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要】胡锡进微博受攻事件实为《环球时报》的遭遇，可作三方面解析：从维系国家利益上看，《环球时报》传承了发展新闻学的特征，但却是不完备和分裂的；从新闻伦理上看，《环球时报》的市场追求更胜于其新闻专业主义气质；从国家和社会的对立上看，《环球时报》和受众在爱国语境上的差异使其成为政治怨恨的放矢之的。本文通过以上解析意在对“为什么而新闻”提出追问。本文认为，新闻可以是维系国家的，但必须平衡处理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新闻的成功不应以市场为尺度，而应获得专业尊重；新闻必须反映社会。

　　【关键词】　环球时报　发展新闻学　新闻专业主义　政治怨恨　国家　社会

　　我不读《环球时报》已经很久了，直到遇见胡锡进风波——

　　今年2月25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新浪开通微博。他在微博上这样自我介绍：

　　我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当过11年兵，作为记者，在前线报道过波黑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热爱祖国，懂得这个国家的艰难。作为总编辑，我希望《环球时报》说真话，不回避敏感问题，用我们所有报道的总和，展现复杂的世界和一个真实、复杂的中国。

　　开博半天时间他就收获了五千多位关注者，但留言中多数都是批评他和《环球时报》的。有网友称他为“义和团总教练”，还有网友断言，“(开微博)将是你今生最后悔的事情”。

　　网友“@灵犀青眼看世界”在他的微博后面发表了自己的评论，“终于听到《环球时报》老大的声音了，展现了一个无比强大的中国是真，但说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说来你自己也难相信。Www.11665.cOm”

　　也有网友力挺他，“我觉得你挺难的，坐在这个位置上，既要说真话，又要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真的不易。”

　　开微博不到4个月，胡锡进的粉丝已突破百万。他发的微博可以轻易就得到数百条评论，其中批评、讽刺乃至谩骂的回帖占了一半以上。他的一位下属坦言钦佩他的承受力，“要是我早就关了。”"

　　微博上时常兴起对一个人、一件事、一些现象的抗议，并且其批评本身也时常成为过眼烟云，这本是新媒体时代的惯例。但对胡锡进先生及“广受欢迎的”《环球时报》的抗议，却并不寻常。我以为，没有什么网络事件是虚拟的，也没有什么网络言语会毫无意义，特别是当它们针对媒体时。如果撇去其热闹的话语狂欢，我们终归可以得到一些有价值的认识。

　　关于本题的认识线索在于：我们为什么而新闻？

　　一、新闻是为了维系国家吗？

　　我要开门见山地说，《环球时报》有意识地把自己作为媒体的命运和中国崛起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没什么不可以。

　　胡锡进先生说：“当兵的人会有保卫这个国家的责任感，今天舆论比较混乱，中国各种力量跟西方相比，舆论力量是最弱的一环。有时候会自觉不自觉产生一点舆论上保卫国家的念头。”显然，他的观点并不离经叛道，不是天外飞仙，更不应该被贴上“义和团总教练”的标签。这类理念在新闻史上向有传承，那就是“发展新闻学”（developmental journalism）。

　　兴起于上世纪60年代的发展新闻学，意在刷新《报刊的四种理论》的旧有范式，在历史上是第三世界国家为了抗拒发达国家新闻霸权、“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而兴起的一股新闻浪潮。发展新闻学认为新闻报道应该着眼于有利于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事件，强调正面的、深入的和解释性的报道。胡锡进那种为国家打气、国家利益至上、一切以国家发展为主调的理念，在一些后发展国家新闻史上占据过主流。1981年哈森的《世界新闻多棱镜——变化中的国际传媒》论述了“五种新闻理念”，1983年麦奎尔的《大众传播理论》（第四版改名《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归纳全球的“六种理论”，1984年阿特休尔的《权力的媒介》划分“媒介交响乐三乐章”，均把“发展理念”、“发展媒介理论”或“进步中世界（第三世界）理论”，与“西方理念”、“自由主义论”、“社会责任论”或“市场经济世界理论”并列，作为不同于它们的一种新闻传播理论。#

　　需要提及一个插曲：1982年，在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导的《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报告出台之后，美国退出了教科文组织。这其中的纠葛，既牵涉到国家利益的竞争，也牵涉到新闻学理念意义上的差异。而从历史上看，“发展新闻学”显然又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新闻学之筐（事实上，它从未在分化的意识形态阵营中达成共识化的学理），一如“社会主义”是一个众说纷纭的社会学之筐。

　　把《环球时报》放入筐里，检验它的发展新闻学元素。我感到，《环球时报》的模式在满足国家需要的发展建设、树立国民的自信心、反映政治成就、重置国际话语秩序、反抗西方刻板印象、建设性的批评等方面经常有所为，而在报道政治经济的核心问题、精密详实的新闻调查、亲近民众和关心低收入社群、维护民主及其他人道主义原则方面则经常有所不为。

