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字特质探源

　　语言文字是信息的载体。汉字有不同于拼音文字的个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汉语言文字文化。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是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文学所达到的艺术高度，无一不体现了独特的文学风格，这与颇具个性的汉语言文字密不可分。尤其是唐诗宋词的独特表现形式，使语言文字的潜质发挥到了极至。
　　一
　　汉字的直观表意性蕴含着深层的意象性。汉字起源于原始图画，而图画形象性特点就是让人可以直观感受到所描之物“体”的质感。我国“六书”中的“象形”，乃汉字的先行者，由其奠定了汉字的基础。《说文解字》中曾提到“象形者，画成其物……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1]，从在形体上来看，这类逐步由图画形状变成由笔画构造的方块形符号，不但使得汉字颇有线条优美和书画同构的艺术属性，而且它还集形、声、义三者为一体，尤其是形和义直接联结，常常能引起美妙大胆的联想，给人以无限美的享受。
　　汉字因源起象形，其形和义的联系非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常之紧密，造就了较强的表现力甚至视觉效果。特别是诗词曲赋把汉字的这一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譬如赋中常大量用对偶、排句、连词，层层渲染，使得文章增添了词采的富丽，像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撞千石之钟……川谷为之荡波”[2]。这类描写着实气势恢弘，波澜充沛。wWW.11665.com而对联则更是讲究对仗工整，譬如有些对联的求部首偏旁相同。像“烟锁池塘柳，炮镇海城楼”，上、下联中的部首偏旁则分别都取“火金水土木”。
　　汉语言文字因具表意性，由其作为载体而组成的中国古代文学则具有模糊性。由于模糊性，读者在鉴赏之时，各自怀有不同的情感与想象，去感受汉语言文字迷人而神秘的意蕴。譬如唐人孟郊《秋怀》中的诗“商气洗声瘦，晚阴驱景劳”，诗中是在描写秋风萧瑟，凋零万物，进而将自然界的声音都洗瘦了。自然之音被“洗瘦”的想象，可谓诡谲大胆，超越了听觉局限，让人联翩浮想。一个“洗”字和一个“瘦”字模糊了原有的表达习惯，拓展了无限诗意，凸显了无尽诗情，达到了意想不到的审美效果。又如“红杏枝头春意闹”和“云破月来花弄影”，正像王国维先生所言“着一闹字”、“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3]。
　　二
　　由于言文分离，使得中国古代文学日常化和经典化。文言与白话能和平相处，因而使得白话文学和文言文学也能双轨并行。“五四”运动之前，文言是占统治地位的书面语被代代相传，其语言成分基本未变。譬如先秦的一些基本的句式、虚词的常用法等都在各代文言中得以保存，甚至作为语言三要素中最活跃的词汇，在文言中也较稳定：有的词其古义在口语之中早已经消失，可文言中却依旧在使用。总体来说，文言在词汇、语法系统等方面基本保留。
　　中国古代浩瀚若烟海的材料被保存，现代人可直接查阅古代文献，在文字上基本没多大障碍。譬如《论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现代人稍加指点即能读懂。古代典籍大多用文言写成，不朽之作历来以简约精练著称。文言本身就包含着简练的因素：第一，文言中单音节词居多，双音节、多音节词较少；第二，文言多省略，略去主、谓、宾、介词的情况很普遍。再加上各代名流大家重语言锤炼，讲究“微言大义”，重音律和谐，于是就形成了文言简洁严密的文风，也就形成了古代中国独特宝贵的文化传统。
　　汉字因其多义性和意义的增生性，也就造成了理解和阐释的多重可能性。譬如，马致远《天净沙·秋思》此曲前三句的九个意象，没采用一个连词或动词，琢句炼字足见精当，但羁旅秋思之情却被表现得深沉浓厚。这种非逻辑的情感表达方式，造成了句子成分的缺失，形成了句法上的空白，如此简约而充满隐喻的表现方式留给了读者大量可再创造的艺术空间，造就了丰富的语义体验。季羡林先生曾言，古汉语由于缺少形态变化，一句中的字与字关系经常难以确定，可有多种解释，模糊性较强。所以，季老告诉我们，理解这种语言，不能光靠分析语法，而要重语感。现代汉语虽缺少形态变化，但字与字间的关系逐渐明了，阅读的模糊性逐渐减少。读起来，靠语感的比重渐减，靠分析的比重渐增。但现代汉语的综合性任存在，因而模糊性和多义性还将存在。所以学汉语，语感依然重要。
　　三
　　20世纪60年代后，人们把研究重点从“语言”转向“文字”。从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哲人及语言学家们，“一直将语言看成思维的符号，而文字则是语言的符号，语言被视为第一位的事物，而文字则是第二位的事物”[4]。雅克·德里达发现：“延续了二十世纪之久并且最终汇聚到语言名义之下的一切，　又开始转向文字的名下，或者至少统括在文字的名下。”[4]关于语言与文字的关系，德里达得出了与西方传统截然相反的观点：“文字先于语言而又后于语言，　文字包含语言。”[4]
　　利用解构主义来审视中国传统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最主要的是要承认语言文字的多元性。从解构主义的立场来看，汉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应从汉语言文字组成的文本出发，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自主创新之路，从而扩大汉语言文字的研究领域。
　　“解构”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在中国的影响早已显示。在此视角下，我们在反思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既要承认业已取得的成就，同时也要发现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即应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言文字的客观事实出发，总结出汉语言文字的规律，开拓新世纪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道路，从而也为我们的中国古代文学开创一个新的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