　　
　　以掩其长而发其短的态度评价七子派,以截其源而断其流的结构概括明代复古诗文,显然与四库馆臣“扫除畛域,一准至公”的学术姿态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追求南辕北辙。究其因,又非惟简单的是非对错可以解释。解析整个明代别集类提要,对其撰述结构和批评标准中存在的局限进行分析,将有利于更合理地剖析这种现象,从而更准确把握《总目》对明代复古诗文乃至整个明代文学的定位。
　　(一)撰述结构的政治约束
　　《总目》对明代复古诗文的评价分散而态度不一,但梳理过后仍能看出具体态度倾向,简言之,前期褒扬,中期贬抑,晚期缄默。撰述结构与之对应,《总目》只较多著录明初诗文,而中期七子派诗文则著录较少,末期复社诗文更删弃不论。撰述结构安排,既有《总目》编撰体例的限制,更受政治意图的约束。在体例上,为了保持学术史、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等因素的平衡,四库馆臣撰写明人别集提要时,倾向以诗文流派的递嬗为经线,并纬以生平爵里、师承交游、迁谪荣辱、诗文批评等内容。以流派为诗文发展史的基本单元,需要突出流派的主要特征,七子派的模拟缺陷被放大和突出,不能排除体例因素的影响。
　　然而,《总目》撰述结构的深层动机不在体例,正如明末复古诗文被删弃一样,明初诗文被推崇的原因同样复杂。事实上,明初诗文典重淳厚的庙堂风格和“无门户异同之见”的创作现象,是明初相对统一稳定的思想局面在文学上的体现,四库馆臣的推崇,更多的是官方意志对这种思想局面的认同。同时,“运当开国,多昌明博大之音”(51)呼应着“哀思关乎国运,而明社亦于是乎屋矣”(52),推崇明初伏下否定明末的线索,这种“气运观”批评实为官方的政治意图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样一来,明代复古文学几乎被清代官方学者完全否定。这种处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人对整个明代文学的认识,所谓“明无诗”、“明无文”的观点无疑受其影响。
　　一些当代学者指出,明代文学复古思想及实践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文化根源,既包括由元而明、由明而清朝代更替的重大历史变革在明人文化心理上的影响,也包括党争、阉祸、权佞等引发的社会矛盾对复古思想的刺激,更包括明代人对传统审美典范和华夏正统文学的醉心,等等。(53)正因如此,《总目》若不否定七子派,不切断复古潮流的脉络,将意味着清代官方要从根本上肯定明代文人为重建华夏传统审美典范和文化传统所做的努力,肯定明代文人为了制衡皇权、维护社会公义不惜殒命的强烈社会责任感,肯定明代文人对自由文化人格的体认和追求,以及明人抗清的正义性和合理性,等等。这是当时仍被许多人视为“非我族类”的统治者不可能接受的,尤其是“这种思想在满汉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明末,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54),乾隆皇帝当然忌讳翻这本敏感的“旧账”。修书的政治意图就是“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55),消除人们思想中绵绵不绝的文化情结。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作为官方学者,四库馆臣很难将汉学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宗旨充分贯彻下来。所谓“《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56),主要是指考据、校勘、辑佚、辨伪之类比较纯粹的学术行为,而非思想和话语层面的学术自由。“扫除畛域,一准至公”也不过是个学术姿态而已。

　政治意图统摄下的提要撰写,就像骨骼被强行扭断又错接的肢体——尽管毛皮肌肤看似正常,内里却病态畸形。梁启超谓“《四库提要》这部书却是以公的形式表现时代思潮”(57),事实上这是一种过誉,并不十分可靠。从社会思想背景来看,该著完成于一个鼎盛下掩藏着危机的时代——危机,使政治有干涉学术与思想的必要;鼎盛,使政治仍有左右学术与思想的可能。通过控制官方学术,促使整个思想学术领域与政治需求步调一致,才是清统治者对《总目》的根本要求,也是其对时代思想做出的反应。由此看来,分析《总目》撰述结构的政治约束,或主要不在于正误即价值之判断,而在于一种“还原——再认识”的理解思路之确立。
　　(二)批评标准的逻辑矛盾
　　《总目》对明代文学复古否定判断的形成,除外部政治约束的“有意为之”之外,亦有文学批评内在因素的作用。即使同样立足于复古,批评主体与客体也可能产生尖锐的对立。这种对立,源于批评标准内部的逻辑矛盾。
　　复古诗论观至严羽《沧浪诗话》得到总结,一度成为传统诗论的主流观点,长期影响诗歌理论与创作,至明清时期仍不例外。高启“诗之要三:曰格,曰意,曰趣”(58),李梦阳“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59),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严羽的“诗法”、“诗品”(60)等论。清代的“神韵”、“格调”、“肌理”等主张,亦与此论大有渊源。曾任纂修官的翁方纲,更是四库学者中推崇严羽诗论的典型,《总目》中曰“古”、曰“格”、曰“趣”的评价,亦绝非鲜见。然而,当明代复古创作遭遇清代复古批评时,却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当明代诗文的格调、法度与前人风貌太似则陷入“食古不化”、“剽癳秦汉”的恶评;相反,若不假前人,自我作则,则又讥以颇失古法,体格勿训。如,高启“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长,无不兼之”,但馆臣仍惜其“未能熔铸变化,自为一家,故备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启为何格”。在这种悖论中,明人似乎无路可走。
　　客观地讲,单纯的复古对创作的超越有极大限制,创作主体容易在学习、借鉴、模拟的过程中丧失个性和特质。尽管明代诗文复古思想本身蕴含着超越的理想,但由复古达到超越,不仅需要文人的天资和素养,更需要时代潮流的推动和适宜的社会环境。从封建社会发展的自身规律来看,明代已经进入制度衰落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强化中渐显失控,无论是政治环境还是文化环境,都不能与上升期和鼎盛期的汉唐同日而语。明代人从汉唐架接过来的理想,只能是“桔生淮北”的结果。从整个雅文学(主要是诗文)的发展流脉来看,明代处于极为不利的阶段:一方面,在经历了盛唐之音和两宋变调之后,雅文学已不可挽回进入“黄昏斜阳”的情境;另一方面,元朝的文化政策也使雅文学的发展雪上加霜,而俗文学兴盛,不仅在人才和创作层面对雅文学构成冲击,并且造成雅文学在文学精神和文化传统上的断裂。因此,不管明代文人的主观愿望如何,要恢复雅文学昔日的辉煌,几乎是个不可能实现的使命,因为时代的缺憾是明代文人个人的才情难以弥补的。
　　明代复古诗文的“穷途”,亦可反观《总目》文学批评的“失路”。《总目》批评植根于整理　　
　　注释:
　　①按, 涉及《总目》文学研究的著述略有:龚诗尧《〈四库全书总目〉之文学批评研究》,花木兰文化工作坊,2005年;赵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学术思想与方法论研究》,西北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吴承学《论〈四库全书总目〉在诗文评研究史上的贡献》,《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涂谢权《论〈四库全书总目〉文学批评的经世价值取向》,《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孙纪文《〈四库全书总目〉对历代诗歌的批评》,《内蒙古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郑明璋《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文学批评学》,《唐都学刊》,2005年第3期,等等。②《少室山房类稿》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330页。③《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前、后七子派作家各七人。