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的n种面孔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文学”这一词条有如下定义：“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对于诗，又定义为：“文学体裁的一种，通过有节奏、韵律的语言集中地反映生活、抒发情感。”对于小说，则定义为：“一种叙事性的文学体裁，通过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环境的描述来概括地表现社会生活。”
然而，理论是灰色的。复杂的文学创作和丰富的文学作品，经常会超越这些定义的限制，让我们对“文学之所是”不断产生困惑和新的理解。尤其是在21世纪的今天，社会的剧烈变化让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更趋于多元化，相应地，人们对文学的理解也变得更加丰富、更加个性化。传统观念受到挑战，人们习以为常的“真理性”认识遭受质疑，形形色色乃至相互对立的观点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本期栏目中，我们将择取一些当代作家、学者讲述文学的片段，并进行必要的阐释和延伸，这有助于我们认识文学的现状，更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文学以至于对当前社会的理解。
no.1 时代精神 人民 沙盘 月光
刘醒龙：文学要体现时代精神。当拜金、拜官和拜色之风盛行时，这种价值偏移会使社会向不良方向发展。也正因为有这种价值偏移，才凸显作家的存在意义。《天行者》描述了界岭小学一群处在社会最底端的乡村知识分子，写他们的人生状态，写他们的生活操守，本身就表达了文学对时下价值偏移的一种批判。WWw.11665.cOm小说必须反映当下的社会生活，这是小说的生命力所在。
（刘醒龙，作家，1956年生，著有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天行者》等，《天行者》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语出2011年9月23日中国文化传媒网的访谈）
贾平凹：作品一定要想到是给谁写的——是给人民写的。一定要到生活中去，为人民而创作。我这一代作家都是50岁以上的作家，社会责任感、忧患意识，我觉得比年轻人要强。我们从小就是受这种比较传统的教育的作家，中国文人就是要以天下为责，为时代、为社会立言。
（贾平凹，作家，1952年生，著有长篇小说《废都》《秦腔》《古炉》等，《秦腔》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语出2012年5月7日《西安日报》访谈）
李佩甫：凡是无用的都是无价的，凡是有用的都是有价的。我觉得文学应该属于这个范畴：它提供的是现实生活的一个一个沙盘。什么叫好？什么是好的生活？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应当怎样生活得更好？文学给你提供一个一个沙盘，让现实生活的人在这里面，期望找到一种更适宜人的好的生活。所以看似文学对现实生活没有任何用处，但是它对于人的心灵是有用的，它可以给人类想象力提供一个沙盘作用。
（李佩甫，作家，1953年生，著有长篇小说《羊的门》等。语出2012年5月17日《羊城晚报》访谈）
麦家：因为有了文学的传承，我们懂得了怎么去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假恶丑；因为有了文学的滋养，我们的情感世界变得细腻、饱满、敏感；因为有了文学的照耀，我们有了在苦难中仍然热爱生活的信念和梦。文学让我们的内心和外面的世界变得有情了，有义了，有美了。所以，我曾经这样想：文学不是太阳光，可以让万物生长，给万物带来实际的利益；文学有点像月光，而月亮是照亮我们心灵的阳光。人间很多美好的情感、梦都是在月光之下产生的。对我们来说，对一个诗人来说，对一个正在谈情说爱的人来说，月光就是他的亲人。见了月光，他的感情会莫名地变得丰满，情绪会特别饱满。我们在太阳光下劳作，可能汗流浃背，可能站得高看得远，但有一些很内心的东西被太阳一照就失去了，或者躲起来了。月亮升起来时，我们很多美好的梦想、情感、思念都苏醒了。
（麦家，作家、编剧，1964年生，著有长篇小说《暗算》《风声》等。语出2011年8月29日在北京现代文学馆的讲座）
