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伍子胥 决断 自在与自为 存在之思
　　摘 要：《伍子胥》具有的存在主义色彩可以理解为一种“决断”思想。作品借助于伍子胥在审美、伦理、宗教等人生状态中的不断“决断”与转换，将一个古老的复仇故事转化为现代生存价值的探求过程，体现出存在之思。
　　
　　创作于1940年代的小说《伍子胥》是著名诗人冯至的代表作品①，由于艺术价值的“独特、超前、个人性”曾被钱理群先生誉为“不可重复的绝唱”②。作品具有的存在主义色彩，诠释了存在主义的“决断”观念，表现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于生存问题的独特思考。“决断”是存在主义的重要思想，主要指个体对自身存在状态和意义的自由选择与决定，“本然的自我存在只有通过自由的无条件的决定才能实现”③。这种带有终极关怀色彩的价值诉求源自于对贬抑人之存在价值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反动，是一种将人生从“自在状态”提升到“自为状态”的意义历程。就本文而言，伍子胥的人生游历是在审美、伦理、宗教等“存在状态和意义”中的不断“决断”与转换，但作者并没有把人生的存在意义固着在其中的某一类形态上，反而审美、伦理、宗教等人生状态不过构成了人生过程中一次次短暂“停留”，“终点”又预示着“起点”。故此，一个古老的复仇故事最终也就转化为一种关于生存价值的探求过程，体现出存在之思。
　　小说取材于春秋时期“伍子胥复仇”的历史事件，是对一个古老复仇主题的现代生发。小说一开始就描述了伍子胥对边城如同“死蛇一般”生存状况的“焦躁与忍耐”，“三年来无人过问，自己也仿佛失却了重心，无时无刻不在空中飘着……他们有如一团渐渐干松了的泥土”，“焦躁与忍耐在他身内交战”。WWw.11665.coM显然，此处伍子胥的焦躁来自于对生存状况日渐“沉沦”的“体察”，正如解志熙所言，“‘焦躁’不是一般的情绪骚动，而是生命失重、存在无意义的根本性焦虑。”④由此，“沉沦”中的“边城”也就成为现代人生“自在状态”的一种表征，有待于通过“决断”来唤醒人生的“自为”意义。“在这不实在的，恍恍惚惚的城里，人人都在思念故乡，不想住下去”，“只等着一阵狂风，把它们吹散”。“故乡”近乎“安息”的魅力，构成了“自为人生”的神秘招引，因此，即便没有后来故事中楚国使者阴谋“诱杀”这一外在契机，伍子胥也可能会在其他因素的触发下沿着自身的行为逻辑展开人生的“决断”。他“面前对着一个严肃的问题，要他们决断……他觉得三年的日出日落都聚集在这一瞬间，他不能把这瞬间放过，他要在这瞬间做一个重要的决定”。显然，此时伍子胥面对的已不是所谓“复仇”的历史伦理问题，而是人生意义的“自由选择与决定”。相对于兄长伍尚为了父子的伦理人情冒死去郢城的“决定”，伍子胥则要“走出去，远远地走去，为了将来有回来的一天”。这样父兄的死对于伍子胥而言，“就是一个大的重量，一个沉重的负担落在你的身上，使你感到真实，感到生命的分量，——你还要一步步前进”。生和死在此构成了人生的两个极端，也就具有了“先行到死”和“向死而在”的意义。人生的伦理意义一旦被转化为存在的勇气，也就促生了“决断”的意义转向，“他们怀念着故乡的景色，故乡的神，伍尚要回到那里去，随着它们一起收敛起来，伍子胥却要走到远方，为了再回来，好把那幅已经卷起来的美丽的画图又重新展开。”生存意义从伦理向审美向度的这一转换，意味着伍子胥名义上的为父兄“复仇”，实际上却是自觉谋求对现状的改变和摆脱，而文本之所以从伦理意义展开人生的“决断”，不仅是因为作为一个特定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伍子胥必然要负载伦理的意义，而且还因为伍子胥的“复仇行动”是本文展开的叙事学背景。
　　“审美”意义上的生存思考和表现则是在楚狂夫妇隐居的“林泽”展开的。林泽的原野风情孕育着大地自然化的诗意，“像是置身于江南的故乡，有浓碧的树林，变幻的云彩……”近乎一片桃源幻境。然而人世的现实侵袭却是生存难以回避的宿命，楚狂夫妇的隐居虽有着“与雉鸡麋鹿同群，比跟人周旋舒适得多”的好处，但是这种审美化的“安息”采取了一种“逃于天地之间”的原始方式不仅悖于时代，更缺乏对存在的“已经在世”的现实承担和“认真为人”的积极生命态度。“离弃了现世”也就意味着背离了“存在”的根基，“存在”意义的缺乏注定了这一方式的不可取，沦为“幻境”最终就是一种必然。于是，在伍子胥眼中，楚狂夫妇“嘻笑中含满了辛酸，使人有天下虽大，无处容身之感”，“眼前只不过是一片美好的梦境，它终于会幻灭的”。接下来的“洧滨”、“宛丘”等章节中展现的生存状态显然将这一侵袭审美意义的现实因素作了进一步的铺展。