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大众主义;池莉小说 
　　论文摘要:本文以批评界对近年来在大众市场上十分畅销的池莉小说的批判性研究出发，提出了“大众文化意识形态”与“大众主义”两个核心概念。强调了批评界面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及时调整批评标准、转换研究思路、拓宽研究视野的必要，并为探索文学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价值/功能互渗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可能性。 
    长期以来，文学文本的大众接受问题并没有纳人到当代批评的关注重心。但是在一个文学日渐边缘化的年代，大众的充分认同对一个文学文本产生强大而持久的社会影响力无疑又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一个文本的大众可接受性?专业批评对这样一个文本的评价与普泛化的大众接受是否有什么不同?这种不同是如何形成的?显然这一系列在市场经济年代愈益突显到批评前沿的问题似乎并没有引起当代学人的必要重视。本文欲从批评界对近年来在大众市场上十分畅销的池莉小说的批判性研究出发，谈一下批评在面对一个具体的“亲大众”文本时所流露出来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问题。 
　　一、被指认为“媚俗”的池莉 
    上世纪80年代末冒出的“新写实”小说作家池莉，在今天最令人惊异之处，大概就是在文学边缘化的年代于大众文化市场上所创造的一系列“非边缘”的文学实绩了:七卷本的《池莉文集》已发行逾10万套，重印达12次，并新近出了修订本;获各类奖项无数，在作家“触电”热潮中，其是在电视剧改编中，无论是数量还是社会反响，都已成为当代作家首屈一指的人物……对于池莉这种与畅销书、电影电视等大众文化的异乎寻常亲和有人称之为“池莉现象”。wWW.11665.cOm是的，如果要进行文学与大众文化的契合点研究的话，池莉应该算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个案。 
    对于池莉的这种“亲大众”姿态，专业批评界的态度是有所保留的。龄可训谈到池莉研究时曾这样说道:“一方面她自1990年代以来的作品几乎每一部都深得读者喜爱和报刊出版部门的青睐，尤其是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后获得了很高的票房和收视率，所以池莉有时候难免要被人目为流行作家甚至通俗作家。另一方面，另一些读者尤其是一些职业的学院派批评家，又从池莉的作品中读出了一种新的带有某种平民色彩的人生哲学，有的甚至将之纳人西方现代哲学(如存在主义)的思想范畴中，在这种意义上池莉似乎又是一个带有一点先锋意味的作家。”应该说，他的这种概括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从池莉作品中读出了平民人生哲学的研究一般是对应于其90年前后“烦恼人生”阶段创作的，它要么生成于池莉初开“新写实”先河的当时，要么是后来的研究者对那个时期池莉作品的“重读”，而将池莉“目为流行作家甚至通俗作家”的评判则主要针对池莉《来来往往》、《小姐你早》、《生活秀》等更多与大众文化结缘的作品阶段。可以说90年代中后期以来批评界对池莉的兴趣迅速减弱了下来，权威批评家的正面评论不多，否定性意见却多了起来。如一位颇为活跃的批评者这样说道:“只要是她(池莉)写的东西，一旦发表，要么被转载，要么得‘大奖’，要么被改编成电视剧，要么给评论家提供命名的依据或玩话语戏法的道具，绝不会悄没声息，无人喝彩。”内中的语气已流露出了对池莉的大不以为然。新世纪初由刘川鄂专著《小市民，名作家—池莉论》引发，湖北文坛掀起了“直谏池莉”之后，新锐批评家对池莉发出了一股不小的“集体讨伐”之声，有的措辞还十分尖锐。或许与美国学者卡林内斯库所提出的“媚俗”理论对中国批评界的异乎寻常影响相关，在当前这股“‘池莉热’反思”潮流中，对池莉的一个最大垢病就是她的小说已偏离了文学固有的精神要义，而堕落为以“小市民”趣味迎合大众、取悦于大众传媒的“媚俗”艺术: 
    池莉的“媚俗”……当然只能意味着是对大众读者的有意讨好与曲意逢迎。 
    有人肯定池莉，有一个标准就是所谓的可读性、收视率。……在小商贩的书摊上，有大量的言情、武打小说作品，十分畅梢，但“圈子里”的人普遍对之不感兴趣。池莉作品混在摊子里的言情读物里，是荣幸还是悲哀? 
