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的雅俗变化及成因的论文_古代文学论文

宋代文学的雅俗变化及成因

宋代文学以雅为主，但又有雅论文联盟http://俗分流或雅俗结合的现象。就总体而言，多种文体并兴而见雅俗分流；就一体而言，则从严辨雅俗而至二者结合。究其原因，当是受制于宋代文化。因科举制的发展完善，精英文化已从唐代的进士文化成为此时的士大夫文化，而城市经济的发达，文化消费的产生，促使了大规模市民俗文化生成。文化变，文学不得不变，遂造成了上述特点。
　　
　　一
　　
　　宋代文学尚雅，既源于相关背景，又根于文学内部。
　　从背景而言，首先，“雅儒”精神的确立，决定了文学尚雅的倾向。宋朝科举取士的规模远过于唐朝。据统计，北宋开科69次，平均每年取士约360人，是唐朝的10多倍，也为明清两朝所不及。唐代不少著名诗人未登进士第，而宋代则有许多孤寒之士登第并踏上仕途，造就出文人、学者与高官的三位一体，这既近于填平了文人与官员之间的鸿沟，也模糊了儒林和文苑的传统，造成了一种新的士人精神，如果选择古代现成的名词，不妨可用“雅儒”称之。此说出于《荀子·儒效》：“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由于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我们仅取其名，而不论其内涵。“雅儒”精神的建立，使得士大夫文化及相关的文学创作必有尚雅倾向。其次，宋初以来所行的重文轻武政策，确立了文人的地位，由“文”而“雅”，实属必然。www.11665.com宋自立国起，就不重武人，而文人却很关心国家的武备。宋仁宗时，屡败于西夏，使得兵甲财赋成为了由科考的策论到朝廷的奏折经常言及之事。面对输币渐多而边备日弛的局面，仁宗尤将注意力转向军事，造成了如《郡斋读书志》所说“元昊即叛，边将数败，朝廷颇访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的局面。被元好问讥为写“女郎诗”的秦观，青年时曾作《郭子仪单骑见虏赋》，《淮海集》中的《进策》颇多论兵将、边防等作，很有过人的见解。然而，宋代文人虽或能言兵，却处在难建边功的时代，更难有唐人的从军经历，也就不具备那样的强梁之气，由文入雅，可谓逻辑的必然。
　　从文学内部而言，宋代文学以南方成就为高，由于传统的影响，使之以雅为主。我国的文学传统历来是北方尚质而南方多文，黄公度《送郑少齐赴官严州序》说：“东南多文士，西北饶武夫，风声气俗，从古则然。”其实汉、唐文学兼跨南北而以北方为重心，宋代文学地图才发生了以南方为主的改变，南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更加重了文学盛于南方之势。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据《四库全书总目》152卷至155卷，列表统计了北宋时期有别集的作者，其中北方30人，南方50人［１］（p340—344），其大概可见。而所列南方籍者尚未包括范仲淹、柳永、晏殊、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周邦彦等大家。南宋时期，除个别南渡作家外，文学家基本上都是南方人。《宋代地域文化》还据《四库全书总目》的介绍，在表格中列出了南北作者的风格，南方作者评语中带“雅”字者有10人，北方6人，由于所列表中南方为50人，北方仅30人，所占比例相同。不过，能够说明问题的是：除了带“雅”字的诸人外，其余北方人只有魏野的“冲淡闲逸”，文彦博的“诗风秀逸”较接近“雅”，而南方人中如赵湘的“运意清新，而风骨不失苍秀”，林逋的“澄澹高逸”，夏竦的“辞藻赡逸，风骨高秀”，苏颂的“清丽雄赡”，王逸的“文博赡瑰丽，诗富丽细润”，沈遘的“词令庄重温厚，诗清俊流逸”，梅尧臣的“诗旨趣古淡”，王安礼的“制章典重可观”，秦观的“诗高古严重”，刘?的“诗峭拔不俗”，谢逸的“风格隽拔，时露清新”，谢?的“清逸可喜”，李新的“诗气格开朗，文俊迈可诵”，都与“雅”为近。可见，宋代文学以南方为重心，受传统影响，确实是以雅为主。
　　其次，文人成为高官，其文学观亦成主导，使得文学创作易于向台阁化的典雅方向发展。西昆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西昆诸人专工律诗，长于用典，属对工巧，音节和谐，风格典雅。杨忆《西昆酬唱集序》云：“予景德中忝佐修书之任，得接群公之游，时今紫微钱君希圣、秘阁刘君子仪，并负懿文，尤精雅道，雕章丽句，脍炙人口，予得以游其墙藩而咨其楷模。……因以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磋……”［2］明确宣称“懿文”、“雅道”的追求，并从“历览”前人作品中“挹其芳润”，可见其求雅的具体途径。欧阳修《六一诗话》说：“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3］（p270），西昆体的主导作用可见。
