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研究之“中国中心观”的兴起

　　对美国汉学界而言，1984年可谓不同寻常，保罗·柯文出版《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对分别以费正清、列文森、佩克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三种观念模式，即“冲击一回应”论、“传统一近代”论、“帝国主义一革命”论，进行细致剖析与深入批判，揭示其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即“以不同的方式使我们对19、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曲解”，在此基础上描述该研究领域始于1970年代的新动向，将其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这种新动向，力求从中国和中国人的角度来再现中国社会变化的内在动力与结构形态。
　　柯文的“中国中心观”自有其兴起的历史必然性，与二战之后竞相奔涌的一系列社会文化思潮密切相关，诸如殖民主义及其文化体系的瓦解、全球化及“全球历史观’’的形成、美国知识界对越战的反思、丹尼尔·贝尔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揭示、赛伊德对“东方学”之“他者”视域的尖锐批判等，从不同层面冲击“西方中心主义”，动摇了“西方中心论”的根基，“中国中心观”正是这些思潮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激荡与回响。WwW.11665.cOm不过，“中国中心观”所批判的三种模式，尽管有忽视甚至拒绝中国内在因素的偏颇，但由于建基于重大史实，仍对中国近代史的演进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阐释。柯文也不否认这一点，他指出，他详细发挥的命题是，“倘想正确理解19、20世纪的中国历史，必须不仅把此段历史视为外部势力的产物，而且也应视之为帝制时代最后数百年出现的内部演变的产物”。
　　由于冷战及文革，上述促成“中国中心观”兴起的一系列社会文化思潮，包括“中国中心观”本身及其所反叛的三种模式，并未及时传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它们才共时性地潮涌而入。不过，由于时间的错位与空间的转换，这些思潮与观念之问的因果传承关系，与在西方时相比，已经发生巨大变异，需要给予新的梳理与辨析。比如，“中国中心观’’所扬弃的三种模式，1980年代以后在美国与西方汉学界逐渐式微，在中国学界却颇为流行，不仅在近现代历史研究领域，在近现代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的描述与阐释中也充满活力，与历史唯物主义一道成为学者们最为熟悉的几种叙述模式。同时也有学者对此抱持警惕甚至批判的立场②，尤其是近20年，由于经济的腾飞，西方优越论在中国社会逐步失去影响力，随着促成柯文“中国中心观之兴起”的各种思潮的输入，“西方（欧洲）中心论（主义）”在中国知识界屡遭批判与封堵⑧，几乎成为一种被终结的理论话语。在此社会与学术背景下，有理由思考这样的问题：当代中国学术界是否发生或正在发生类似柯文所谓“中国心观”的范式转型？
　　显然，这是一个涉及众多学科、无法笼统阐释的宏大命题。本文打算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突破口，考察该领域是否存在“中国中心”的范式转换。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相对理想的视角，因为中国现代义学是在古今中外的文化大碰撞中发生与发展的，其间蕴含着一个必然性命题，即如何评判其“民族风格”与“外来影响’’之关系，也就是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外来影响与本国传统各自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如何评判二者之关系？考察有关这一命题的阐释历程，正可以回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否发生类似柯文所谓“中国中心观”的兴起问题。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我们还将探讨其启示如何？其局限何在？其兴起的原因有哪些？
　　一、早期阶段相对客观公允的辨析
　　在中国现代文学早期阶段，胡适、鲁迅、周作人、茅盾、朱白清等就以文学革命的亲历者、作家、批评家、学者等多重身份阐释过“新文学”的发生，《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十节》（1922）、《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1934）、《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系列（1935）等，就是他们留下的经典文献。研读这些论著，我们发现两个特征：第一，接受外来影响与继承本国传统之间的关系，是讨论现代文学发生问题的关键；第二，对此关键问题的阐释，总体而言是公允与辩证的。
　　第一点是由现代文学的性质所决定的，相对容易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文学革命，文学革命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新”，就在于请来了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及“李先生”（liberty）。这些先生们要站稳脚跟，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血与火”的斗争，文学领域的革命运动充分展示了这一斗争的尖锐与激烈。正是在这场古与今、中与外的剧烈碰撞中，现代文学才得以发生。换句话说，中国现代文学只能是“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与“对传统文学进行革新”的结果。