    在池莉的平庸无奇与读者的无条件拥戴和崇拜之间，存在着难以理解的关系。这肯定会为找不到自己见解的批评家感到头疼，因为它们既无法忽略狂热的、不可琢磨的大众因素，又找不出池莉作品的文学魔力。应该说，批评家从不同角度展开的池莉批评可能都有自己的理由，不过在他们将池莉指认为“媚俗”的具体过程中所透露出来的某些文化症候却可堪玩味:1背离文学精神而混迹于“摊子上”的小说就是“媚”大众之“俗”。2."圈子外”的大众读者与“圈子里”的批评家在审美趣味上有很大差异。3、批评家对于那些沦为“流行读物”的池莉作品除了进行言之凿凿的批判外，因为无法解释大众读者的狂热而感到了一种话语缺失的茫然与焦灼。在面对一部作品的具体评价问题上，有学者曾提出了一种“批评‘个人化”’的主张，即对一部作品的认识只能基于批评者“个人”的阅读感知，而不能“打着集体和团队的名号来壮大声势”，不管有多少他人赞扬或反对某作家，也应坚持自己“个人化”的意见。显然“批评‘个人化”’的目的是为了保持批评者的个体独立性，一个作家有人喜欢有人反对这本不足为奇。不过在池莉问题上，如果说“在文学‘圈子里’反应平平、‘圈子外’呼声特别高”这句出自一位池莉反对者的话，的确是说中了她尴尬处境的要害的话，那么为什么本来纯属阅读趣味上的“个人化”好恶，会因“圈”里“圈”外的不同，在拥有话语权的学术界与只能以购买/阅读来表达自己喜好的大众读者之间，会有着如此大的分别呢?在怀疑大众和批评家如此鲜明一致的选择都有可能受同类的影响，而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批评“个人化”原则的同时，我更关心这两套话语机制是如何形成的，专业批评同大众审美的这种疏离究竟是如何被意识形态化的。 

　　二、大众文化意识形态  
    或许与批评家急于指陈消费时代的文学病象相关，近年来被批评界大规模指认为“媚俗”的绝非池莉一人，或者说池莉只是近年来“小说媚俗”的一个个案，另一个同样成为批评界众矢之的的余秋雨标识了一种“散文媚俗”，90年前后的“汪国真热”代表的是一种“诗歌媚俗”，而最近通过央视“百家讲坛”走进大众文化市场的于丹、易中天等人，在葛红兵等新锐批评家那里则被指认为是一种“学术媚俗”。可以说近年来但凡在大众文化市场上反响异常强烈的东西，在专业批评领域往往就会出现同样强烈的负面评价，而与大众文化一丘之貉的“媚俗”则成了贴在它们身上的一种百试不爽的标签。或者说在我们的当代批评中，于大众中流行的东西(“畅销”)与商业化、低俗化、非文学性/学术性(“媚俗”)之间，事实上似乎已然形成了某种“天然”的联系。我在这里重点要论述的不是池莉等人究竟是“俗”还是“媚俗”的具体文本分析，甚至还不是上述理论本身的正确性或充分性与否，而是它的某些要素是如何成为当代批评的一种评价方式的。  
    伊格尔顿曾经说过，如果一种理论(尽管本身可能有争议)实现了人们头脑中的情感功能，那么也就实现了它的意识形态功能，因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的认知结构是从属于它的情感结构的—它所包含的认识或误识总的来说都是根据它所体现的情感的‘意象性’来阐发的”。是的，关于同畅销书、影视文化等联系过于紧密的文艺样式约等于“快餐化、扁平化、时尚化”的一整套话语体系，其本身是否具有十足的正确性或充分性在人们思维中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从情感上引发了接受这种理论者对此类文艺样式的整体否定情绪，即“亲‘大众文化”，文本被一言以蔽之为“坏的东西”。对于大众流行物的负面情感或否定性联想在当今的专业批评领域影响是如此之深，甚至可以将其称之为一种支配性颇为隐秘和深远的意识形态力量，即“大众文化意识形态”。依循它的暗示或引导，大众文化或各种“类‘大众文化”’文本往往会被贴上一个商业化低俗化的标签，而从象征高尚文化诉求的“纯文学”领域里被驱逐出去。因为在实际生活中，意识形态不仅组织人们关于现实的观念和现象，而且使人们形成关于自己的形象并因此在这个世界占领一个位置，所以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力量就不仅限于对具体的“亲大众”文本的价值评判，它还具有帮助(引诱?)