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应成为社会骄子的“女博士”群体在媒介的符号学建构和过度阐释下成了一个为世人边缘的“神话”场域。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理论、巴特的“神话”理论和桑塔格的“过度阐释”理论证明了媒介以符码为工具异化“女博士”群体，并在整个社会偏向的驱使下成为边缘化“女博士”群体的幕后推手。解构媒体强加的“神话”场域，校正社会对于“女博士”群体的狭隘偏见，不仅依赖于媒介的修正，更需要“女博士”群体主体意识的觉醒。

　　关键词：女博士 媒介批判 符号学 神话场域 解构

　　女博士本应是社会的精英群体之一，除了性别差异外,她们同男博士并无区别。然而，在当今媒介的报道倾向中，女博士无疑被异化、丑化甚至边缘化，成为继男性、女性两性之外的“第三性”群体。如果说女性在男权社会的歧视地位是传统文化中不幸的糟粕积淀的话，那么现代社会中对于女博士的边缘异化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大众媒介利用文本阐释的时效和话语优势对女博士群体实施的一次没有人性的符号暴力——在对其身份符码能指与所指的过度阐释中将女博士推向了异化丑化、边缘化的深渊。　媒介强加“神话”场域的范式分析

　　“神话”场域的概念来源于巴特的《神话学》中对于符码表意研究的第二层次——它建构于第一层次明示的意义基础之上，以隐喻的形式为媒体所率先阐释，是媒体传播意识形态的主要实践方式。一方面，女博士首先是女性，然后又具备了高学历，这样双重内涵的符码表意为媒介的“神话”场域塑造提供了绝佳的条件；另一方面，借助于传统文化的性别歧视，媒介得以在对女博士这一符码进行过度阐释的基础上获得极大的社会认同，为媒介意识形态的“强加”赋予了有力的社会支撑。www.11665.com

　　“神话”场域的符号建构。首先，女博士这一“神话”场域的媒介建构可以通过早期索绪尔结构语言学和之后的巴特对符码表意层次系统两个理论范式进行解读。一方面，结构语言学主要的分析方式是将“符号”认定为建构意义的基本单位。索绪尔认为语言的意义由系统性与规则性的特定符号的组合所构成，亦即语义界定关键是其“关联”与“系统”模式，因此拥有优势地位的规则体系会成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视为自然的能指与约定俗成的所指(signified)之间一种恣意专断的关系。能指的意义看似自由选择，但是对于使用它的整个语言社会来说却是强制的。而媒介从符号文本的选择到阐释都具有时效和话语权方面的先在性，从而使得媒介拥有了语言系统的建立者身份，这种身份成为符号文本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专断与定型。①

　　另一方面，延续索绪尔对于符号学的研究，巴特在《神话学》中首创意义分析的系统模式，在索绪尔符号表意第一层次的基础上提出了符码表意的第二层次，并将媒介在第二层次中的显著作用进行了分析。巴特认为，符码表意的第二层次是符码所代表的隐含义，是意识形态的所指加之于能指之上，于此第一层次的明示义被隐藏起来，而另一个意义附加其上，成为另一个所指。由于隐含义是媒体传播意识形态的主要实践方式，因此符号潜藏的隐含义常成为各种意识形态相互竞逐诠释的对象，也就是一个其称之为“神话”的场域。②在“女博士裸死”、“女博士心理疾病”等一系列具备意识形态偏向的符号文本被媒介生产出来，这些符码的第一层明示义即是女博士裸死、女博士心理疾病等表象性的社会事实，而这些符码表意的第二层次即隐含义便是歧视女性尤其是对高学历女性的歧视。如是，媒介便在偏向化的符码能指与所指的专断性关联中将女博士推向了更高于一般女性的“神话”场域。