　　第二点须稍作阐释。先看胡适的观点，《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最后一节“略述文学革命的历史和新文学的大概”，并未正面论及新文学与接受外来文学和继承本国传统之间的关系，但联系儿年之前留学美同期问他对中国语文的思考以及几年之后出版的《白话文学史》，“文言、白话”之辨是胡适文学革命论的“生死劫”。这一“劫材”的获得，应归功于西方文学对胡适的启发，他在留学期间发现欧洲各国文学的近代变革都源于语言工具的改变。即用鲜活的俚语取代僵死的拉丁文。作为《四十自述》的一章，“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是胡适比较看重的，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时将其作为“历史的引子”放在最前面，主要追述自己的文学主张如何“经过那几层大变化”、“渐渐结晶成一个有系统的方案”，直至“慢慢的寻出一条光明的大路来”，这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被简括为：“从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一位书记先生的一张传单，到凯约嘉湖上一只小船的打翻；从进化论和实验主义的哲学，到一个朋友的一首打油诗；从但丁（dante）却叟（chaucer）马丁路得（martin luther）诸人的建立意大利英吉利德意志的国语文学，到我儿童时代偷读的《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种种因子都是独一的，个别的；他们合拢来，逼出我的‘文学革命’的主张来。”撇开胡适“不避贪功之嫌，用个人的思想历程来代替白话文运动的发生”的“完全错误”不论，其关于接受外来影响与继承本国传统是形成文学革命论的关键原因这一自我评价，应该是客观公允且符合历史事实的。

　　再看鲁迅。鲁迅的文学事业开始于译介外国文学，小说创作深受外国文学影响，但由于他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所以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五四时期，“鲁迅虽然也强烈地憎恶着传统的历史文化之黑暗的一面，但思想上的深度是超过了‘五四’时代一般的对传统之全盘否定论者的”。他1934年提出的“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运用脑髓、自己来拿”的“拿来主义”观点，很能概括他对待中外文化的根本态度。具体到新文学发生与中外文学之关系问题，鲁迅很少正面论述，只是在序言或杂感中偶尔谈及。比如，他曾指出文学革命“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的，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再如，他以为：“‘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蜕变，有比较的偏向。”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鲁迅不愿提及与传统文学的联系，只是一味强调外国文学尤其是外国小说的影响。陈平原解释说：“因为传统文学更多作为一种修养、一种趣味、一种眼光，化在作家的整个文学活动中，而不是落实在某一具体表现手法的运用上。西洋小说则恰恰相反。无疑，具体而可视的‘手法’比抽象而隐晦的‘趣味’更容易为作家、读者所觉察。”当然，这也可以看成是五四作家们心照不宣的策略，目的在于彰显新文学的新特质。或许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与策略下，鲁迅才说：“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从中国古代文学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摄取。”其用心之良苦，于此可见一斑。
　　周作人关于新文学发生的论述自成体系。在由讲稿整理成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他从文学观念、作家气质、审美意识、情感、语言、文体等多个角度切入，不仅将新文学的源头追溯到明末的公安派、竟陵派，还梳理了清代制艺（八股）骈文、桐城古文与新文学运动之间曲折的关联与复杂的纠结。该书出版后，《新月》、《大公报·文学副刊》、《艺风》等都登载了评论文章，尽管褒贬不一，但几乎都承认其见解的独到与系统，即使是中书君颇具调侃的同名书评最后也指出：“把周先生的书批评了一大套，并不足以减损它的价值。”很明显，周作人也对自己的见解相当自信，否则他不会在此后的文章中继续坚持这一观点。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他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更是大段征引此书的主要论点。此外，他对废名小说、俞平伯散文的喜爱与赞许，也是由于它们的风格与竟陵小品、温李诗歌颇多相通之处。
　　除了胡适与二周之外，郭沫若、茅盾、朱自清等新文学的创造者们，几乎都涉及到新文学与外国影响及本国传统之关系。郭沫若《文学革命之回顾》（1930）说：“文学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种表征，所以这个革命的滥觞应该要追溯到清朝末年资产阶级的意识觉醒的时候。”茅盾从不将新文学简单地视为外来影响或继承传统的结果，而是充分认识到“外来的思想好比一粒种子，必须落在‘适宜的土壤’上，才能够生根发芽”。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讲稿，1929—1933）将“‘外国的影响’与现在的分野”单独列出，作为总论的第三章，这一特别处理使他成为在新文学史的编著中突出评价外国影响的第一人；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他突出新诗的外国影响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过，在“讲稿”中，作为总论第一章的“背景”，包罗了梁启超、吴沃尧、林纾、苏曼殊、章士钊、礼拜六派的文学活动以及字母运动、白话书报运动等，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他也明确指出了晚清诗界革命在观念上对新诗运动的巨大影响。
　　上述这些具有激进倾向的新文化先驱者们有关新文学发生与中外文学之关系的观点，个别地看，或许有失偏激、片面甚至自相矛盾，但统合起来则可相互补充、彼此校正，大体确立了有关此问题的论述框架；即便与1980年代以来的诸多论述相比，也会发现这些观点恰如隔代的种子，在适宜的条件下仍会开花结果，其中最大的两颗果实正是盛极一时的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之关系研究以及随后兴起的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之关系的辨析，两者既充满张力，又彼此补充。