侧目：这一组片段所表达的意思，我们应该不难理解：对文学稍有思考的读者更会发觉，这些观点似曾相识。的确，无论“反映社会生活”还是“为人民创作”，无论教化人们追求“好的生活”还是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都体现了我们对文学的一种基本认识。总而言之，文学是这样一种作品：它为我们普通读者而创作，反映了现实生活，让我们通过阅读而辨识是非善恶，让我们的情感变得丰富，让我们激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no.2 自由与理想 跨越界限 个体的意义
朵渔：诗人之所以是“罕见的、稀有的”，是因为他们往往与其时代相对，他们代表了一种自由、梦想、飞翔的价值观念，代表了人类存在的诸般可能性。当人心陷溺于物质的重负无法自拔时，只有诗人才会冒着喝西北风的危险选择自由与理想；当时代陷入疯狂与贫困、神性之光黯然熄灭时，一个诗人不会选择逃避，不会见骨头就抢，见砖头就跑。他会将写作作为志业，有一副“持志如心痛”的心力，“确乎其不可拔”（《易·乾》）。这就是面向时代的写作。而对现实的美学转化则要轻松许多，无非是言不由衷，言不及物，在字词之间做一些躲闪腾挪的功夫。文字在虚实之间，仿佛有一种可感而不可言传的东西在，事实上什么也没有。这只是一种屏蔽机制，当罪责、负疚等等一切不利于自己的阴暗面到来时，这套屏蔽机制会自动开启，变成一种保身之道，一条逃遁之途，一种幻觉操作。
（朵渔，诗人，1973年生，著有诗集《暗街》《高原上》《非常爱》等。语出在第八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上的获奖演说）
阿来：文学的教育使我懂得，家世、阶层、文化、种族、国家这种种分别，只是方便人与人互相辨识，而不应当是树立在人际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当这些界限不止标注于地图，更是横亘在人心之中时，文学所要做的，是寻求人所以为人的共同特性，是跨越这些界限，消除不同人群之间的误解与偏见，歧视与仇恨。文学所使用的武器是关怀、理解、尊重与同情。文学的教育让我不再因为出身而自感卑微，也始终提醒我不要因为身上的文化因子，以热爱与忠诚的名义陷于狭隘。
（阿来，作家，1959年生，著有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等，《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语出在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上的获奖演说）
谢有顺：小说分享的，正是文化和历史中感性、隐蔽的部分，它存在于生命舒展的过程之中，可谓是历史的潜流，是历史这一洪流下面的泥沙和碎石——洪流是浩荡的，但洪流过后，它所留下的泥沙和碎石，才是洪流存在的真实证据。生命的痕迹，往往藏于历史这一巨大幕布的背后，小说就是要把它背后的故事说出来，把生命的痕迹从各个角落、各种细节里发掘出来，让生命构成一部属于它自己的历史。许多时候，历史只对事实负责，却无视生命的叹息或抗议，更不会对生命的寂灭抱以同情。它把生命简化成事件和数字，安放在历史的橱柜里，这样一来，个体意义就完全消失了——而文学就是要恢复个体的意义，让每一个个体都发出声音、留下活着的痕迹。
（谢有顺，作家。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1972年生，著有《我们并不孤单》《先锋就是自由》等。语出谢有顺新浪博客）
侧目：这一组片段显然要沉重得多，它们更多地强调了文学在时代和历史面前的作用，而这个作用绝非简单的“反映现实生活”所能概括。对于朵渔来说，诗人通常是与时代相“对峙”的，唯有如此，诗人才能不陷于时代的种种泥淖和旋涡，才能为人类保存住永远不熄的自由与理想之火。为此，他甚至不惜放弃小说对现实的“审美态度”。阿来所追求的，则是消弭人与人之间的种种隔阂，这蕴涵着一种深沉的悲悯情怀。而对谢有顺而言，渺小的个体往往被庞大的历史所淹没，文学的使命在于重塑个体的尊严。显然，文学所能做的，远比“陶冶情操”要多，而对于不同的写作者，它所意味的则可能大不相同。
no.3 风格 虚构
毕飞宇：一般来说，作家都偏爱自己的风格，要不然他就不会那么写。这一来谈自己就成了自夸，这有点难。我说说我的追求吧，我追求的风格是典雅和纯正，有书面语的特征，也就是说，一方面是自然的，但同时又是“被处理”的。举一个例子，《玉米》和《平原》，写的是乡村与农民，含有口语的元素，但我依旧希望《玉米》和《平原》的语言不要太“原生态”。这么说吧，我不希望《玉米》和《平原》的风格是“乡下人在说话”，而是“作家在写作、在追求”。这并不容易。这里头还有一个语言风格的统一性问题，统一的语言风格可以让作品的内部酝酿出强大的气场，饱满，充满弹性和动感。在我看来，作家所谓的“才气”就在这里。风格一旦不统一，彼此就消解了，作品的气韵一定上不去。
（毕飞宇，作家，1964年生，著有长篇小说《平原》《推拿》等，《推拿》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语出2012年6月29日《中华读书报》访谈）
