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 文艺学 西方知识 本土经验 文论失语症
论文内容提要 三十年文艺学走过了返正－开放－深化的历程：返正是以回归现实主义为主题纠正前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开放即以西方理论建构各种文艺学，深化则是在全球化语境下面对当代文化现实，与西方对话。三十年文艺学在学习西方、关注本土经验以及文论的创造性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导致当代中国文论失语症现象的出现。新世纪文艺学须吸取三十年文艺学的遗产并开拓新的领域，方可创造新的理论局面。
伴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学术已走过三十年。三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瞬间，但新时期三十年对于现代中国学术研究意义重大。自1842年以来，中国迈入现代性历程。基于政治局势的动荡，1949年以前的中国基本上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建设无法自由伸展。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则因意识形态斗争，中国走上了闭关锁国的道路，学术文化处于停滞状态。1979年是一个标志，中国的现代化工程得以在开放的和平的环境中纳入全球化体系，中国的文化建设迎来了百年难遇的时机，学术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三十年来，伴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中国学术在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对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对本土现实的关注等方面步步深入，取得了新的成就。三十年形成了学术文化的新传统，这一传统既不同于1949年以前的政局动荡，传统断裂，非此即彼，也不同于1979年以前的斗争思维和夜郎自大，而是在和平环境中以开放的胸襟去除意识形态蔽障致力于学术文化的建设。WWW.11665.cOM在学术开放三十年的今天，回顾总结文艺学的学术历程，以便给新世纪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展开提供意识自觉和思想参照，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如何把握三十年文艺学的历史和问题呢？本文拟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以时间为线索，以问题为焦点，清理文艺学自身的发展演进历程。二是分析文艺学命题背后的历史背景和转换机制。三是总结三十年文艺学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并在全球化语境中提出新的发展方向。
一、三十年文艺学的历程与问题
从时间和学术范式的转换历程看，三十年文艺学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现实主义回归和主体性张扬，二是八十年代中期之后的文艺学内转，三是九十年代的保守主义思潮，四是新世纪以来的文艺学边界扩张。
第一阶段从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的主题是回归现实主义，以典型论、能动反映论、性格组合论、形象思维等问题的讨论为焦点回归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纠正前此文艺学的偏失。文艺学界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高扬人道主义和人性论，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一致，在文艺领域推动了思想解放。文艺学学者反对前此政治化的文艺学，批判政治对于文学研究的钳制，其中，文艺美学和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两者均以对审美的伸张强调文学的自主性。
第二阶段的主题是艺术自律性，时间是八十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随着学术开放的深化，文艺学迅速发展到第二阶段，这就是大力引进西方20世纪的文学理论，实现文学研究的内部转向，以扬弃前此文艺社会学的外部研究，从审美、语言、形式等方面研究文学文本是这一阶段的主题。文艺学的内转是西方理论推动的结果，主体性文艺学以康德否定具有浓厚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色彩的反映论美学；审美主义强调文艺的审美本性及其对于人生的意义，是对前此认识论文艺学的反驳；新方法论来自西方科学主义对于人文主义的渗透等。
从反驳政治化的文艺外部研究，到强调审美的生存本体论和文学的内部规律，从现实主义回归，到文学主体性、文艺心理学、形式主义、读者接受美学，中国八十年代的文艺学走过了艾伯拉姆斯所说的文学四要素的循环运动，完整地演绎了西方近现代的文艺理论，也契合了中国文艺学自身演进的特定逻辑。受制于政治语境和现实需要，八十年代中国文艺学演进的意识形态性极为突出，用伊格尔顿的话说，所有文学思想都是政治性的。正因为领导了思想启蒙，而不是回归纯粹的学院性的知识探索和思想批判，八十年代的文艺学反而因束缚于现实斗争而没有实现对于人类生存处境的超越性思考，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艺学的知识生产和思想创新。