　　二、政治话语与学术阐释的多重变奏
　　实际上，新文化运动之后，社会思潮众声喧哗，以派相别的思想家群体就有数十个之多。随着各派、各阶级、各政治势力逐步认识到思想观念在唤起民众、获取民心上的巨大作用，各种主张之间的论争变得日益尖锐与复杂；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思想价值与实际影响的逐步彰显，有关其领导权归属与性质界定问题日益成为论争焦点。有关新文化、新文学之发生与性质的阐释，逐步放弃学术话语方式，以政治话语取而代之。
　　20年代中后期掀起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阶级论、革命论文学批评异军突起。为建设反映“阶级觉醒”的文学，蒋光慈、冯乃超、郭沫若、李初黎、钱杏邮等，从阶级论、革命论立场对新文学作家与作品展开清理与批判。冯雪峰、瞿秋白、胡风、周扬等左翼文学批评家“接力般地共构了一个新文学的评价坐标系，对于新文学，不论是彼时彼地的创作或是后来的文学史构建，都产生着或隐或显的规约性的影响”。撇开创作不论，左翼文学思潮对文学史构建的规范与牵引，在30年代有关新文学的多部著作中已见端倪。王丰园《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1935）运用阶级分析法，论定新文学的性质是资产阶级对封建社会文学的抨击，而资产阶级在政治方面的不彻底性决定了文学革命的不彻底性。吴文祺《新文学概要》（1936），“在弗里契机械论的影响下，把文字、艺术形式与阶级、阶级斗争直接地联系了起来”。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39）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论色彩则更加浓厚。
　　40年代，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甫一发表，周扬就将其作为《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的指导思想，阐明新文学运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宣称无产阶级在新文学运动中的领导作用。由周扬开启的这一具有明显政治倾向的“新民主主义”评价标准与体系，经过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1946）、王瑶《新文学史稿》（1951—1953）、蔡仪《中国新文学史讲话》（1952）、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55）、张毕来《新文学史纲》（1955）等论著，得到进一步贯彻与强化，一直延伸到70年代末。“一俟确认‘新文学史’是革命史之分支，大前提一定，则几乎‘新文学史，的所有命题也就被意识形态化……学术地审视‘新文学史’到底是什么已变得不重要，甚至变得很难（首先是时间不够用），只要吃透时政亟需什么，急就章的‘新文学史’也就果然成了什么。”                           

　　为了揭示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性质，体现中国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和先进性，这些论著几乎无一例外地将五四文学革命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从而将新文学与封建的旧文学（包括晚清文学）以及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西方文学区别开来，并对其中的传统因素与外来影响加以批判，甚至不惜扭曲历史。黄修已发现，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本意虽是要写出鲁迅的领导作用，反而让人觉得勉强、困窘，甚至对这命题产生怀疑”。张毕来《新文学史纲》运用阶级分析法，刻意挖掘一些作家作品（如冰心的小说）中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思想因素，尽管以一种变形方式展现了外来文学与思潮对新文学的影响，但这种以预先判划的阶级身份去强行框套复杂文学现象的阐释行为，结果只能削足适履或顾此失彼。
　　50年代初，古代文学史、近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等学科与专业纷纷确立，为了不侵犯近代文学研究的领地，现代文学研究范围被限定为从“五四”到“建国”的30年文学。研究者虽提及晚清的文学改良运动，但往往以其“失败”来衬托文学革命的“成功”。王瑶说：“在‘五四’以前，中国也曾有过代表初期资产阶级思想的文学改良运动……但这些运动也正象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一样，都夭折了，它的历史意义似乎就在说明了‘此路不通’。”对于外国文学的影响，要么避而不谈，要么划清界限，更有甚者予以简单否定，斥之为消极影响。主要还是因为认定新文学具有彻底的反帝国主义性质。
　　透过这些受到政治因素干扰的种种阐释，可以发现阐释者们未曾预料的尴尬，即政治话语所造成的困惑：越批判、越强调区别，就越是意味着新文学与旧文学及西方文学之间具有非同一般、必须予以澄清的内在关联，而且，其刻意予以扭曲、遮掩的地方，往往正是联系最紧密的地方。当然，这种潜伏其中的意蕴，要通过正面文章反面阅读的方式才能体会，在正当其时的语境中无法讲明甚至不能暗示。
　　此一时期也有相对超脱、较少受到意识形态干扰的新文学史著作。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30），对文学革命的原因及其酝酿、发生、发展的合理阐释与客观叙述，不仅当时获得好评，还经受住了时间考验，数十年之后同样受到充分肯定。就其提出的文学革命运动之四大起因而言：第一“文学发展上自然的趋势”（所谓“这次文学革命运动的其来有自，不是一朝一夕之故所可发生，也不是一手一足之烈所能为力”），以及第三“国语教育的需要”（对1895年以来的“国语运动”的梳理），都是将晚清与现代视为一个连续的整体；第二“外来文学的刺激”，“谭嗣同、梁启超一班人所倡导的‘新文体’与‘诗界革命’’’，“显然的受到外来影响，并为后来文学革命建立了一个根基”。这些观点，与激进的反传统思潮以及左翼的反帝思想保持了必要距离，当得起“新文学论评者开始采取文学史家的立场，追求研究的系统性、科学性”的评价。又如，任访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1944），立论建基于历史事实，述评客观平实，其有关新文学发生的论述，既注意到由近代进化到现代的必然性，也考虑到了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