某个个体进行自我定位的功能:我究竟是“一个文化专家”还是“一个受商业文化的廉价嚎头引诱的一般大众”，就取决于我对这些大众流行物是相亲和还是相背离。显然，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职业批评者将上述大众化文本指认为“媚俗”的近乎一致的“集体性”姿态:因为我是文学/学术“圈子里”的人，作为“一个文化专家”我的审美趣味绝不能混同于“一般大众”。的确，如果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专业批评领域的一条“潜规则”的话，不按照它行事的批评家似乎就变成了一种“非常态”，不但显得游离于“圈子”，甚至还会有被“圈子”驱逐的危险。这一点对于每个批评者个体来说，当然会形成一种无言的压力。这种压力的具体表现之一便是，一个原本在私下的个人阅读中还算喜欢池莉或余秋雨的人，在批评圈的公共场合，不但不能像别人说喜欢鲁迅、马尔克斯、博尔赫斯那样理直气壮，有时候甚至还要怀疑自己的审美趣味。有学者发现与大众文化〔mass culture)相联系的东西，即使在文化研究较为繁盛的西方，也往往暗含了某种“不体面”的情感指向。而在中国的当代文学批评中，或许与经济转型时期学界对文学市场化、商业化的普遍警惕相关，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则更为强大，沦为大众流行之物就是文学的“堕落”之说在批评界可谓俯拾即是。让我们再回到当代批评现场，看一下学术界是通过哪些策略完成这种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  

    理论上，文学走向“大众”的两个基点—写作价值上贴近大众现实传达大众心声，与写作效果上吸引尽可能多的大众读者来阅读、购买和欣赏—在当今的文学批评话语中是存在内在的结构性冲突的。在西方，从阿诺德、f. r.利维斯、法兰克福学派，到雷蒙德·威廉斯、约翰·费斯克等人的文化研究，“大众”一词至少包含了两种完全相左的意识形态倾向:被工业化了的平庸和异化的“大分" ( mass/masses)与作为意义再生产者的积极层面上的“大众”(populace)。前者将“大众”放到了文化的对立面，“大众’几只能作为“文化工业”的受动接受者而存在;后者则对“大众”的文化趣味及其革命性力量表达了充分的信心。“大众”这一语词本身的吊诡性也为中国学术界所心领神会。当代批评一个普遍的做法就是，从价值上理解的文学走向“大众”与从效果上理解的充分“‘大众’化”了的文学，分别对应了“大众”的不同意识形态内涵。即在“关注‘大众”’这里，“大众”是一个与老百姓、普通人相联系的社会民主概念;但在“被‘大众’广泛接受”这里，“大众”往往又会蜕变成了一个审美趣味不高、缺乏独立判断的盲目跟从者。与“大众”相比，中国批评界似乎更喜欢使用“民间”这一更具民粹主义色彩的语汇，如新时期以来文坛就曾发生过几次关于“民间”问题的讨论。在批评家眼里，“民间”是作为乡野民众自然而然、自足自享的经验栖息地而存在的，它不但对同样既不属于主流又不属于精英范畴的“大众”造成了某种置换，而且干脆将后者推到了与文化市场文化工业相联系的精神滞后者行列。或许与法兰克福学派对中国学术界的至深影响相关，批评界往往只在理论上频频呼唤要打破“雅俗”之分、重新界定文学经典、正确估价读者在文学生产机制中的作用(将文学“大众化”等同于一个现代性概念)，而面对在市场上充分“大众化”了的畅销作品则往往不屑于苟同，认为此“大众”非彼“大众”，甚至将市场上越“大众化”的作品越视为“伪大众化”之作(将“大众化”又等同于一个反现代性概念)。这一内在的话语裂缝也便为“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存在提供了温床。  