第三阶段是九十年代以后的文化保守主义时期。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纳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大众文化兴起，中国知识分子被边缘化，1993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是知识分子拯救自身自我定位的应对。人文精神讨论针对市场经济的物化倾向，论者批判了市场化对于精神超越的摒弃，而在西方，人文精神正是现代世俗化的维护者。人文精神在中西的差异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现实关怀的表现，中国的人文学者延续了八十年代对于政治异化的批判精神，彰显了知识分子维护自身信仰的立场。学界通过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曲折生命的追寻和自由精神缺失的反思，获得了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清醒意识。以人文精神讨论为中介，知识分子走上了专业化、学院化立场。回归文化本位，回归书斋，以专业定位自身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之后的新角色。随后，因为一系列政治的（八九风波以及一系列外交事件）、经济的（经济发展导致文化崛起的需要）、文化的（知识分子反思八十年代的激进思潮，主张回归传统文化以及海外新儒家的输入）缘由，民族主义情绪开始弥漫于社会，中国文艺学走向文化保守主义，典型代表是中国后殖民批评提出的中华性（1994年）和文论失语症（1996年）命题。中国后殖民批评把批判矛头对准西方文化霸权，试图获取民族文化代言人身份，这样，在西方是激进的后殖民理论，在中国却变成保守思潮。后殖民理论在中国的文化过滤是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之后的自我增势，也表现了知识分子启蒙角色失落之后的无奈心态。文论失语症命题在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共鸣，表达了文艺学在西潮之后要求回归传统文化的渴望，也表现了中国当代文论创造性缺失的焦虑。
在这一阶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后现代思潮的冲击，八十年代的启蒙理想被解构。市场经济导致大众，知识分子和权威意识形态从八十年代的契合走向九十年代的分化。知识分子不再是启蒙导师，大众享受着感性的世俗生活，权威意识形态则利用大众文化追求中华文化一体性的幻象。知识分子试图以民族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对抗西方文化，特别是后现代的虚无倾向祛除了知识分子的伦理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这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权威意识形态的需要，延误了中国未竟的现代性事业。
第四阶段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步入全球化时代，文艺学面临新的危机与转型。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以及学术交流的频繁，西方当代思潮迅速旅行到中国。因为全球化，中国与西方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中国与西方的学术研究同步发展，后现代、大众文化、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文化全球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成为世界性的学术问题。在这一阶段，中国文艺学不仅仅输入西方理论，而是具有了本土问题意识，因此，中国与西方的对话成为可能，文艺学再次表现了应对现实的革新思维的勇气。文化研究的输入所引起的对于文艺学边界的持久论争在2004年达到高潮，主要是，面对来势凶猛的传媒全球化和市场经济，面对日益扩张的审美化以及网络创作等，传统的文学存在方式被改写，文学经典被解构，文艺学的传统研究方式面临困境，于是，一系列问题出现，产生了文学性再厘定和坚守的论争，产生了审美泛化和文艺学边界扩张的问题，产生了文学经典的命运问题，文学与电影和视觉文化的关系问题，传统文学研究的范式变革等问题。中国知识分子不再充当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不再试图与主流权威合流，也不再以师者心态面对需要启蒙的大众，而是自觉为阐释者。在这一阶段，尊重思想和价值立场的多元化，在专业领域内平等对话等基本原则得以确立，健康的学术生态开始出现，中国文艺学逐渐走向成熟。
二、三十年文艺学的文化症候
三十年是文化激烈交锋和碰撞的时期，是百年中国文论建设外部条件最好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政治社会斗争退去，经济稳步发展，文化建设提上日程。三十年文论与中国的社会文化思想的改革开放同步，在反驳前此意识形态文论的基础上，输入西方文论，发掘中国传统文论，面对中国当下现实，多方面开拓文艺学的领域，取得了百年来最为重要的成就。总结三十年文艺学的历程，其显著特点可归纳如下。
