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心理叙事 异化和反异化
摘要：本文通过对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心理叙事的详细分析，对文本的深层意蕴提出了不同于以往评论的新观点。笔者认为其深刻揭示了权力意识和权力话语对自我主体的“异化”以及自我主体“反异化”的主题，并指出了这一主题所包含的多重叙事指向和潜在文本意义。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作为“十七年”短篇小说叙事的代表性文本，以其丰富的思想和艺术内涵吸引了不同社会地位和审美倾向的读者，这是当代文学令人欣慰和不可忽略的文学事件。不同时代的批评家和作家本人也发表过很多的见解，时过境迁之后，笔者再次阅读王蒙的作品，又有一些新的收获。本文试图对其叙事主题进行新的探析。
一、问题的提出
谈到《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主题，从笔者阅读所及的文章看，大致有这么几种：最早的一种是从当时的社会生活现实和读者的期待视野出发，认为其明显地批判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官僚主义，第二种则一般基于文本中两组对立人物设置，从“冲突”层面去阐释其主题：陈思和先生认为：“通过个人的理想激情与现实环境的冲突，表现叙述人心路历程的成长小说。”①孙先科先生也持大致相同的观点。②而另一种观点则通过对小说叙事人物文化身份的考察，认为：“是党文化与知识分子文化的冲突。”③洪子诚先生认为：“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讲述知识者与大众、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冲突的故事。”④上述几种理解都不无道理。还有一种看法认为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百花文学”，由于中国作家精神资源的相对贫乏，与西方文化的隔绝，尤其是他们尚未能摆脱中国的政治语境来全面理解人道主义，因而“他们的作品缺乏对人的异化的深入揭示”⑤。wwW.11665.COm这种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百花文学”期间，“中国作家精神资源的相对贫乏”是事实，问题是能不能因为“中国作家精神资源的相对贫乏”就推论出“他们的作品缺乏对人的异化的深入揭示”这一结论？笔者认为，从“百花文学”的文本实际来看，“中国作家精神资源的相对贫乏”不仅没有影响他们的作品对人的异化的深入揭示，而且使中国“百花文学”作家对人的异化的揭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民族气派。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堪称这方面的典型文本。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字里行间，隐含着一个为批评家所忽视的，与前述“反官僚主义”“冲突”论主题有关，却不能被完全包含进去的思想蕴涵：文本通过细致的心理叙事，深刻揭示了政治权力机制、意识以及权力话语和自我主体之间“异化”和“反异化”的关系。
“异化”这一概念，来源于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其总的含义主要指人的异己化，人被自己创造的东西控制、支配和奴役而成为“非我”。马克思曾经用它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劳动异化人”的现象，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和剥削的罪恶。
那么，在消灭了剥削和私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否存在异化现象呢？王蒙用他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作出了肯定的回答。王蒙对这一主题的揭示，在人性和人道主义成为文学禁区，思想和批评界对人性、人道主义基本持否定立场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那特定的社会政治语境中，自然会被论者忽视和遮蔽。即使到了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潮流兴起后，新时期文艺思想界还有过关于人道主义的热烈论争，并一度使得“社会主义社会到底有没有异化”这一问题因其涉及到文革期间一系列反人性和反人道的荒诞现象的历史反思而成为新时期关于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讨论的一个理论焦点。