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启蒙 现代小说 焦虑
　　摘 要：启蒙是中国现代小说主要的叙事传统，也是人们解读小说经典时的阐释重心。启蒙文本的情感特征集中体现为复杂深刻的多重焦虑与冲突。丁玲的小说从女性意识的自觉与启蒙意图的现实危机这一角度一再传达着启蒙知识者的内在焦灼与现实困境。巴金特有的理想与激情、憧憬与感伤也反复强化着启蒙叙事的情感本色。
　　
　　启蒙作为现代文学的精神传统一直是人们解读文本时的释义焦点。无论是出于启蒙理念本身的矛盾与冲突，还是由于启蒙理想在历史实践中不断引发的现实困境，现代小说的启蒙叙事总是在展开与深化启蒙主题的同时强化着其情感特征。启蒙者的现实焦虑是多重的，我们在中国现代小说的文本世界里既可以看到叙事者精神与现实之间的紧张，也能够发现启蒙题旨内部产生的犹疑与反省。小说话语既怀抱着重建文化新理想的意愿，也不时生起汇入历史实践之中的现实冲动；启蒙与犹疑共在，政治焦虑、精神自觉与审美主体的艺术警觉同样俱存。如果我们深入到小说叙事的若干典型文本个例中，将会更加具体地感知到多重焦虑作用下的启蒙话语所具有的情感特征。
　　我们首先可以在表现女性自觉与启蒙意图的现实危机这一视角上将丁玲这位现代小说中富有传奇特色的作家作为一个阐释个案。丁玲在当时的叛逆女性中显得较为突出，她不但在日常生活意义上反抗旧式家庭礼教传统，而且有献身社会的热情与理想。这一点使她像茅盾一样，具备了足够的感知“历史—文学”复杂相关性的双重敏感与心理基础。丁玲的创作虽然可划分为若干阶段，如上世纪20年代后期、左联时期、延安时期、50年代后等，在各个不同时期其创作也确有发展变化，但贯穿其小说叙事的两个重要特征一直没有完全消退，即对现代中国女性情感心理与现实命运的关注与表现，与之相应的是对现代小说启蒙主题的持续思考，主要体现为富有个性思想锋芒的现实主义精神，面对传统惰性与封建意识形态，丁玲坚持了可贵的批判立场。wwW.11665.CoM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使丁玲小说有心理写实的色彩，加之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即是其虚构人物的重要活动依据，所以其小说又有明显的精神自传的特质。对启蒙传统的继承使其小说具有一种高扬的主体精神，小说叙事中客观写实一面的存在，特别是其坚持着的敏锐观察与独到思考，更使她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人物与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所以，丁玲可以说是一位个性意识、女性意识与社会意识都十分强烈的作家。《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既是丁玲小说中的代表，也是我们考察小说启蒙题旨的典型个例。《莎菲女士的日记》可以说是“革命文学”时代开始后依旧保持着浓郁“文学革命”气息的小说，也可以说是五四式个性主义文学思潮在20年代末几乎是最后一次的凸显。此后包括丁玲本人在内的现代作家们更多地置身于表现社会解放的文学大潮中，个性化的启蒙主题渐渐由前景隐为或浓或淡的背景。丁玲将莎菲设置成一个五四新思潮启迪下的时代产儿，像众多的“现代人”一样，既是传统社会的叛逆者，又是新时代中的彷徨者；既是勇敢泼辣的新女性，又是处处碰壁的苦闷的感伤主义者。莎菲不仅在周围各色人物面前常常应对失当，而且对待自己的态度也是病态的，甚至对生命本身表示了极大的厌倦。带着浓重的丁玲影子的莎菲可以说是遥相呼应着现代小说成型之初另一位以惊世骇俗之笔表露现代中国人多重心理苦闷的郁达夫小说里的“零余者”，而且更增添了真率大胆的女性心迹表白，与五四式启蒙小说相比，个性意识更强烈，心理冲突也更突出，在一定意义上也表现出了个性解放思潮与启蒙主义理想的某种现实危机。这样看来，《莎菲女士的日记》十分敏锐地抓取了中国社会即将转换到新一轮历史变革之际带给知识者与新女性精神情感上的冲击。“丁玲在成名作中，为蜕变中的个性主义唱了一曲格调凄厉而充满才情的哀歌。”①同样是关注女性的情感与命运，《我在霞村的时候》题材更尖锐，现实感更强，女性意识更加自觉，因而对启蒙主题的展开显得更加深切。