    具体到文本阐释上，专业批评已练就了一套咄咄逼人的理论去表达对畅销的“类‘大众文化”，文本的不屑与不悦。不屑就是保持沉默，可以说对于那些被指认为“媚俗”的作家作品，专业批评严重缺席而让位于小报记者的“媒体批评”是十分明显的，批评家的退场当然不是一种无意的疏忽，而是一种“有意的遗忘”，即表达这类作品“不值得”批评;不悦则是否定性批评，从对池莉的当代评价来看，我发现批评界主要采取了如下两种策略表达了对池莉的反感:一是池莉的高销售量、收视率成了她的一种“原罪”。如刘川鄂等人的“池莉作品混在摊子里的畅销读物里，是荣幸还是悲哀”的咄咄逼人反问，其实已经昭示了明确的回答，它是池莉的悲哀。从接受角度而言的“畅销”当然不能说明其文本文学性有多“优秀”，但它同样无法作为其文本文学性“低劣”的论说依据，同样，“摊子里”的东西何以先验地成了鄙俗之物?可以说这类池莉批判的立论基础恰恰就是那种隐匿在批评家内心深处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二是从对文学的本质化理解出发表达对池莉的不敢苟同。如李建军的《一锅热气腾腾的烂粥—评(看麦娘>》一文第三部分以福克纳、海明威、马尔克斯等西方文学大师的“大”文学观相号召，言之凿凿地批判了池莉文学路子之“小”。这种结论本身似乎是无懈可击的，不过批评家所操持的那一套彼时彼地的西方经典大师标准无形中却使批评滑向了文学本质主义。不管批评对象在文本构成方式与运作方式上已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一律以诸如深刻、超越、价值、形而上的冥想、乌托邦期待等“纯文学”的深度表达为坐标，达不到这个要求的便斥之为“俗”或“媚俗”。在这种批评话语中，讲求小说首先是“好看”的池莉当然不会有任何可取之处。对于这类不无精英主义意味的批评有人说它对市场经济年代的中国作家来说有“要求过高”之嫌，但我更愿意将其解释为一种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变体:在“高雅”、“纯良”、“经典/正宗”的文学精神烛照下，大众文化或“类‘大众文化”’文本当然会“自然”地呈现出其商业化、图式化的低俗一面。这种以经典文学标准横扫一切文学现象的结果是，批评家自然表现出了反对与市场靖和的凛然正气，但批评却日渐单一，并与具体文本似乎越来越远。这当然会影响批评的有效性与说服力。  

    有人这样描述过池莉抛给批评家的难题:“对读者的反应妄加怀疑，难免有感性迟钝、观念滞后之虞;而抛开所谓的好评如潮，对其作品进行纯粹的文本解读或形而上沉思，若不是过分自欺的话，最终也会明白是选错了材料。”这似乎的确说中了“池莉现象”的要害。问题的关键是批评家为什么只能进行“纯粹”的文本解读或“形而上沉思”?池莉跟谁比是“选错了材料”?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进行文本解读或形而上沉思已成了批评界的“惯性话语”，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亦不言而喻，池莉同鲁迅、马尔克斯，甚至当代的王安忆、余华相比是“选错了材料”。可是，为什么只能跟他们比?2003年与池莉一起签约世纪英雄电影公司的是海岩(该公司不准备与第三个作家签署买断其第一影视改编权的合约)，而池莉也曾与另一个活跃于电视剧领域的女作家王海鸽并称为“触电两朵花”，如果将池莉与这两个似乎更具“可比性”的作家进行一番对比的话，池莉的.“文学性”显而易见会更强一些。不过在我的搜索范围内，这样的批评文章是十分鲜见的。当然不仅仅是比较性文章少见，相对于池莉尚不时出现于批评话语中，海岩或王海鸽则似乎干脆被主流批评界视而不见。原因也很简单，后者是彻头彻尾的大众文化，而池莉毕竟从“新写实”起家，而坚决不亲自进行影视改编的她目前所创制的也只能称之为“类‘大众文化”’文本。批评界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在此处亦昭然若揭:文学是f. r.利维斯在《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中所说“所思所言最好的东西”，背离了文学这一要义而与“大众文明”暗渡陈沧就是文学的没落。西方学者在1930年的言说似乎依然存留在我们的文学批评中。  
