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贺建平 刘娟 常烨 吕夺印 何露露

　　摘要 本文以重庆渝北回兴“城中村”为个案，对农转非居民的身份认同与人际传播进行了质化研究。通过对城中村的农转非居民和城中村其他居住者进行的深度访谈和分析，我们发现农转非这一群体并没有因户籍的改变而获得城市人身份的认同，在社会交往与人际传播中，符号边界和社会距离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尚未与城市市民和文化真正融合。
　　关键词 农转非 身份 认同
　　
　　abstract the paper doe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the identification and personal communication of agricultural to non-agricultural residents, taking the huixing " village in city" at yubei chongqing. through our deep interview and analysis on agricultural to non-agricultural residents and other residents from " village in city", we make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group do not change their identity and obtain the civil residents' due to the change of hukou, and symbol boundary and social distance still exist, to diverse extent, in the social and personal communications, which hobble their integration with civil residents.
　　key wordsagricultural to non-agricultural status identification
　　
　　一、研究背景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自发形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成为时代性的社会现象。WWw.11665.cOM时至今日，这一社会流动潮也并未结束，而是向着更深广处发展，并对社会结构产生各种预期性的和非预期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作为国家的管理者逐渐充当起一个更为自觉的角色，积极参与到促进城市化进程健康发展的规划和设计中。2007年6月7日重庆成为省级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探求更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方案投石问路。城乡统筹政策的酝酿和出台，直接促成了重庆城市和乡村二元结构的演化：“城中村”聚居样态相继出现，一个人数庞大的农转非群体将逐渐形成。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农转非”描述的是一种过渡性的社会身份状态，处于从农民向市民的社会心理位移过程当中，既是一种临时性的身份标记，又呈现出欠稳定、易分化的潜在结构特性。因此，对这一群体的研究不仅将为重庆乃至我国的城乡统筹规划提供田野式的调查资料，而且对于研究类似身份过渡期的其他社会群体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来看，直接以“农转非”群体为研究对象者尚不多见，但相关研究成果丰硕：如社会学对城市中的农村流动人口（主要是农民工）的研究、对农民工聚居“城中村”的研究等。传播学领域进行的相关研究多为用实证方法检视大众媒介对农民工形象的再现方式和社会效果，偏重对大众传媒之功能的考察，而较少涉及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更为日常、弥散的传播形态。
　　
　　 二、研究对象、方法与问题
　　
　　1.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择重庆市西南政法大学渝北校区周边的“城中村”作为个案，主要研究居住在这一区域的“农转非”居民。在文中称为“城中村”农转非居民，以区别于“城中村”的其他居民。