　　即使在极左思潮盛行的50至70年代，仍有学者抓住偶尔闪现的历史契机，力图摆脱干扰，相对客观地探讨了新文学与古典文学及外国文学的关系。王瑶《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1956）、《“五四”新文学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1959）、《论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的关系》（1973）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不过，这些文章仍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选择鲁迅作为个案，不仅相对缺少风险，而且也能部分起到表明自己学术立场的作用。
　　总的说来，考察30至70年代末有关现代文学“民族风格”与“外来影响”关系的阐释历程，仿佛在聆听一部抒写新文学发生发展的多声部交响曲，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这部交响曲缺少一以贯之的主旋律，显得杂乱甚至刺耳。不过，这正表明问题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并给新时期之后重新阐释这一问题留下了足够多样和宽阔的话语空间。
　　三、“影响一接受”模式的盛行
　　新时期以后，现代文学研究经过拨乱反正、观念更新，走上稳步前行的道路。“随着对‘文学的现代化’问题研究的深入，必然要提出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以及它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问题。”照理说，这两种关系的研究应该齐头并进，但实际上，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的研究走在-r前面。究其原因，王瑶认为，除了“文学现代化”观念的促进之外，国际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当代文学发展的需要等，也是重要的原因。当然，也与一大批以前被视为研究禁区的作家尤其是受外国文学影响较为明显的自由主义作家群得到深入研究有关。再者，比较文学的全面复兴并成为显学，也带动了这一领域的研究。
　　就学术成果来看，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十余年问，除了大量论文之外，该领域较具影响的专著与论文集有近30部，尽管在研究对象上各有侧重，但有一点是相似甚至相同的，那就是主要运用“影响一接受”这一研究方式，除了受到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启示之外，还得力于“挑战一应战”（“冲击一回应”）这一文明演进的理论假设以及将其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国外汉学家如费正清、列文森等人的启发。虽然保罗·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对“冲击一回应”、“传统一近代”以及“帝国主义一革命”模式进行了系统批判，但其观点引起中国学人普遍关注，则是在1989年该书中译本出版之后。上述研究成果虽在揭示外国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影响和促进方面有诸多发明与洞见，但也遮蔽了中国传统文学创造性转化的客观事实、忽视了现代中国作家接受外来影响时的主观能动性。
　　就在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之关系研究盛行之时，一些比较敏锐的学者开始警觉并对此现象提出反思和质疑，其中颇受关注的是陈思和。80年代中期，他在描述“新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整体框架时，就对“接受主体”与“传播主体”的关系进行了思考，认为“只能从整体上去把握两者的关系，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进去，暂时无法从某一种可能性中引申出什么规律来”。到90年代，通过继续探讨比较文学“影响一接受”研究在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局限性、“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的虚拟性之后，他建设性地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命题：“当中国文学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它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将作为一个整体，（‘世界一中国，这种）外部的对立逐渐消解，‘世界性因素’不再作为中国文学与外部世界的一种‘关系，范畴，而是中国新文学本体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基于此，陈思和认为不能完全按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方式去研究“二十世纪中外文学关系”这一课题。                           

　　陈思和的反思引起了中国比较文学界的关注。曹顺庆等人在以“建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新范式”为目标的《比较文学学》（2005）中给予了积极回应：打破旧有的比较文学学科模式，重新整合比较文学理论资源，试图将比较文学在“跨越性”和“文学性”两个基点上融通，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重新切分为文学跨越学、文学关系学、文学变异学、总体文学学四个方面，并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提出的比较文学关系学和原来的影响研究相比，更为直接的提出实证性的要求。而一直被人质疑的所谓影响研究中存在美学价值因素的不确定性，将被我们归入文学变异学的研究范畴中。”不难看出，文学关系学的重新界定与文学变异学的正式提出，在理论上的确对前述反思与质疑给予了一定的回应与化解，并相当程度地弥补和挽救了濒临破裂的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但必须看到，这种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模式，在实际的研究中究竟有多大的可操作性，尚需时间和成果予以检验。由此看来，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间的复杂关系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制约甚至阻碍了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之关系研究的深入与拓展。