　　
　　二
　　
　　宋代文学尚雅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不妨结合宋人所论而论之。
　　首先，“雅”属意于语言。贾谊《新书·道术》云：“辞令就得谓之雅，反雅为陋。”此处的“雅”即高尚、文明之意。《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集解》引孔安国、郑玄，训为“正言”，朱熹《集注》训为“常言”。若合上面二说，“雅言”应是“正常”之言：“正式”、“经常”使用的高尚、文明的语言。孙何《文箴》有云：“天佑斯文，起我大君。蒲帛诏聘，鸿硕纷纶。邪返而正，漓澄而淳。凡百儒林，宜师帝心。语思其工，意思其深。勿听淫哇，丧其雅音。勿视彩饰，亡其正色。”这里所说的“勿听淫哇，丧其雅音”，既与“文”的“勿视彩饰，亡其正色”相关，又须是“语思其工，意思其深”。只有语言是“辞令就得”的“正言”且为之“常”，才能够“邪返而正，漓澄而淳”。姚铉编选《唐文粹》，其序言表明了“止以古雅为命，不以雕篆为工，故侈言蔓辞，率皆不取”［4］的编选原则，所说不止是文风，也是语言问题，“古雅为命”必与“侈言蔓辞”划清了界限，因为“文”与“言”是紧密相关的。黄庭坚《跋书柳子厚诗》说：“予友生王观复，作诗有古人态度。虽气格已超俗，但未能从容中玉佩之音，左准绳、右规矩尔。……”［5］所说王观复未能做到的，实即气格超俗以外还有语言的要求，赞赏之中是有所期待。晁补之认为：“鲁直于治心养气，能为人所不为。故用于读书，为文字，致思高远，亦似其为人。”（《书鲁直题高求父杨清亭诗后》）［6］则是对黄庭坚雅人风致成因的解释。
　　其次，“雅”具有对文学作品内容的要求，尤在于政治内涵的“正”。我国古代文学受到政教观的制约，《诗大序》就是从这一角度阐释“六义”的，其中对“雅”的理解是：“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地卷·六义》将此说与雅言说结合起来以释“雅”：“皎曰：‘正四方之风为雅。正有大小，故有大小雅焉。’王云：‘雅者，正也。言其雅言典切，为之雅也。’”［7］(p160)且不说北宋诗文革新以来的文学主体，即以西昆体来说，其主导面如前所说的“懿文”、“雅道”和“芳润”，其“雅”也有特定的内涵。如王钦若向宋真宗密奏，说杨忆、刘筠、钱惟演相唱和的《宣曲》，意在寓讽，后来陆游《跋西昆酬唱集》指出其所讽者是：“《宣曲》见《东方朔传》，其诗盛传都下，而刘、杨方幸。或颇谓指宫掖，又二妃皆蜀人，诗中有‘取酒临邛远’之句。”刘、杨二妃在真宗为襄王时入宫，后来很得宠幸，以致有碍朝政，而真宗封刘妃为皇后，令杨忆草制，杨忆拒不奉旨。可见，后来常被人诟病的西昆体，其实在“雕章丽句”而“雅言典切”的台阁文学中，也有“雅”而“正”的“王政废兴”内容。范仲淹评判诗歌史，肯定了唐人抒情的多样性，提出“此皆与时消息，不失其正者”的原则，反对“吟咏性情而不顾其分，风赋比兴而不观其时。故有非穷途而悲，非乱世而怨”。他叹赏“意必以真淳，语必以真。乐则歌之，忧则怀之。无虚美，无苟怨。隐居求志，多优游之咏。天下有道，无愤惋之作。《骚》《雅》之际，此无愧焉！览之者有以知诗道之艰，国风之正也。”（《唐异诗序》）［8］这里所说的，实际上是诗歌“雅”的政治内涵，和正确的感情、思想指向，不只是风格、用语问题。范仲淹《尹师鲁河南集序》还对韩愈以来的文学发展，发表了自己关于求雅的正途之见：“予观《尧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镵迭变，代无穷乎？惟抑末扬本，去郑复雅，左右圣人之道者难之。”他肯定了韩愈“古道最盛”，五代“其体薄弱”，“皇朝柳仲涂起而麾之”，其门人也“能师经探道”。而学西昆体的错误，是在“有希仿佛”中导向了“专事藻饰”，其“未暇及古”使之“破碎大雅”，未得“雅”之根本，当然祈向也就不正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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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宋代文学的“雅”具有特殊的民族意义。汉族本土的传统文化，古人以“雅”目之，并以之与夷狄相对，《荀子·王制》“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 一说可证。“四夷”对汉族的文化优势主要体现在音乐舞蹈上，对“夷音”的态度，大可看出雅俗观及其背后的民族内涵。