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中桐城派的史学意义

　桐城派因其始祖方苞、刘大櫆、姚鼐同出于安徽桐城而得名；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集中国古典散文、文论之大成，并占有突出地位的文学流派。他们尊奉程朱理学为道统，以承继秦汉及唐宋八大家的文统相传；方苞倡导的“义法”、姚鼐提出的“义理、考据”等理论不仅为桐城派古文创作的指导性思想，对其他流派的创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中经道咸，文人学士争相归附，弟子遍及各地，直到五四前后，共延续了二百多年才逐渐衰落。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作家之多，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故有“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的赞誉。
　　一
　　近代桐城派指清代中后期以曾国藩等为代表的桐城派，其理论与创作是在继承先辈思想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发展，融入了新的时代内容，对现代文学的产生深远影响，具有不可替代的史学意义。
　　从理论角度考察，近代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像梅增亮、曾国藩、姚莹等人，提出了“文章莫大乎因时”的文学发展观，主张文学要反映现实，经世致用；并且，注意文学的“真”和表现作家的艺术个性；最重要的是，在散文艺术和美学风格上打破了桐城三祖的许多清规戒律，主张散文的气势宏伟，骈散皆用和珠圆玉润，在美学风格上提倡雄奇、昂扬的壮美。如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和林纾的《春觉斋论文》，系统地总结了有关散文创作的艺术经验，大大地丰富了散文艺术的理论宝库。
　　从创作角度考察，近代桐城派散文中出现许多表现反帝爱国思想的作品，如梅曾亮的《崔与陆立夫书》、《上某公书》、姚莹的《再与方植之书》、《上邓制府请造战船状》等；其次，近代桐城派作家比较注意而向现实，写了一些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作品。wwW.11665.COm像反映贫民开山种田间题的《书棚民事》、赞扬刚正不可、不惧权贵的《谢御史》，其中还有一些散文对于旧社会还具有很强的揭露力量，比如梅曾亮的《炙蒋念亭家传》，就是一篇饱含着血泪的记叙文。第三，近代桐城派作家还写了很多游记，文字优美、意象明丽，状物写景，很见功力，许多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如梅曾亮的《钵山余霞阁记》，吴敏树的《君山月夜泛舟记》，张裕钊的《游虞山记》等，均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第四，语言方面，近代桐城派散文主张骈散相间，从而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增强了音韵美。古文语言中开始出现新事物、新名词，如化学、光学、舞会、议政院、马力、煤气等。这种新名词的嵌入，使桐城派古文的语言逐渐发生了变化。由此我们也看到了以介入新名词为特征的新体散论文联盟http://文的源头。
　　从文学史的角度考察，桐城派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新文学运动不是突然产生的，它有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它的产生，与桐城派的盛衰密不可分。桐城派对新文学运动的发生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这样评价桐城派“到吴汝纶、严复、林纾诸人起来，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学，一方面介绍科学思想，于是经曾国藩放大范围后的桐城派，慢慢便与新要兴起的文学接近起来了。后来参加新文学运动的，如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可以说，今次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还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来的。”[1]首先，桐缄派诸人在促进近代文学语言改革，以古文翻译介绍西方文学的努力，确实对中国古典文学向现代的过渡作出了一定贡献，对新文学运动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桐城派虽然在语言的通俗化、大众化这一目标上完全与时代背道而驰，但并未完全与时代脱节，黎庶昌、郭嵩焘等人在以桐城派古文向国人介绍西方政教风俗、生活方式的同时，还将大量西方新名词引入古文，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文体的变革。新名词、新事物，使桐城派古文的语言呈现出新的色彩，他们的努力也为国人打开了一扇了解西方的窗口。同时桐城派对西方作品的翻译介绍西学著作的广泛译介与传播，是促使近代中国文学观念向现代转型的重要原因。桐城派对西方作品的翻译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其中以吴汝纶的理论建设、严复、林纾的翻译实践最为引人注目。总的来说，桐城派在促进近代文学语言变革与翻译西方文学两个方面对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作出了一定贡献，为新文学运动的展开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
　　二
　　从文学理论、创作实践及对现代文学的影响等方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近代桐城派的成就和贡献，这些我们是应当肯定的，但桐城派也有一些明显的局限。
　　桐城派作家固守卫道立场，他们重视“文统”，往往主张文学的目的在宣传教化，“正人心”， 坚持程朱理学，具有较浓重的封建色彩，且在创作上具有较大的保守性。在社会思潮领域，维新派要求变革封建专制政治的主张，使惯于载道的桐城派古文渐渐失去了魅力。吴汝纶作为这一时期的桐城派领袖，为了避开新思潮的冲击，对桐城派古文理论作了稍许变通。他首先削弱了桐城派古文的政治色彩，在文章内容上回避程朱义理，明确表示不宜将“义理施之文章”，[2]但在文章形式上仍然强调古文语言的“醇厚”。[3]他同时主张以古文译介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各种西学著作，使桐城派古文在绍介西学的浪潮中仍能占有一席之地。吴汝纶的努力使晚清桐城派在维新变法思潮中还有所作为，使其勉强渡过了维新思潮的冲击。维新运动失败后，革命民主主义思潮走向高涨，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政治制度，反对封建伦理纲常。革命派还大量创办白话报刊，以通俗的白话文宣传革命。桐城派所坚守的程朱“义理”成为革命派猛烈抨击的对象，文言文受到“俗语文体”、文学革命更猛烈的冲击。革命派与“旧学界”判然两立的姿态，使晚清桐城派不可能在革命民主思潮中有所作为。当社会思潮的发展危及到桐城派存在的时候，桐城派末流失去了变革的勇气，他们关上晚清桐城派“因时而变”的大门，表现出强化古文文体与程朱“义理”的倾向，使晚清桐城派改造桐城派古文文体，以及为迎合新思潮的不懈努力付诸东流。桐城派末流由于对桐城派文统、道统的重新强化而与时代失拍，逐渐走向新思潮的对立面。
　　辛亥革命后，以文坛正宗自居的桐城派仍抱着封建思想不放，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历史是不容倒退的，文学也必然顺应时代潮流而向前发展。在新文化运动的滚滚浪涛中，桐城派逐渐销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