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现代文学 疾病 爱情
　　摘 要：在现代中国文学中，疾病与爱情的关系非常密切。论文从肺结核与爱情、非典与爱情、爱情病三个层面和个案入手，描述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中蕴涵爱情与疾病密切关系的相关文本和现象。而在两者密切结缘关系的背后，论文从“爱与死”、“病杀”与“爱情化石化”等层面指出疾病与爱情结缘的深层文化和美学意蕴。
　　
　　爱情是文学创作的永恒母题，爱情与疾病的联姻也屡见不鲜。古今中外文学史中有不少将爱情与疾病完美结合的经典作品。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疾病与爱情的结合大都以相思病表现出来。所谓相思病，是“情爱之念受到一种较难纾解、无可逃脱的稳定性心态。这一心态对人的生理器官正常活动产生了破坏力，使之精神恍惚，生幻致梦，久之则导致器质性病变，‘然成一病’，是谓相思病”①。英国心理学家弗兰克·托里斯博士认为：相思病与精神病很接近。严重者可致命。在西方文学中，爱情与疾病的关系较为典型地体现在几部以霍乱为背景的小说中，即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托马斯·曼的《威尼斯之死》、让·吉奥诺的《屋顶上的轻骑兵》。这三部小说都是以霍乱作为故事背景展开故事，并且其中都有关于爱情的故事。《霍乱时期的爱情》和《屋顶上的轻骑兵》的中译名都是《爱在瘟疫蔓延时》。疾病与爱情的密切关系历来是诸多哲学家、文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国际心理治疗师、演说家和作家苏珊·福沃德博士有一本书的名字干脆就叫做《有一种病叫爱情》。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提出“爱情是一种病”。而托马斯在《魔山》中借人物之口说：疾病的症状不是别的，而是爱的力量变相的显现；所有的疾病都只不过是变相的爱。WwW.11665.cOM
　　
　　一、 现象与文本
　　
　　在现代中国文学中，疾病与爱情的关系表现为多个层面。在这里，主要以肺结核与爱情、非典与爱情、相思病三个层面为例子和个案，指出现代中国文学中的疾病与爱情存有密切关系。
　　肺结核与爱情：肺结核与浪漫爱情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浪漫主义文学家的作品中得到了较为突出的体现。浪漫主义作家大都多愁善感，体弱多病。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曾用“浪漫主义病院”来形容德国的热情的浪漫主义作家的聚合。而从病理学的角度看，肺结核与爱情似乎有着天然的联系。法国著名性学家伊凡·布洛赫在其经典著作《我们时代的性生活》中提到肺结核是性欲望的一个重要成因。现代小说中的肺结核患者的浪漫爱情故事印证了疾病与爱情的亲密关系。比如，穆时英的小说《公墓》中的“我”和玲儿姑娘的爱情是与玲儿姑娘的肺结核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王独清的小说《三年以后》中的“我”的爱的对象女居停主人也是一个肺结核患者。这两部小说讲述的都是怀有爱意的男性与患有肺结核女性之间的爱情。叶灵凤的《忧郁解剖学》和《肺病初期患者》中的主人公也是肺病患者。《忧郁解剖学》中的顾君逸与肺结核美人吴静娴之间的爱情凄凉而温暖。《肺病初期患者》中的两位男子同时爱恋的少女兰茵也患有肺结核。郭沫若的《落叶》讲述的是肺结核患者洪师武与日本看护妇之间的爱情。巴金《灭亡》中的主人公杜大心也是一个肺结核患者，他与李静淑之间的爱情激烈而悲情。在这些小说中，爱情都与肺结核纠结在一起。男女之间的爱情热烈而美好，而其结局是患病主人公的病亡。可以说，在很多现代文学作品中，肺结核的发生与爱情故事如影随形。
