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不同于五四之后其它几位具有较强女性意识的作家，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是直接流露于文本之中的。本文尝试从书写策略入手，探讨张爱玲小说文本中的女性意识。
　　【关键词】张爱玲 小说文本 书写策略 女性意识
　　
　　受五四文学思潮的影响，在现当代文学史上，许多女作家有意识地站在女性的立场，探讨中国女性的生活境遇和情感体验，并在她们的文本中加以体现，使得她们的创作具备了真正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价值。张爱玲以其独具特色的书写策略成为其中最为独特的一个。
　　1 反主流反阳性的书写
　　五四之后的女作家是在五四浪潮的冲击下开始写作的。她们所接触到的国家、民族、平等、民主等先进理念深刻影响到她们的创作，表现在她们的作品中更多的是女性通过与男性一样参与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中来实现自身的女性价值的。
　　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大多采取的是一种阳性化书写模式。她们笔下被压迫的女性以乔装的面目出现在女性文本之中，被塑造成为独立自主、个性解放、极度叛逆的新女性。
　　像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已经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最有生命力的典型形象之一，甚至已经被符号化了”。丁玲认为，只有当女性个体意识与社会整体意识的觉醒同步进行时，女性的解放才有可能成为现实。体现在她的作品中，女性作为推动历史前进合力中的一支强劲力量，有了与男人平起平坐的权力，甚至于女性比男性更勇敢更自觉地担负起社会人生的责任。
　　“中国第一位女兵作家”谢冰莹，同样将政治置于人生的首要位置，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wWW.11665.cOm年轻的她曾经借一身戎装从历史的客体成为历史的主体。然而军装与战场只不过是一副男性的面具，现实生活中的谢冰莹，曾经勇敢地向父辈为主体的男权社会公开宣战。取得自由恋爱权力之后的谢冰莹在爱情婚姻上不断追求却屡遭挫折，逐渐丧失了反抗的锐气，同样是一个在现实的家庭婚姻生活中迷失了自我的女性。女性通过忘却自己的性别走上战场，为了革命事业流血牺牲。然而一旦回到现实中来，广大女性依旧面临着压抑性命运而无法解脱。
　　“她们都曾力图借助书写的方式进入父系历史、文化的层面，寻找女性失落在父权体制中的自我形象。在建构女性文学传统的问题上，她们也写下了不少女性遭受传统宗法父权社会所压迫的女性形象和其它女性问题等小说，从不同层面揭示了女性追寻自我的各种矛盾命运。不过，由于女性主体反省能力的匮乏，以及父系性别意识内化力量过于强大，导致这些女性作家无能为女性文学传统的建构做出更大的贡献，反而落入宗法父权的他者处境之中，面对再度被边缘化及被他者化的双重困境。”这种反女性本质的阳性书写模式，反映出她们在潜意识里还未完全摆脱对于男性的依附和对于父权的认同。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国家话语占据了主导地位。以丁玲为代表的一批女作家自愿放弃了她们的女性主义立场，融入到主流意识形态之中。
　　张爱玲并没有盲目追随时代潮流，而是以女性特有的视角和细腻冷峻的笔锋，站在主流社会的边缘对女性的现实处境进行着独特的描摹，展示给人们的是一份最真实的女性体验。张爱玲的反阳性书写模式的形成，是与她对女性命运、对女性生存境遇的深刻思考分不开的，也体现出她强烈的女性意识。
　　2 杀父书写和去势父亲书写
