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要】本文对“经验与历程：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和发言进行了综述。与会学者回顾新闻思想的发展历程，总结党的新闻工作经验，聚焦新时期新闻传播改革，对中国共产党新闻制度建构、党务公开、舆论引导、对外宣传、新闻法治等学界、业界共同关心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新闻思想　新闻传播规律

　　2011年6月10日，由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嘉兴日报报业传媒集团和新闻记者杂志社共同主办的“经验与历程：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多家高校和媒体的50多名学者及业内人士会聚一堂，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新闻思想的发展历程，总结党的新闻工作经验，探讨当下新闻传播改革的焦点问题。

　　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主任童兵，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黄瑚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尹韵公研究员，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广东记协主席范以锦教授，嘉兴日报报业传媒集团党委书记、社长张扣林在致辞中指出，9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经历发展变迁逐渐趋向成熟是基本共识，新时期新闻传播事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如何进一步探索和把握新闻传播规律、领导新闻传播创新与变革是一项前所未有的重大课题。

　　正本清源：

　　对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发展的梳理与反思

　　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无数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险，前赴后继，不断总结和丰富自己的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汇聚而成的。WWW.11665.coM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郑保卫认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历经90年的风风雨雨，大致走过了三个重要阶段——在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的斗争风浪中逐渐形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艰苦奋斗中曲折发展；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升华。下一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是要用新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创造去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为最终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科学体系打好基础，实现我国新闻事业的更大繁荣与更快发展。

　　在90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对新闻传播规律不断有新的探索和认知。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丁柏铨认为，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对新闻传播规律的探索和认知大致涉及四个方面：一是对新闻的本质问题进行探讨；二是就新闻传播过程中使用的事实进行探索；三是就新闻与传播对象的关系进行探索；四是从新闻作品制作的层面探索新闻传播规律。新中国成立后，探索和认知则主要涉及新闻与经济基础、新闻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新闻报道与题材内容的关系，舆论的运行及其作用，新闻的时效性，新闻传播规律与领导的关系，改进新闻文风等方面。当下在领导和管理新闻事业的过程中，党尤其要重视对新闻传播规律的探索和认知。

　　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在整体上是一个特色鲜明的科学理论和开放的思想体系。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董广安、崔维维对梁启超关于报刊的性质和功能与我党的“喉舌论”，梁启超的党报理论与我党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梁启超对记者提出的“五本”、“八德”?要求与党的新闻工作者作风修养进行了比较，认为党的新闻思想在其形成过程中大量吸收借鉴了国内外先进的政治理念和新闻观点，充分呈现了开放性和与时俱进的特征。

　　回顾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管理和经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王润泽认为，对党报如何进行管理，甚至还在报刊的创立期间，中共的缔造者们已经为此提出重要原则，即报刊不仅是党的宣传工具，也是党的组织工具，接受党组织的领导。