韩东：我觉得小说的魅力在于去虚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与现实的世界构成张力。作家将真实的世界与小说世界进行对照，不是完全不搭界，却有其差异。我很喜欢南非作家库切的《耻》，它的情节、故事、人物设计都很好，读起来很过瘾。这本小说的情节非常有戏剧感和舞台感，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发生，但是作为小说情节却异常精彩。我们总认为小说是反映现实，现实仿佛成了目的，我们是为了现实才进行创作的，但事实上，现实世界给小说家以刺激。小说家在现实的刺激下写出一部好的作品，这部作品本身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就是精彩的，不是因为反映了现实才有意义。我在《知青变形记》里讲过，现在很多小说和时代不相称。这个“不相称”不是说作品没有反映现实，而是作品与现实在重量上不相称。中国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元，却没有作家因此写出有同样分量的作品。并不是说作品没有反映现实，而是作家写出来的作品相对这个刺激元来说是苍白的。什么是相称？举例来说，我认为俄罗斯的文学和它的历史分量就是相称的。
（韩东，诗人、作家，1961年生，著有长篇小说《知青变形记》等，获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语出2011年12月13日中国日报网访谈）
侧目：这组片段谈到了小说的具体写作，一个强调“风格”，一个强调“虚构”。他们都在关注一个问题，即原始的现实素材向文学作品的过渡。毕飞宇是语言大师，其小说中渗透着古典诗意；而韩东是叙事大师，其情节架构往往能犀利地洞穿现实生活。有外国作家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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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前中国社会状况的复杂，随便选取一个社会事件都能写出一部作品，但简单地描摹事态人情，能否写出一部好作品？显然不能。毕飞宇和韩东其实也是在说明好的文学作品的标准，这就是文学自身的艺术性。
no.4 对话 宁静 疼痛
李洱：作家要把自己最困惑的那一面写出来，最迷茫的那一面写出来。我觉得作家写作就是寻求对话的，要把自己的弱点暴露无遗。以前读者看作品的时候，总希望从作家那里得到某种教益，情感的教育，但是实际上读者读作品的时候，实际上能给作家一个安慰，因为作者写完一部作品时是非常空虚的，他希望从读者那里得到一种反馈，而任何反馈对他来讲都是一种安慰。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作家实际上是非常虚弱的，他们跟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作家不一样，那时候的作家认为自己的手里有真理。但是当代作家手里没有真理，所以我常常感觉到，我说用“守灵”确实有点夸张，我觉得写作确实是一种对话，要为此把自己最困惑的一面拿出来，为此把自己对生活的不解，虚弱的一面呈现出来，然后达到一种自我安慰。我觉得这是一个写作的要义，我觉得守灵的过程就是在比较沉默的状态下的一种对话关系。
（李洱，作家，1966年生，著有长篇小说《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等。语出凤凰网读书会第70期）
付秀莹：文学能够安妥人的灵魂，令人在尘世的喧嚣中获得宁静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文学是一个人的宗教，是内心的需要，是精神的依托。在它面前，任何俗世的魅惑都犹如烟尘。写作是艰难的心灵的事业，但它慷慨的精神馈赠足以抵消其中的劳顿和困厄。
（付秀莹，作家，1976年论文联盟http://生，著有中短篇小说集《爱情到处流传》等。语出2012年4月20日《新华副刊》访谈）
阎连科：我经常说没疼痛不会去写作，疼痛是创作的原动力，具体点就是激情和愤怒。长篇小说没激情是不可思议的，不是说具体的情感和表情，而是小说的种种情绪，犹豫、痛苦和欢乐的情绪，它们的总和是激情。今天大家都在说欢乐，电视上艺人都在说给老百姓带来欢乐是荣誉，每个明星都这样说的时候，社会在堕落。以带来欢乐为目的，就是在粉饰和掩盖，充满痛苦就应该面对。你可以逃避现实，你也得允许别人面对现实。当所有作家都不面对现实的时候，文学会出现巨大问题。
（阎连科，作家，1958年生，著有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坚硬如水》《风雅颂》等。语出2012年2月22日《山东商报》访谈）