首先，文艺学在传统和现代，中国和西方之间冲撞，选择的艰难与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与中国当代的政治文化语境，与中国当代经济发展所推动的文化要求相关。文艺学随着时代情势转换自身，不断提出新的命题和问题。从八十年代初期的回归现实主义，到主体性和文艺心理学的提出，再到文艺本体的研究；从九十年代的民族文化回归到20世纪以来的主动融入全球化语境，文艺学的主题变迁与时俱进。其次，文艺学表现了敏感于生活和应对现实的勇气。作为对文学，对生活的理性思考，文艺学的学术研究表现了与哲学的纯粹思辨不同的敏感性，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输入是因为中国市场化之后大众文化现象的出现；人文精神讨论，是因应市场经济对文化价值的挤压；生态美学的兴起，是因为现代化的发展导致人的生存环境的恶化等等。最后，文艺学的价值指向表现了知识分子社会使命的承担。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者不同，他们不是解构一切走向价值虚无，而是在解构当代和传统的主流价值之后仍然心存理想。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九十年代的文化回归和学术专业化，以及新近的文化研究的政治参与意识，都表现了中国文艺学可贵的文化承担的社会使命。知识分子经过半个世纪的痛苦历程和反思，自觉地祛除政治意识形态化，回归专业和学院研究，传承传统文化，彰显了文艺学的伦理维度，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
这些是三十年中国文艺学可贵的学术遗产和可资借鉴的思维取向。下面，以三十年文艺学的典型命题为例分析其文化症候。
第一，是文论创造性的缺失。九十年代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命题是文论失语症。失语症指出了一个事实，就是中国三十年乃至现代性以来的文学理论，在大力输入西方思潮之后，并没有实现自身的理论创造，没有创造出能够与中国传统文论媲美的新的文论，这一论断引起了文艺学界极大的共鸣。失语症的论断是在输入西方理论之后中国学界的清醒意识，表达了文艺学界对于三十年来西方理论轰炸的厌倦，指出了中国文艺学生产力低下这一事实。但我们要明白的是，文论建设是一个长期的文化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建设并不仅仅在于文论家自身，更有赖于中国当代伟大哲学和文学艺术的创造，以及独具形态的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建设，乃至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的变革和知识分子独立性的获得。
文论失语症的出现，与当代中国文艺学缺乏本土经验的支撑相关。比如文艺学在90年代初期搬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批判大众文化，以后又引进英国文化研究、费斯克、葛兰西等人解释大众文化，但这些理论都忽视了中国大众文化本有的特点。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主张大众接受的主动性和革命性，这就无法解释中国的权威机构如中央电视台也鼓励大众文化这一现象。法兰克福学派主张大众文化的工业化和大众的白痴化，但它无法解释中国八十年代大众文化对于一元化的权威意识形态的解构，忽视了中国大众文化的历史进步性。实际上，大众文化在中国非常特殊。一方面，中国大众文化是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的、受到资本控制的市场化文化，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又因其附载着传统伦理及其宣泄作用又被中国权威意识形态所认肯，此外，中国的大众文化还因其感性投射为底层平民所欢迎。大众文化在中国契合了各方面的需要，西方的任何一种理论都无法完全解释中国的大众文化现象。中国的大众文化理论应该建立在中国大众文化特有的审美经验和文化意味之上，而基于本土经验的理论创造正是中国学界所缺乏的。
第二，是学习西方的偏失。在吸收西方理论的过程中，接受者的历史语境、理论本身的复杂性、本土的文化现实等都导致了西方理论的变异。比如学界对于韦尔施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的接受，对于米勒的文学之死命题的理解以及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的解读等都没有逃过理论旅行和文化过滤的命运。应该说，我们学习西方并不够，学习其真精神更有待时日。
后殖民理论在西方是具有强烈政治性的激进理论，但中国后殖民批评过滤掉了后殖民理论的批判精神。之所以如此，除了中国知识圈缺乏自律性和独立性外，与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批判型知识分子传统有关，而批判理性精神是学术创新的根本。中国后殖民批评与英语学界的后殖民理论不同，它不是致力于权力结构的分析而是以大众文化如第三世界文学、电影批评等为操作文本，是因为在中国，大众文化是中华崛起之梦的最好范本。因此，大众文化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主要的阐释对象。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发展，中华文化的崛起成为大众、官方和精英知识分子共同的百年梦想，中华性于是成为知识分子呼唤的文化理想，民族主义是其基本内涵。这种民族主义话语投合了官方和民间的需要，但失落了后殖民理论的精神并掩盖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分层和矛盾，而致力于分析本土的文化分层并为边缘文化发声提供道义支撑是后殖民理论的基本精神。可见，中国当代接受西方与知识分子自身的处境，与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状况的复杂性纠缠在一起，理论移植变成了文化过滤。
