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丁日昌同治七年在江苏巡抚任上禁书禁戏、查缴“淫词唱本”，并开列了禁毁书目。丁日昌对民间文艺特别是通俗戏曲撰演活动的偏见，源于他奉持的理学教化、崇正黜“邪”的思想；当时盛行的功过格思想影响及余治的劝善言论，对丁日昌禁毁“淫词唱本”给予了适时回应和有力俾助；而过分强调通俗文艺对末世时局之影响，则反映出清后期江南禁戏从劝善挽俗到崇正黜邪的地域性文化视野转向。
关键词：丁日昌；设局禁书；淫词唱本；通俗文艺
作者简介：丁淑梅，女，陕西西安市人，文学博士，四川大学
《杨柳青》《男哭沉香》《龙舟闹五更》《五更尼姑》《十送郎》《情女哭沉香》《十二杯酒》《王文赏月》(即倭袍)、《怨五更》《端阳现形》《妓女叹五更》《如何山歌》《叹五更》《西湖遇妖》《三十六码头》《夜合思梦全传》《文鲜花》《百花名》《湘江滩头》《荡河船闹五更》《活沉香》《采茶山歌》《活捉鲜花》《扬州小调叹十声》《月正皎》《妓女滩头》《戏叔武鲜花》《王文 听琴》《刘氏思春》(即倭袍)、《叫船》《书生戏婢》《西厢待月》《新刻送新房诗》《剪剪花》《窗前自叹》《十二月花神》《薛六郎偷阿姨山歌》《十八摸》《六花六节》《小尼姑下山》《大审梅乌县全传》《卖草囤》《四季小郎》《十双红绣鞋》《毛龙访兄荼坊》(即倭袍)、《新码头》《红娘寄书》《王大娘补缸》《捉文密拿钦召》(即倭袍)、《娘姨赋》《寡妇思夫》《玉堂春妙会》《送符服毒全传》《插兰花》《四季相思》《王大娘问病》《杨邱大山歌》《拷红》《上海码头》《赵圣关山歌》《三戏白牡丹》《佳期》《堂名滩头》《唱说拔兰花》《大审玉堂春》《卖橄榄》《时辰相思》《文必正卖身》《庵堂相会》《跳槽》《妙常操琴》《小红郎山歌》《八美图》《九连环》《门倚栏杆》《来福唱山歌》《花灯乐》《巷名》《半老佳人》《十二月花名》《拾玉镯》《哈哈调》《三笑姻缘》《沈七哥山歌》《玉蜻蜓》《湘江郎》《姑嫂谈心》《小翟冈山歌》《闹五更》《卖油郎》《美人闺怨》《手巾山歌》《卖胭脂》《男相思》《美女沐浴》《花魁雪塘》《南京调》《女相思》《偷鞋戏美》《送花楼会》《冷打调》《断私情》《望郎送郎》《诊脉通情》《志诚嫖院》《小郎儿》《女风花劝》《姑苏滩头》《琴挑》《巧连环》《一匹绸》《结私情》。Www.11665.cOm
这些“淫词唱片”涉及了滩簧、花鼓、采茶等地方戏唱本，还包括弹词、五更调、鲜花调、码头调、河船调等民间小调、民间说唱艺术及长短篇叙事山歌。这些流行于江南的戏曲与民间说唱表演伎艺，题材彼此借鉴，文体相互越界，故事穿插对接，形成了丰富的戏曲说唱故事系列，如《小尼姑下山》等思凡故事，《三笑姻缘》等唐伯虎故事，《活捉鲜花》等水浒故事，《活沉香》等宝莲灯故事，《三戏白牡丹》等吕洞宾故事，《戏武叔鲜花》等金瓶梅故事，《妙常操琴》等玉簪记故事，《送花楼会》《文必正卖身》等双珠凤故事，《端阳现形》《西湖遇妖》等白蛇传故事，《捉文密拿钦召》《毛龙访兄茶坊》等倭袍故事，《西厢待月》《拷红》等西厢故事，《庵堂相会》《大审玉堂春》等玉堂春故事，《志诚嫖院》《卖油郎》等花魁故事，《王大娘问病》《王大娘补缸》等王大娘故事，反映江南农事劳动、敷演市井男欢女爱、表现村野日常生活、关注底层的微末艰辛、琐屑世故与人间真情，富有浓郁江南风情，赢得地方百姓欢迎。