　　“非典”与爱情：“非典”与爱情与疾病与爱情家族中的新添成员。“非典”事件是21世纪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突发事件。在和平安宁的日子里，“非典”的降临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而对爱情的冲击更是非典的重要影响。“非典”对生命的威胁让人类对人间真爱空前珍惜，同时也让无爱的婚姻和平解体。而这一切都是在生命和爱的名义下进行的。石钟山的《“非典”时期的爱情》中的“非典”成为改变平凡婚姻的调节剂。七年之痒的夫妻关系平淡，缺少激情，双方约定和平离婚。而“非典”的到来让夫妻双方互相体谅了对方的苦楚。分手之意渐渐地被留恋之情所取代。“非典”使爱情摆脱了枯淡，重归激情与温情。在徐坤的《爱你两周半》中，“非典”则使无爱婚姻归于解体。“非典”之前，丈夫顾跃进与妻子梁丽茹情感冷淡。“非典”之后，物是人非。在经历了生命之大转折之后，梁丽茹与丈夫顾跃进和平解除婚约。胡绍祥的《北京隔离区》和倪厚玉的《“非典”时期的爱情》讲述的都是“非典”对年轻人爱情的影响。《北京隔离区》中的护士白岚和新闻摄影师陆风深深相爱。白岚和陆风在经历了“非典”的磨难之后，有情人终成眷属。爱情从被隔离到团圆，“非典”是形格势禁的罪魁祸首。“非典”让这对爱人更加珍惜生命和爱情。《“非典”时期的爱情》中的诗人紫野和女研究生吴月清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相思长跑，终于有了眉目时，却双双遭遇“非典”。“非典”时期的爱情小说大都被冠名为“非典时期的爱情”。这些小说既是对文学经典作品《霍乱时期的爱情》《爱在瘟疫蔓延时》有意或无意的模仿，也是“非典”时期人类情感流露的自然写照。“非典”一时成为表达爱情主题的重要时空场景。
　　相思病：除了肺结核和非典结缘之外，爱情本身就是一场可怕的疾病。江灏的《爱情病人调查》②和于艾香的《爱情是一场病》③中的爱情都是以疾病的面孔出现的。《爱情病人调查》讲述了一个个为情所困的爱情病人。这些病人的共同特点是情感危机导致精神疾病。爱情的发生是美好的，而变异的爱情却是人的情感和精神戕害的杀手和毒药。《爱情病人调查》通过活生生的爱情病人患者的实例，表现了爱情的狰狞和凶残的一面。而在于艾香的《爱情是一场病》中，爱情的发生更是以一场疾病的形式降临的。真爱在一些男性眼中已经成了一种见了唯恐避之不及的疾病。
　　
　　二、 疾病与爱情关系深层蕴涵解密
　　
　　在了解了现代中国文学中的爱情与疾病密切联姻的事实之后，我们还需要对疾病与爱情主题深层蕴涵进行考察，从而破解这一种重要文学现象背后的哲学与美学密码。

　　爱与死：旷世奇恋往往与死纠缠在一起。生死恋是许多爱情故事的经典情节模式。艺术作品中爱而不得、双双殉情的故事更是感动了千百年来的无数读者。我们所熟悉的古今中外的经典爱情故事几乎都是以死来做结尾的。无论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是刘兰芝与焦仲卿，不是双双共殉情，就是生死两茫茫。爱与死的密切关系不仅是一个文学命题，更是一个哲学问题。它吸引了很多哲学家的关注。比如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曾说过：“从更深刻的意义看，爱与死常在一起。可以这样预测：爱与死的深刻联系定是世界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④他认为“爱与死是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体现。……爱与死构成人生存的悖异：爱渴求圆满和丰盈，却又伏着致死的毒刺。爱为了不朽而存在，但也孕育了死。”⑤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蒲鲁东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他说：爱即死亡。在文学作品中，当深爱的人因为患病而死去，留下千古情种悲痛欲绝，或者在爱人死去之后，对方也殉情而去是爱与死故事的重要情节。这种情爱模式在影视文学中也大量存在。如日韩电视剧中的白血病情节是将爱与死紧密结合赚取观众热泪的典型。美丽的生命在绝症的暴力作用下日渐凋零，爱情之花却随之繁盛，直到最后当生命被迫中止，爱却因此获得了永恒。美丽的爱情永远定格在对亡人绵绵无绝期的思念之中。