前七子派,录位列“七子”者五人,为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并录“十才子”之顾癛、郑善夫;后七子派,录位列“七子”者四人,为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并录“广五子”之卢癚、“续五子”之黎民表、“末五子”之胡应麟。共计十四人。④《少室山房类稿》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第2330页。⑤《瑶石山人稿》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第2322页。⑥《蠛蠓集》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第2330页。⑦《宗子相集》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第2327-2328页。⑧详见于《四溟集》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第2330页。⑨谢榛与李攀龙等人交恶的复杂原因及经过,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第六章有详细论述。⑩《迪功集》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第2314页。(11)(48)《华泉集》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第2310页。(12)《浮湘集》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第2310页。(13)《郑少谷集》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第2315页。(14)《对山集》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第2312页。(15)统计范围为卷一六九至一七二,即“别集类”部分,不含存目。其中,以“七子”代称者,约十条,见《东里全集》《杨文敏集》《俨山集》《西村诗集》《遵岩集》《南行集》《方麓集》《薜荔园集》《温恭毅公集》《宗伯集》等处。以“琅琊、太仓、历下、北地、信阳”代称者,约十八条,见《大全集》《学古绪言》《檀园集》《怀麓堂集》《古城集》《熊峰集》《苑洛集》《考功集》《泰泉集》《愚谷集》《皇甫少玄集》《郭鲲溟集》《具茨集》《震川文集》《倪文贞集》《清风亭稿》《癠溪草堂稿》《伐檀斋集》等处。以“何、李”“王、李”代称者,约六条,见《竹岩诗集》《吴文肃公摘稿》《东江家藏集》《申忠愍诗集》《青城山人集》《陶庵全集》等处。(16)(27)(31)《大全集》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第2272-2273页。(17)《升庵集》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第2316页。(18)《俨山集》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第2313-2314页。(19)《愚谷集》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第2319-2320页。(20)《宗伯集》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第2331页。(21)《逊志斋集》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第2284页。(22)(52)《明诗综》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第2662页。(23)《襄毅文集》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第2295页。(24)《西庵集》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第2275页。(25)《考古文集》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第2271页。(26)《临安集》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第2270页。(28)《宋学士全集》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第2262页。(29)《沧螺集》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第2270页。(30)《凫藻集》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第2273页。(32)《斗南老人集》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第2281-2282页。(33)《青城山人集》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第2290页。(34)《沧溟集》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第2324页。(35)《鸣盛集》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第2274页。(36)《海叟集》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第2280页。(37)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341页。(38)(50)(54)分别见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22、228、227页。(39)《怀麓堂集》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第2299页。(40) 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圣谕,《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一,第5页。(41)(55)详见《清高宗实录》卷九六四,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丙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084-1085页。(42)《白云樵唱集》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第2274-2275页。(43)《东田遗稿》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第2310-2311页。(44)《郭鲲溟集》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第2328-2329页。(45)《学古绪言》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第2334页。(46)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260页。(47)陈子龙等:《皇明诗选》(卷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68页。(49)赵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学术思想与方法论研究》,西北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第233页。(51)《空同集》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第2309页。(53)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第三章、第四章,黄卓越《明中后期文学思想研究》第一章,均有深入论述。(56)(57)梁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