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影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是一部从内容到形式都很平实朴素的电影,但它的情是深入人心的,它所揭示的现实是致命的真实,展现了对“文明”与“落后”、“传统”与“现代”的再认识。影片通过跳出“现代化”视野、突入似乎不可逆转的“世俗化”潮流的悟性和审视潜在的“致命的真实”的自我解剖精神,对“现代社会”进行了反思。
关键词:文明 文明与野蛮 文化装置 文化霸权
根据著名作家张洁日记题材散文改编,由斯琴高娃、黄素影主演的影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以下简称《世》)是一部从内容到形式都很平实朴素的电影,但它的情是深入人心的,它所揭示的现实是致命的真实。尽管自始至终我是平静地看完的,但内心却异常沉重,铅压了一般,从心底鲜明地浮出来王一川教授所说的一句话——“文明与文明的野蛮”[1]。
影片有一种浓重的悲剧色彩,这由片头那压抑沉痛的语调便可得知。影片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平凡的几乎构不成“故事”(较当今一些“流行”题材电影而言:如“野蛮的女友”、“婚恋风”等),许多情节都似身边随处可见的生活,表面看实在无它,但这正是该片一个特色之处:于深层次中含蓄又有力的向观众揭开了一个“致命的真实”——文明与野蛮、现代与传统、先进与保守等诸多命题的对立、分裂和混乱。之所以称此剧为“悲”,与其说是源于表层意义上的“母亲”的死去作为结局之故,倒不如说更在于影片揭示了“我”与“母亲”思维方式的迥异、对立,而这对立背后隐藏着的恰是“现代的”都市文明人精神深处僵化、迷失的现象。Www.11665.COM“悲”在这种僵化隐藏之深,“悲”在这种迷失极难被发觉。所谓的“文明”、“文化”、“现代”在当今生活中是何等的“正常”与“自然”,僵化迷失的不是少数,而是众多占主导话语权的文化人,不是老古董式的母亲,而是走红的当代作家——“我”。影片正是在这一对比中生发出了许多的阐释点,给观众提供了多层次的精神挖掘空间,这正是该片魅力的主要所在。
一、致命的真实
《世》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母女二人在对待母亲疾病的治疗方式上发生分歧,因此产生了种种矛盾。为了更快地让母亲恢复健康,“我”强行对母亲施加一系列措施,而结果反加速了母亲的离去。片头独白:“我知道是我的刚愎自用害死了母亲,母亲是在为了我和我的家庭而死的”——这一痛定思痛的“忏悔”揭示了影片主旨,然后转入回忆,通过“发现母亲病症——动手术——术后强制的恢复治疗——母亲猝死”这一系列情节的铺展,巧妙运用了大量对比性镜头将母女二人行为、思维深处的对立冲突展现得逼真、深刻,镜头始终围绕那个主旨所在:现代“文明”的荒谬可笑,文化人僵化的可悲。
影片几处细节尤为人称道。故事刚切入回忆的开头:“我”去探望母亲,发现了冰箱里因舍不得吃而被母亲久放腐烂了的水果,又发现母亲为了节省,小便后不用卫生纸而用一块棉……,对此节俭意识因“哀其固执、恨其不改”,“我”变得暴躁冲动,简直“怒不可遏”。母亲“气不壮”地分辨了几句,母女二人第一次的冲突定下了全片的悲剧基调。这一细节真切、细腻,甚至有一点喜剧味道,但底子却暗隐着“黑色幽默”。
“母亲”属于传统的老一辈,年轻时代为了子女和家庭在苦日子里泡惯了,晚年的宽裕改变不了她顽固的“节俭习惯”,甚至有点“自虐”意味,依然想省钱、攒钱,为了女儿、外孙女。其实她并非糊涂到不知爱惜身体,她有着强烈的“生”的希望,希望看到子孙的美满和快乐,为此她积极努力地配合女儿,但终因二人无法沟通和真正理解,她还是无奈又安心地死去了。在这里,无论是母亲的固执还是强烈的生的意识,其实都是出自对子女的爱,正是这深入骨髓的“爱”才使她像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显得糊涂、偏执、神经质,甚至“孩子气”;但又清醒地想治好病,可以和女儿们一起去各处走走。对于这所有的矛盾之处,我们看到的恰是母亲心底的那股挚爱,对儿女、对生命、对这有“情”的世间的一切。母亲的内心是异常豁达明晰的,她并不糊涂,所以当儿女因为她的节俭而对她大声训斥时,她不敢和儿女对视,羞怯腼腆如做错事却不免低微强辩一二的孩童。这几个细节镜头令人拍案叫绝,人物心理、性格的刻画非常逼真,可谓“艺术的真实”。表层看儿女欲用关于健康的现代观念强行将母亲愚蠢的固执改正过来,目的是为了母亲的好。但我们仍能从其对母亲的爱中窥视其自私的灵魂。母亲生病后,“我” 风风火火、心力交瘁,希望母亲快点恢复健康,但心中更明确的念头是希望这一切赶快成为过去,更强烈真实的愿望是自己能够尽快回到正常的生活秩序中去。