太子建等人的生存图景是阴暗的，平庸、自私、奸诈的堕落意味着现实“去道德化”的“非本真状态”，而对此的“不自知”显然又是一种“自欺”，意味着类似的“沉沦”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和现象。而“宛丘”讲述的则是一个远古圣地的沦落。太昊伏羲氏神农氏等故地的废墟化，意味着人性古老“神明”的丧失，与此形成对比的则是现实中司巫人格上的卑劣，以及贫穷酸儒不满、牢骚中如“火星”、“雨露一般”短暂而苍白的“衡门栖迟”般的精神告慰。古老的神性业已沦为一种暂时的缅怀，在寒夜的饥寒交迫中不可避免地隐入了历史深处。显然，对道德和古老神性的双重背弃最终宣示了实存中精神向度的失却，注定世人只能在“沉沦”中承受这一“灵性”丧失的后果。
　　相较之下，小说后文“延陵”一节生存状态展现出的“礼乐”交融、人伦和谐的乐园图景近乎一次“灵性”的复归。“这些地方使他觉得宇宙不完全是城父和昭关那样沉闷、荒凉，人间也不都是太子建家里和宛丘下那样卑污、凶险。虽然寥若晨星，到底还是有可爱的人在这茫茫的人海里生存着。”作为人生游历过程的一个节点，“延陵”的意义在于对实存中的“沉沦”进行了一次集中的拯救，使得伍子胥的“决断”得以暂时摆脱现实的钳制，进入生存的另一种高蹈境界。而文中伍子胥抵达“延陵”这一获救意义的“节点”则是通过三次象征性的过渡环节达到的，其间又涉及到了宗教意义等生存限度。
　　首先是“昭关”。一定意义上，这不仅是伍子胥“复仇”的现实阻碍，也是妨碍其生存意义提升的现实因素的凝结点。迈过它，就意味着人生的伦理、审美意义将得以充分转化提升，而且也将接近意义的“永恒”之境，“他想像树林的外边，山的那边，会是一个新鲜的自由世界，一旦他若能够走出树林，越过高山，就无异于从他身上脱去了一层沉重的皮”，“以一个再生的身体走出昭关。”于是，“迈过昭关”也就具有了重生的象征意义，对于“新鲜的自由世界”的渴望不仅沟通着“天堂的盼望”，而且也意味着“奔向应许之地”的宗教返乡意义。而对昭关士兵死亡的所思，则同样将伍子胥的出关行为导向了“向死而生”的宗教指向，“子胥的心境与死者已经化合为一，到了最阴沉最阴沉的深处”，“好像自然在他身上显了一些奇迹，预示给他也可以把一些眼前还视为不可能的事实现在人间”。显然，此处子胥自然景观中的“反思”和“渴望”也就此进入到宗教的意域。
　　其次是“江上”。对于伍子胥而言，走出昭关后的“一个鸟影，一阵风声，都会增加他的疑惑”，“只有任凭他的想像把他全生命的饥渴扩张到还一眼望不见的大江以南去”，于是“疏散于清淡的云水之乡”的船夫对伍子胥的摆渡简直就是一次精神上的引渡，在形式和内蕴上都体现出宗教的意义。在子胥，“却觉得这船夫是他流亡以来的所遇到的惟一的恩人，关于子胥，他虽一无所知，可是这引渡的恩惠有多么博大……他享受到一些从来不曾体验过的柔情。往日的心总是箭一般地急，这时却唯恐把这段江水渡完，希望能多么久便多么久与渔夫共同领会这美好的时刻”。引渡指向了一种神秘的安息之境，只要归属它就足以平复躁动的心灵，使人格得以净化。“你渡我过了江，同时也渡过了我的仇恨”，“他再一看他手中的剑，觉得这剑已经不是他自己的了”。近乎皈依的精神告白传达了对于一种超验性情感的眷念和渴望，宣示了宗教对于生存意义的永恒魅力。

　　而“溧水”一节中浣衣少女与伍子胥的遇合又颇似一个“信徒”的“受洗”，又以近乎宗教的仪式图像将这一意义加以完成和凝定，“这是一幅万古常新的画图：在原野的中央，一个女性的身体像是从绿草里生长出来一般，聚精会神地捧着一钵雪白的米饭，跪在一个生疏的男子的面前……也许是一个战士，也许是一个圣者。这钵饭吃入他的体内，正如一粒粒种子种在土地里，将来会长成凌空的树木……它将永久留在人类的原野里，成为人类史上重要的一章。”村姑的“米饭”与“施与”使人想起基督教观念体系中的圣母、圣餐以及相应的宗教仪式，而“把一钵米饭捧给一个从西方来的饥饿的行人”，“泰伯从西方来”等又从方位上进一步强化了读者对于西方基督教意义的联想。这一系列形象化的场景再一次昭示了神性意义在“存在”上空的惠临和闪耀。
　　然而对于“探求者”伍子胥而言，这一切是否就此凝定，人生之旅也就此停步了呢？显然不是，这一切仍然“是一个反省、一个停留、一个休息”⑤。作为一个现实的个体，它不得不受制于“处境”的影响而有所停留，而后方可能通过一次次“决断”继续前行。或许一切早已注定，伍子胥只能从属于一种“在路上”的意义探求，不断前行是他作为“过客”的宿命。“延陵”中的乐园之境，虽然可以视为上述“昭关”等三次象征性环节的一种必然结果，然而同样也难以被规避直至离弃的命运。由此可见，“延陵”展现的宗教意义在此并没有成为终点，相反，“终极”的“永恒”其实更多意味着无限与超越。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冯至总是在人生的“自在”和“自为”状态的对照、共生中表现“存在之思”，这不仅有着类似于尼采“生活在险境中”的人生沉沦化警示，也包含着作家对于人生存在意义的矛盾性和过程性的深刻认识，并指向一种不倦前行与探求的过程。