　　当然，这并不是新时期头十年现代文学研究的全部情况，王瑶、唐等人对现代文学与外来影响及民族传统之关系的认识，则较为清醒与辩证。王瑶早在《“五四”新文学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1 959）中就指出：“当我们考察外国文学对现代文学的影响的时候，也只是把它当作构成新文学的‘新’的特色之一来考虑，而不能把它和我们的民族传统对立起来，过分夸大了它的积极作用或消极影响。”1979年2月，王瑶为《中国新文学史稿》撰写“重版代序”《“五四”新文学前进的道路》，对新文学与传统文学和外国文学之关系的问题发表了如下看法：“‘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本来就是在人民生活的土壤上，创造性地继承了古典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适应着人民革命的需要和人民的美学爱好而发展起来的。”“尽管也有某些外国作品在中国产生过消极影响，但总的来看，近代欧洲现实主义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成长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虽然立论只针对现实主义，但能如此鲜明地表达这样的见解，不仅意味着政治与学术新时代的来临，也显示出王瑶向朱自清、闻一多那一代人的部分回归。
　　80年代，王瑶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和民族传统的关系》（1982）、《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1986）、《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1986）、《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特点》（1987）、《（在东两古今的碰撞中>序》（1989）、《“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1989）等论文，将问题置于具体历史范围内予以阐释，彰显了文学史研究应遵循的客观立场与科学方法，在理论启发与实践表率两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唐瞍在80年代初反复强调，研究现代文学既要注重外来影响，也要看到传统的延续。如《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学术交流会上的发言》（1981）中，他指出：“现代文学受外来影响特别大，但传统影响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在《关于“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中，他说：“‘五四’的确否定了一些传统的文化和道德，但经过扬弃，它否定的只是应该否定的东西，并不如有些人所说，中国文化到这里便断裂了。恰恰相反，经过外来思想的冲击，吸收新的血液，中国文化倒是有了更为健康的发展……传统文化在这里得到发扬，‘五四，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是新的发展了的中国文化传统，难道这还不够清楚吗？”正是有了这种认识，唐写出了《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1981）、《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轮廓》（1982）以及未完成的《鲁迅传》等重要论著，具有方法论上的示范意义。王瑶、唐的观点与实践，既丰富了同一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也为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关系研究的迅猛发展打下了基础。
　　四、“传承一转化”研究的兴起
　　80年代中后期，现代文学研究界深受“新启蒙”（“再启蒙”）思潮的洗礼，在回归五四、重新“发现”五四启蒙精神的激情中，一批年轻学者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新文学整体观”等颇具冲击力的新观念，并最终推衍成“重写文学史”的论争与实践。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意在打通近、现、当代的界限，给现代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观念与格局，其学科意义被当事人之一陈平原做了如下阐释：一方面，“‘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被广泛采纳，晚清也已经进入不少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视野，可大都只是为了扩大研究范围，或者为‘五四’追根溯源，因而‘标尺’依旧，‘正统’仍在，情况没有根本改变”；另一方面，“借助于晚清，起码比较容易沟通‘现代’与‘传统’，也比较容易呈现‘众声喧哗’局面，并进而走出单纯的‘冲击一回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不再将五四新文学解读为西方文学的成功移植”。陈平原颇感忧虑的是前一方面，就本文的旨趣而言，我们则不妨对后一方面的代表成果略作梳理。
　　80年代初中期，一些文学史、文学思潮史著作已突破从五四文学革命谈起的写作模式，开始将眼光投向晚清，视之为新文学的先声。其后，更细致地探讨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关系的是王瑶指导的两篇博士学位论文。