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中一位普通女性遭遇的特殊人生情境，使人们见出了兽性、偏见、习俗、怜悯直至命运对人物的包围。在落后的封建意识形态支配下的社会里，女性遭受的压抑是双重的：社会层面的现实压迫、性别层面的精神扭曲，加之同样要承受的民族冲突的重压。丁玲的小说叙事自觉正视了这一切，就《我在霞村的时候》而言，它不是简单的反映民族矛盾的小说，也并非浅薄的人道主义叙事，而是以女性的性别觉醒去关注身处多重困境中的人的现实境遇与情感心理。从这一意义上说，上世纪40年代初的《我在霞村的时候》是对五四启蒙主义的一次延展。《在医院中》的写作时间也在四十年代初，与《我在霞村的时候》《三八节有感》（杂文）等作品一样，也是体现丁玲思想锋芒与叙事个性的作品，同时也是我们感知现代小说个性意识之起伏流变的一个例证。陆萍虽身在解放区的医院，但身上仍保留了太多的五四气味，她在上海接受的医学教育不仅赋予她业务知识，而且使她深受新文化观念的影响，以致频频与环境中那些守旧、愚昧、狭隘的人与事相冲突。这正是作家丁玲投身革命后的感受，她既真诚地向往革命，同时又时时觉察到革命自身尚未顾及的一些阴暗面。从革命叙事的立场来看，便是陆萍（丁玲）尚未完全融入革命队伍；从启蒙者的立场看，则是难以彻底忘却对五四精神的认同。当然，正如前文已经论及的，个性意识、科学精神等“启蒙叙事”并非与“革命话语”不相容，毋宁说二者之间有着叙事逻辑上的深在关联；但革命过程的实际展开却又伴生着许多沉渣与杂质，政治革命本身也并不能自然克服文化痼疾。所以具有“革命”与“启蒙”双重激情的知识者难免要以自身的价值标准去面对革命的历史实践，小说叙事更须以自身的敏感的体验去表现有关“革命”的多重思虑。这正是《在医院中》的意义。所以有论者说，茅盾既然把莎菲看作“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那么，陆萍也正是这样一个充满苦闷的绝叫者，只不过是丁玲小说叙事中最后一个了（当然，后文论及的文本个例中我们还将看到似曾相识的焦虑的“绝叫者”）。不少论者都已经意识到《在医院中》之于现代小说启蒙意图及其现实命运的阐释价值，如黄子平《病的隐喻与文学生产》一文对《在医院中》作了结构主义与“知识考古”式的双重解读②。“医院”“疾病”被当作一种原型般的隐喻，人物则处在一种颠倒了的“治疗”与“被治疗”关系中：“一个自以为健康的人物，力图治愈病态的环境，却终于被环境所治愈的故事。在这种解读中，我们会想到，这是《狂人日记》故事的‘现实主义’变奏：‘狂人’呼吁人们‘改悔’，最终却被治愈，‘赴某县候补’去了。”这样，小说就在双重意义上完成了隐喻：一方面是主人公陆萍的所谓“小资”思想被克服，一方面则是更潜在的五四以来的文化意识与文学观念面临新的历史语境的重新编码也即面临“治疗”。“横向来看，这篇小说与丁玲那一时期的其他作品以及同一时期艾青、罗烽、萧军、王实味等人的作品，一起构成了一种深刻不安的历史气氛。‘五四’所界定的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家的社会角色、文学的写作方式等等，势必接受新的历史语境的重新编码。这一编码（‘治疗’）过程，改变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学的写作方式和发展进程，也重塑了文学家、知识分子、‘人类灵魂工程师们’的灵魂。纵向来看，1958年《文艺报》发动对《在医院中》等作品的‘再批判’，证明了‘五四’与‘5·23’（指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纪念日）这两种语码之间的手术刀口弥合得并不完美，整个‘编码—治疗’过程必须反复进行才能奏效。一直延伸到80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等运动，仍是这曾经声势浩大如今却渐趋式微的‘社会卫生学’驱邪治疗仪式的继续。”在这样一个有关“话语—权力”的开阔视界中观照《在医院中》，自然可以强化人们对其与多重历史语境和其他相关话语之间互文性的理解，进一步而言，丁玲通过小说叙事所传达的内在焦虑还包含着对“现代秩序”本身的犹疑，这是我们格外看重这一文本个例的更深在的原因，丁玲小说叙事之于启蒙主题的某种深度也正由此显现。