　　“讨论张爱玲小说的女性主体性问题，最有效的途径便是同时分析张爱玲笔下的男性人物的书写模式。”在张爱玲的文本世界里，对于男性家长的处理，张爱玲经常采用的书写策略有两种：一种是将男性家长隐匿在文本之中，构成男性家长缺席的无父文本。另一种是即使把男性家长写进文本，他们扮演的也只是“去势者”的角色。
　　在张爱玲许多的小说文本中，“父亲”几乎一直是被放逐在在文本之外的。由于男性家长的缺席，使女性摆脱了传统的束缚，甚至直接取代男性的位置，形成了女性当家作主的家庭模式。在《金锁记》中，代表姜家权威的不是姜老太爷，而是耳朵有些背甚至有些糊涂的姜老太太。《倾城之恋》中由于父亲的缺席，流苏的母亲虽然话语不多却总在关键时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张爱玲惯常使用的“父亲”去势书写，同样强烈地表现出她对父亲权威的遗弃。在《金锁记》、《怨女》等小说作品中，张爱玲塑造了一系列昏庸猥琐的男性形象。男权社会所崇尚的男性强健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等英雄气概已不复存在。他们大多是肢体残缺、猥琐无能、狂嫖烂赌、昏庸懦弱的丑恶形象，乃至一些丧失掉精神人格的畸形人物。
　　在中国传统的话语世界里，男性话语向来是处于绝对权威的地位的。男性气宇轩昂、顶天立地的外在形象在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里，被完全消解了。这方面最典型的应属《金锁记》里的姜二爷。出生于富贵之家的姜二爷，却天生一副残废畸形的躯体。《怨女》中的姚二爷也是一副畸形的残障身体。
　　男性外在形体的残缺在某种程度上寓示着他们所代表的男性话语世界的残缺。男性外在形象的残缺与男性所代表的话语权威之间的反差，带给读者的是强烈的心灵的震撼。张爱玲正是通过这类男性形象的塑造，对长期处于权威地位的男性话语进行了无情的嘲弄和彻底的否定。
　　张爱玲笔下另一类型的男性形象则属于精神人格不完整的人物。《花凋》中的郑先生，虽然外表长得“像广告画上喝乐口福抽香烟的标准上海青年绅士，”实际上只要“穿上短裤子就变成了吃婴儿药片的小男孩；加上两撇八字须就代表了即时进补的老太爷；胡子一白就可以权充圣诞老人。”张爱玲将郑先生精神上的残缺以婴孩化、幼稚化的手法揭示出来，是极具讽刺意味的。其它像《金锁记》中的姜季泽等人，都是无力养家湖口，靠祖宗留下的产业过活。
　　张爱玲在小说文本中塑造的这些或形体残缺或精神残障的男性形象，暗示出父权社会无可挽回的衰败与没落。形体残废书写是有意从生物学层面上“弱化”男性的优势；而精神残障书写则是进一步从精神层面上去“消解”男性的权威。
　　这种意图颠覆男性、父权传统的叙述策略，自然流露于张爱玲的小说文本之中，体现着作家的女性主体意识。张爱玲正是通过她的杀父书写或去势父亲书写来表现男性主体性的丧失。从而由在场的女性家长替代缺席的传统男性家长，这也是女性建构自身主体性的一种策略。
　　3 压抑女性的“自由”言说
　　男权社会里男性的主体意识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集中表现为父权与夫权。五四以来具有女性意识的现代作家纷纷从父权与夫权对女性的压迫以及女性对父权与夫权的反抗来塑造女性形象，张爱玲亦不例外。
　　张爱玲小说中女性无处不在的压抑处境大都是通过女性自己“讲述”出来的。她往往通过女性主体“言说”的方式，揭示出女性长期以来所处的的压抑处境。
　　先来看张爱玲的《霸王别姬》，她对这个向来突出悲壮色彩的传统题材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处理。对女性自身的从属的被动的处境做出了深刻的反思。
　　“她突然觉得冷，又觉得空虚，正像每一次她离开了项王的感觉一样。如果他是那炽热的、充满了烨烨的光彩，喷出耀眼欲花的ambition的火焰的太阳，她便是那承受着、反射着他的光和力的月亮。”
　　在这里，月亮早已被赋予了深厚的社会文化内涵，月亮可以说就是男权社会中女性从属陪衬地位的象征符号。张爱玲运用太阳代表西楚霸王、月亮象征虞姬的写照是极具批判意义的。虞姬不只是男性霸主的影子而且还是反射太阳的月亮。 她开始怀疑她这样生存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假如他成功了的话，她得到些什么呢？她将得到一个‘贵人’的封号”