　　其一是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987年通过答辩，1988年出版），论证1898至1927年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是西方小说的输入与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共同作用的结果。该书“自序”说：“本书的写作一开始主要考察西方小说的启迪，可慢慢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作用越来越浮现出来，以致成了全书的另一个论述中心，甚至是更有理论活力的中心。”正是在这种“创造性转化”的理论场域中，下编从传统文体、史传传统、诗骚传统等几个方面精彩地论述了传统文学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中所发挥的作用。有趣的是，该书上编“西方小说的启迪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被著者视为是“在‘挑战一应战’的模式中理解中国小说形式的嬗变，突出传播者的作用”。透过上、下两编的微妙关系，该书标志着现代文学研究对“影响一接受”（“挑战一应战”）思维与研究模式的有意识突破。                           

　　其二是方锡德的《中国现代小说与文学传统》（1988年通过答辩，1992年出版），将文学传统区分为活动性的表层和稳定性的深层，因袭、继承传统主要指弘扬稳定性的深层部分，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发愤精神、史传意识、抒情风貌、意境美感、白话文体等民族文学传统的深层要素，以此寻绎古代文学与现代小说之间细密繁复的内在关联。他说：“传统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力量，它对新文学的变革和发展，并不全都起着阻碍破坏的作用。它依然充满着生命的活力，加入到新文学的创造之中，不仅制约着引导着新文学的发展，而且还是新文学血脉充盈、生机蓬勃的重要艺术源泉。”即使是在完成四年之后才出版，该书仍被视为“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新文学与占代文学关系的学术专著”。
　　同样是酝酿于80年代中后期，同样是探讨新文学之发生与发展，但视角却有所不同的是刘纳的《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该著首先辨析文学界标与历史界标的重合与错位现象，论述了文学的历史性与非历史性的关系问题，所谓“文学既是历史现象，又保留着非历史的性格”，前者表现为文学与时代一起前进、时代的主题往往成为文学的主题，后者表现为文学有自己超历史的审美追求。基于此，该著将研究重心放在1912—1919年这一夹在“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两个粗重“历史界标”之间的无名时期的文学状况。有评论认为，该著的根本价值在于“标志着一种新的‘近代一五四’文学史观的成型”，“在这种新的文学史观念中，近代文学不再是作为五四高峰的反衬，五四文学也不再以光芒万丈的神圣而暗示着后继者的卑弱与阐释者的稚嫩”。
　　上述三部专著开启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关系的两种基本范式：一是深入发掘与阐释古代文学传统在现代文学中的创造性转化现象；二是从“发生论”、“现代性”等角度考察近代尤其是晚清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内在关联。两种范式都是为了探寻传统文学发生变革的内在动力、契机与方式。此后相关论著即便视角各有不同，但均未超越这两种范式。前者如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1994）、朱德发《跨进新世纪的历程：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转换》（2000）、高旭东《五四文学与中国文学传统》（2000）、杨景龙《古典诗词曲与现当代新诗》（2004）、陈平原《千年文脉的接续与转化》（2009）；后者如刘增杰主编的“19—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丛书、栾梅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1992）、马良春和张大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第一编（1995）、汤哲声《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转型》（1995）、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生成》（2001）、郑家健《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起源语境》（2002）、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2003）、陈方竟《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2003）、张俊才《中国现代文学主潮论》（2008）、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2010）等。
　　除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以及“重写文学史”所引发的注重现代文学与晚清及传统文学关系的研究路向外，90年代以来还有两大研究热潮，也推动了现代文学与民族传统之关系的研究：一是从宗教、地域、家族、民俗、鬼神等文化视角研究现代文学的学术取向；二是现代作家传记热潮的兴起。前者论涉的各种文化因素虽有大小传统之别，但都需历经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积淀，探讨它们与现代文学之关联，必然要思考“数千年之常”与“近百年之变”的关系；传记著作要考索地域、家族、民俗等对作家心理人格、知识结构、人文素养、思维方式的影响，从而加深对文学作品思想内涵与艺术风格的阐释，推进j，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文学之关系的研究。“重写文学史”也反映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不乏探讨占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关系的著作，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6）“终章：向新文学的推进”，探讨了元明以来的文学发展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两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1998）更是力图揭示中国现代文学乃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西方文化的影响只是加快了它的出现而非导致中国文学航向的改变；章培恒、陈思和、梅新林等还提出并主持了“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课题，将古代、现代、当代文学结合起来研究。这些研究与前述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立场虽然不同，但学术指向一致，可谓殊途同归。