　　回到理论。在发展新闻学的框架下抽绎其多元维度，我个人赞同其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维护国民长远利益、保卫社会、反抗国际信息霸权那一端，而不赞同其新闻政府化、东方主义、列宁主义、整体主义、民族主义那一端。

　　新闻是维系国家的吗？答案是：它可以是。作为国家竞争的声音，它至少、必须一部分是。作为社会发展的力量，它的焦点在于如何是。

　　因此，我们可以回到刚才的开宗明义：从在国际竞争中维系国家利益的视角看，《环球时报》有意识地把自己作为媒体的命运和中国崛起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种新闻立场常常是有理由而又有意义的。但如前所述，基于这种立场，《环球时报》的发展新闻学又是不完备的，并且我们很快又会发现，《环球时报》的发展新闻学在理念上是分裂的。

　　二、新闻是为了广受欢迎吗？

　　作为一份销量过百万的报纸，《环球时报》自然是成功的，至少在量化的商业上如此。从质化研究考评，《环球时报》完好无损地融入国家意识形态，聚集了特殊的政治社群，在政治、社会之间左右逢源，拥有很大的影响力，这当然更是一个成功的标志。

　　但问题出在关于“成功”的认同上。专业主义新闻学大概不认同其成功，正如发展新闻学对其会做有保留的同情。

　　新闻专业主义有两大核心主张：客观性和社会责任，客观性是指依据事物的是非曲直如实报道现实。$李普曼在《自由与新闻》中提出“客观新闻学”，他认为客观性是新闻业最主要的一项专业准则。%客观性包括独立、平衡和客观三个要素，独立是指新闻不受政治权力的左右，平衡是指新闻报道不偏不倚，而客观则是指新闻应该陈述客观事实，而不能渗透主观判断。&而社会责任理论强调，大众传媒应当对社会和公众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只有在媒体担负起相应的道德义务时，才能拥有道德权利。

　　《环球时报》身上被贴满了“愤青大本营”、“爱国贼老窝”、“商业民族主义”之类的标签——这些充斥着激愤之词的批评未必科学，但《环球时报》刊登着大量同样充斥着激愤之词的新闻报道，其专业主义气质之先天不足，是毋庸置疑的。一方面，新闻专业主义不会像胡锡进先生那样强调自己是保卫国家的军人，而会自认为是捍卫公众福祉的良心。另一方面，几乎所有批评者都发现这张报纸的商业气质太浓，更强调市场而非更强调理想。爱国当然没有错，但它的很多内容在迎合比较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就值得质疑了。近现代以来，热衷于民族主义的国家多半是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从政治上来说，只有帝国思维才会惯于将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相结合，在社会群体中培养狂热的“爱国主义”情绪，反而会导致国家形态的极化与不稳定。从新闻伦理上来说，专业主义的媒体不会以为民族主义情绪是一桩奇货可居的买卖，不顾新闻常识和社会责任而迎合其非理性。

　　无疑，商业天分会使得《环球时报》迅速成功，迅速受瞩目。但是，它并不容易赢得专业意义上的尊敬。自然，中国的许多媒体，如今是早已不在意能否赢得专业尊敬了。在这个一切荣耀归于瞩目率的浅薄时代，似乎裸奔才是媒体的王道。电视如此、报纸如此，互联网也不例外，重商主义的《环球时报》更未能免俗。报摊上，《环球时报》的议题包装总是那么触目惊心，我有时也被这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夸张标题所吸引，然后带着复杂的心理读下去。我想，很多人会跟我一样，看这张报纸的时候有些分裂。在网上攻击《环球时报》的人中间，应该有不少人其实是经常看环球时报的，否则他们不会批评得那么熟练。

　　新闻只是为了广受欢迎吗？未必。我以为，《环球时报》式的新闻传播，是一枚只有一面的硬币。原因是：无论承认与否，我们对于成功新闻媒体的定义，在终极意义上，不可能脱离我们对理想新闻的信念。

　　首先，广受欢迎的新闻的成功背后，常常隐藏着分裂的社会心理与社会认同。你如何理解无数读者对《环球时报》既远又近、既爱又恨的态度呢？我以为，公众或许应该能理解《环球时报》在对外抗争上采用发展新闻学的姿态，强调民族利益、国家立场，这是有合法性和政治意义的。但是在国内报道时，对许多社会危机和阶层冲突，以及宏观、微观政治的弊端，《环球时报》却所言甚少，甚至有时还在故意遮掩，这时，读者就会不买账。因此，人们在读《环球时报》时，会假设其作为外交宣传的选择性发声有正当性，而同时也会毫不犹豫地认为：其作为内政新闻的选择性遮蔽有不正当性。