对比来看母亲,她对待孝顺却不免任性、愤激的女儿正如同对蹒跚学步的幼儿一样,内心里浸泡着多少的理解和爱。她虽似“怯懦”,实则满心甜蜜和满足。其外表的迂腐可笑来得是何等的“大”和“深”,她是洞然一切的。母亲自始至终都担心给女儿添麻烦,始终自然而然地将自己的需求放在第二位,甚至在情绪上都尽力做到平静、淡然,生怕引起女儿的伤感。只有在神智并不十分清醒的时候,我们突然听到母亲激动的嗓音,方能体会到一星半点母亲一生中曾经受过的苦难和抹不去的伤痕,而这一切在平日里都被母亲的平和、幽默所悄悄掩盖。这两个层面的反差并不矛盾,起到的效果是绝妙的。“因为理解、所以宽容;因为懂得,所以慈悲。”[2]这一灵魂内核的对比正揭示了“固执守旧”的老母和“聪明干练”的儿女对比的实质:“文明”与“落后”、“传统”与“现代”的再认识。
另一震撼人心的细节镜头是“我”坚信母亲手术很成功,强制她实施“我”制定的恢复措施。母亲此时说了一句:“我当然说服不了最有权威的医生,你自然不会信我的……。”我认为此句是影片的“点睛之笔”:“我”对母亲的自我感觉从不尝试着去思考一下,只是一味地迷恋知名医院、著名专家、权威结论等一系列“权威”的结果证明,坚信那些“现代仪器”的诊断说明,总之手术是异常成功的——这勿需怀疑、铁证如山!于是医生权威们开始向媒体炫耀“漂亮的手术”,“我”也认为母亲可以高枕无忧而沾沾自喜……,接下来自然是继续毫不怀疑地听取专家建议,为母亲制订一份治疗方案,帮助她尽快康复。这一切都是“理性的”、“明智的”,听取“权威”、相信“现代文明”的结果,故不容怀疑、不需怀疑,只须按此执行即可。殊不知这一切正映射出了现代人对于“文明”、“权威”的不曾怀疑和不敢怀疑的怯弱、疏忽。可悲矣,可笑矣、可怕矣!对于身边真切“个人感觉”的无视和拒绝,宁愿甚至不假思索地相信、依赖外在的东西:机械判断、权威之语……,这难道不是生活中“残酷可怖”事实的写照吗?致命的真实啊!
二、文化装置
影片所取的人物身份也别具讽刺意味,这是构成主题揭示和内涵表征的一个方面。“我”——当代的红作家,理性、智慧、干练、果敢,从角色语言、行为一系列表演中可窥见上述性格特征,斯琴高娃炉火纯青的演绎很好地实现了这一“角色”的象征义。“我”是一个生活在现代都市的知识分子,是“文化”的代表,正因为“我”的身份、名誉优势才得以努力将母亲安置在一所知名医院接受“最好”的治疗。影片在这里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大的真实的“文化装置”空间,所谓文化装置,“即指现代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特有的现象,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心那些由工业文明创造出来的各种机械与电子装置及相应的社会生活设施网络,如现代工厂、铁路、电影、医院、学校、广告等,正是这种文化机构成为我们的“文化”或“文明”性格得以构成的基本模型。”[3]影片在此使用了许多琐细的镜头展现拥挤的交通、车辆、拆建的楼房、忙碌的现代人……,每一个小细节都不是单纯地表现人物活动空间,而是构成了“行动元”作用,强化了主题的象征层意义,如同张爱玲笔下对于器皿等外在物的精细刻画,是一种“意象化叙述”。这种细微意象又都是大“文化装置”的一分子,共同构成“文化”、“现代”的底子,说明了“文明人”物质和精神生活赖以生长、存在的状况,有一种反讽的意味。的确,“我”的千辛万苦的努力却从反面加速了母亲的死亡,“我”承认了自己的刚愎自用、任性、执拗,陷入了迷茫、沉思。这一“意外”的结局恰证明了“我”的被击败,“权威话语”的溃败!“我”不得不反省自身、反观原本坚信的一切,更主要的是解剖自己精神深处的“顽疾”。笔者不禁再一次忆起鲁迅的《孤独者》、《在酒楼上》中主人公的身影,历史的悲剧在不同情形下又一次以不同的形式在上演,这难道不令我们所谓的“当代文明人”惊心动魄吗?!
三、文明霸权
由影片中“我”及“权威医生”等一系列霸权话语深处所折射出的正是雷斯曼所谓的“他者引导型性格”。“他者”可指他人、人群,也可指其他符号、行为、体制等。“文明人”总是把同时代人看作个人引导的源泉。“权威”、“时尚”、“科学”、“现代”诸如一类的词语正形成一种霸权地位,牵引着“现代人”,让众多盲从者都以为在沿着“文明”的阶梯向上攀登,浑然不觉已形成了坚硬的思想僵化层,顽固无比。在此可见这种霸权话语起到的是怎样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威力。
在今天这样似乎一切都由时尚说了算的时代,别墅、汽车、衣饰……种种的诱惑在威压着现代人,周围的一切好似一个涨满了热气的大气球,“物质”所提供的东西太多了。但正如王安忆所感受的一样,“太满的”现状未必都好,因为人的思考力和理解力不一定提高,二者不是同步的。她不喜欢这样一种“太满的”状态,其实是在摆脱盲目“文明”、“现代”的束缚,她是一个真正独立的现代文明者。现代和文明不是成绝对正比关系。“不再把贫乏当作贫乏,是一个时代绝对贫乏的象征”[4],同样,不再坚信自我精神的丰富和真实,绝对迷恋和依赖外在的“权威”,这也是一种时代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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