　　五、“中国中心观”的启示与困惑
　　上述有关现代文学民族风格与外来影响之关系的研究，大致呈现出四个发展阶段：一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鲁迅、周作人、朱自清等既强调外来影响也注重传统关联的相对合理之论；二是40至70年代末，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强力干扰，造成既批判外来影响又否定传统联系的偏激、片断之论；三是80年代至90年代初，突出外来影响，相对忽视甚至遮蔽传统的延续与转化现象；四是80年代术尤其是90年代以来，多角度探讨现代文学与近代、古代文学及文化之间的关联，以揭示民族传统创造性转化的内在动力与机制。
　　新时期以来的两个阶段，先是受到“冲击一回应”（挑战一应战）思维与研究模式的巨大启示，对整个现代文学和具体作家所受外来影响给予了充分的挖掘与阐释，但十余年后，这一趋势逐渐陷入选题越来越少、影响途径与方式难以确认、阐释无法深入（所谓“x与y”模式）等学术困境；不过，就在这种“影响一接受”研究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探讨现代文学与晚清及古代文学、文化之关系的“传承一转化”研究却突飞猛进，成为近20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趋势。这种以揭示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内在动力”、阐释现代文学之“现代性”特征与民族传统之关联为目的的研究新趋向，我们不妨借用柯文的说法，将其命名为“现代文学研究之‘中国中心观，的兴起”。
　　与柯文所谓的近现代历史研究之“中国中心观”一样，现代文学研究之“中国中心观”同样没有否认外来影响对现代文学之发生、发展的巨大作用，并未以“内部演变”研究取代“外部影响”研究（尽管这一研究难以推进），尚未出现类似“东风/西风”的偏激现象。
　　尽管“传承一转化”研究带给我们上述诸多新的见解与启示，但还需认识到，它同样可能引起我们对现代文学彤成与发展过程中某些重要现象产生歧见或困惑。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包括其基本内涵、形成动因等。既然被命名为“新文学”与“现代文学”，就意味着与传统文学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就是所谓“现代性”的表征。尽管“现代性”问题起源于西方，但当其作为一种理论“旅行”到其他民族、国家之后，必然又会打上新的文化印痕、添上新的并同时舍弃某些不合时宜的内涵。当其抵达中国之后，也就和所谓半殖民、半封建的独特社会背景、历史经验形成学理反应，从而产生与西方现代性既有重叠又有区别的中国“现代性”问题。                           

　　这种已经本土化了的现代性叙述方式，因其一定程度地规避了“中国一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为本文所谓“传承一转化”研究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支撑。但如果基于这种变通的亦即本土化的“现代性”，过于注重并竭力发掘现代文学与传统的关联，难免会找出某些似大实小、甚至创造出某些似有却无的相关之处，并固化作为此种发掘前提的本土化现代性内涵，形成一种循环阐释。如此一来，精心建构起来的某些由传统到现代的转换机制，就可能经不起严格的学理推敲与事实考验。尤需警惕的是，随着这种研究积累起愈来愈丰富的学术资源，就有可能逐步消解此前几代学者精心建构起来的“现代文学”在批判传统、启蒙大众等方面的思想史价值。而且，一旦认为“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特征与民族传统存有千丝万缕、过于厚重的关联，甚至就是民族传统以某种方式转换之后“化身”的话，就势必会动摇“现代文学研究”这一学科存在的合法性。或许，这里隐藏着一个从事“传承一转化”研究的学者们尚未充分意识到的两难困境？如何化解这种尴尬、维护学利存在的价值，将是“现代文学研究之‘中国中心观”’必须勇于面对并予以回答的棘手问题。任何一种新理论、新视角，在带来洞见的同时也必然会产生诸多盲视，而所谓的历史事实，也仅仅是被叙述出来的事实，具有显著的文本性特征。我们不妨对“传承一转化”研究中出现的某些有失谨严的观点与方法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并乐观地相信，学科自身的发展会对此作出修正与调整。
　　现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其发展历程就是一个新视角之发现、新方法之运用、新标准之确立的过程。今日的现代文学研究亦如80年代以文学性、审美性等所谓“内部研究”将现代文学从意识形态阐释的框架中解放出来一样，正以越来越丰富的外部视角（包括政治、历史、哲学、宗教、教育、经济等）将现代文学从“文学性”阐释的羁绊中解放出来，将其放回到其形成与发展的具体历史之中动态地、多视角多方位地加以梳理与阐释，一种新的现代文学史模式正在形成。在这一过程中，对外来影响的本土化、民族传统的现代化以及两者之关系问题的探讨，始终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视角与方法，只不过不同时期各有侧重也各有偏颇而已。
　　六、“中国中心观”兴起的多重原因
　　既然“现代文学研究之‘中国中心观’”还将继续存在，其阐释立场与发展趋势仍然值得关注与呵护，因此有必要对其兴起的原因略加探讨。
　　汪晖说：“‘在中国发现历史’这一号召是一个双重过程的产物：既是中国知识分子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历史学者在建立自己的认同和主体性的过程中不断加以阐发的主题和方向，也是西方学者（尤其是费正清学派）的自我批判的产物。”这一论断有其合理性，但落实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还可以说得更具体一些。