实际上，丁玲有意无意地选择“医院”而非“更为褊狭保守的乡村”作为叙事场景，除了文学修辞上的原因外（即以一个本要治疗他人疾患的单位的自身病态来强化叙事的讽刺效果），的确隐含着一种反讽“现代体制”的动机（尽管在丁玲那里这一动机也许还并未构成十分明确的创作意图），这一文本意蕴除了意味着黄文所说的启蒙者将面临根本改变之外，本身也显示了启蒙者的一种自我疑虑，后者也许更值得我们关注。换言之，丁玲除了有意识地呈现出“现代意识”与传统惰性之间的冲突之外，还至少在无意中制造了某种指向“现代叙事”本身的语义阐释的可能。之所以这一点更值得关注，就在于原本充满了历史实践指向的中国小说现代性在这一层面上有可能展开文化现代性的审视，具体到本节的论题上，其意义就在于为充满历史内涵的启蒙主题拓展出一层反观启蒙理念的可能。这样就可以将启蒙小说家的“焦虑”与前文论及的“从理性到疯狂”的内心冲突相印证，《在医院中》与《狂人日记》的相关性就不仅仅表现为叙事结构的相似，而更加体现为叙事者心理与情感内涵的丰富性。借用《病的隐喻与文学生产》一文中的论说：“不容忽略的是，尽管有这样多的愚昧无知、褊狭保守、自私苟安等小生产者的思想习气，从结构上看，‘医院’这种社会部门却完全是‘现代科学文化要求’的产物。如果说这个环境有‘病态’的话，这已是以‘现代方式’组织起来的‘病态’。这样，陆萍等人的努力，实在是在要求完善这个环境的‘现代性’。”在我们看来，这种要求完善环境的认知前提是更重要的，因为它提示人们无论以怎样的新话语所构建的“历史叙事”（包括“现代性”及其极端形式“社会革命”），其本身都是可以且理应被积极反思的。③

　　对启蒙理想的向往与对某种启蒙新神话的犹疑甚至戳破往往是同时发生的。即使是巴金这样富于理想与激情、抒发着一个“少年成长期”（夏志清语，指心理上的不成熟也不追求成熟的少年气质）的精神感伤与道德憧憬的作家，即使在他最能表达出控诉与吁求并唤起一代代青年理想主义热忱的《家》中，我们也能感受到这种自信与不安的交织。《家》的启蒙主义主题无疑是十分凸显的，对此人们已多有论说；然而，《家》由抽象的革命与恋爱题材转到个人经验的回忆与追叙中，不仅是对巴金本人早期小说粗糙叙事的克服，也深化着同时代由启蒙线索衍生的革命文学的意境。当然，巴金是作为主潮之外的小说家参与现代小说叙事的，但巴金却一再表现着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个根本性主题——传统的败亡与新生命的成长，伴随着巴金深切的个人体验与惯有的道德敏感，这一主题渐渐呈现出某种复杂性。像觉新这样的人物，既可以被当作一个丧失抗争意志的落伍者遭受批判，也可以作为一个牺牲品而获得同情。对于我们的分析而言，尤其显得富于意味的是，觉新的处境与选择也促使人们重新清理启蒙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在高老太爷、“克”字辈的父亲叔伯们那里，自然更多的是守旧、虚伪、扼杀人性、伤害幼者与弱者尤其是女性的人格与幸福等，但站在觉新的立场，他显然能看到更多的东西，如血缘亲情以及对家族利益的维护所带来的理解与谅解。所以觉新有时不免成为传统势力的“同谋”也自有其情感逻辑。“在那个‘弑父’的时代，‘大哥’的身份是最为暧昧不明的，他既是‘父’的代替物，又是‘子’们的同辈。他仿佛是两种命运的中介，他既不属于黑暗也不属于光明，亦无肩着黑暗的闸门的英雄姿态，毋宁说，他以其昏黄暧昧的形象，颠覆了正反价值二元互斥的现代神话。”④而对于叛逆者觉慧、觉民们而言，正义、光明与希望显然在他们一边，但他们个人身上的人格弱点以及他们与“家”割舍不断的联系也带给人复杂的感受。如觉慧面对鸣凤爱情时的犹豫、退缩与回避（有论者从中发掘《家》流露的《复活》式的忏悔以及“革命”名义下掩藏的软弱⑤）、出走后挣脱家庭羁绊的同时却要依赖大哥经济上的支援等（这又让人想起早在五四时便出现的“娜拉走后怎样”式的疑问）。“‘不肖孙’与‘爷爷’之间的某种同质性正从话语的缝隙中向我们昭显——他们都是某种新家（事）业的开创者，何况，谴责‘蛀虫’不免就认同树干，认同使树木生长繁盛的那些‘基本原则’。然而，更根本的认同当是情感方面的认同。‘家’作为空间形象，相对于陌生、危险、动荡、广漠、孤立无助的世界，它狭小却亲切，昏暗却温暖，平庸却安全。