　　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董小玉、刘成文从《新华日报》作为党的外宣媒体的地位与意义出发，分析了其1942年整风期间改版所蕴含的深意。《新华日报》改版在党的外宣媒体工作中实现了与《解放日报》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整风运动在国统区的产物。经过改版，宣告了外宣媒体的党性回归与坚守，确立了共产党对外宣传的党性原则。在对外宣传方面，中国共产党曾经有过成功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前，欧美国家人士掀起了两次访问“红色中国”的高潮。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芮必峰、李家嘉总结了两次高潮的历史过程，指出正是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和失实报道激起了西方人士的探访欲望，而中共向西方人士敞开“红色中国”的大门、积极宣扬民主自由的理念、努力亲近西方国家的姿态，给西方来访者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从历史唯物主义看，新闻观念的历史变迁说明，时代是成就新闻观念的重要背景，它可能造就新闻观念的具体形态，也可能塑造各个国家独特的新闻文化。广东惠州学院中文系樊昌志梳理了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新闻报道“不闻”观念的三种典型表述:一是“有‘新闻’，有‘旧闻’，有‘无闻’”（毛泽东）；二是“该快则快，该慢则慢，该压则压，有些还要注意内外有别”（胡耀邦）；三是“登什么，不登什么，怎么登，都要从全局出发”（江泽民）。新闻报道“不闻”观念产生于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实践中，是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实践规则。“文风”问题不仅仅是关于文章的问题，而涉及到更为复杂的党风问题。东华大学人文学院王梅芳、涂明华以历史的衍变为脉络，通过分析考察党内历次有关“文风”问题讨论的话语，分析其出现在不同时代下内涵的变迁。历史的经验证明，以运动的形式解决文风问题，只能在短时期内奏效。“文风”问题的内涵既有变，又有不变。不同历史阶段，整顿文风，实质要面临的问题均有不同，但尊重传播规律，尊重读者，尊重写作技巧，这是不变的主题。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历程和经验的研究中，一些学者提供了比较新颖的视角。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彬、黄卫星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开创的“霸权”理论框架下，全面考察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的思想，试图全面厘清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文化思路。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戴元光在发言中提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产生吸收了梁启超等中国资产阶级报人的办报主张、人类普适性的价值观念，继承了世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办报传统，但在发展中由于种种原因，经历了不少坎坷，主要表现为曾经片面强调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从现实语境出发，从价值观的培育入手，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文化观，这是构建新思想维度的当代选择。上海大学影视学院许正林批评了一些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过分实用化、功利化的现象，提醒人们不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演变为庸俗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应是新鲜灵动的思想之源，而非空洞的教条和说教。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黄旦对延安《解放日报》改版进行了再考察，针对新闻从业者主体的改造与重塑，围绕何谓“新型记者”、如何造就、呈现何种特征等问题，从身份意识、业务操作以及开门办报三个方面考察，尽力展现《解放日报》及其办报者在改版中是如何改变观念，积极参与实践，终至明晰自己的身份和角色，自觉或不自觉地转身为“新型记者”，从而共同创造并完成了党报的“延安范式”建构。这不仅从一个侧面可以领会延安整风和《解放日报》改版的经过，而且对于理解当今的中共党报及其整个从业群体的精神气质，均具有重大的意义。

　　聚焦当代：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理论与实践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正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调适：强调“以人为本”，倡导“三贴近”，保障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实行政府、党务信息公开，提高舆论引导能力，重视互联网建设和网络舆论，关注世界新闻传播格局等诸多重要新闻观念正在逐步落实和加强。与会学者针对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对新闻传播规律的探索、新闻制度的建构和完善、新闻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希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够不断深入探索。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王雪竹认为，胡锦涛的新闻思想以坚持党性为原则、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以改革创新为重点、以统筹兼顾为方法、以队伍建设为关键，是科学发展观在新闻宣传工作领域的体现、延伸和展开，不仅丰富和充实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思想内容，并且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思想的理论品质。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童兵对中国共产党“党管报纸”制度构建与演革历程进行了专题研究，他认为，这一制度的确立受到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的影响，在新中国成立前已形成较全面的规制。新中国成立以来，强调了党政分离，突出了以干部配置为重点的报纸管理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的思路逐渐清晰。总的来看，党管报纸的基本制度将坚持下去，但在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双重挑战下，党管报纸的空间将不断缩减，党管报纸的途径及手段也将实行必要的、大力度的改革。比如，党委主要着眼于对报刊的方针政策及意识形态的监管，对报社领导干部的配置，同时通过政府主管机构对包括党报在内的一切报纸实行法治化和规范化的行政管理。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孟建在发言中着重谈了党委新闻发布工作需要加以完善的问题。首先，要稳步推进党委新闻发言人工作，真正实现从政务公开到党务公开。其次，要加强指导、统筹协调、形成党政新闻发布的合力。党委新闻发布工作进一步推进要注意三点：一是要通过“制度安排”解决党委新闻发言人信息发布权限问题。二是统筹协调机制如何设置的问题。三是要切实解决好“重复发布、多头发布、交叉发布、信息不一、口径不一”的缺憾。他认为，党委新闻发布人要比政府新闻发言人更具备专业化，甚至是“艺术化”的能力和水平，发布更要有新闻性、故事性，更要有说服传播的能力与技巧。

