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高长虹 《革命的心》 女性主义视角
　　摘 要：现代文学史上男性作家文学的“新女性”想象，从鲁迅的想象开始，逐渐形成一条清晰的线索。与那些男性大师的女性想象一样，高长虹在上世纪20年代参与了女性的艺术想象。虽然高长虹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去观照女性特定时期的生存、命运和精神困境，且对男权中心社会的价值观进行重新解构，但由于受创作主体性别角色和男权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创作中仍未彻底走出男权意识的藩篱。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些重要的女性形象，都首先出自男性作家的手笔，这无疑是值得中国现代妇女运动史载入史册的一个重大的文化现象。但是作为妇女处境的代言人，基于那一时代共同的历史愿望，这些新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巨型话语的具体操作者，他们在讲述女性故事的过程中，难免会有所侧重和删削，有所整合和背弃，有所遮蔽和忽略，甚至会有意无意地泄露出这些讲述者的男性身份、男性视点，以至于出现大片的盲点和误区，这恐怕也是一个不必讳言的事实。
　　现代文学史上男性作家文学的“新女性”想象，从鲁迅的想象开始，逐渐形成一条清晰的线索。与那些男性大师的女性想象一样，高长虹在上世纪20年代参与了女性的艺术想象。虽然高长虹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去观照女性特定时期的生存、命运和精神困境，且对男权中心社会的价值观进行重新解构，但由于受创作主体性别角色和男权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创作中仍未彻底走出男权意识的藩篱。因此，他的“女性被讲述”文本仍然值得怀疑，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所指出的那样，“男人所写的关于女人的书都值得怀疑，因为他们既是法官又是诉讼当事人”①。WWW.11665.COm
　　
　　一、“她的圆圆的、红嫩的脸蛋儿正像是初熟的果子，他将要摘下它来”
　　
　　历代文人对女性外观的想象模式上具有相似性，表现在一个古老的历史悠久的修辞上，即借助外物想象与表达女性形象，使其具有“物品性”。实质上，当女性的外观被物化为芙蓉、弱柳或春葱、软玉等之时，其可采摘、攀折、把玩和弃置的意味隐约可见。高长虹小说《革命的心》中对张燕梅女士外观的想象和表达也具有“物品性”。
　　“她已经看见他了。她显然有些心跳，她的藕白的脸上立刻浮现出桃色的红，她的眼珠立刻透露出惊喜，欢乐和光荣。片刻之后，她又镇静下来，微带着羞涩地微笑着向他点头笑，站在她爸爸的身旁。”②
　　“她正是一朵初开的蔷薇，却是生长在田野里。她的圆圆的、红嫩的脸蛋儿正像是初熟的果子，他将要摘下它来。她的弯弯的眉儿，多么深情，当那新月照在她的脸上的时候，她曾触动过些什么思想？他面对着的，不正是他自己一个完美的创作，一首富于灵气与形体的人样的诗吗？”③
　　这些描写忽略女性的社会主体意识，脱离了社会，淡化了历史。其实，德国女神学家伊丽莎白·温德尔是这样界说“身体”的：“身体不是功能器官，既非性域亦非博爱之域，而是每个人成人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身体的自我与自己相遇，这相遇有快感、爱，也有脾气。在这个位置上，人们互相被唤入生活。……身体不是一个永恒精神的易逝的一在死的躯壳，而是我们由之为起点去思考的空间。……一切认识都是以身体为中介的认识。一旦思想充满感性并由此富有感觉，就会变得具体并对被拔高的抽象有批判性。……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思想系统，它既锚在生理的身体上，也锚在社会政治的整体上，……身体不是私人性的表达，而是一个政治器官，是宇宙的和社会的实在之镜像，反映着人的病相、毒害和救治过程。在身体这个位置上，人们可以审美地、社会地、政治地、生态地经验世界。”④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提醒是振聋发聩的：“各种各样意识——自我意识、种族意识、性别意识、文化意识——它们与艺术无关，却插到作家和作品之间，而其后果——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是不幸的。”⑤有学者一针见血指出男性对女性想象“物品性”修辞表达的阴谋，“女性一旦不仅在社会职能而且在男性想象中成为心理上或生理上的物品，便获得了某种秩序内的安顿，因为父子们借此把原本很难把握的政治的、文化的乃至心理生理上的异己固定在一个可把握的位置上，把本来也许不可理喻的异性群体幻化为一种不必理喻的对象。”⑥