如《卖胭脂》《卖草囤》《卖橄榄》等滩簧“卖字戏”，本事或起于宋元戏文，渲染市井风情；或取于时事新话，嘲弄佛门禁欲，题材上都涉及了官方禁戏的大忌。又如《来福唱山歌》可能是民间演唱男女风情的俗曲小调，介于评话与弹词之间的叙事作品。演唱者或扮演者是来福之类的下里巴人，称来福，有求福福来之意思，表达的是底层百姓祈求生活幸福平安的朴素愿望，后来成为一种固定的调式，亦为其他地方戏剧目所吸收，如清末绍兴文戏笃班的《双珠凤》第5本之《霍定金火烧堂楼来福唱山歌》。凭借这些传承久远、民间耳熟能详的故事系列，更凭借俗人、俗情、俗事、俗艺的滚带串联、翻新出奇，这些唱本在上海、扬州、杭州、姑苏、南京、湖湘等地域广泛传唱流播。
据随后回复山阳县遵饬查禁淫书呈文看，丁日昌此次禁书禁戏不是只停留在发布文告，而是对具体过程进行了严密监控，对经办官吏也相应进行了奖惩。“该县查禁淫词小说，并不假手书差，遂得收缴应禁各书五十余部，及唱本二百余本，办理尚属认真，应即记功一次，以示奖励……前此分檄各属严禁，初时，江北应者寥寥，旋据江、甘二令搜索五百余部，上元等县续报搜索八百余部，并板片等件，今山阳又复继之，苏、常各属，报缴尤多，或数千数百部不等，板片则令解至省城书局，验明焚毁。倘能再接再厉，得一扫而光之，亦世道人心之一转机也。已将焚缴尤多者记大功，余则记功。仍祈尊处通饬所属认真搜查，勿留遗种；庶通力合作，收效较赊也。”在褒奖山阳县令收缴有功的同时，还对崇明县收缴不力进行责罚：认为其收缴残缺《西厢》各书只有17本，为数甚少却当众焚毁，张皇骇人，属员受到处罚；其申禁早经饬禁之滩簧戏，已属虚伪邀功，且幕友书差办事滋扰，委派门阍端姓地棍于“扫叶山房搜获《珍珠塔》小说一部，罚洋数十元”藉端勒索洋银，具饬严行驱逐。
如此严排密布，“奖惩相继”，遂成“江、甘二令搜索五百余部，上元等县续报搜索八百余部”、山阳县“收缴应禁各书五十余部，及唱本二百余本”、“苏、常各属，报缴尤多，或数千数百部不等”之势。如按这些数字来看，其动辄数百数千的规模实在惊人，其查缴声势之空前更可以想见。由此，两道通饬令所列260多种禁书目，其实只是禁书行动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罢了。比之道光十八年、二十四年的苏郡、浙江禁书行动，此次规模更大，其所列禁“淫词”书目内容“大概有关于秘密结社、攻击贪官污吏、怪诞不经以及所谓有关风化的全部在禁之内”；而戏曲作品尤多，其《小本淫词唱片目》111种加上山阳县收缴“唱本二百余本”粗算就有300多种了，若细查那“数千数百不等”的报缴书目，其中戏曲作品当不在少数。
从丁日昌设局禁书的过程看，其禁毁对象出现了从惯例从事的“淫词小说”到邪说传奇、“淫词唱本”的变化。从顺治九年(1652)清廷首次明确禁止刊布“琐语淫词”，到康熙二年(1663)重申此令，至乾隆十九年(1754)颁禁《水浒传》，再究琐语淫词，可知清廷最初禁毁“琐语淫词”的所指，包括了水浒故事“以凶猛为好汉，以悖逆为奇能”等“教诱犯法之书”。从康熙二十六年(1687)旨覆刑科给事中刘楷奏议始，清廷禁毁坊间作品换了一种提法——淫词小说“犹流布坊间，有从前曾禁而公然复行者，有刻于禁后而诞妄殊甚者。