　　 西南政法大学渝北校区位处重庆市渝北区回兴镇宝圣南路，原果园村大队，1998年以前村民以耕作为生，由于重庆市农业园和西南政法大学新校区征地，在获得土地补贴金后，果园大队村民全部由农业人口变为非农业人口，政府为他们修建了13栋安置楼，原生产大队也改村委会为居委会。目前，这一片区以西政新校区为中心，已经形成了一个当地“农转非”居民、来此地购买商品房居住的市民、高校师生、以及极少数农民（归属于回兴街道管辖的白鹤村等）混居的“城中村”。这批“农转非”居民多以打工为生或在学校周边经营餐饮、网吧、水果等生意。
　　2.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田野调查，着力从农转非群体的面向考察他们以人际传播为主的日常生活体验。本文的资料主要来自对20位“农转非”居民、5位购买商品房而在此地定居的居民、5位西政教师以及5位西政学生的半结构性访谈。访谈围绕自我角色认同、人际交往与互动、社会比较等核心问题展开，访谈并非获得标准答案，而是希望由被访谈对象讲述他们在城市中与他人交往以及社会生活的丰富“体验”与感受。访谈后对记录进行编码整理，使其浮现的主题对访谈记录进行焦点编码由此建立起研究的基本问题与框架。借助于这样的研究方法，我们希望获得一种社会学视野，而社会学研究中的“身份认同”和传播学研究中的“传播的社会建构”和“符号互动”理论则提供了适用这种视角的理论资源。
　　3.研究的问题
　　(1)身份认同现状
　　身份认同是指一个个体或群体用来界定他们是谁的意识，以及与他人关系的一种定位。认同有两种类型：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①社会认同指的是别人赋予某个人的属性，也将该人与具有相同属性的其他人联系起来，社会认同强调群体的共同特征。自我认同指的是自我发展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我们形成了对自身以及对我们周围世界的关系的独特感觉和意识，自我认同强调个体的独特性。身份认同是有关个体与他人的同一性和差异性的认定。可以说，身份认同是人们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对自身角色以及与他人关系的一种动态的评估和判定。②因而，身份认同是在复杂的社会互动过程中通过自我观照和规范的学习而形成。身份提供了一种在我们对世界的主体性的经验与这种微妙的主体性由以构成的文化历史设定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方式，身份是一种被环境所激发的认识和被认识所促动而表达在一定环境中的互动行为。③作为活生生的实践者，人们既通过对社会生活的亲身参与和感受着社会的现实图景，也通过自己与他人的互动体验着其赖以生活世界的阶级阶序、以及自己在此阶层中的位置。④

　　基于身份认同理论，我们想了解，当农民获得户籍制度性保障而在一般意义上实现了社会身份向城市居民的转变后，加诸其上的固有文化身份是否也同步实现了转换，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原有身份的上升和流转，并在文化心理层面向融入城市文化。我们希望通过对农转非居民的调查和访谈，获得关于其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现状的描述性结论。
　　(2)身份认同的建构
　　认同的建立可以透过传播符号系统与社会性历程标示出来。我们每个人在发展出自我认同感的过程中，都身处一定的“参照环境”中，我们对“自我”的判定往往以“他人”对“自我”的看法和评价为参照，“自我”是库利所言的群体和他人之“镜中我”。⑤根据自我传播和人际传播理论，一种身份认同的建构，首先必须回答的是“我是谁”，在确立自我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借助于语言行为或符号这面自我认同建构的“镜子”，通过这面镜子的反射，我们才得以看到“自己”的形象。
　　 符号建构包括给集体的社会文化特征下定义，即用以说明自身基本理解的一系列观点和符号在周围世界中的位置以及其组成群体、社会类别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一种与移民身份相关的社会事实的成立和维持，不仅有赖于国家制度上的安排，而且也与相关群体在日常互动中的建构和广泛认同有关。⑥
　　 因此，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对样本的分析来检验城中村农转非居民与其他城市居民间是如何在日常交往中产生符号互动，从而建构身份认同的；他们在交往中是否存在着心理距离和社会距离。
　　
　　 三、研究发现
　　
　　1.“城中村”农转非居民的自我认同