像《激流三部曲》这样立意于‘控诉’的家族史长篇小说，也不可避免地写成一曲挽歌。而这正是这部小说在历史和美学两方面的魅力之所在。”⑥在上世纪30年代，《家》激动了众多青年人的原因也许确实在于“我控诉”、在于以理想反抗现实的巨大感召力；而在今天，《家》仍保持不衰的艺术生命力，恐怕就要在这种既定主题之外再寻找更丰富的内涵，特别是破除了新与旧、正与反、进步与保守等二元对立的启蒙“神话”之后，《家》中的人物所包含的复杂性更具有一种美学力量。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巴金到了上世纪40年代小说叙事的风格发生了变化，这一方面是作家本人社会经验累积的结果，也是巴金作为一位敏感细腻而又深具人性关怀的作家在叙事态度上必然得到的深化。这种叙事新变的代表即是《寒夜》。可以说，在《家》中，巴金出于呼应启蒙话语主潮的需要有意回避了某些叙事矛盾，而在《寒夜》中，无论是人物的心理与现实困境还是叙事者自身的精神焦虑都被正面展开了。特别是曾经热情饱满、乐观自信的新时代的宠儿——五四式的知识分子、追求光明与爱的启蒙主义者，如何在真实的世界里、在阴冷的现实中理想受挫，生活困顿，爱情危机，生命陷入迷失与委顿。《寒夜》自然也有抗战前后的大后方这样一种实际的背景，巴金也同样有抨击上世纪40年代社会现实的意图，但与《家》不同的是，巴金此时更加关注人物（不论曾经多么新潮、多么自信、多么有力量、有朝气）的真实境遇，更加深入地反思启蒙理想本身的限度。巴金引发出的深思是，曾树生的出走所体现出的女性自觉与个性自由精神又是对自己曾经亲手搭建的自由家庭的背叛，她走出的并不是传统的旧家，而是一个新式的“现代家庭”。在这里，巴金通过曾树生的再次挣脱表达了对于现代爱情神话与新式自由家庭自身局限的隐忧，个体的自由与女性的解放并不能在反抗传统之后自然实现。具体看来，曾树生首先标志着现代女性的自觉意识又向前跨越了一步，在走出传统伦理秩序之后，又走出了两性关系为女性设置的性别规范——妻子与母亲的角色规约（这一规范并非所谓“传统”所专有，而是早已渗透为“现代”两性关系中的直接成分）。曾树生的挣脱由此显得格外彻底，也标志着现代小说探察女性解放、亲情伦理、两性权力关系的深度。在曾树生身上，爱情并未完全消解，但“爱情至上至纯”的叙事神话破灭了，凭借爱情神力战胜一切对立环境力量（如贫穷、误解、平庸）的意识形态色彩大大减弱。在《家》中，女性不是为爱情献身，就是凭爱情与传统抗争，五四式的启蒙主题正是一再赋予爱情这种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只有曾树生走出了爱情迷幻，获得了更真实也更自由的个人空间。这种对爱情的超越往往是男性的专利，如觉慧以投身革命事业克服与鸣凤的情感牵扯这类常见叙事，但《寒夜》里的曾树生同样做到了，而且没有打着“革命”“正义”“事业”一类的名义，就是为了对个人生存境遇的一种摆脱。可以说，曾树生这一人物在整个现代小说叙事中都算得上一个“异数”，也正是独自一人承受巨大道德压力同时面对不再神圣的启蒙理想的曾树生，强化着小说启蒙叙事的情感本色。
　　
　　①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52页。
　　②王晓明:《批评空间的开创》,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317页。
　　③对这一点，黄子平在文章脚注中申发得要相对明确得多：“许多人在讨论当代中国社会形态时，多强调其与传统集权社会的联系（所谓‘封建性’），而完全忽视它的‘现代性’，忽视‘农民革命党’在组织、控制等方面的高度集中和高效能，与‘现代科学文化要求’并不相违。王蒙笔下的组织部长刘世吾，是最早洞察并适应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的机械化、公式化特征的，相形之下，新来的颇具‘文学气质’的青年人林震就显得太不成熟了。”狂人、陆萍、林震，这一小说人物系列带来的启示除了黄文言及的这些外，还反复暗示着小说叙事对现代性历史叙事保持应有反省的可能性。
　　④⑥黄子平:《命运三重奏：〈家〉与‘家’与‘家中人’》,《读书》,1991年第12期。
　　⑤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