　　
　　二、“他像一个天使，从天上飞来要救她走出那浮华的深渊”
　　
　　波伏娃在分析女性的客体地位的形成时，很注重她们经济上的对男人的依附这种社会现实。经济上对男性的依附，使女性为了生存必须得取悦于男性，并因之将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文化的价值取向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安于男人指派给她们的地位，不去争取自由。“人们教导她说，为了讨人喜欢，她必须尽力去讨好，必须把自己变成客体；所以，她应当放弃自由的权利。她被当成活的布娃娃看待，得不到自由。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她认识、把握和发现周围世界的自由越少，她对自身资源的开发也就越少，因而就越不敢肯定自己是主体。”⑦这些将父制价值标准自觉内化的妇女不可能自主地争取任何权力，她们只能被动地接受给予的权力。
　　贝蒂·弗里丹更进一步指出：“那些在女性奥秘的笼罩下生活了十年或二十年的妇女，那些在年纪轻轻的时候过早地就顺应了这种奥秘，以至于自己从未体验过要靠自己去生活是什么滋味的妇女，她们害怕去正视社会上真正工作的考验而墨守家庭主妇的地位，因此，即使她们自己注定会产生‘空虚、无用、好像我并不存在’的感觉也无妨。”⑧蒂·弗里丹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我们的文化中，妇女发展已经被阻止在生理的水平上，在很多情况下，对她们来说，除了爱和性满足的需求之外，没有任何高层次的需求。甚至连自尊、自重以及受到他们尊重的需求——‘对于力量，取得成就，对于胜任，精通和竞争，对于面对这个世界的自信，对于自立和自由的愿望’——妇女的这种需求还没有被清醒地认识到。”⑨
　　张燕梅女士意识到单调、平庸的生活对她精神的埋葬，但在“父”温暖的巢穴里却无力飞翔、难于冲出这舒服的“狭之笼”。那么，拯救的力量来自“他”的到来。当革命诗人刘天章从上海回到北京与她相见、相约和相爱时，她不仅觉得快乐、幸福，而且认为“他”就是拯救她走出“浮华的深渊”的上帝。
　　她显得很快乐，很幸福，像太阳在照临着她。她很稳微地承认了她过去的过错，并且表示她早已知道他在爱她。她对他十分地感激，他像一个天使，从天上飞来要救她走出那浮华的深渊。她说她决意要改变她的生活，她不能再那样自弃，麻木，贪享那目前的空虚的荣耀。她反而倒怕的是她不能够改善自己，她不配做他的伴侣。他说了那一定是能够的，因为一个人只要能改变她的环境，便什么都能改变。她深深地接受了他的这种忠告。
　　“我只祷祝能够有那么一天！”她说着，像一个极忠实的信徒在礼拜上帝。⑩
　　
　　三、“这是我的使命，我是为你而来到这个世界的”
　　
　　如果说《伤逝》以爱情悲剧的形式昭示女性生存“无光的历史”，那么，《革命的心》在“革命+恋爱”的“大团圆”的模式里，再次预示了在男权“象征秩序”中女性主体意识的迷失和女性解放的艰难。
　　（一）初识“他”，因“奇怪”懵懂而孤寂
　　革命诗人刘天章“他从第一世间有她的时候，他便爱上了她，他以后认识了她的父亲，他知道他所遇到的是什么机缘。他已经梦见过她。”张燕梅女士虽然“同他认识已经在三年以前，她初从大学毕业的时候”。她惊奇于他是一个“奇怪”的人，“她一点也没有触动过爱他的念头，但是她似乎已在爱他了。这能够叫做爱吗？不能够！这只是同一个人看见过一次的景物便不能够忘记了是一样的，这不能够是爱。然而这张奇怪的景物的照相摄在她的心上，竟一日比一日明显，而且渐渐地生动，竟至主宰了她的所有的思想。”在“奇怪”与“爱恋”懵懂中错失爱情的表达，致使她此后的生活如同陷入“浮华的深渊”、自弃麻木、孤寂空虚，“单调的生活几乎葬送了她”。

　　（二）“他”离去，思念因“掩藏”而惶惑
　　因北京的黑暗、肃杀、冷寂和沉闷，加上失恋的创伤，革命诗人刘天章离开北京到上海继续他的狂飙事业。“她已经好久了，她的秘密的思想常在系念着那个上海的他。”刘天章在一个刊物上发表许多“华艳的，深情的，生动而且肉感的恋歌”，她早已经拜读过。“虽然它们是属于多个主人的，而且是回忆的，游戏的，或者怅惘的,但她的敏感启示她，它们的神奇的产生完全是用了来诉说一种对她的恋慕。这也是她多年的梦了。”但是，张燕梅女士多年来因屈从“女性的心”，却不敢“显然把这梦宣布出来”，“过分地掩藏”，并认为是“多么危险的事”。
　　（三）“他”归来，因“梦的实现”而迷失
　　《革命的心》中，革命诗人刘天章从上海回到北京，并非完全为了爱情。一是为了“革命”。因为“有北京的狂飙在欢迎他，他一接触那雄壮，激昂，凛冽的声乐，他立刻像是一个历史上的英雄了”。二是抚慰他在上海开创狂飙事业时“颓丧”、“伤感”的心灵。“他亲切地感到，原来没有一个人能真正了解他的有一些人简直以为他是一个狂人。有的人简直误认为他的博大为一种愚蠢。他知道他们在他的背后嘲笑他了……他颓丧了，他伤感了。他想起了北京。想起了北京的她……”