　　访谈发现，“城中村”农转非居民的自我身份认同呈现分化态势。以经济地位为变量的考量结果：收入千元左右及以下的受访者感到生存压力大，收入低，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自感不具备获得高收入的机会和竞争优势。在访谈中，这部分受访者往往主动谈及之前做农民时的生活状态，表示虽然农村生活也并不富裕，但压力明显小于现在。有一部分低收入的受访者甚至对农村生活表示怀念。而收入相对较高的受访者则大多表示自己更青睐城市生活，认为自己目前获得了优于先前的物质条件、就业机会、休闲渠道、子女受教育质量等。这一部分受访者更容易对未来进行展望和规划，处于借由经济地位的上升而带动整体身份上升、流转和认同的过渡期。
　　 编号“农转非居民4”（女性，月收入八百）受访者说：像我们这样天天忙清洁，一个月辛苦下来也就拿个七八百块钱，也不算多。当然，自己没啥文化和本领也不敢希望工资有多高。
　　 编号“农转非居民8”（女性，月收入两千）当被问及“是城里好点还是农村好点时”，回答道：那还是在城里好点。……原来生产队的朋友现在有些在事业单位工作了，也不会去羡慕他们，我会想自己为什么没有他们做得好。
　　 同时，不论是低收入者还是收入相对较高的被访者，都没有显示出明确的群体归属意识，他们都倾向于将自身看作是纯粹的“农村人”和纯粹的“城市人”之外的某种模糊不清、边界不明的身份。有所不同的是，低收入被访者在区分自我和其他城市居民时，更多地采用经济地位的视角，在描述自己跟城市人的区别时谈论最集中的是收入状况。而经济状况更好一些的被访对象，对这种由经济地位所划定的身份界定的态度则比较模糊，他们不太以经济收入界定城市人或农村人，但也没有因为自己经济地位和城市人不相上下而将自己认定为城市人。
　　 访谈中还发现，尽管低收入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和城市人的主要差异在于经济地位，认为城市人“比较有钱”，但几乎没有受访者能对这种印象进行有说服力的例证、解释和说明。这些话语的背后更多的是一种主观的想象，是与外部符号世界互动的结果。他们并不真的清楚城市人的收入水平，而是用经济条件较好的一部分上层城市人形象表征了内部分层严重的城市人整体形象。受访者对经济地位的敏感和对自我经济地位的分层，也反映出社会对于财富的强调和对于城市人形象的刻板化呈现已经影响了他们对于自我和其他社会成员的经济地位的判定，继而影响到自我的身份认同。
　　编号“城中村居民5（男性，60岁）”受访者被问及自己现在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时表示，“现在是城市人不像城市人，农村人不像农村人”。
　　另外，也有受访者提到了除经济收入外的制度性安排的不健全所导致的身份认同障碍。编号“农转非居民3”受访者说：我们这种最多算半城市，城市居民有保障，我们没保障。
　　2.人际交往与社会距离
　　社会距离“描述的是一种心理状态，由于这种状态使得我们自觉地意识到自身与我们所不能完全理解的群体之间的区别和隔离”。通过考察行动主体是否愿意与其他人或者其他社会群体交往，可以测量社会成员对于他们之间或者他们与其他社会群体成员之间距离的感觉，社会距离是存在于行动者心理空间中、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心理距离。
　　访谈发现，“城中村”农转非居民的社会交往面比较狭窄和固定，多数受访者表示只跟原来生产队的朋友有来往，不大和周围的商品房居民结交，个别与住所附近楼里的市民有往来，但仅仅限于日常礼节性的招呼，而没有形成较深入的朋友关系。此外，由于毗邻西南政法大学渝北校区，形成了以学生消费者为主、附近居民为辅的商业市场，使得农转非居民在附近开店、摆摊、做生意的越来越多，无形中增加了不少与大学生群体往来的机会。但这些往来仍然多止步于商品贸易，没有出现大范围的延伸性交往现象。
　　编号“城中村居民5”受访者说：“和来这里买房子的人不接触，没有接触的机会（渠道）。还是和原先生产队的兄弟在一起耍”。
　　编号“城中村居民6（女性，32岁）”受访者说： 原来是一个生产队的走动比较多，还经常来往。和附近这里住在八单元的人还是挺熟悉的。
　　在这种相对固定和狭窄的社区交往中，农转非居民形成并强化了一种“城中村”式的亚文化社会体验，他们往往仍然共享那些具有历史连续性的、与之前农民身份更相关的文化价值观。而对城市人、城市文化系统表现出或多或少的心理距离。这一点在第一代“农转非”居民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编号“城中村居民12（女性，40岁）”受访者认为：和邻居接触少，大家都会感觉陌生，但和城市人距离就更远。
　　编号为“农转非居民9”受访者表示，这里商品房里的城市居民有点瞧不起我们，但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不少受访者谈到了社区中自发形成的“坝坝舞”现象，指一部分居民在晚饭后、闲暇时自发集中于较宽敞场所跳的一种比较随意的健身舞。对坝坝舞的参与呈现出明显的群体差异，并成为一种群体身份的标示物。调查显示，商品房居民、西政师生多不愿意参与这种类型的社区活动，将其视为只有“农转非”居民才会参与的一种“格调不很高”的娱乐行为，自动与其保持距离。据此，坝坝舞这种娱乐休闲的方式被符号化为本区域内农转非群体特有的文化休闲活动，成为农转非居民和其他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日常表征之一。