当时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仅有思想上的异化，而且有政治上的异化，甚至经济上的异化”的观点也引起过争议。⑥今天，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有一种理性的认识，异化，实质上是一个超越性的哲学话题，它主要表征人的精神性生存状态，指人因被有形无形的力量所控制而失去自我主体和独立性的“非我”状态。从这种理解出发，我们会发现，社会制度的不同发展阶段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人的异化。在制度上消灭了剥削和私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人作为主体固然不会被公开的制度和资本压抑，仍可能被各种显性或隐性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所支配而成为“非人”。从我国古代的《促织》到西方劳伦斯、卡夫卡等现代派作家的诸多文本，都从不同角度关注过人的异化，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则揭示了在官本位的权力机制、等级意识及其衍生的形式主义和文牍主义支配下，自我个体异化以及“反异化”的生存状态。
二、异化/反异化的精神图景
阅读《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久久萦绕心头的是一幅关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进入中国式政治文明和权力机制的个人是怎样经由“自我”变为“非我”以及“自我”对“非我”艰难超越和反抗的“异化/反异化”的精神图景。文本对刘世吾、林震和赵慧文等几个主要人物的心理叙事都聚焦于这一生存图景。
刘世吾绝非一个以往诸多论者解读成的纯粹官僚主义者形象，也不是简单的党文化的化身。他应该更多地被理解为一个被权力和官场异化而自我主体意识又没有完全泯灭的个体。刘世吾不是一个天生冷漠的人，他读《贵族之家》时还为伦蒙那个德国老头儿流过泪，他也曾梦想一种单纯的、美妙的、透明的生活。“我想去做水手，或者穿上白衣服研究红血球，或者做一个花匠……”说这话时，“他笑了，从来没这样笑过，不是用机智，而是用心”。“‘可还是得做什么组织部长。’他摊开了手。”言语间暗示了一种“人在官场，身不由己”的被整合和被异化的无奈和悲哀。
“组织部长”对于刘世吾来说是什么？是党对他几十年光荣革命经历和那条负过伤的腿的回报，也是他个人才智和能力的证明，还是一种外在政治身份和地位的附加和象征，但同时也是一种权力和秩序的规范，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的命名和“规化”。或许还应该是广大人民和群众的信任。“组织部长”这一身份所包含的复杂内涵，成为刘世吾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在当时区委组织部这样的权力机关中，作为组织部长所必须面对的那种无所不在的形式主义和文牍主义使他深陷其中欲罢不能。经年累月后作为一个被“秩序化”和“被异化”的“党工作者”，正是所谓“人自身的活动，他自己的劳动变成了客观的、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某种东西，变成了依靠背离人的自律力而控制人的某种东西”⑦。他只能从回忆中去寻找激情了：“那时候……我是多么热情，多么年轻啊！我真恨不得……”“可是我真忙啊！忙得什么都习惯了，疲倦了。解放以来从来没睡够过八小时觉。我处理这个人和那个人，却没有时间处理处理自己。”“我们，党工作者，我们创造了新生活，结果，生活反倒不能激动我们……”
在这种没有激动、没有“感性个人”的生活里，在这种不能不服从上级和领导的集权制政府机关里，因为“现代生活的例行公事化对人存在着基本问题认识的压抑”⑧，年复一年，他没法不患上可怕的职业冷漠症，没法不使用那套为自己开脱的似是而非却很辩证化的权力话语。在那种“干部挂名而不做实际工作”成为普遍现象、在那种能让韩常新此类浮在生活做表面文章、有着“高明”政治策略的党工作者爱情功名双丰收、在那种对官僚主义作风严重麻木容忍到让魏鹤鸣气愤地感觉“也许要等到王长长贪污了人民币或者强奸了妇女，上级才会重视起来”的、非常复杂的“一个缺点，仿佛粘在从上到下的一系列的缘故上”的政治生活场景中，刘世吾纵有三头六臂，也招架不住，他只能有那样一种身心二元分裂的怪诞性异化性生存状态。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何在处理麻袋厂王清泉问题上的前后判若两人的态度了。但刘世吾又绝非一个完全泯灭良知的被异化者。他对韩常新惯用的政治伎俩的嘲讽，对林震工作热情的肯定以及和他那番无奈而倾心的长谈，他内心对诗意理想精神世界的向往等等，都表明“例行公事”外的刘世吾还保留着一份对生命异化的拒绝。
假如王蒙只写了刘世吾的被异化，那也许只能说他勇敢和敏锐，而王蒙笔下的刘世吾，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被异化”的受害者，在权力链条中他同时又充当了一个不自觉的“异化人”的施害者。这正是王蒙的深刻和睿智之所在。