臣见一二书肆刊单出赁小说，上列一百五十余种，多不经之语，诲淫之书”。此淫词小说禁令在康熙四十、五十三年，雍正二年，乾隆三、五年，嘉庆十五、十八年，同治十一年，光绪十一年等年间分别以稍有不同的律法成文一再重申时，有淫邪小说、淫词小曲、秧歌淫词、弹唱淫词、淫词艳曲、夜戏淫词等多种说法；康熙四十、四十八年的禁令还将淫词小说与聚众鼓乐、私祀赛会中的演剧活动相提并论；雍正二年以后的禁令，还不断添设了对违禁文本施以缴书、毁版、闭铺、禁止流通的多种处罚办法，对违禁编撰、刻印刊布、市卖租赁、买看阅读、表演传唱之人的治罪；而丁日昌禁毁的淫词唱片、淫词唱本，作为一种过渡性提法，更显示了清代官方禁毁坊肆作品由小说不断扩及戏曲及民间说唱艺术的趋势。从琐语淫词、淫词小说到淫词唱本，这些提法需要推敲的是“淫词”，这种变化的内在关联性也在“淫词”。“淫词”的意涵需要从不同层面来认识。首先，琐语淫词的说法，可以看作是雅俗文化观念的一种对撞，小道末技、难登大雅之堂的苍间杂说、与经文书传相对的稗闻野记、民间俗伎艺，是官方雅文化视野覆盖下通俗文学文体卑下意识的一种反映。其次，“淫词”指罪最多的，是以《金瓶梅》《红楼梦》《西厢记》《玉簪记》为代表的叙演男欢女爱的小说戏曲作品，所谓偷香绮语、待月情词、“淫词艳曲”宣示的是诲淫的道德论调。再次，美国学者韩森说：“事实上，在宋代，‘淫’这个字指的就是非官方的或未经官府承认的”，这个说法同样适用于清代。与元代以来禁白莲教，清代以来禁罗教、清水教等宗教背景相联系，在清代后期，“淫词”的矛头还指那些借助民间通俗文艺形式如坊本小说、戏文唱本、弹词、宝卷等通俗文艺形式在底层迅速传播的非官方的、未经清廷认可的民间集社说唱故事与淫祀演戏活动。
二、舆论的转向与禁毁影响：从劝善挽“俗”到崇正黜“邪”
随着花雅之争兴起，从乾隆中期始，大量涌现的地方戏曲传唱、演出活动对社会产生复杂影响，已引起舆论关注和官方打击。
从当时的舆论氛围来看，清末一些文人士大夫试图通过伦理教导、功过格观念挽救日益衰颓的人心世道，通过儒教劝化、道德布施来拯救内忧外患社会现实。如同治六年(1867)重镌的《汇纂功过格》就有“严禁赌博演戏迎神赛会，百功”、“竟日多浮浪语，未尝发一善言，五过”、“若夫传奇，风化所关，……尽谱淫词，争翻艳曲，唯改语恶而积语善，止在一掉舌援笔间”的以功抵过思想训导。这种明末清初产生的地方乡绅和传统文人编辑善书、教化民众、劝善立功的功过格思想，在同治以后的末世社会土壤中又异常活跃起来；其中尤以江苏文人余治的活动最为典型。余治(1809—1874)，字翼廷，号莲邨，自称晦斋居士，五应乡试不果，因宣讲乡约有功于咸丰八年(1858)举县学训导，一生热衷劝善化俗。道光二十九年(1849)始收集善书章程汇成《得一录》，后得同道资助于同治八年(1869)最后辑刻而成，因宣讲乡约有功，于咸丰八年(1858)举县学训导，一生热衷劝善化俗。《得一录》中之《收毁淫书局章程》《翼化堂条约》《清节堂章程》《高子宪约》《小学义塾余论》《变通小学义塾章程》等文，禁小说淫书、滩簧花鼓、淫词艳曲、淫邪杂剧的文字随处可见。如《翼化堂条约(勿点淫戏说)》《清节堂章程(禁公堂演剧)》《(宁郡公禀)禁串客淫戏告示》《公禀秘邑尊呈稿(禀禁扮演串客、庙会赌场杂剧)》《各村议规(严禁淫戏夜戏)》《宣讲乡约新定条规(收毁淫书淫画，永禁花鼓滩簧并诲盗诲淫戏)》《删改淫书小说议》《收藏小说四害》《收毁淫书十法及得报》《高子宪约(严惩花鼓淫戏)》《小学义塾余论(去淫书唱本淫邪杂剧)》《奉劝勿点淫戏单俗说》等等。在这些禁“淫书小说”、“淫盗诸戏”的文章中，有两篇与丁日昌禁书禁戏关系甚密。