　　3.符号互动
　　对商品房居民、西政师生等“参考群体”的访谈显示，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比较清晰并且满意度较高，这和农转非居民的模糊松散的认同形成鲜明对比。尽管所有的受访者都承认和农转非群体没有深入的交往，并竭力在话语上拒绝承认对农转非群体有任何偏见和歧视，但他们也大多坦承自己不愿与其有过多交往，倾向于同该群体间保有一定的社会距离，同时在评价农转非居民时多论及其负面行为或负面形象。通过相似的符号将自我和“城中村”农转非居民加以区分，比如：穿着品味、谈吐涵养、生活习惯等，并对自我的这种设定十分自信。几乎所有的受访者均认为可以从穿着方面判断对方是不是“农转非”居民。这种对身份划分的自信无法明确其权威性的来源，而是和社会建构一样呈现出微妙的匿名性。一方面他们并不认为自己了解城中村居民的真实生活，另一方面又将一些负面行为和负面形象和城中村居民相联系，形成了固化的他群体印象。

　　 编号为“教师4”的受访者称：他们一开口我就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们的话题啊，聊天的方式，实在……他们可以在公开场合大声地谈论自己的事情，好像还在邀请公共场合不相干的其他人加入，他们也不介意别人听到他们的私事……他们也喜欢关注别人的事情，这个让我很不舒服，这也非常无聊。
　　其他城市居民的形象和评价对农转非群体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正是将商品房居民、西政师生等其他城市居民作为自我重要的“参考群体”，农转非居民才形成了关于自我是怎样的以及应当是怎样的看法。虽然二者间的社会交往渠道并不通畅，也往往由外界动力因素被动促成，但大量的日常“观摩”、“接触”事实上为农转非群体选择性地“习得”和“接受”城市价值所推崇的生活方式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问及编号为“农转非居民10”（女性，35岁）她是否在意周围人的看法时，她回答还是很在意别人怎么看她；衣着与农村人没差距，但是与城市人比有差距，特别是感觉上的差距。她说以前生产队的朋友有些现在在事业单位工作了，很少有联系了，工作不一样，她只是靠卖香烟过活，做点小儿生意。当谈及大学生时，她特别说到一个在她楼上租房的学生，其刻苦学习、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影响了她。
　　4.组织传播和仪式
　　组织传播是指组织内部成员间或组织与外部社会间的信息交流行为，意在传递信息、协调行动、凝聚人心、创造和传播共享的价值观等，从而进一步壮大组织的生存、发展能力。渝北回兴“城中村”从生产队变为社区后，原有的用以组织协调生产、管理日常事务的“村委会”转而为“居委会”，承担起新情势下的组织传播功能。
　　访谈发现，作为新的组织传播机构的“居委会”实际上很少起到组织社区沟通的作用，其职能的发挥更多停留于日常性的信息通告，很少进行具有社区影响力的沟通和协调，更不要说“文化传播”了。甚至不像成熟的城市街道居委会和成熟的社区或小区业主委员会那样，维系市民的交往与沟通。据此，“城中村”内并未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日常性的、有影响力的组织文化传播活动。居委会对“农转非”居民的社区交往、身份认同和文化适应的贡献率较小。
　　 在向编号为“农转非居民9”受访者问及街道有没有召集开过会或参加过什么集体活动时，回答是没有。
　　凯瑞的传播“仪式观”认为，传播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它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同信仰的创造、表征与庆典。这种观点将传播看作是创造、修改和转变一个共享文化的过程，其核心是将人们以团体或共同体的形式凝聚在一起。⑦
　　通过寻访我们发现，自2007年10月开始，居委会每月定期在固定地点放映一次露天电影，这是调查中发现的为数不多的具有仪式意义的组织传播行为。居委会工作人员称，前来观看电影的主要是“农转非”居民和少量的商品房居民，并称该活动主要是针对农转非居民的。这种放映露天电影的形式明显地区别于都市中的商业电影消费行为，可以视为是原先农村生活方式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用以宣传政策、凝聚人心的组织传播形式的延续。根据凯瑞的观点，从仪式的角度看，放映露天电影的意图并不在于产生实际的传播效果或功能，而是使人得到戏剧性的满足感；不太在乎传播的内容，而在于形成一种集体性的神圣典礼，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建构和维系一个共享的意义世界。