　　因此，一百万个读者并不能等同于一百万个支持者，一百万个骂客也不会等同于一百万个反对派。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讲，群体心理是非常复杂的，瞩目不代表认同，围观不代表尊重，当然，反对也不代表拒绝。胡锡进先生可能过于低估了社会心理的复杂性，甚至是有意忽略了这种复杂性。他还需要学习，广受瞩目的《环球时报》也还需要时间完成价值观嬗变。

　　其次，广受欢迎的新闻的成功，不能以主流化来自我标榜。来自微博上的批评没有动摇胡锡进先生的自信，“《环球时报》这么大的发行量，这意味着大家在读我们的报纸，认同我们的立场，大多数人是支持我的。微博只是把持有同一看法的人聚合在一起，他们比较活跃，但并不是主流。”'我想，胡锡进可能误解了“主流”的统计学意义：一百万的社群在中国的总人口中虽然不是小数，但还没有《环球时报》想象的那么大，更不能推论为主流；胡锡进可能还误解了“主流化”的政治学意义，在宪政体制下，主流化不是民主政治的同路人。当然，胡锡进更误解了“主流化”的新闻学意义，尽管格伯纳的主流化传播理论描述了媒介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培养”人们关于社会的共同印象的能力，但就理想的新闻范式而言：第一，主流的，未必就是正确的；第二，对主流化的追逐，过去、现在、未来都永远不可能是新闻价值的本质。

　　新闻是为了广受欢迎吗？答案是：新闻广受欢迎没有错，但以广受欢迎为主要目标那就错了。新闻有多成功，不仅取决于其受欢迎的程度，更取决于其新闻是什么、拥趸是谁、为什么，以及新闻传播后的怎么样。

　　三、新闻是为了反映社会吗？

　　马克思曾从诸多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国家与社会的矛盾与对立，他认为，行政改革的关键不在于行政机构本身，而在于消除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消除构成这种对立的国家的历史性缺陷。正如恩格斯所概括的，马克思认为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

　　而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认为，19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导致财富分配不平衡，进而导致进入和控制公共领域的不平等。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趋向融合，从公私分明转到国家社会一体化。由于国家的干预，国家和社会的分离消失了。并且，他特别指出：在西方，国家和经济的相互融合剥夺了资产阶级私法和自由主义宪法关系的基础，而国家和私人开始对传媒进行控制，导致了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

　　事实上，国家与社会之间，既本能地相互排斥，又人为地相互融合，这种巨大的张力背后是现代国家政治的重新秩序化的博弈，而其前台，则是新闻传媒在“国家-社会”信仰上的无所皈依。其极端表征则是：国家、传媒、社会之间，对于国家利益的诉求也逐渐形成了反差和扭转。

　　回到本题，胡锡进先生在互联网上的遭遇，其实是身为公共媒体的《环球时报》的遭遇。一部分网民和胡锡进所代表的《环球时报》发生观念、观点、语言上的冲突，究其根本，不是一方爱国、另一方不爱国，而恰恰是因为彼此的爱国语境迥然有异。《环球时报》所喻示的“爱国”的“国”，初看上去是指country或者是nation的整体概念，但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身处激烈的阶层冲突中，今天的社会公众更为强调的是社群（community）或阶层（class）的利益。中国国力增长，国家整体是繁荣的，但是很多阶层处于激烈的动荡，甚至处于相对贫困当中。有时候，国家的整体利益与他们的阶层感受并不对称，这显然容易导致一部分社会舆论的抗议。

　　更为不幸的是，受众和《环球时报》之间对于“爱国”的“国”的概念，还可能存在更严重的另一种差别：爱政体还是爱国族？《环球时报》所强调的国家概念，在某些时候，其本质更接近于state——国家机器、国家权力的一种延伸，而在公众心目中，爱国主义，通常趋向于爱country而非state。大多数情况下，country与state是调性相合的，但在当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有时会比较紧张。当有人以country之名抒发对state的拥护时，政治学上所说的“政治怨恨”就会因此爆发，这时，一部分社会公众会把历史与现实沉淀下来的政治怨恨发泄到任何为state说话的媒体或者机构身上去。换言之，胡锡进先生在互联网上的遭遇只是一个信手拈来的衣架，而网民要挂的是一件政治怨恨的衣服。

　　西方政治学领域中对怨恨（ressentiment）的研究发现约有两层：怨恨的发生来自价值层面上的冲突；怨恨的动员，表现为各类社会行为宣泄情绪、表明立场以及实施变革。