　　三、大众主义: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反衍生性力量  
    上面我们曾提到批评对大众流行文本往往采取一种相对冷漠的沉默姿态，这可能不仅仅是“不屑”，还包含着一种“无话可说”的无奈:从大众热衷的文本中找不到他们最需要的“话语生长点”。或者说，除了将它们批判性地指认为“媚俗”，批评对大众审美的本色精神无法做出正面的关照。的确，在批评只能以已有的经验对文本进行“形而上沉思”的惯j险方式下，是不能解决“池莉现象”给批评家出的那道难题的，也不能根本上破解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神话。我觉得问题的关键是应该转换研究视角，从以文学史上的既成文学标准或批评者个人的审美经验、阅读趣味为评判尺度的批评方式中走出来。研究某文本为什么会对大众有持续的吸引力最有发言权的当然是大众，但是在我们的文学批评中，往往只是以销售量、收视率此类干巴巴的数字来代表“大众”意志，而“大众”读后的复杂心理却不在我们的研究视线之内。我们喜欢引用名家或至少是公开发表出版的言论作为立论/驳论的依据，而普通大众的声音我们非但是不重视，简直可以说根本听不到。在这一方面西方学者的做法或许有一定的启发性。澳大利亚学者洪美恩为了切实考察某大众文本在大众中的反映，专门登广告征集读者来信，完全以普通大众碎片化的、第一印象式的、看似肤浅片面的阅读体验为研究对象，对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统辖一切力量提出了质疑:此意识形态一目了然的话语性质，使它的影响主要限制在人们的观念和理智意识之中，限制在人们谈及文化(如教育或批评)所使用的话语之中，却不一定能规范人们的社会实践，甚至还会对大众的文化消费产生一种反作用。以至于大众有时不是由于无知，而仅仅是出于自尊，也拒绝听任它来主宰自己的文化选择。一个“圈子”外的人对那一套有关“文化专家”与“受商业文化的廉价噱头引诱的一般大众”的文化区隔，是不会像一个批评界人士那么敏感的，而即使感受到了恐怕也不会有那么强的罪愈感。他们所奉行的只是一种被洪美恩称之为“大众主义”( populism)的东西:它的话语场所在实践层面，“首先是一种反意识形态，它为主体提供的立场使所有企图对人们的审美趣味做出评判的努力成为先验的因而必须抛弃的东西”;它主要由人们日常生活中几乎是“自发地”和“无意识”持有的常识性观念所组成的，如一些简短的口号(“人各有所好”、“爱啥是啥”);在美学本质上奉行多元主义，认为一个文化对象的意义可以因人而异、因地而异;艺术趣味上察承的只是大众通俗审美，不对文化制品的品质做出任何“绝对公正的判断”，只是“深深地植根于常识，普通百姓借此接近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形式”;在话语表达上具有“反理论”特征，好看、痛快、过瘾等成为对大众审美的少量辩护之词。  

    在这种理论之下让我们再来看池莉的“畅销”，恐怕就会得出与上述“媚俗”之说大相径庭的结论。1.专业批评言之凿凿的池莉批判在大众面前遭遇滑铁卢，是因为在学术“圈”内隐秘存在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对于奉行只忠于自己的偏好和趣味的大众来说，要么根本不予理会，要么就会产生一种“反衍生性”力量。没有批评目的也没有批评话语权的大众，只根据自己本色的阅读感受通过“买/看或不买/看”表达自己的文化选择。我在网上曾搜到不少人或者根本不理会批评家的藏否褒贬，或者对批评家的批判表示疑惑，喜爱池莉只是因为“能从她的书中找到自己最想要的东西”。2.大众奉行的是一种通俗审美原则，通俗审美的基础在于“肯定文化形式和日常生活的延续性、根深蒂固的参与欲望、以及情感的投人”。而池莉本就是以将文学对准大地上的芸芸众生而在80年代末的文坛声名鹊起的。她是一个与“个性”作家的新锐极端正相反的传统型、家常型而非艺术型的作家，仅从某部作品只有能够提供符合读者现实人生的故事时才会激起他(她)的购买欲这个阅读心理出发，她的小说文本所能召唤的读者在“数量”上就会占优势。