侧目：在上述片段中，我们看到了大量描述个人内心感受的词汇：困惑、迷茫、虚弱、宁静、困厄、疼痛、激情等等。为什么要去写作？因为内心困惑，以此与人对话和沟通；因为尘世喧嚣，以此获得内心的宁静；因为在现实面前感受到灵魂的疼痛，以此来直面现实、平息痛楚。在这里，文学或许少了些“服务人民”“教化人民”的宏大主旨，但它来得更为真切。有作家说，一个人的青春期就是他的文学期，因为青春时代的种种内心躁动和苦闷往往化为了诗歌、日记或者情书。或许，此番意义上的文学才是距离我们最近而最能引起心灵共鸣的文学。
no.5 摆渡人 原始场景 无界无解
笛安：信仰宗教的人都会说，我们要修行，然后就能到达一个完美的彼岸。可是我觉得，那个完美的彼岸没有我们写作人的位置，因为文学的源头本来就是我们身上无法克服的弱点，我们或者只能做“此岸”和“彼岸”之间的摆渡人，用我们的作品，告诉人们彼岸的美景，原谅并理解此岸的缺陷。有人开始向往彼岸了，我们的书尝试着把他带到两岸中间，看一眼那边永远不会凋谢的繁花；可是我们最终还是要回来的，回来歌颂此岸短暂的花期，和盛大的凋零。这旅程很孤独，但是我似乎说过了，写作赐予我勇气。我在渐渐变得勇敢，我会越来越勇敢。
（笛安，作家，1983年生，著有长篇小说《西决》《东霓》等。语出在第八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上的获奖演说）
臧棣：我喜欢在清晨写诗。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条件允许，我总是选择朝东的房间，我喜欢面对升起的晨曦在白纸上写下一行行诗句。这种场景对我的写作有一种暗示作用。晨曦对黑暗场景的刺透，让我不禁想到语言本身所具有的那种莫名的力量。我时常会觉得，诗歌的书写行为非常类似于大地的生机在晨曦中慢慢复苏的情景。写诗，在日常生活里是一种默默无闻的行为，它很孤独：一方面，它很难带来实际的利益，另一方面，它也很难在现实中获得知音。但正是由于这孤独的特性，由于我们的生命对孤独的独特的使用，我们也无限地接近了一种生命存在的原始情境。和人们设想的恰恰相反，在我们的时代，诗歌的孤独尤其珍贵；没有诗歌的孤独，我们几乎没有可能想象心灵是可以沟通的。我一直认为诗歌应该主要对这种原始场景说话。当代诗应该有能力包容复杂的现实经验，然后更执著地更积极地去呈现多姿多彩的原始场景。我几乎相信，每个人都是在这些原始场景中意识到自身的生命的意义的。
（臧棣，诗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64年生，著有诗集《北大年选：2005诗歌》等。语出在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上的获奖演说）
于坚：诗歌最核心的部分，是跟宗教、哲学接壤的那个部分。最优秀的诗人，他最核心的部分，实际上越过了语言本身。诗从无（无言的感受）开始，到语言（有言的感受），再到无（感受的延伸），它是处于宗教、哲学，包括人类学、政治学、时代精神等等之间的一个模糊地带，如果你的诗能够抵达那个地带，那么你的诗就是无止境的。从政治的角度，你觉得它是一首写政治的诗；从哲学的角度，你认为它表达的是哲学；从佛教的角度，你觉得有佛的东西在里面。这是最高意义上的诗，它的解在一切之上，它是无界，无解。
（于坚，诗人，1954年生，著有长诗《o档案》等。语出2006年5月17日贺乔与于坚的对话）
侧目：如果说笛安还在艰难地保持着“摆渡人”的姿态，那么后两位诗人则将文学完全划归到了河的彼岸，那是哲学和宗教的领地。在这里，所谓“反映现实生活”“抒发个人情感”等等，已经是很“低级”的话题。文学在此“不食人间烟火”，但却奠定了自己最崇高无上的地位。
看完这些片段，你心中的文学定义是否还那么清晰？当然，这些片段都各有其特定的场合和上下文语境，我们所作出的截取不免有断章取义之嫌。然而，不论这些作家在何种意义上能达成深层的共鸣和最终的一致，这些论述本身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依然让我们看到了文学可能具有的n种面孔。这些片段，远远不足以代表某个作家对文学的全面思考，但这不是我们现在所要关注的。重要的是，钳制人们思维和判断力的大一统式的权威性论述已经离我们而去，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出一个独特的文学世界。
也许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会产生大多数人都会认可的关于文学的某种强势理解，但至少现在还没有。那样的时代或许是好的，比如它也许伴随着民族文化的振兴，不过可以肯定，具有n种面孔的文学无疑确证了一个良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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