　　
　　四、研究结论
　　
　　针对农民获得户籍保障而成为城市居民后的身份认同现状、身份认同的建构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农转非”居民和其他城市居民间是否存在心理距离和社会距离等问题，我们进行了深度访谈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户籍身份与文化身份的流转不同步，后者明显滞后、缓慢。当农民获得户籍制度性保障而从农民变为市民后，文化身份并没有随之实现同步转换。这体现在：其一，这部分“新城市人”的自我身份认同模糊、松散，易于变动和分化，没有明确的组织归属意识。他们倾向于将自身视为是“农民”和“城市人”之外的第三种身份，但又无法说清该身份的具体内涵和边界。对农转非居民来说，“城市户口”与“市民身份”并不等价。前者意味着制度性安排带来的身份剧变，后者意味着对新的文化价值系统的接受和融入，意味着从文化层面全面实现身份上升和流转。而这两个身份的断裂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该群体的身份困惑感和焦虑意识。其二，农转非群体仍然共享着一套更为接近农村文化的价值系统，对城市生活方式的感情比较复杂，一方面觉得城市生活提供了比农村生活更优越的物质条件、生活环境，努力适应着新生活，另一方面又深感竞争压力的加大、生活节奏的加快，对旧有的农闲生活时而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怀念。其三，文化身份的转变已经开始，但比较缓慢，且呈现出差序性和代际差异。差序性体现在，有不少“农转非”居民已经接受并认可了城市居民的审美品味和对时尚的追求，在外部形象上基本与城市居民相差无几，消费观念也有相应转变，对新媒体的使用也在增加。改变最缓慢的是价值观念层，比如语言习惯、社会交往方式、习俗、道德观念等。而农转非群体的后代，也就是目前年龄在20岁左右的这部分青年，对新生活和新文化的适应性明显强于其前辈。户籍身份与文化身份的断裂感也不像其父母那样显著。
　　其次，群体符号边界和社会距离依然存在。“农转非”居民在日常的社会交往中，形成了与“参考群体”的符号互动，并以参考群体的形象和评价为参考，建构着关于“我是谁”和“我应当怎样”的看法。他们自感在经济地位、文化素养、格调品味等方面与城市居民存在较大差距，而倾向于构筑一个内向型的亚文化，以缓解自身对尴尬的身份认同的焦虑，并在亚文化的共享中形成对自尊的保有和旧有文化的延续。他们的社会交往对象比较单一，范围也很局限，集中于原生产队的朋友，而与其他居民的交往通常是偶发的、被动的和浅层的。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诸如“坝坝舞”之类的身份标示物，通过文化实践成为该群体身份的一种表征，强化了身份边界和社会距离。
　　再次，组织传播缺位，对文化适应的贡献率较小。代替原有村委会而承担组织传播职能的居委会并未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社区传播和组织沟通，而仅在信息的传达层面组织日常工作，忽视了农转非居民的身份流转和对城市文化价值系统的不适应症。
　　 当然，“城中村”农转非居民就社会阶层方面是向上流动的，虽然短期内其身份认同较为尴尬，但毕竟没有形成一种固化又清晰的身份符号，达成群体符号边界的内化。我们也几乎看不到大众媒体对这一群体有类型上的刻画、塑造与标签。我们希望，随着城乡统筹和城市化的加速，农转非的居民最终将成为“成熟”的市民，在文化上、社会心理上真正融入城市。
　　
　　 注释
　　1 吉登斯：《社会学》，北大出版社，2003年版，第38-39页。
　　2 孙英春：《大众文化：全球传播的范式》，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页。
　　3 钱超英：《身份概念与身份意识》，《多维视野：传播与文化研究》，北大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0页。
　　4 张翼：《中国城市社会阶层冲突意识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5 stanley j. baran, introduction to mass communication：media literacy culture, 1999 by mayfield publishing company,346.
　　6 赵晔琴：《农民工：日常生活中的身份建构与空间型构》，《社会》2007年第6期。
　　7 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华夏出版社， 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