文本中的刘世吾谙熟这个区委组织部“党工作者”的策略、权谋、机巧。他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不断地教育、批评和引导林震，使其自我认同受挫，不断焦虑、惶惑。这既是刘世吾对林震的“助长”，同时是“反成长”。且看这段刘世吾驾轻就熟批评林震的文字：
林震同志的热情不错，但是他刚来一个月就给组织部的干部讲党章，未免仓促了些……不过，自下而上的批评必须有领导地去开展，譬如这回事，请林震同志想一想：第一，魏鹤鸣对王清泉有个人成见呢？很难说没有。那么魏鹤鸣那样积极地去召集座谈会，可不可能有什么个人目的呢？我看不一定完全不可能。第二，参加会的人是不是有一些历史复杂别有用心的分子呢？这也应该考虑到。第三，开这样一个会，会不会在群众里造成一种王清泉快要挨整了的印象因而天下大乱了呢？等等。至于林震同志的思想情况……年轻人也容易过高估计自己，抱负甚多，一到新的工作岗位就想对缺点斗争一番，充当个娜斯嘉式的英雄。这是一种可贵的、可爱的想法，也是一种虚妄……
刘世吾对林震的批评，与其说是因为其工作的实际差错，不如说是因为其触犯了权力等级秩序讳莫如深的禁忌，是因为林震不懂上下尊卑关系。当然，“富有经验”的刘世吾还运用了他最拿手的官腔官调，他爱用“……但是……”的转折句，欲抑先扬，他还善于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以及他喜欢干咳，喜用“就那么回事”的口头禅，喜欢“哲学”化辩证化却是不痛不痒地看待和处理问题。这种权力机制和等级意识制造出来的权力话语，其杀伤力不言而喻。文中的林震就是在诸如此类的权力话语下一次次困惑，孤独，忧郁了。正是因为这套意识和话语，感性个体的棱角被打磨得日渐圆滑，正是这种思维和话语生产着太多唯唯诺诺的奴性干部和国民。因此，鲁迅在20世纪初提出的“改造国民性”的主题在王蒙笔下得到了复现，人的“异化”的主题被深刻揭示，现代性问题被再次提出，“启蒙”的任务远未完成。有谁能说“国民劣根性”就只存在于处于封建社会底层的阿q、闰土和祥林嫂等农民，只存在于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的落后农民三仙姑，只存在于萧红笔下东北呼兰河边的小团圆媳妇的婆婆以及张爱玲笔下的众多奴性化的“太太”等人物的灵魂中，而不可能存在于刘世吾这些干部身上呢？有谁敢说在这种教育下“成长”的林震不会变成又一个刘世吾呢？
面对权力话语，可贵的是林震没有在困惑中偃旗息鼓，而是继续艰难前行。以前的批评认为林震形象书写很无力，笔者却认为这正是作家对庞大政治机制和根深蒂固等级意识以及中国古代传统“官本位意识”压抑个人的深度印证。今天看来，从生活逻辑和叙事逻辑来看，林震也实在只能成为文本中的林震。
王蒙笔下，林震经由一个鲜活的自由自主的个体而不断变为一个充满焦虑感的、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的“孤独英雄”的心路历程清晰可现，并表征着其被异化和反异化的生存状态。
当林震刚登上区委会台阶时，充满了对“党工作者”的神圣憧憬，但是，等他接触组织部的日常工作后，心里开始有点怯了，当他去麻袋厂了解到魏鹤鸣反映的王清泉的问题后，虽然发现了他工作的第一步就困难重重，依旧还感觉“受到一种刺激，甚至激励”，认为“这正是发挥战斗精神的时候啊”，直到目睹了韩常新写“麻袋厂发展工作简况”的前前后后，这个“问题青年”还有板有眼地一直问到韩常新笑他“不懂行”时才“目瞪口呆”。后来林震听了刘世吾的那套“成绩主导论”之后，更加惶惑了。第七节林震受批评后，他在办公室里“想起前天党小组会上人们对他的批评。难道自己真的错了？真的是莽撞和幼稚，再加几分年轻人的廉价和勇气？也许真的应该切实估量一下自己，把分内的事做好，过两年，等到自己‘成熟’了以后再干预一切吧？”后来在区委常委开会讨论麻袋厂问题的会议上，林震还遵循内心的意志和抱着改进工作的善良愿望尖锐地批评了韩常新和刘世吾，可区委书记却态度暧昧，“这使林震更意识到自己和他们力量的悬殊。”他苦笑着想：“你还以为常委会发一席言就可以起好大的作用呢！”他这才感觉到缺少权力要按娜斯嘉的方式生活真难。到文本的结尾，林震明白了“单凭个人的勇气是做不成任何事情的”，只有寄希望于区委书记周润祥。可是，周润祥“工作太多，忙着肃反、私营企业的改造……各种带有突击性的任务，我们组织部的工作呢，一般说永远成不了带突击性的中心人物，所以他管的也不多”。读到这里，我们可以感到林震斗争的前景堪忧，但区委书记的“高大侧影”以及林震没有完全放弃斗争和自我毕竟令人欣慰。林震确实不是一个所向披靡的英雄，只是一个被异化同时反抗异化的主客体同一的真实人物。