　　第一，需要将眼光投向80年代的“文化热”。今日看来，尽管文化热的构成部分及发生原因都很复杂，其内涵与影响也不易界定与把握，但如下两个方面是明晰与确凿的：一是它促成了整个知识界对传统文化价值与命运的热烈探讨，虽然弘扬者和批判者在价值取向上存在巨大差异，但在提倡认真研究、严肃对待传统文化并促使其现代化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抛弃了此前较长时期“大破大立”式的粗暴批判与简单否定的态度；二是在文化热的过程中，当代中国的老中青知识分子恰如百多年来的前驱者一样，仍要直面世界（包括中国）现代化进程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如果一如既往地以优劣比较或体用之争去解释与解决此一矛盾，势必还会出现要么抛弃传统拥抱西方、要么捍卫传统拒斥西方的两难抉择，陷入激进与保守彼此分离与对峙的态势。为了走出这种困境，少数较敏锐的年轻学人主张转换思路，从中西之争走向古今之辩，认识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主要是一个内在批判、弘扬与转换的问题，所谓“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之间的差别乃是文化讨论中主要的、第一位的问题，而中西文化的地域区别则是次要的、第二位的问题，我们只有把重点放在第一个问题上，才能更好地来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当年的文化热对后来学术界、思想界的影响是巨大且复杂的，但联系前文的描述，不难发现从事“传承一转化”研究的学者，其学术道路几乎都是从80年代初中期开始的，他们身处文化热的氛围之中，受其熏染、启迪再自然不过。陈平原说：“我很幸运，一九八四年进京念书，正好赶上整个文学艺术乃至学术界正酝酿着突变，于是得以‘共襄盛举’。”有理由相信，现代文学研究之“中国中心观”的兴起，与此种文化热存在着必然的内在关联。
　　第二，由于改革开放，中国大陆学界和港台及海外学术界的交流日益频繁，海外学者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古典文学的研究成果相继传人，其观点、方法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之“中国中心观”的推进器。如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导言》（1975）重提胡适将“文学革命”改称“文艺复兴”的旧时主张，并以此对新文学源头予以重新清理，发现“凡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都是比较能衔接传统，在民族土壤里有根的作品。……反过来看……因为断弃传统，而先天不足，没有血色和生命力，不管一时获得如何的评价，终将在中国文学大流中消逝”。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版1961，香港中文版1979）的观点与方法在“重写文学史”中得到了广泛的回应。陈世骧有关中国抒情传统的发掘、高友工有关中国抒情美学的建构、普实克关于新文学“抒情特征”与中国古典文学之联系的研究等，同王瑶有关鲁迅小说所具有的抒情诗特征的论述形成有趣的呼应，并在陈平原、方锡德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回响。李欧梵有关现代文学之现代性的发掘以及对鲁迅作品中“传统”与“抗传统”关系的辨析、高利克对现代文学的“反影响”研究和“创造性对抗”的观点、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论述、米列娜通过研究晚清小说以寻求现代文学之根的努力，都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直接且巨大的启示，其发生影响的方式与结果已引起较为普遍的关注。
　　第三，一些海外汉学家有关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描述与阐释，也对最近二三十年大陆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看似间接但却不可忽视的影响。比如，以内藤湖南为代表的京都学派，在“东亚现代性”叙事框架下，将中国现代性回溯到宋代的一系列研究，沟口雄三从中国本土经验重构中国历史的明清思想史研究，林毓生有关中国人文的重建、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论述，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的总体史观、长时段理论以及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等，都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留下了明显的踪迹，对“中国中心观”的兴起必然产生或大或小不同程度的影响，其具体情况尚待进一步梳理与分析。
　　行文至此，为了避免出现一种吊诡性质的误解，即“现代文学之‘中国中心观’的兴起”也是国外汉学“影响”、中国学者“接受”的结果，有必要指出，这些影响只是外因，内在的也是本质的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尤其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的腾飞使整个民族的自信心迅速提升，人们对历史与传统的认同感大大增强，持续一百多年的进步西方与落后中国的价值评判标准正在发生颠覆性转变。而在知识分子的心中，同样持续一百多年的对西方影响的焦虑情结开始寻找舒缓的通道，其突出表征就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对文化保守主义的重新评价、对五四激进思潮的深刻反思、对复兴传统文化的强烈呼吁。知识界力图走出西方影响之焦虑的普遍心态，必然要影响到现代文学研究，因为现代文学研究与现代文学一样，具有一个根本性的特征，那就是与个体解放、民族～国家现代化的艰难历程缠绵纠结、休戚与共，即便是近30年来，相当程度地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控制与干扰，但仍与时代风潮互通款曲、彼此呼应。因此可以说，平视西方、尊崇传统的时代精神，是现代文学研究（以及其他人文学科）之“中国中心观”兴起的本土大气候，只要这一气候得以延续，“中国中心观”的研究趋势就不会衰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