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郁达夫小说中的境象实现了一个不断迁移发展的过程，从处女作《沉沦》，到《薄奠》、《春风沉醉的晚上》，再到最后一篇小说《出奔》可以大致勾勒出郁达夫小说境象迁移的轨迹。这个轨迹正反映出了郁达夫小说思想主题的不断深刻以及反映现实的客观性不断加强，郁达夫人个人生经历的不断积淀。
　　[关键词]郁达夫 思想主题 个人经历
　　
　　一
　　1921年，郁达夫的《沉沦》横空出世，呈现给读者是一个新鲜的主人公形象——一个“病态”的留日学生。一方面“他”对爱情和别人的尊重有很高的期望，另一方面，却由于自己的胆怯懦弱的个性和弱国子民的身份：“他”在现实生活中处处受到心理上的打击。而这种打击在“他”过于敏感的内心投射后就更加的沉重，郁闷的心情就更加的浓重。
　　但是“他”仅仅认识到自己不幸的命运是祖国弱小造成的悲剧。在他苦闷伤心的时候“他”往往把希望寄托在外在的因素。当他因为自己白天胆怯得不敢和日本女学生讲话而懊恼，当妓女问他来自哪里的时候，他惭愧不已，“他全身发起痉来，他的眼泪又快滚下来了”，心里呐喊“中国啊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沉沦》)。 他对于自己的性格悲剧几乎没有任何的发觉，在他发出那些呼喊的时候实际上反映出在现实的打击和内心的受挫的作用下，他寻找到的出路和生活的光明就是依靠祖国的强大和命运的垂青。而且需要指出的是，他在呐喊是对于“祖国”的称呼是“你”，这说明对于他而言，祖国和他有一定的心理疏离感。换言之，他觉得强大和富强是和他有一定距离的“中国”的事情。对于外部因素的过分期望，对于自身性格的缺陷却不作丝毫的剖析和思考，这是“他”这个人物性格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他走向“沉沦”的根本原因。wWw.11665.COm
　　回国以后的郁达夫在小说里塑造的人物形象有了很明显的变化，他的目光转向了国内广大群众。《春风沉醉的晚上》里的主人公“陈二妹”是孤苦零丁，孑然一身的烟厂的女工，《薄奠》里主人公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为了生计苦苦挣扎的车夫，另外这个时期的《茑萝行》也是反映的中国的贫苦夫妻的遭遇。《春风沉醉的晚上》里的“陈二妹”虽然不仅在工厂被资本家压榨，还遭受到人身的污辱，但是，她不仅请我吃面包和香蕉，还劝我戒掉香烟；这个人物形象对资本家和工头是有咬牙切齿的控诉的。相对与《沉沦》中的“他”来看，她是同样是不幸的，也同样是性格忧郁、沉闷的，但进步之处的是——她纯朴、善良还有对于旧制度的仇恨和反抗的意识。而《薄奠》里的车夫是个被苦难扭曲了的形象。虽然同样是受到生活的折磨，虽然最终还是不免走向死亡，但是他的身上有正直，善良和自食其力的美好质量。虽然他对妻子发脾气，但最后还是对自己这样的行为感到后悔；虽然，“我”悄悄的将银表送给那么穷困的车夫，但他最后居然把银表还给了“我”。和《沉沦》中的“他”相比，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车夫，面对极其悲惨的不幸生活时候的积极的挣扎，面对不义之财的诱惑时候的正直的心灵，这是《沉沦》中人物形象所不具备的人性之美，也是人物塑造上的重大突破。这样纯朴、善良，有心灵之美的劳动者的形象，是《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薄奠》在充满悲戚和郁闷的小说中的闪光点和亮色。这也是相比与《沉沦》而言思想内涵更加深刻的表现，也是作者思想进步和时代对作家影响的表现。
　　但是，在郁达夫的最后一篇小说《出奔》中，出现一个在大革命前后，抗拒地主的腐蚀，而最终选择革命的青年革命者形象。不得不承认，这是郁达夫小说形象的又一次重大的突破。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发觉，“他”有彷徨和犹豫的时候，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了与地主阶级决裂。虽然结尾“钱时英”的放火这个情节的安排，显得十分的唐突，但是郁达夫主观上还是力图塑造一个具有反抗精神和进步性的革命青年形象的。与《沉沦》中那个自卑懦弱，甚至人格分裂，最终走向堕落和毁灭的“他”而言，这个形象不仅揭示了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更展现出青年革命者对于拯救国家命运，拯救自己命运时所表现出来的应有的正常健康，积极上进的心理状态和努力自救，果断抉择的精神面貌。和《薄奠》、《春风沉醉的晚上》里的善良的广大工人群众相比，“钱时英”显然有更强的革命意识和反抗精神。陈二妹和车夫对于命运的认识还比较的“幼稚”，认为“独善其身”，自己做到善良和正直就能安心的生存下去；而“钱时英”参与了革命，即使受到地主阶级的拉拢和腐蚀，也还是最终觉醒，选择了彻底的反抗。需要指出的是，《出奔》由于叙事冗长和人物性格揭示缺乏层次性，没有交代清楚“钱时英”思想变化的轨迹，使得这个形象不那么的鲜明和生动。但是，不可以这一点否认郁达夫主观上的意图，和他小说境象的迁移。
　　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几个人物的变化，我们会发现，郁达夫小说境象当中人物身份出现了由留学生到广大工人到革命者的迁移；人物性格出现了从胆怯懦弱走向坚毅刚强，从心理变态走向积极健康，从无知无力走向反抗命运，从消极逃避走向积极进取的变化过程。这体现出了郁达夫的小说主题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不断的发展；反映出了郁达夫不同阶段的人生经历的体验的积淀；揭示了郁达夫对于中国社会矛盾的理解的不断本质化和深入。