除了刘世吾和林震，文本还关注了赵慧文被异化/反异化的精神世界。在作者笔下，赵慧文一出场就令人担忧：“她那苍白而美丽的脸上，两只大眼睛闪着友善亲切的光亮，只是下眼皮上有着因疲倦而现出来的青色。”后文第五节写到在刘世吾办公室的赵慧文“脸儿在灯光下越发显得苍白”，是什么使她苍白而疲倦呢？读到下文，才明白原来赵慧文也是一个被“党工作”异化的个体，和后来的林震一样，她也曾看不惯区委会的人浮于事，她也曾睁大眼睛观察和分析了出现在区委会上上下下的种种荒诞问题，她也曾为此和韩常新当面吵过，但这些都无济于事，因为她只是一个干事务工作的，她也曾和林震一样迷惘、困惑，但她又非常清醒，所以林震的到来又唤起了她的激情，只有在和林震谈心时还能会心一笑。和林震不一样的是，她还得承受另一重“异化”，她丈夫“在中央一个部里做科长，他慢慢地染上了一种油条劲儿，争地位，争待遇，和别人不团结。我们之间呢，好像也只剩下了星期六回来和星期一走”。进入权力链条的男人对地位和权力的追逐导致对感性生命欢愉的漠视。不仅如此，当赵慧文婚姻危机出现时，刘世吾却如此这般的教育：“不要做不切实际的要求，没有遗弃，没有虐待，没有发现他政治上、品质上的问题，怎么能说生活不下去呢？才四年嘛。你的许多想法是从苏联电影里学来的，实际上，就那么回事……”在这种党组织干涉个人爱情婚姻的场景中，我们看到的正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父”“子”“君”“臣”等级制关系的当代置换。
三、隐含文本的多重叙事指向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发现，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对几个主要人物心理叙事的倚重，得以在现实主义的叙事中关注权力体制下个体的真实生存状态，涉及到权力意识和权力欲望，以及“党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和文牍主义对人的自我主体“异化”以及主体“反异化”的主题，使我们看到人作为权力意识和权力话语的被控制者失去了人的主体性价值。看到热血、青春和生命惊人的销蚀和浪费，看到人和环境的极端不和谐。王蒙对刘世吾、林震、赵慧文等的“精神状态”的关注，隐含的文本是对生存的超越性追问：人活着究竟是应该收心敛性、圆滑世故、接受惯性、在认同权力的控制中“成长”，还是应该保持青春热力，在同庸常、苟且、麻木和愚昧作斗争中“成长”？因此，王蒙触及了一个超时空具有永恒文学魅力和哲学内涵的话题。同时，在可怕的“异化”场景背后，文本蕴涵着叙事的多重叙事指向。
首先,文本叙事呼唤社会权力机制的健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文本呈现的自我主体和社会环境的背离，首先是上上下下的社会政治体制上的原因，要去除人的这种异化性生存，社会权力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势在必行。弗洛姆曾在《逃避自由》《为自己的人》和《健全的社会》等著作里认为当代西方人屈从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政治体系，成为生产体系中的经济原子和官僚管理体系中任人摆布的构件。因而感叹“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他同时指出，当代西方人的权威主义伦理价值观造成了西方人价值观的混乱，导致西方人把精神健康归结为如何适应社会的要求，而不去追问社会本身的病症。他认为“一个人是否精神上健康，这并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个人所处的社会结构”⑨。弗洛姆通过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提出了“社会无意识”和“社会性格”概念。“社会无意识”实际上是一个社会通过特定的文化、社会禁忌和社会过滤器对社会成员进行压抑，决定那些经验能够进入到人的意识中，从而将人的真切欲望冲动压抑到内心深处，逐渐变成一种无意识，从而维持社会稳定发展。王蒙对“一个缺点，仿佛粘在从上到下的一系列的缘故上”的非常复杂的区委组织部的日常叙事，正是对权威主义伦理价值观的凛然拒绝，同时是对社会本身病症的深刻追问。
第二，文本吁求人的主体性的确立和人的全面解放。人的全面解放是指人作为主体在各方面的充分而最大限度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从内容上讲，是为了确立人在世界中的应有价值和主体地位，是为了求得人类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和谐一致，是为了达到自由的生存；而从理论上看，则是人道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统一”⑩。