其一，《劝收毁小本淫词唱片启》，余治最恶山歌小唱、滩簧时调演男女苟合事，对于少年子弟、闺门秀媛咸乐闻之之举嗤之以鼻。因为对这类狂夫秽语，灾梨祸枣持有“收一书则杜一书之害，禁一邑即挽一邑之风”的看法，余治不断吁请当道严禁刊刻，雕版销毁，立碑永禁，永绝根株。几乎从乾隆年间滩簧兴起之际，从讲滩头、唱滩头到粉墨登场演滩头、再到滩簧小戏成型过程中，滩簧之禁也如影随形，但禁令虽繁，往往难以落实，余治想到张榜列目予以禁毁。为了说明山歌小唱、滩簧时调之“妖淫毒种”泛滥，也为了有本可收、有版可毁，经过对街头市廛流行唱本的访查，《启》文后附《各种小本淫亵摊头唱片名目单》，计57种：
《新满江红》《倭袍唐诗》《门依栏杆》《王文赏月》《三戏白牡丹》《堂名摊头》《姑嫂开心》《姑苏摊头》《四季相思》《公偷媳妇》《情女望郎》《五更十送》《送花楼会》《小板捎》《十八摸》《闹五更》《湘江浪》《十弗攀》《哈哈调》《杨柳青》《小郎儿》《姨娘叹》《九连环》《长生歌》《男风化》《女风化》《雌赶雄》《武鲜花》《绣荷包》《红绣鞋》《十不许》《白洋洋》《新码头》《买草囤》《暗偷情》《琴挑》《偷诗》《荡河船前本》《荡河船山歌》《荡河船叫船》《荡河船卖布》《荡河船小板捎》《落庵哈哈调》《十二月花名》《搭脚娘姨摊头》《唱说拔兰花》《来福唱山歌》《男女哭沉香》《情女哭沉香》《绣花绷算命》《好一朵鲜花》《王大娘补缸》《文必正楼会》《赵圣关山歌全传》《王小姐卖胭脂》《小尼姑下山》《文必正送花》。
这些剧目如《拔兰花》《买胭脂》《荡河船》《闹五更》《卖草囤》《鲜花调》等许多是花鼓戏和滩簧共有的。而这里列出的滩簧剧目，是多受花鼓戏影响、以滑稽风趣的小调杂唱市井故事的浅俗鄙俚的后滩之作。在余治这57种“摊头唱片”目中，有41种出现在丁日昌所禁淫词唱片目中。余治称“此外名目尚多，不能备载”，可见当时流行的唱本数量远远不止于此。之所以称为“小本淫亵摊头唱片”，概指这些剧目篇幅短小，配有曲谱唱词，有些更为流行的时兴小唱，便于携带传唱，传播极为迅速；演唱的内容大多表现男女私情、市井谐趣，其间也不乏直击社会矛盾、嘲弄佛门禁欲之作。如《卖草囤》叙述尼姑纷纷思凡，突破宗教戒律，与有情人怀孕生子；有一个卖喂养婴儿草囤的小贩原本生意惨淡，破落不堪，不想途经尼庵被尼姑撞见，草囤当即被争购一空。这些戏目在统治者看来当然是大伤风化、败坏人心之剧，必禁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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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翼化堂条约)立议永禁淫盗诸戏》定议十二条，禁赛社演戏、悬榜碑禁点演淫戏、禁诲淫诲盗戏、举凡梨园演戏皆无不禁；甚而连《缀白裘》这样的折子戏曲集也认为“急宜删定，诚目前要务”；尤其罗举各种所谓的淫盗诸戏，如《西厢记》《玉簪记》《红楼梦》《滚楼》《来福》《爬灰》《卖橄榄》《卖胭脂》《劫监》《劫法场》《盗皇坟》《偷鸡》《打店杀僧》《打渔杀家》《血溅鸳鸯楼》等15种。这还远远不够，以下再开列《永禁淫戏目单》80种：