　　张燕梅女士却全身心幻想爱情的到来，“她想她不久将要看见他。她将要心跳。”渴望他拯救她于“浮华的深渊”。当二人在张燕梅女士家相见、倾谈、相亲、拥抱和亲吻时，在肉的沉迷和灵的飞翔之时，她迷失了，他再次充任了拯救的角色。
　　他们的嘴唇突然接触了，他们突然拥抱在一块。他们发狂地亲密，一边笑着，一边流着眼泪。肉的跳动真是最微妙的语言，在他们的沉默中宣布了那最真实的心。他们的眼睛相互注视着，像要相互看见了他们的灵魂。
　　“从今天起，连我的身体，都永久地，永久地是你的了！”她忘形地说着。
　　“这是我的使命，我是为你而来到这个世界的！”他报答着她。{11}
　　不论话语世界或是现实世界中，男性一直在潜意识里禁止女性表露对自己的身体、欲望的兴趣。女性被迫固定在男权文化预设的被动、柔弱、内倾、纯洁和唯美的位置，只应该含蓄地、羞涩地表达朦胧的内心活动，只应该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甚至不能成为欲望主体，而仅仅是欲望的客体，是男性欲望消费的对象。语言世界里的这些欲望禁忌，成为男性秩序最深厚、最坚固的话语堡垒，也是男权控制、监禁、压迫、规训和压抑女性最隐秘、最无形的方式。更可怕的是，在男权的象征秩序里，这些规训和禁忌凭借男权“硬权利”压迫式的实施和“软权利”渗透式的运作，已经潜移默化地浸润、内化于女性的潜意识，成为她们行动的规范和标准，迟延了她们的觉醒和解放。
　　
　　四、“他也许以为他收了一个学徒，他将慢慢地教育她”
　　
　　张燕梅女士在大学毕业以后，便在一个中学当了教员。她时常也在一些刊物上发表点文章，但她在艺术上却没有什么成功。正如伍尔夫反复强调的一样，女人始终处于比较低下的经济地位。生计的压抑，使她们失去了思想的自由。经济地位的低下，又让她们无法受到较好的教育，也难有丰富的阅历。而对文学创作而言，教育和阅历又是必须的。经历“五四”“弑父时代”文化洗礼的张女士，虽然对男权社会和文化的黑暗与腐朽有了初步的“觉悟”，但在冲出罗网、追寻“革命”新生时还表现得犹豫不定、步履蹒跚和力不从心，还需要男性的启蒙和引导。
　　革命诗人刘天章“他也许以为他收了一个学徒，他将慢慢地教育她”。而且“他知道这几年的单调的生活几乎葬送了她”，“他又知道了她现在预备着做什么”。所以，在“古屋新生”一章里，二人再相见、预备出走“革命”时的对话颇耐人寻味——
　　“我决定了跟上你走，我们一同到上海去。”她向他说，看着他的眼睛。
　　“同我走，便在这几天之内？”他叮咛着问她。
　　“便在这几天之内，待你的两个礼拜的期限满了的时候。”她决然地回答。
　　“但是，我不想走，我想留在北京。”他说，笑着。
　　“不，我们要走，我们一定会走了的。”她说，像一个预言家。
　　“那末，人家要说你些什么呢？”他问。
　　“随他们的便，他们说我跟上你跑了！但这不正是事实吗？”她回答。
　　“你不让你父亲知道吗？”他又问。
　　“我写信告诉他。”她回答。
　　“我过的是很苦的生活，你能够跟我一同吃苦吗？”他又问。
　　“什么都能够，我只要同你在一块！”她回答。{12}
　　对话中，他明显处于主动地位，他的发问步步在诱导、教育和试探她。“我决定了跟上你走”、“什么都能够，我只要同你在一块！”的回答，与其说是她对“革命”的追寻，毋宁说是她在寻觅“革命”途中的依靠。《革命的心》艺术地告诉我们：她们自己无力独自走向“革命”，男性仍充当了引导者、教育者和拯救者的角色。这种男性预设的角色，无疑仍是男性中心主义在“革命话语”遮蔽下的一种隐性表达。至于“革命”过程中的女性想象和角色预设，则不是高长虹小说文本所能够表达的了，20世纪30年代茅盾小说的女性想象和角色预设又昭示了男性艺术表达的别样的阴谋和策略。
　　
　　①⑦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 m].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17，324.
　　②③⑩{11}{12} 高长虹文集（中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89，44，49，50，51，58.
　　④ e·m·温德尔.女性主义神学景观[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476.
　　⑤ 弗吉尼亚·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143.
　　⑥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的地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5.
　　⑧⑨ 贝蒂·弗里，程锡腐等译.女性的奥秘[m].北方文艺出版社，1999，301，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