　　“一个终身监禁的处分。”有一天他厌倦了她，“她成了一个被蚀的明月，阴暗、忧愁、郁结、发狂”。死后，“会送给她一个‘端淑贵妃’或‘贤穆贵妃’的谥号，一只锦绣装裹的沉香木棺椁和三四个殉葬的奴隶。这就是她的生命的冠冕”。

　　此时的虞姬是作为思维和感知的主体而存在的，也可以说虞姬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而存在，不再“为了他而活着”。虞姬的死，与其说是对项王的愚忠，不如说是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与其说是悲剧命运的重复，不如说是对传统轨迹的反叛。张爱玲不仅仅改写了代代相沿的英雄美人模式，而且进一步质疑了女性在历史文化中的非主体的他者地位。
　　“何处有压抑，何处就有女性。”张爱玲的小说文本的独特之处便在于她将女性放在从属的位置，将女性还原在父权体制中加以审视，从宗法体制内部暴露女性遭受压抑的真实处境，从而达到反传统、反宗法迫害的诉求。
　　女性家长在男性家长缺席的状态下，作为家长的女性在某种程度上获取了一定的主体意识与男权社会对抗，甚至是以歇斯底里的方式对压迫她们的父权与父权进行反抗。但是这种反抗却造成了对自己和他人的更深重的伤害。
　　《金锁记》同样是一个典型的女性叙事文本。她们的反抗与迷失都是通过女性自己的“言说”表达出来的。
　　曹七巧是一个麻油店老板的女儿，年轻时不乏少女的美丽和对未来的憧憬，如果能够与一个出身差不多的喜欢她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同样可能获得平凡家庭的幸福和快乐。然而她的兄长为了利益的攀附，把她嫁给了姜公馆的患有骨痨的二少爷。出身的卑微和丈夫的残疾使七巧在姜家所受的委屈是可想而知的。
　　金钱欲与性欲的双重折磨使七巧心理畸形扭曲，对于父权的反抗在生活中逐渐发展为发泄和报复。他们对于命运的反抗在不自觉中转移了对象，那便是向着比自己更弱的女性施暴。造成了女性群体内部的自相残杀。在阴暗心理的支配下，七巧把儿子的前后两任妻子都折磨致死，又运用其疯狂的智慧赶走了女儿的幸福机缘，亲手埋葬了他们的青春和幸福。
　　林幸谦先生使用了“儒家疯女”一词来形容曹七巧。他指出：儒家疯女“强调女性歇斯底里的极致化和疯狂性质，同时讲述女性自我分裂、焦虑和丑怪等特征。”儒家疯女被看作女性作家的一种充满真实性质的书写形式，在讲述女性自我分裂的同时，揭示她们如何在歇斯底里的极致化中冲破理性的压制，做出疯狂的举动。
　　“七巧们的反抗透着疯狂和怨毒，带有毁灭性的气息，是人世无数无痛无泪的并不崇高的悲剧中的一幕。”这种反抗只能让人更深刻地体会到人性中那种“梦靥般的悲凉”，使人感到更加绝望。
　　但是毕竟女性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对男性主体意识的反抗，为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提供了可能。张爱玲小学文本中压抑型女性，她们疯狂行为的背后是传统父权对她们的长期的压抑。这种叙事方式的运用使得她们的疯狂反抗具有了更深层的颠覆父权的意义。
　　张爱玲的小说通过反主流反阳性的书写,杀父和去势父亲书写，压抑女性的“自由”言说，以其独特的叙事策略表达出深刻的女性意识。是研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可多得的文本。
　　
　　参考文献：
　　[1]董炳月.男权与丁玲早期小说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
　　[2]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43.
　　[3]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