第三，是文化语境的钳制。新世纪以来最具典型性的文论问题是文化研究的兴起导致的文艺学边界的扩张。文化研究来自西方，它在中国兴起的原由：一是文化研究契合了中国当代审美泛化和文学性扩张的文化现实；二是借助于文化研究，文学研究突破了前此纯文本化审美化的弊病，使得文学研究走出学院的封闭性成为可能；三是文化研究的政治性凸现了知识分子以及中国文艺学特有的现实关切；四是文化研究容纳了西方近半个世纪的思想资源。在赛义德之后，超越性的文学审美难以存在。赛义德的卓越分析表明，非功利的文学隐含着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权力话语主导着文学审美。因此，在解构主义和后殖民理论之后，仅分析文学的审美层面显得狭隘；五是借助文化研究，中国文艺学接轨于当代西方的学术主潮。文化研究扩展了文艺学边界，是学科大联合的事业，其打通学科分界的企图符合去除现代学科分割弊端的世界大潮。基于此，文化研究提供了中国文艺学新的思维转型和范式变革，但中国文化研究缺乏的仍然是现实的批判精神。中国文化研究局限于无关痛痒的大众文化文本评说，而不是借鉴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知识深入分析当代中国的文化分层、资源分配、社会正义、政治结构、利益格局等根本问题，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当代政治文化语境的钳制。
在市场经济和后现代思潮之后，启蒙精神和道德理性显得单薄乏力，于是中国知识分子改变了自身存在的方式，成为社会的解释者，放弃了参与社会变革的干预精神。这一方面是思想文化转型的结果，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无奈处境的表现。中国的现代性文化并没有实现，虽然生产力作为标志之一是提高了，但民主制度和环境指标却远没有达到。在大众不需要启蒙而沉迷于消费的今天，在权威话语仍未消解的今天，知识分子无奈而自觉地退出启蒙角色，不再干预现实，这是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和后殖民批评失却西方批判理论的政治性的原因。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艺学再也不充当思想解放的先锋，而是以反本质主义或去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回归文学理论的纯粹知识本身，文艺学与思想文化政治的关联被切断，这是文艺学社会承担意识的退化，是知识分子伦理责任的自我放逐。
在当代中国，官方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三方的关系极为复杂，它们互相钳制又互相利用。一方面，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和批判精神与市场和权威天然是对立的，另一方面，官方需要知识分子的理论构造和文化象征资本，而知识分子是次阶级，他们要求把文化资本转换成为经济资本，这就需要市场和官方的支持。当前文艺学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和身体美学命题的兴起与知识分子的市场化有关，而在官方主办的各种文化寻根活动中都不乏知识分子身影，他们制造了民族主义崛起所需要的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一方面，官方需要大众文化以释放和安抚大众对于社会分层的不满，也需要大众文化鼓吹伦理和睦和文化崛起的巨型梦想，但又对大众文所蕴藏的反叛和革命倾向心存不安，因此把大众文化放置在一定的限度内。另一方面，大众需要大众文化释放感性需要，需要大众文化承诺虚假的民主权力。大众文化也借助经济力量渗透入知识圈，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大众文化的英雄成为大学客座教授，大学教授借助传媒比如“百家讲坛”把象征资本转换为经济资本。撇开三方的关系，事实是，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在中国仍然没有实现，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仍然需要在两面作战，即对权势说真话，对大众说真相，一方面吸收现代西方的批判理论对权势保持警惕，以构造现代性文化的多元和谐，另一方面对现代资本主宰的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不懈地批判，以伸张和保持人文理性对于社会的前瞻性和制衡性。
三、三十年文艺学的缺失与经验
三十年来，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与权威意识形态，与现代市场经济，与大众文化，与西方知识和中国传统，与中国文化现实的纠缠极其复杂。他们随着处境的变化，不断调整思维模式，谨慎处理与各种力量的关系，寻找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转型时期的处身方式，这些对中国当代的文艺学研究具有重要影响。三十年文艺学可以返正－开放－深化的三段论总结：返正是以回归现实主义为主题纠正前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开放即以西方理论建构各种文艺学，深化则是在全球化语境下面对当代文化现实，与西方对话。八十年代初，随着现代性学术范式的确立，西方思潮被大量引入，但随着政治文化语境的变迁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当现代性真正实现于物质欲望的满足的时候，中国文艺学发现自己被边缘化，知识分子的师者角色不再，于是退守书斋和专业本位，并以人文精神坚守其批判的精英立场。九十年代以来，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挤压下，知识分子转换立场，从立法者变为阐释者，但在文化研究、性别批评、生态美学中，知识分子又以干预的立场切入当代中国文化政治，表现了人文学者的现实关怀。