《晋阳宫》《打花鼓》《翠华宫》《卖胭脂》《打连相》《别妻》《服药》《关王庙》《葡萄架》《翠屏山》《困龙船》《捉垃圾》《思春》《倭袍》《荡河船》《卖甲鱼》《前后诱》《拾玉镯》《打樱桃》《思凡》《下山》《打面缸》《闹花灯》《唱山歌》《卖橄榄》《卖青炭》《借茶》《三笑》《卖草囤》《红楼梦》《把斗关》《财星照》《端午门》《游殿》《送柬》《请宴》《琴心》《跳墙著棋》《佳期》《拷红》《长亭》《斋饭》《搬家》《吃醋》《挑帘裁衣》《偷诗》《三戏白牡丹》《交账》《送礼》《滚楼》《月下琵琶》《琴挑》《追舟》《私订》《定情》《跌球》《奇箭》《送灯》《嫖院》《梳妆掷戟》《修脚》《捉奸》《爬灰》《摇会》《戏凤》《坠鞭入院》《亭会》《秋江》《吊孝》《背娃》《吞舟》《醉妃》《扶头》《种情受吐》《劝嫖》《达旦》《上坟》《卖饼》《踏月》《窥醉》。
这80种戏目，又有半数重复出现在丁日昌饬禁《小本淫词唱片目》中，可见二者之间的密切关联。余治殁前数月撰《教化两大敌论》致江苏廉访应公，谓淫书宜毁，淫戏宜禁，称教化两大敌：一日淫书一日淫戏。“是二端者，一则登诸梨枣，毒固中于艺林，一则著为声容，害且及于帷薄。在作之者固属丧 心病狂，在刊布点演者尤属寡廉鲜耻……此夏廷之洪水也，此成周之猛兽也，此人心之蛊毒，政治之蟊贼也，此圣道之荆榛，师儒之仇寇也。”将“淫书淫戏”对世道人心的“流毒”影响渲染至极，或宣讲乡约，或功过惩报，或代笔呈公文，或议立禁锢局，或删改抽换戏本，或自编善戏巡演，可谓想尽禁戏招数。“江苏巡抚部院丁奏请严禁淫书，缴版焚毁，沪城又增设安怀局、扶颠局，其规约大抵皆先生所条陈也。”丁日昌禁书禁戏的章程定议和措施推行多受此启发，其上书当道、假官长行政予以禁制之法，无疑对丁日昌设局禁书、查缴“淫词唱本”的具体措施和展开过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丁日昌禁书禁戏的主观动因看，似乎并未脱出清廷历次禁书所宣扬的理据，即“淫书小说，最为蛊惑人心”。他不但以《水浒》《西厢》等书“扬波扇焰”，“以绮腻为风流”、“借放纵为任侠”遂致逾闲荡检、祸殃愚民、奸盗诈伪频出，对世道人心产生极大的“不良影响”。丁日昌禁书禁戏持守的封建教化的思想动机，虽来自于他早年应试科举所受的传统教育，也同时受到仕后身边社会名流如曾国藩等人“以义理为先”的思想影响，但实际上丁日昌对禁书禁戏与末世时局之关系还有自己的看法和认识，这决定了他禁书禁戏以平息和制止社会动乱的目的。在道咸年间外国入侵和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小刀会起义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清廷权分政乱、外辱内困的局面中，丁日昌却通过镇压农民起义而得以步步升迁、获得军功奖赏。