　　“神话”场域的过度阐释。过度阐释是对于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和艾柯等人分别在艺术和文学领域所提出的关于“阐释”反思理论的借鉴。根据苏珊?桑塔格的观点，反对阐释就是主张冲破一切既有的文化观念，尤其要抛弃历史感的重负，削平深度以达到对生活的直接体验，对于桑塔格等人而言，反对阐释实际上只是一种姿态或一种策略，他们并非反对阐释本身，而是反对专制的一元论。③事实上，桑塔格反对的是对于符号文本能指与所指之间联系的专断、定性的描述。艾柯更加深入地将这一理论进行了阐述，并区分了“阐释”与“过度阐释”。媒介不仅将女博士与“裸死”、“心理疾病”、“愁嫁”这样具有消极暗示性质的符码进行专断联系，而且对这些专断相连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进行专制的一元论阐释，故意或无意地遮蔽了其他可能存在的联系，如女博士与成功、贡献、智慧等的积极表意的阐释。

　　媒介强加“神话”场域的社会思辨

　　媒介无疑是将女博士推向“神话”场域的最大帮凶，但是，媒介究其属性而言仅仅是一种信息传递的技术平台，作为“物”的媒介之所以能够成为将女博士这一群体边缘化的强大推手，有着更加深刻的社会根源。

　　首先，传统文化对于性别歧视的“集体无意识”使得女博士“被定性”。在中国的宗法体制中，女性丧失主体的现象在文化传承上有其传统性别规范的背景，如《易经》的阴阳观，董仲舒的阳尊阴卑、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男女、君臣、父子、夫妻的主从身份在这种体制中开始被建构，女性被贬低在权力和欲望的最低层，是男性中心社会的依附者。在这样的社会里，女性从一出生就要学习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的道德伦理秩序。这种男女两性主从定位的父权规范，让女性终身无法逾越家庭，不能参与到社会中去。④现代社会妇女已经有权选择外出工作，但仍然有大量妇女放弃工作重新回到家庭、走向社会边缘。这是因为女性在走上工作岗位后，工作和家庭的双重负担威胁着其精神和身体健康。此外，由于长期的传统熏陶，中国妇女重视家庭利益比重视自身利益更多，在家庭与社会之间选择时也受到社会传统观念的束缚，使其在二者冲突时不得不放弃工作而回归家庭。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别歧视内化为一种无意识的社会知觉时，即使错误的文化理念也会失去被质疑的判断力。媒介便在这种社会无意识中失去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精神，又将这种无意识传播放大为整个社会的文化理念。女博士的高学历一方面不符合男女主从地位的身份定位，另一方面，女博士对事业的追求必然会导致家庭利益的失衡，其对女性传统身份的双重颠覆没有得到滞后的社会观念的认可，从而将女博士推向了异化、边缘化的深渊。

　　其次，消费至上的潜意识趋向使得女博士“被消费”。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成功地预言了现代社会的消费主义倾向,他将媒介看做一种积极的关系方式，甚至成为我们整个文化系统的根基。现代媒介身处消费主义的社会思潮中，不得不沦为大众信息消费品的生产者，所要满足的不仅仅局限于公众的信息需求，更包括了公众对于娱乐消费的通俗甚至低俗欲望。女博士敏感的身份象征本身就被纳入到了媒介的消费生产对象之中，再加上“裸死”、“变态”等刺激性的信息包装，自然而然成为媒介娱乐大众、满足其信息消费的最佳选择。

　　最后，商业化的审美暴力使女博士“被边缘”。如果说前两个因素属于将女博士“推往”社会边缘的外界因素的话，那么以盈利为目的的审美暴力则是导致女博士群体“走向”边缘的内在因素。女性在传统文化中沦为“被看”的对象，而男权社会中男性“看”的需求与媒介市场化的利益追逐媾和而成了充斥于荧屏的各种可以满足男性“看”的女性形象，大众媒介在呈现女性身体时，必然用男性审美标准来勾画，随着消费主义的盛行，受众越来越渴望能从大众媒介中得到即时的快感，满足物质与身体的欲望。整个社会受到一种以盈利为目的的审美意识的灌输，使得女博士的“美”间接遭遇社会的否定，这种社会的不认同催生了女博士群体的封闭与自卑，在质疑自我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将自己异化、边缘化。这也是女博士从女性中被异化出来，成为“第三性”的一种女性群体自我的价值否认。