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生长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民族现实土壤里的以现实主义精神关注政治权力机制下人的异化以及反异化的现代性文本。王蒙对人的异化的呈现不像劳伦斯、卡夫卡、尤奈斯库那样“形而上”，王蒙对青春和激情的认同使得他也不像西方现代派文本那样关注资本主义语境下工业文明对人的全面异化，而在关注个体被异化的同时关注个体的“反异化”。他对“反异化”的书写，张扬了创作主体对人的自由主体性的孜孜以求，也诠释着对“文学是人学”的本质认同。毕竟体制、社会都是不能离开历史主体的人而自生自灭的。人生来都是自由和平等的，政府和权势只能借人们的“同意”和“许诺”建立起来，“当人们一旦看出维持和平和执行正义必须要有政府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会集合起来，选举执政长官，规定他们的权限，并且许诺服从他们”{11}。但一旦政府和长官凌驾于维持和平和执行正义的许诺之外，如果人们还一味忠顺政府，那就是背离了人性的合理要求而沦为盲从和愚昧，如果政府还以权力的惯性而不依任何契约而对个体加以意识形态话语的约束和权力控制，那就是强权对自我主体的异化。所以，要想超越异化性生存，必须呼唤人的主体性。正如马尔库塞所说，要想超越异化、消除异化，只有一种新的历史主体的诞生，异化这种社会畸形形态才可能消除。
王蒙曾说：“最初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时，想到了两个目的：一是写几个有缺点的人物，揭露我们工作、生活中的一些消极现象；一是提出一个问题，像林震这样的积极反对官僚主义却又常在‘斗争’中碰得焦头烂额的青年到何处去。”{12}其实，刘世吾等怪诞性异化生存的背后揭示的正是政治权力体制内里的根深蒂固的弊端和荒唐，林震的焦虑和孤独也正是人作为主体自我认同的艰难。因此，王蒙之笔由社会性政治场景已然切入了政治中人的精神状态，由对社会政治层面的思考最终抵达了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思考，蕴涵深切的人道主义和深刻的生命意识，具有超越性价值。同时表征了王蒙对当时那种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动疏离和拒绝，以及对被集体意志敲打出来的美学规范的僭越。这也正是王蒙的文本和王蒙本人被意识形态权力话语和大多数批评双重放逐的根本原因。
此外，王蒙对这异化/反异化主题的叙事关注，向上直接继承了鲁迅的启蒙话语传统，向下则启发了“文革”结束之后新时期反思文学中对于“人民公仆的反思主题”{13}的关注以及20世纪90年代优秀“反腐小说”创作对权力、干部和政治体制的深刻思考。王蒙新时期的名作《蝴蝶》对人民公仆的反思可以说是《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主题的延续和深化。同时，这种主题资源，成为余华、残雪等先锋作家，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诸多女性小说叙事涉及权力和政治体制、涉及感性个体的异化和反异化主题时重要的话语参照。
{1} 陈思和.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9.
{2} 孙先科.《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精神现象学阐释[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3.
③ 谢泳.重说《组织部新来了个轻年人》[j].南方文坛，2002，（6）.
④ 洪子诚.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a].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下卷）[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3，4.
⑤ 王文胜.突不出的重围——在与“解冻文学”比较中反思“百花文学”[j].南京师大学报,2000.
⑥ 王若水.谈谈异化问题[a].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m].北京：三联书店，1986.
⑦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m].张西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⑧ 弗洛姆. 孤独的人，现代社会中的异化[j].外国文学研究，1990，（4）.
⑨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⑩ 黄楠森.人学原理[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11} 休谟.人性论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2} 王蒙. 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a].洪子诚.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五卷）1949-1976[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
{13} 朱水涌.文化冲突与文学嬗变[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