他曾用火炮向无锡太平军开火，并助清廷以新式枪炮与山东曹州捻军大战，这些行动一再使其获得洋务大员曾国藩、李鸿章的提拔；而咸丰十一年在江西吉安府庐陵任上与太平军周旋，最终丢官革职，流落苏扬鲁皖等地的落魄经历，更使他对农民起义的敌视和仇恨铭心刻骨。所以，丁日昌禁书禁戏的治政之心，是以防患民变、禁治暴乱为出发点的。因为在他看来，不仅《水浒》《西厢》等淫书小说惑乱人心，败坏道德，而且以水浒戏、“卖字戏”、“打字戏”、西厢戏为代表的地方戏曲演唱活动，暴露社会丑闻、“怂恿”强梁谋反，绘染荒诞怪异，纠集民众犯上作乱、是导致时局动荡、社会内乱的根本原因。陈益源说：丁日昌大肆禁书的举动“是想要端正太平天国造反后的风俗人心”，应该说道出了个中一些情由。
从劝善挽“俗”到崇正黜“邪”，舆论的转向带来了禁毁对象和范围的转移。所以他不仅张榜列目、查缴毁版、禁戏传播，还禁止几次大规模戏曲演出活动。他在上海禁止妇女烧香扮犯游街；在江苏藩司任上又通饬苏松、常镇道禁开设戏馆点演淫戏：“无业游民因得鸠集资财，开设戏馆，以为利薮……或托词于果报功惩，而借端敛费，或假名于招徕商旅，而引诱愚氓。非特财匮民穷，无暇征歌选色：即使地方日渐饶裕，而四民各有专业，亦当勿荒于嬉；至因此而演唱淫词，男女杂遝，伤风败俗，更无论已。除出示严禁，并饬苏州府勒石永远禁止……嗣后，城厢内外，不得再如从前之开设戏馆，射利营私。傥有重葺园馆，因而鸠集脚色演唱者，无论已未盖成，一概将房屋基地入官，仍将创造之人从重究办，地保邻右，知情不首，并予责处。其外府州县城乡，如有点演淫戏，地方官一并严行惩办。庶民知务本，财不虚糜，于以端风化而正人心，本部院实有厚望焉。”站在崇正学、黜邪言的立场上，他并不赞同通过戏曲形式寓教于乐的教化观念，他举出敛费惑民、匮财荒业、败坏人心等数条，认为一切不良风俗的滋生、一切社会罪恶的酿成，一切兵豗动乱的爆发，开馆演戏都有无可开脱的罪责。结合他同治七年禁开设戏馆演戏、同年禁妇女人茶馆、又同年连续禁赛会的饬令来看，丁日昌的禁书禁戏并不是一种走过场的官样文章，他对戏曲小说等通俗文艺形式确实抱有“邪言乱世、流毒祸殃”的认识和态度。虽然年轻时也曾嗜读评赏《红楼》；虽然其传世诗文并未被其制造实务所掩蔽；虽然拥有善本多备、富甲一方的持静斋，与李盛铎、朱学勤称“咸丰三大藏书家”；但日后作为一方大员，作为清廷能吏的丁日昌却一手发动了设局禁书禁戏的行动。如何看待这种矛盾?正如当时的上海英文《北华捷报》对丁日昌查禁淫书的举措予以嘲讽，对他将“淫书”与“叛乱”相结合的观念、与扫空书店以增进社会道德的作风，感到十分可笑的报道所说，早期仕路挫败的切痛经历、镇压农民起义而获得进身之阶的军功荐赏以及导因于此的时务退守立场，决定了他视通俗文艺为“淫书淫戏”并施行围剿和禁毁的态度。而这种禁书禁戏、抱残守缺的文化心态又恰恰与他追求先进的科学意识、激进救国的实务精神形成了对比。丁日昌改革弊政与禁书禁戏表现出的自相矛盾之处，或许来自这种时势氛围的变化和主观动机的掣肘，不过他较少禁毁明代以来大量出现的历史演义小说，并编选刊刻以历代忠勇名将征史补史的历史通俗读物《百将图传》；提出“尊崇正学、力黜邪言”的口号，对封建末世通俗文艺作品中那些宣扬秽说、沉渣泛起的恶浊之作的坚决扫荡，还是多少反映了清末一个改革实干家的清醒和关注国家社稷的热忱。