　　解构媒介强加的“神话”场域

　　女博士作为一个精英群体，不仅是对传统女性歧视理念的颠覆，而且也是社会进步、女性自主意识增强的代表，她们不应该遭到滞后的社会性别理念和商业化、消费化的媒介趋向的合谋扼杀。解构媒介迫于社会压力所建构的这一“神话”场域，既是女性主义的理念延伸又是社会进步的需要。

　　媒介的修正。媒介作为始作俑者，应该率先进行自我修正。首先，媒介作为社会文化理念传播的载体，必须具备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精神，在去粗取精中扬弃传统文化。这也是解构“神话”场域的根基所在，只有将传统理念提升为符合社会时代的发展才能消除固有的性别歧视，最终彻底根除强加于女博士的“神话”场域。男女性别的歧视在封建社会根深蒂固，但是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仍然不乏诸多合理的男女差别化的身份定位。如女子温婉贤淑、男子威武刚毅等，这些合理的传统身份文化表述应该得以传扬。其次，媒介要在对于女博士的符码文本的阐释中寻求一种平衡状态，既不消极逃避，又不过度渲染，才有助于符号文本的最优化表意功能的实现。阐释的最佳状态即是更加接近被阐释对象的本来面貌，而事物的本真状态只有在不同立场观点的交锋中最大限度地逼近。而过度阐释则是在坚持一种观点的同时回避其他的阐释可能性，从而强加符码的能指与所指的专断联系，产生对事物的偏向性认识。“裸死”、“变态”等消极符码的过度阐释和少之又少的积极引导必然导致公众解码时的价值偏向，媒介只有把握好度才能实现阐释的最优化。再次，消费至上的理性回归是媒介避免走向商业的狭隘境地，从而保持媒介公正与客观立场的必要条件。媒介一旦以盈利为最终目的，就会落入世俗化甚至低俗化的怪圈，在向私欲屈服的过程中将整个社会拉入毁灭的深渊。商业化的媒介满足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看”的欲望，却将进步的女博士群体置于社会的边缘，在无形中颠倒是非，必将阻碍社会的发展。因此，媒介应该回归为一种信息交流的技术平台，在去意识形态、去利益的原则支撑下尽力还原社会本真，才不至于囿于传统成见而丧失革新精神。

　　主体的意识觉醒。无论媒介在社会中的地位如何重要，赋予其角色和身份的永远是使用媒介的人。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其自身的意识觉醒才是解构媒介强加的“神话”的关键。首先，作为身处弱势的女性群体而言，应该在跳出传统审美定位的狭隘视野中接纳女博士，重塑自我的存在价值。当女博士被异化、边缘化为第三性时，其他女性群体竟然没有或很少发出声援，说明了女性深陷男权社会的审美暴力中无法自拔，同时也说明了女博士在面对社会强权时的一种自卑性的失语状态。社会的进步离不开女性的支撑，无论是一般的女性还是女博士，都必须敢于树立自我的形象价值，彻底摆脱“被看”的消极地位。同时，女性要敢于利用媒介发出自己的声音，只有在不同立场观点的交锋中，才能实现“观点的自由市场”，从而看清事情的真相，坚持社会进步的正确方向。其次，作为强权施加的幕后主使，男性应该在女性群体的崛起中给予适当的空间，而不是以妖魔化的做法来扼杀代表女性主义觉醒的女博士群体。实际上，女博士存在的心理疾病、愁嫁现象毕竟是少数，即使作为一种普遍现象，也根源于男性的性别强权所导致的男尊女卑的固守成见。男性认可并尊重女博士，不仅是顺应社会发展的正确选择，而且会在男女平等的社会中享受到更大的快乐。

注 释：

　　①f.de　saussure,1949;高名凯译，1999年版，第100页、第111页。

　　②fisk＆hartley,1978:40-47,barthes,r.,1973。

　　③张正萍：《论苏珊?桑塔格的“一种新的感受力”》，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10页。

　　④刘卿钦：《大众传媒对女性身体的非客观解读》，《新闻爱好者》2010（7），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