北宋尚雅思想在音乐上的体现，同样具有民族矛盾的背论文联盟http://景。欧阳修在《新唐书·礼乐志》所表达的看法，与白居易很相近：“……盖唐自太宗、高宗作三大舞，杂用于燕乐，其他诸曲出于一时之作，虽非纯雅，尚不至于淫放。”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升胡部于堂上，而天宝乐曲皆以边地名，若《凉州》、《伊州》、《甘州》之类。后又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明年，安禄山反，凉州、伊州、甘州皆陷吐蕃。”陈《〈乐书〉序》也说：“声音所以不正者，以乐不正也；乐所以不正者，以经不明也。……其书冠以经义，所以正本也；图论冠以雅部，所以抑胡、郑也。……志在华国，义在尊君，庶几不失仲尼放郑声、恶乱雅之意云尔。”其《进〈乐书〉表》认为秦汉以后的音乐“或指羌调为和奏，或悦俗调为雅音”，希望当朝能“勿用裔以乱华，罔俾哇而害雅，息诸儒好异之说，归大乐统同之和”。可见，雅俗之分是与华夷之辨紧密相关的。
　　从华、夷角度看待雅、俗，在靖康之变后的词、乐及相关理论中，又掀起了高潮。鎢阳居士《复雅歌词序略》，和姜夔的《大乐议》，分为二者的代表。
　　《复雅歌词序略》指出：“更五胡之乱，北方分裂，元魏、高齐、宇文氏之国，咸以戎狄强种，雄踞中夏，故其讴谣，淆杂华夷，焦杀急促，鄙俚俗下，无复节奏，而古乐府之声律不传。……迄于开元、天宝间，君臣相与为淫乐，而明宗尤溺于夷音，天下熏然成俗。于是才士始依乐工拍弹之声，被之以辞，句之长短，各随曲度，而愈失古之‘声依永’之理也。”对宋开国以来词作的判断是“蕴骚雅之趣者，百一二而已”［9］(p658)，词乐源于“夷音”而变，那么“复雅”而以“今之乐犹古之乐”相观，则音乐指向当在回复于华夏。姜夔《大乐议》以五行比五声，附会宋金南北对峙，虽十分牵强，但于此可见其议乐的动机是希望乐正人和、“华”强而“夷”弱。音乐如此，必然影响了文学，与音乐密切相关的韵文文学，更应带有特定的“雅”意。
　　
　　三
　　
　　宋代文学尚雅的原因和“雅”的具体内涵，已大致如上述，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在以雅为宗的同时，又表现出雅俗结合的变化。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说：“正统文学的发展，和‘俗文学’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许多的正统文学的文体原都是由‘俗文学’升格而来的。”［10］(p2)俗文体既可以被文人所习，且在“升格”的过程中逐渐雅化，雅文学也可以接受审美情趣的改变，而渐染“俗气”。一时风气变，多种文体亦变，横向与纵向发展变化的交织，遂使整体的文学出现雅俗结合的变化。纵观宋代，传统的诗、文在尚雅的同时，也能与时而变，出现了雅俗结合的现象；“小道”的词渐变为雅，南宋更是一时作品皆以雅词命名；而俗文学的杂剧、小说则日见兴盛。
　　宋代文学的运行，总体呈现从以雅为宗到雅俗结合之势，后一变化亦与文化密切相关。首先，经济发达，城市繁荣，造就出可观的市民队伍，其文化消费促使了俗文学的发展。宋朝疆土狭小，又受到北方少数民族侵扰，但较长时期以来，社会较安定，农业有很大发展，粮食的增产使漕运量远胜唐代。南宋时，农业生产也恢复很快，江南膏腴之地更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北宋的采矿、纺织、制瓷、造纸和造船业都很发达。南宋采矿和冶炼业不如北宋，而瓷器、造船、造纸、印刷业则远胜北宋。农业发达，剩余农产品增多，传统的自然经济改变，促使了商业的发展。而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造成了城市群的出现，开封、洛阳、扬州、杭州、成都，成为户数众多、商人云集的著名都会。南宋商业比北宋更发达，除临安府外，建康府、平江府、成都府和鄂州、福州、泉州、广州等城市，都是人口众多的著名商埠。尤其是临安，其物产、行市、商铺、食肆等，南宋人的笔记多有详尽记载。商业与城市的发展，促使了市民文化的繁荣，使得宋代文艺具有了平民化、通俗化的特点。城市中除日常生活、经济活动的有关设施外，勾栏、瓦舍等娱乐性场所也较多，从《东京梦华录》卷五的《京瓦伎艺》一则，就很可见群众性娱乐活动的兴盛。南宋时，以临安为代表的城市非常繁华，市民文艺需求更旺。《都城纪胜》的《瓦舍众伎》，《西湖老人繁胜录》的《瓦市》，《梦梁录》卷二十的《妓乐》、《百戏伎艺》、《小说讲经史》，以及《武林旧事》卷六、卷十等，对俗文艺的演出记载甚详。俗文艺具备了商品性，使文艺的功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加以文艺在自身演变中，传统形式盛极难继，给新兴的通俗文艺形式腾出了发展空间。因此，市民的文化消费确实是俗文学兴盛的主因。