　　舍勒（max scheler）的怨恨理论把怨恨上升到一种现代性生存体验的高度，并且，他认为怨恨不仅是个体的也是群体的。怨恨产生的典型条件是：曾经受到过一次他人的伤害；对他人的这种伤害不能或者不打算立即做出相应的反击，而是忍气吞声。只有在经过这些情绪之后既不出现道德克制（比如真正原谅），也不会出现诸如谩骂、挥舞拳头等外在举动（即情绪外露）的情况下，才开始转化为怨恨。

　　中国公众当然也有条件从深刻的历史、激烈的现实中沉淀政治怨恨，其机理符合其现代性生存体验框架，其过程也符合其在传统政治下一贯的行动逻辑：连篇累牍，不出抗议之形；积案盈箱，惟是隐忍之状。而一旦遭遇互联网时代，抒发怨恨的成本接近于零，而其收益则广被族群，何以为？何以不为？于是只见网络批评开闸放水，民意涌处，皆是怨恨，覆巢之下，无有完卵。这正是中国网络政治舆情层出不穷、而其因由却多只是星星之火的真正原因。

　　回到《环球时报》这一案例，往一个弘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媒体的衣架上挂政治怨恨之衣服，其中固然有某些不可知的偶然性（其道理，犹如公共舆论对一个“五道杠”少年的上纲上线），也渗透了诸多必然。这种必然，就是《环球时报》对政体、国族、社会、阶层立场的混同，很容易唤醒公共批评在深层意义上的政治生存体验。其次，巧合的是，《环球时报》所热衷的题材，譬如民族主义、外交及军事方针、大国主义等，其所积聚的受众正是立场分歧明显、情绪化十足的人群，在他们高分贝、绝对化的喧闹之中，有很大的几率形成舆论上的“沉默的螺旋”。除此之外，如前所述，在理念和技术上的非专业主义，在新闻生产伦理上的缺乏自我克制，亦容易招致知识界对其本身的怨恨。

　　正是以上多种社会情绪的合力，酿成了网民围攻《环球时报》的风波。

　　因此，胡锡进微博受攻事件不是一件小题大做的私事，而是一个广泛的政治危机的表征。风动于青之末，我以为，对于实现国家善政来说，这一教训需要从更为宏大的政治视野去研究和预警。

　　对于新闻界来说，这个明显的教训则可以用来回答本节的问题。新闻是为了反映社会吗？是的，新闻必须反映社会。因为：1.社会比国家更为本源；2.不反映社会的新闻将为国家积累更多的政治怨恨；3.反映社会的目的，可以是善待国家；4.不反映社会的新闻，其自身迟早也将陷入困境。

　　四、结语

　　今天，我们正置身于新闻衰落的“瓦釜时代”。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调查报告，传统新闻媒体已经失去了大量的市场份额，报纸的发行量在近二十年内也急剧缩水。但这些份额中，只有一部分被电视和互联网媒体所吸收，另外一部分流失是由于美国人对新闻失去兴趣所造成。+

　　正如麦肯锡为卡内基协会所撰写的一份报告中所提到的：“在追求利益、客观性降低和娱乐病毒横行的大潮下，新闻的品质正在损耗。什么是真正的新闻？我们很少能找到明确的标准。”根据2007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调查报告，60%的美国新闻记者认为，新闻正在走向错误的方向，半数认为他们所在的媒体的经理人过度重视业绩，而忽视了公众利益。

　　如果在这里不论政治之得失，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也至少构成了我们要在这里提问“为什么而新闻”的理由，它也是我们要解析《环球时报》风波的动因之一。

　　批评的首要原则是实事求是，基于这一点，我以为，没必要对《环球时报》颂歌盈耳，正如没必要以标签化和污名化待之。

　　首先，在中国，成功的报纸不多，可以在国际上发声的报纸更不多。我们应该珍惜《环球时报》有价值的一面，并期待它的报道日渐平衡、更为专业主义，既能够爱国又能够爱民，能够真实地报道出“更为复杂的中国”。

　　其次，政治传播的一个常识是：把国际读者与国内读者区别对待，有损于国家形象；太多引发争议的报道，则不利于社会和谐。所以，我真心希望胡锡进先生有一天能够处理好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对内报道与对外报道的统一，-我也真心希望《环球时报》有一天能够成长为广受新闻业尊重的报纸。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和《环球时报》一样，也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拥护者。但是，我认为，面对中国历史的此时此刻，着眼于《环球时报》风波的此情此景，以科学的发展观来重新发现新闻业的本质，是必须的。

　　《环球时报》中文版和英文版话语体系的差别引起大众关注，今年3月30日，《环球时报》英文版以“three outspoken academics”（三个敢言无讳的学者）为题对张鸣、陈丹青和贺卫方作了报道。贺卫方先生在微博上感叹：“我们又一次看到，在中国，媒体管理尺度的‘内外有别’。该报中文版也能如此坦率真诚，尊重事实，遵循传媒伦理，那该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