　　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思想扎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土壤，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和重点。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樊亚平、刘静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各个时期领导人讲话和中央相关文件的全面考察，认为从强调“舆论宣传”，到强调“舆论导向”，再到强调“舆论引导”，基本上勾画出了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当下更多地强调舆论引导，凸显党对新闻传播规律和公众主体性的认识与尊重。针对国际舆论格局呈现的“西强我弱”态势，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刘康认为，对外舆论宣传的要务是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在历史和国情的逻辑中解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解决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传播中的身份认同问题。在传播内容上，宏观方面可以多务虚，将着力点放在传播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上，多解释中国的政治制度，具体开展国际传播时要微观、具体，加强对各个国家研究。在国际传播路径上应有主导性、前瞻性的思路，加强党委发言人制度的建设，努力打破西方媒体的“冷战思维”。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李本乾以《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化讲坛”为个案，探讨了党报对外传播模式的创新，认为其有三个主要特点：通过建立国际学术平台，探讨全球话题，建立了党报与西方世界沟通的渠道；发挥名人效应影响国际传媒议程，间接提升了党报国际议程能力；有效利用西方话语体系表达我国诉求。

　　党报，是我国传媒业的政治核心和舆论引导的主力军，但由于“耳目喉舌”的功能定位，使得党报在改革中受到的制约也是最多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朱春阳提出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党报？他认为，一份“好”的党报应包含如下特征：首先是办给尽可能多数的人看，这是党报作为执政党代言人的政治基础；其次要好看，有亲和力，这是吸引读者向党报靠拢的第一步；再次兼顾政策解读和民生关怀；另外，权威性也是党报的必不可少的特质。嘉兴日报总编辑蔡伟达介绍了《嘉兴日报》以“努力办好红船旁的党报”为宗旨的改革，该报以视觉创新为突破点、以内容创新为攻坚点，为党报创新由点及面的推开，尝试了一条具有实践操作示范意义的路径，其创新改革的经验引起了与会专家的关注。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冯帆、马艺认为，网络的发展带给党报巨大冲击，现时应着重借助网络互动性优势弥补自身不足，发挥党报群众性办报传统，通过多种方式实现自身的突破。

　　新闻法治问题也是与会学者关注的焦点。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林爱珺认为，在经历建国初期的探索起步、文革时期的停滞不前、改革开放后的重新建设等阶段，党的新闻法治意识日渐增强，新闻立法研究不断深入。《新闻法》未出台前，我们可以通过新闻政策法制化、媒介权利法制化、舆论监督法制化等路径，使新闻立法有一些实质性进展。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顾理平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总是过于强调法律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其实法律的重要价值还在于它的全民性，“通过建立和保持一种可以大致确定的预期，以便利人们的相互交往”。新闻从业者在现代社会开展自由的新闻活动时，必须在这种“确定的预期”之下，以符合规范的言行，完成新闻活动。全体社会成员，也必须在这种“确定的预期”之下，应对信息社会的各种信息。这正是新闻法治社会的理想场景。

　　社会转型期经济结构、利益关系的调整，以及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对舆论引导的有效性和群体事件的矛盾化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蒋晓丽、董子铭认为，在群体性事件中，媒体的社会责任表现为“四导”：倡导社会理性思考；主导信息速实传播；引导舆论正确走向；疏导公众负面情绪。媒体对自身的角色定位要把握得当，避免“缺位”、“越位”、“错位”等。在具体的报道中，应遵循“快说实话、明说计划、慎说猛话、善说益话、少说反话”的原则。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黄时进从对“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回顾，到2011年长江中下游大旱引发的对三峡工程的报道，指出党对新闻传播客观规律的尊重，对异质思维和不同意见的宽容。但对“大跃进”、“文革”时期的新闻风气还需要彻底反思，对“新闻八股”仍需要不断清算。贵州电视台副台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郎劲松从业界和学界的双重视角，介绍了中国电视媒体发展的现实困境，对所有权、经营权，以及地域歧视等问题提出了困惑。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制度的建构与完善提供了动力，为实现新的理论创新提供了现实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