　　“延陵”一节中伍子胥想到季礼时“精神恍惚了许久”，“他知道往前走的终点是吴国的国都，在那里他要……早日实现他复仇的愿望。……若是说他复仇的志愿，又何必到季礼这里来？若是叙述他仰慕的心，走出季礼的门，又何必还往东去呢？”伍子胥的矛盾其实就是停留抑或前行的矛盾，前者意味着人生意义的终结和凝定，人生也将就此堕入“安于现状”的沉沦，后者则意味着意义的历险，充满着挑战性和不确定的艰难。而一旦停留，人不仅会“穷尽自身”，而且又将背弃自身的责任。考虑到存在意义的“无限性”状态，此处作为探求者的伍子胥必然又将背弃这一“现状”，选择继续前行！尼采说过，“对于这个生存之谜，我们必须选择一条大胆的不顾危险的路来解开它”⑥。此时的伍子胥不得不再次“决断”，“他加紧脚步，忍着痛苦离开延陵”。然而在已然经历了人生的三次基本意义之后，人生的基本意义已得以较为“充分”的展现，再次“决断”后又将面向何方？虽说人生的意义不可能被穷尽，但作者此时显然已难以提供其他的答案。于是，“人的憎恶者”专诸对母亲的“孝道”，宁静而质朴的女性，礼乐、林泽田野等等再次成为伍子胥（其实是作者）思考的对象，伦理、审美等意义在“吴市”一章中以一种集体的面目再次闪现。既有意义和形态的汇聚指向了作者生存思考的局限性，显出了作者在这一方面的苍白，然而同时也让我们领悟到人生意义的多元与丛生，杂多与变动，抽象和无限。毕竟，人之生存不是简单的生或死的问题，也不是简单的审美、宗教或伦理的问题，它指向的是一种开放性和无限性。这样的“决断”也让我们感到了人生探求的无奈。由于复仇者最终离开了安宁和诗意，“忍着痛苦离开延陵”，“沉浸在雪地仇恨里”，成为一个世人眼中的“畸人”。伍子胥的追求也就具有了疏隔于现实人群的形上向度，成为一种不为现实所认同的边缘性精神和状态。其间的冲突和分裂又多少意味着人的自由仍是“在处境中的自由”，这或许说明，存在的“自为”拯救往往充满了矛盾和悖论，又可能受到“此在”无所不在的暗算，必将伴随着现世的隔膜，以及肉体和精神上的苦行和艰难嬗变。生存本然的局限性无情地制约了人们的选择。小说结尾的“司市”面对子胥，“他没有旁的办法，只好把这事禀告吴王”。结尾的戛然而止，把这一点留在了文外，余味的悠长仍在说明，意义的探求本身就没有终点，而只是一个不断寻求与“眺望”的动态精神历程。
　　在存在主义思想的启发下，冯至对传统题材做了一次现代意义上的翻新，“两千年前的一段逃亡故事变成了一段含有现代色彩的‘奥德赛’”。其意义在于，反映“一些现代人的，尤其是近年来中国人的痛苦”，并在“危机”中寻找生路⑦。由此可见，《伍子胥》表现出的“存在之思”凝聚的是作家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深刻反思。存在主义色彩是现代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然而由于存在着作家审美旨趣和文本阅读效果的差异，现代小说史上其他小说家作品的存在主义色彩往往偏重此在人生状态的展现和反思，比如说鲁迅小说表达的主要是人生“幻灭的体验和‘黑暗’的思想”，钱钟书则在于“人生的困境和存在的荒诞”等等。因此虽然和本文的“存在之思”有着一定意义的交集，但由于他们缺乏对于人生“存在之境”的明显构建，也就和《伍子胥》的存在主义色彩有着明显的差别。在此背景上，《伍子胥》不可不谓为“不可重复的绝唱”，而在现代文学史上成就一份独特的文学经典。
　　
　　① 作品参见《冯至全集》（第三卷），张恬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② 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四卷)·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③ [德]施太格缪勒著，王炳文等译：《当代哲学主流（上）》，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32页。
　　④⑥ 参见解志熙：《生的执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9页，第18页。
　　⑤⑦ 冯至：《伍子胥·后记》，《冯至全集》（第三卷），第425页－第4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