三十年是中/西、传统/现代冲突和融合最为激烈的时刻，是文艺学各种论题轮番上阵，思潮迭起的时刻，但放眼世界，相比中国传统，三十年文艺学缺乏创新的思想观点，没有提出在世界上有影响的理论，没有提出具有传统文化精神的新的文艺思想。与所有文化转型时期一样，当代文艺学各种理论的纷纭并没有多少真正的理论积淀。那么，为什么中国当代的学术生产力这么低下呢？为什么当代文艺学没有创造出与古代文论能够媲美的新体系呢？这就要谈到三十年文艺学学术研究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文艺学知识生产的外部环境。一旦探讨某一学科的整体必然延伸到本学科之外，文艺学知识理论的创新也必然不能在本学科之内解决。当代文艺学的理论创造与伟大的文学艺术的生产，与哲学美学的创新，与学术生态圈的良性运作，与人文知识分子自由创造精神的获得息息相关，而这些外部条件在中国还需相当的时间方可成就，文艺学的创新因此就必经相当的磨难。当代消费主义语境也阻碍了知识分子的创新。中国追求现代性已走过百年历程，但真正的现代化建设始于近30年。90年代之后，知识分子陷入现代化的震惊性体验中，因各种原因不再关心政治权利而把精力和兴趣集中在日常生活审美化和身体美学上。文艺学知识分子沉浸在大众文化的狂欢和消费主义的迷醉中，理性思维和距离感的缺乏导致学术生产力的低下。另外，学术生产管理体制，经济与学术的纠缠等也制约着当代文艺学的知识创造。
其次，是文艺学自身的知识场域。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精神，使得中国的现代化无障碍地实现了转型，似乎传统文化很契合现代资本主义，这就导致了当代文艺学思维的西化倾向。三十年来的文艺学重要命题的提出无不受到西方文论的制约和影响。西方理论的引进推动了中国文艺学知识结构、价值范式和研究思路的变革，比如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对于机械反映论的破除，现象学的主体间性哲学对于主体性文艺学的扬弃，索绪尔语言论和新批评对于文艺社会学的反驳，加达默尔接受美学对于文学接受研究的推进等都起过巨大的作用。由于主要是移植西方的理论，而没有致力于本土理论的创新，这就导致文学理论生产力的低下，三十年文艺学似乎就是西方理论的纷纭表演。从知识分子自身的原因看，否定性思维的缺乏是中国当代文艺学美学知识原创性缺乏的原因之一。中国在先秦时代已经奠定思想范型，后来基本延续前此的思想主题，中国思想的模式是继承大于创造，是在继承的前提下创造，而西方思想是否定式前进，亚里士多德哲学对柏拉图的否定，黑格尔的扬弃，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等，无不体现西方思想对否定精神的推崇，而中国当代文艺学则在全面辩证的四平八稳的思维方式中走向平庸。为师者讳，为尊者讳，为逝者讳等传统思维方式也阻碍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创造。
当代中国文艺学的现实是，中国现代性文化还没有建立起来，中国文艺学自身的创造能力还没有得到发展，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化还没有提出具体的实绩，西方文论的本土化也还存在诸多问题。全球化导致西方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国的问题，学习西方文论有助于获得比较文化学的参照视野，但中国文艺学需以西方知识的本土化和中国传统文论的创造性转换为思想资源，以能够反映时代精神的哲学美学为思维基点，面对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的现实方能实现理论创新。新世纪文论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和开辟的领域：一是西方理论移植过程中出现的变形和误读。加强文论的接受史研究，看百年来西方文论中国化过程中的得失；二是文学批评实践的理论抽象。从当代中国文艺现实的批评实践中提炼文艺理论命题是文艺理论知识生产的重要途径；三是展开对东方各个民族传统文论的研究。由于语言的障碍和传统学术领域的疏忽，我们对东方文艺理论的研究很不够，特别是，东方各民族与中国同样处于现代性的文化转型之中，研究东方文论可为当代中国文论的创新获得思想参照；四是坚持学者的伦理责任。后现代后殖民在中国的命运以及最近的关于文学底层问题的讨论，都把知识分子的伦理责任问题凸现出来；五是排除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中的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对真理的探讨心存敬畏之心。在最近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争中，老话题被重新提起，学术论争没有推进知识的更新，原因是，这场学术论争起因学术利益的分配不均。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以来，思想的多元化、问题的多样性、理论的开放性、知识的地方性、学术的对话性等观念成为文艺学界的共识，理论的统一性被质疑，意识形态的规训性被警惕，知识生产的个人性和差异性被重视，这是中国文艺学走向成熟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