　　其次，宋代俗文学的接受效应，影响了雅文学作者的创作思想，使之从一味求雅转向了雅俗结合。从《都城纪胜》的《瓦舍众伎》，可见宋代俗文学主要的样式及内容、特点：
　　散乐，传学教坊十三部，唯以杂剧为正色。……杂剧中，……大抵全以故事世务为滑稽，本是鉴戒，或隐为谏诤也，……
　　诸宫调，本京师孔三传编撰，传奇、灵怪、八曲、说唱。……
　　嘌唱，谓上鼓面唱令曲小词，驱驾虚声，纵弄宫调，与叫果子、唱耍曲儿为一体，本只街市，今宅院往往有之。……唱赚在京师日，有缠令、缠达；有引子、尾声为“缠令”；引子后只以两腔递且，循环间用者，为“缠达”。……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
　　宋代印书业发达，为文学作品的传播提供了方便。通俗文艺要适应市场需要，雅文学也不能一味的自我欣赏，为了有更多的读者，适当的通俗化应是可行的道路。这里仅举二例：欧阳修曾以民间说唱艺术的形式写过一组《渔家傲》鼓子词，分咏一年十二月的风物节序，可见出对群众性节日、民俗的兴趣。南宋时，曾身居相位的史浩，其《?峰真隐大曲》也有《采莲舞》、《花舞》之类的民间歌舞内容。二人所作都体现出雅俗结合的特点。
　　以上原因之外，宋代文人普遍悦禅，也影响到文学作品的通俗化。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指出，禅宗在语言学上具有显著转变的特点：“……是经典中的书面语言被生活中的日常语言所替代，生活中的日常语言又被各种特意变异和扭曲的语言所替代，这种语言又逐渐转向充满机智和巧喻的艺术语言，……最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后，中国特殊的知识语境与社会背景，又使这一思想领域内的宗教语言，逐渐演变成了文学中的语言艺术与语言游戏……”［11］(p92-93)这正是悦禅的文人诗文由雅而俗的原因之一。
　　
　　四
　　
　　宋代文人学士对雅俗结合的文学是怎样认识的呢？首先，表现出对俗文学乐于接受的态度。王禹翶是宋初学习白居易诗的主要代表，写实主义以外，白诗的通俗平易也影响了他，故而颇喜欢民间的俗文学。其《唱山歌》可见：“滁民带楚俗，下俚同巴音。岁稔又时安，春来恣歌吟。接臂转若环，聚首丛如林。男女互相调，其词非奔淫。修教不易俗，吾亦弗之禁。夜阑尚未阕，其乐何??。用此散楚兵，子房谋计深。乃知国论文联盟http://家事，成败因人心。”再如，秦观曾记载野闻，其《逆旅集序》云，因所集“虽有先王之馀论，周孔之遗言，而浮屠老子，卜医梦幻、神仙鬼物之说猥杂于其间”，引起人家的质疑。对此，他辩解道：“仆，野人也，拥肿是师，懈怠是习，仰不知雅言之可爱，俯不知俗论之可卑。偶有所闻，则随而记之耳，又安知其纯与驳耶？然观今世人，谓其言是，则矍然改容，谓其言信，则适然以喜，而终身未尝信也。则又安知彼之纯不为驳，而吾之驳不为纯乎？”［12］（p1258）其实，“仰不知雅言之可爱，俯不知俗论之可卑”只是托词，对野闻的兴趣，真实见出了秦观对俗文学的态度。有的虽不对俗文学有很大兴趣，但也能通过具体记载或批评，在艺术上作出肯定。如刘辰翁评点《世说新语》，以《德行》中太丘所言“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为“家翁语”，《任诞》中刘道真所说“去，去！无可复用相报”为“市井语”，《容止》中王导见卫筁所说的“若不堪绮罗”为“妇人语”等，见出了他对俗语表现人物个性的肯定。
　其次，有意于改造传统雅文学，力图探讨雅俗结合的创作道路。自北宋起，就有不少名家论述雅俗结合的创作道路，这里仅就梅尧臣“以俗为雅”一说，及苏轼、黄庭坚的继续阐发而论之。
　　陈师道《后山诗话》载，梅尧臣曾答书“不用陈语常谈”的“闽士好诗者”，曰：“子诗诚工，但未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尔。”［１３］（ｐ３１４）梅诗的特点是平淡，他的《读邵不疑学士诗卷》说：“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平淡”除了“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到者”外（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语）［13］(p267)，也如钱钟书先生所说，还包括将一些似乎不宜入诗的俗事写入诗中［14］(p16-17)。