更何况她的“文学是一种俗物”、“小说必须好看”、注意语言的时代感并力戒“文艺腔”等文学观念，也基本属于大众审美范畴，所以在修辞上也能经得起同样十分挑剔的“大众口味”的检验。3.大众主义的反理论性特征使其在咄咄逼人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面前居从属地位，它虽然能引领大众去无意识地“做”，但却不能引经据典地“说”，即在具体的文学批评(谈论文学)中它是居下锋的，因为它的语词太少，“理性的”规定也不是太清晰，很难为它所要辩护的内容做太多详实丰富的有力论证并使之合法化。比如这是一段为池莉辩护的文字:“有太多的人认可池莉的一针见血，他们说‘池莉写的就是我’，这样的阅读让人产生复杂的感受，轻松愉快伴着心痛或心酸或怅然若失或沉思良久，让人把过去的生活重新想一遍，让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忘不掉它。”相对于对池莉人文精神缺失、亲市民贬低知识分子、快餐化等的掷地有声的批判，这类的正面言说有太强的感性色彩，基本没说出喜欢池莉的“理性”理由。但它所道出的读者对池莉小说的情不自禁沉迷并将自我处境幻化进去的情景，却比任何单纯的池莉文本分析更能说中大众“为什么喜欢池莉(而不是别的作家)”的核心，因为“大众的辨识力所关注的不是文本的特质而是文本的功能性，是文本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潜力”，是阅读文本时所产生的“情感吸引力”。  
    i.q.亨特和海蒂·凯依曾撰文指出:“当前最活跃的研究是认真对待受众及其快感。不要责备他们的趣味不高，不要担忧大众文化的影响，应该探究真正的，难以控制的，处于社会和文本之中的读者和观众用文本做什么”。西方学者的言说是对应于西方的学术现状而言的，而在我们的主流批评界，由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有意无意影响，由于对文本进行形而上沉思已成了批评家心中挥之不去的惯性批评方法，从大众视角出发的大众主义文本解读还是非常边缘的。学界对大众审美的这种漠视当然首先源于方法论的难题(要想知道“处于社会和文本之中的读者和观众用文本做什么”需要借助社会学的调查方法和族群学的方式，或借用行为科学的某些工具，或运用精神分析学的预制欲望模式，这对我们来说可能有点陌生)，不过我觉得它与专业批评的当代处境可能关系更大。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文学的市场化、大众化转型十分明显，市场对“大众原则”的倚重甚至会使普通读者的文化选择逾越“买或不买”的表达界限而对“文学场”的内部等级秩序产生直接的影响(比如当前有些文学评奖都不约而同加大了读者代表的比例，相形之下“批评专家”的力量却在不断削弱①)。可以说，伴随文学在社会上的边缘化而来的也是批评对文学内在影响力不断下降的边缘化，这不能不引起批评界的一种深层焦虑，一种愈发与大众主义相抗衡的情绪，而在保护文学“纯良”品质下对那些向大众审美暗送秋波的当代畅销作家大肆讨伐，也便成了张扬批评权力、压制“大众原则”的一种有效途径。比如相对于金庸、张恨水等“地道”的通俗写作在打破“雅”、“俗”之分的呼声下已逐渐被主流批评界所接纳，学术界对于当下的、在严肃写作与大众口味间谋求平衡的池莉、余秋雨等人则苛责得多。所以，文学批评中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问题不仅仅源于精英主义传统在批评家心里积淀已久，还昭示了批评在消费时代的一种内在隐忧。而对大众主义理论的引人目的也不是以“大众原则”来对抗审美批评(大众主义的膨胀会对文学发展产生不少恶果)，而是拂去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阴影，为陷人内在失语之痛的批评寻找阐释当代文化现象的另一条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