　　“病杀”与“爱情化石化”：有情人终成眷属在现实生活中固然美好，而在艺术中却显得过于常规和完美。同时，朝朝暮暮的流水式爱情与大悲大喜的戏剧式爱情比较起来，后者更受艺术家的青睐。为了让爱情保鲜，永远保持在最美好的时刻，很多文学艺术作品往往只写爱情，不写婚姻，甚至在爱情即将向婚姻延伸时即刻打住，宁可破坏爱情的完满，也不让爱情走向琐碎庸常的婚姻。爱而不得，怀着永世的相思谢世才是艺术家心中理想的爱情模式。爱而不得依赖于爱情故事中的阻隔机制。所谓阻隔机制是阻挠爱情双方情感顺利发展的情节机制。该机制的实施是通过诸多阻隔因素实现的。其中既有外在的客观因素，也有内在的主观因素。外在因素如天灾、战乱，内在因素如一方的自杀、负心等。在此，将爱情的阻隔机制称之为爱情的“化石化”处理方法。所谓“爱情化石化”，就是在爱情缠绵悱恻到最好处之际，突然将爱情之蜜弦斩断，使之在最完满最美丽的时刻被封存为“爱情化石”。这如同在遥远的远古时代，突发的天灾人祸将美好的生命埋葬，收获的是几亿年之后的珍贵化石。古往今来的爱情经典大都是爱情化石。即在爱情之花开到好处时，偏偏狠狠地用力，将其摧残掉，使其成为盛期凋零的玫瑰，世人也因此只永远记住了玫瑰的芬芳和美丽。一种彻骨的永恒的悲剧感油然而生。如果没有这破坏，等到玫瑰自然凋落，世人将看到她的衰败。爱情化石化的重要方法是“病杀”。在不崇尚自杀的中国文化中，文学家就设计了“病杀”的情节。“病杀”替代“殉情”成为现代爱情化石化的重要手法。比如，张爱玲的小说较典型地体现了“病杀”与“爱情化石化”的特点。她笔下的情爱故事大都以有情人不成眷属结尾。张爱玲似乎总是跟美好的事情扭着股子劲儿，往往在事情到达好处时偏偏来了个大转折，将通天大道扭转到悲剧性的小道上去，让人扼腕叹息。如《花雕》中的郑川娥在婚恋到达好处之际，突然得了肺病，日渐严重，后来转化为骨痨。终于将婚事耽误了，男方另找了人。生病毁灭了郑川娥的美好生活。《多少恨》中的家茵和夏宗豫两情相悦，却因为夏宗豫患第三期肺病的夏太太苦苦哀求，家茵放弃了这份感情，远走厦门，留下夏宗豫独自惆怅。《半生缘》中的沈世钧和顾曼桢原本恋情迅速升温，即将结婚，却阴差阳搓，双双隔绝，终致后世悔恨。在我看来，对沈顾之恋构成破坏的主要是疾病。在《半生缘》中，很多人都在生病，如曼璐的病，曼桢的病，顾妈的病，沈父的病等。这些疾病不断地推动故事朝着阻隔爱情的方向发展，最终导致沈顾二人有情人不成眷属。《金锁记》中的长安本来和童世舫已经定亲，但是因为她的母亲放出她吸食鸦片的口风导致童世舫对她敬而远之。破坏长安爱情的是她母亲的精神疯狂。在这些美好故事进展的背后总是暗藏着很多破坏性情节，最终，有情人难成眷属，无情人阴差阳错。花好月圆是张爱玲小说永远无法实现的情爱神话。正常人的男婚女嫁的平常故事在张爱玲这里总是走了样，跑了调，变得惊心动魄，险情连连。所以说，这几部小说都是爱情被“病杀”的代表性文本。
　　无论在文艺作品中，还是现实生活中，才子配佳人、君子配淑女、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很多人心目中理想的婚恋模式。为什么很多小说要打破这个美丽的梦想，使圆满之爱情被扼杀、畸变为爱情悲剧呢？这与艺术家的美学追求有关。很多小说家所追求的是绚烂之极的美，是昙花一现的美，是瞬间而永恒的美，是千载难遇的绝美。而这种美感体验往往获得于“浪漫爱情毁灭于最炽烈之际，美陨落于最渴求之时。”⑥除了瞬间绝美和永恒之美外，“病杀”手法使得爱情保留在残缺美状态。残缺美是很多小说家所追求的美感体验。比如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周瘦鹃曾经说过：“看满月不如看碎月，圆圆的一轮像胖子的脸一样，又有什么好看的，看它个残缺不全，倒觉得别有韵味呢！”⑦而在残缺美的构建过程之中，疾病的阻隔以及由此而来的残缺的、隔绝的爱情是促成这种美学特色的重要因素。
　　所以，无论是大团圆式的完满的爱情故事，还是被阻隔被化石化的具有残缺之美的爱情故事，都是爱情苑林中开出的婉媚多姿的芬芳之花。它们所体现的是艺术家对生命、爱情和艺术的独特体悟和美学追求。
　　
　　①王立：《略说古代文学中的相思病》，《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2期,第44-50页。
　　② 载《钟山》2000年第5期。
　　③ 载《当代小说》1994年第12期。
　　④⑤ [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徐黎
　　明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第198页。
　　⑥ 余凤高：《飘零的秋叶：肺结核文化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188页。
　　⑦ 《空墓》，周瘦鹃译，“译者文末补白”，《礼拜六》，第116期（192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