　　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赞赏韦应物、柳宗元、司空图的诗，《祭柳子玉文》不满“元轻白俗”，黄庭坚《书缯卷后》认为学书“俗便不可医”，屡以“韵”来论艺，都可见尚雅的指向。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是一味排斥俗，而表现了兼容并包的态度，继承了梅尧臣的思想，提倡以俗为雅。
　　苏轼《书黄鲁直诗后》说：“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瑶柱，格韵高绝，盘飧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格韵高绝”当然是雅之极致，他却以为多食会犯病。他在《题柳子厚诗二首》中说：“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就是梅尧臣之见。周紫芝《竹坡诗话》还引了苏轼所说的“街谈市语，皆可入诗，但要人钅容化耳。”［13］(p354)更见其对如何采俗语以入诗的看法。沈德潜《说诗蒣语》卷下云：“苏子瞻胸有洪炉，金银铅锡，皆归熔铸。”［15］(p544)此说多少道出了苏诗善于熔铸语言、其中也包括俗语的特点。苏轼诗歌善用博喻，其中常有用俗物为喻者，而甚见形象生动。
　　黄庭坚《题意可诗后》云：“宁律不谐而郴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此庾开府之所长也。然有意于为诗也，至于渊明，则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虽然，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窘于检括者，辄病其放。孔子曰：宁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渊明之拙与放，岂可为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发光；汝暂宁心，尘劳先起。’说者曰：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若以世眼观，无真不俗。渊明之诗，要当与一丘一壑者共之耳。”他排比众例，对雅俗的辩证关系阐发得非常全面、通达。其《再次韵杨明叔小序》继续梅尧臣所说，并出以形象的比喻：“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之兵，棘端可以破镞，如甘蝇、飞卫之射，此诗人之奇也。”［5］他自己的“点铁成金”，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成是以俗为雅之举。据孔平仲《孔氏谈苑》卷五载：“山谷云：作诗正如作杂剧，初时布置，临了须打诨，方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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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此说可见黄庭坚在诗歌创作中对俗文学的学习、汲取，而在他的作品中，也确实体现出这一方法的运用。他常先说一些难以理会的话，再用意挑明，确实类似于杂剧手法，或禅宗的和尚说法。这种作法，确能收到以奇破常的效果，当然论文联盟http://另一面亦如苏轼所说，是“不可多食”。
　　南宋时期，因宋诗自身面貌已具，江西诗派大行于世，散文六大家的地位已经确立，使得文人学士深感继续开辟、创获之难。一方面是坚持雅的方向，另一方面则在探索传统雅文学的艺术表现时，考虑受众欣赏口味，努力寻求雅俗相兼的道路。杨万里感慨为文之难：“甚矣文之难也！长于台阁之体者，或短于山林之味；谐于时世之嗜者，或漓于古雅之风。笺奏与记序异曲，五七与百千不同调。非文之难，兼之者难也”（《石湖先生大资参政范公文集序》）戴复古《论诗十绝》（之三）也说：“曾向吟边问古人，诗家气象贵雄浑。雕锼太过伤于巧，朴拙惟宜怕近村。”但杨万里并不止步于感慨，而是努力寻求新的表达途径。钱钟书先生《宋诗选注》认为，他“不掉书袋，废除古典，真能够做到平易自然，接近口语”，还引述了他自己的话：“诗固有以俗为雅，然亦须经前辈取熔，乃可因承尔，如李之‘耐可’、杜之‘遮莫’、唐人之‘里许’‘若个’之类是也。……彼固未肯引里母田妇而坐之于平王之子、卫侯之妻之列也”［１４］（p177）。杨万里的地位虽不能与苏黄相并，但他的努力探索，给南宋以至后来诗歌的发展，提供了“诚斋体”的成功范例。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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