　　
　　二
　　从小说当中作者情感的参与成分上看，他的小说作品也有一个十分清晰的变化轨迹：《沉沦》是强烈鲜明的主观抒情，《薄奠》、《春风沉醉的晚上》是半主观抒情和半客观描写，《出奔》是较为冷静的客观描写。
　　《沉沦》中的“他”不论是从个人经历还是细腻忧郁的性格来看，即是作者“我”的形象的完整真实的投射。《沉沦》当中出现了大段大段的内心独白，极其强调主人公的敏感丰富繁荣内心世界。而这些内心独白还并不是以点染身份出现在小说中的心理描写，而且还起到了推动情节发展，串联叙事内容的重要作用。另外，即使《沉沦》中的景物描写也被作者或者说是小说人物的主观心情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整个小说呈现出极其鲜明和浓郁的浪漫主义特征。
　　作者自己的主观情感完全左右了整个小说的人物的塑造，自然环境的描写，甚至是情节的发展，所以，小说不可避免的局限在反映个人世界之中。
　　《薄奠》、《春风沉醉的晚上》都是半主观抒情半客观叙事的，这两篇小说都是以第一人称“我”的亲身经历为故事的线索，一方面运用写实手法客观的介绍“陈二妹”和“车夫”的遭遇；另一方面，穿插“我”的主观感受。小说中，“我”还是强烈主观情感的发出者，情节的发展也依赖于“我”的行为和心理。但是显然，在《薄奠》、《春风沉醉的晚上》里，郁达夫所要表现的不再是自我的剖析和表现，而是多侧面的反映客观事实中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陈二妹”和“车夫”的遭遇给人强烈的真实感和细腻感，而“我”的同情和挣扎的内心又唤起读者内心世界的共鸣。所以这样的发展是有动人心魄的魅力的，也是更具有现实的社会意义的。
　　在《出奔》中，郁达夫没有把“我”这个角色投射到小说中，而是换为完全客观地以第三方的角度去讲述一个故事。大段大段的细腻具体的心理描写没有了，取了代之的是呈现多层次和多角度的生活的叙事部分。尤其是在小说的第一部分“避难”中，几乎是单纯的客观叙事，而作者仅仅是一个冷眼的旁观者。
　　也许正式由于作者力图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冷静客观的反映大革命这个重大的主题，导致了小说《出奔》的一些缺陷。比如“塑造地主董玉林的形象方法不多，呈述性的介绍过于冗长，使人物形象缺乏立体感……”(《中国现代作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这个缺憾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小说的艺术魅力。但是，不可否定，郁达夫小说的现实主义的因素不断的加强，小说的过程中，他始终有自觉意识的尝试拓展表现生活的广度，和挖掘反映生活的广度。

　　三
　　郁达夫在小说中境象不断地迁移，思想主题不断地深化发展，由抒情小说向现实主义小说过度，实际上是和郁达夫个人的人生经历有密切的关系的。
　　1913年9月，郁达夫随哥哥东渡日本，开始了长达近10年的留学生活。早留学的期间，他开始接触西洋的文学和日本的私小说。他后来回忆说：“在高等学校住了的四年，共计所读的俄德英日的小说，总有一千部内外。”(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还有在《村居日记》里说：“看葛西善藏小说二短篇，仍然是好作品，感佩得了不得。”另一方面，他受到日本社会对弱国子民的歧视。由于历史的原因，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读的是西洋的书，受的是东洋的气”(郭沫若《三叶集》)，加上郁达夫个人在当时对与纯洁爱情的极高期望和现实中受到屈辱的矛盾，他民族尊严，个人屈辱唤起的内心复杂情愫。
　　这样两大方面因素，导致了《沉沦》的浪漫主义抒情小说的风格和主题思想。
　　1922年，郁达夫回国，1923年在北京大学认教，1925年又武昌师范大学当文科教授。就在这个时期，他接触到城市里的广大的劳苦的群众，看到了社会的乌烟瘴气，阴谋诡计，于是心情十分的沉重，对于现实有了一定的认识和思索。
　　所以，这个时期的小说作品与在日本写的相比要沉重和凝练得多，他的视角也锁定在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悲惨境遇。在1927年到1933年期间，郁达夫与鲁迅合作，还参加左翼阵线。经历了几轮政治风暴后的他，对于现实，尤其是政治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比如在《谁是我们的同伴者》里他就正确分析了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1933年，他移家杭州，也开始四处游历的生活。这个时期，他离开了大城市，对于农村生活了一定的了解。于是郁达夫创作了客观反映大革命时期轰轰烈烈的形势背后深层次的《出奔》。
　　从前面对郁达夫小说境象的迁移过程的勾勒中，我们可以发现，郁达夫无疑是在以自身经历不断积淀的基础上，不断自觉地进行小说思想主题的深化和客观性的加强的现代作家群中走得比较远的一个。
　　
　　参考文献：
　　[1]吴建华.郁达夫研究[m].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
　　[2]吴晓东.中国现代审美主体的创生——郁达夫小说再解读[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
　　[3]李杭春，吴秀明，盘剑.郁达夫研究资料索引(1915-2005)[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