作为洋务运动的实力派，加之有帝王禁戏的权力背景支撑，比之于道光年间苏郡、浙江两次禁书行动，丁日昌的设局禁书禁戏对江南社会的影响则更为深广；而过分强调通俗文艺对末世时局之影响，反映出清后期江南禁戏从劝善挽俗到崇正黜邪的地域性文化视野转向。丁日昌作为洋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江南制造局、苏州官书局、福州船政局的一系列洋务实践，拉开了19世纪中期振兴民族工业、富国强兵运动的帷幕。我们在赞赏其投身改革实务的激进精神的同时，也为其镇压农民起义、禁书禁戏的卫道姿态、强化封建机器社会管制权力的保守僵化感到惋惜。丁日昌禁书禁戏，虽对戏曲小说的传播接受形成一定阻遏和破坏，但设局张榜的方式，对于庞大的受众——戏曲小说的观演接受群体而言，反而成为激发性的传播催化剂：“按以上各书(丁日昌禁书目)，罗列不可为不广，然其中颇有非淫秽者，且少年子弟，虽嗜阅淫艳小说，奈未知其名，亦无从遍览。今列举如此详备，尽可按图而索，是不啻示读淫书者以提要焉夫!亦未免多此一举矣。”作为清廷最后一次大规模禁毁戏曲小说行动的实施者，丁日昌大概不会想到，他所开列的禁毁书目，恰恰成为民众读书观剧的一种名目提示，刺激了通俗文艺阅读、观赏与传播的速度，从而扩大了小说戏曲的传播范围与影响力。
[参考文献]
[1]曹振镛，等，穆宗实录[m]//清实录：第5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
[2]丁日昌，抚吴公牍[m]//札饬禁毁淫词小说，光绪三年(1877)林氏铅印本.
[3]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吴藕汀，书场陶写[m]//三人丛书：第7种，嘉兴：浙江嘉兴秀水书局，2001.
[5]阿英，关于清代的查禁小说[m]//小说二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6]魏晋锡，学政全书[m]//续修四库全书：第82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7]江西按察司衙门，定例汇编[m].清刻本.
[8]曹振镛，圣祖实录[m]//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
[9]延煦，台规[m].光绪十八年(1892)刊本.
[10]韩森，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11]汇纂功过格[m].同治六年重镌本.
[12]余治，收毁淫书局章程[m]//得一录，同治己巳年(1869)刻本.
[13]卢冀野，硃砂痣的作者余治[m]//文学，1935(7).
[14]陈益源，丁日昌的刻书与禁书[m]//明清小说研究，1997(2).
[15]范海泉，刘治安，丁禹生政书[m].海宝全电脑排版植字有限公司，1987.
[16]杜景华，丁日昌评《红楼梦》诗[j].红楼梦学刊，2001(3).
[17]左鹏军，新见黄遵宪、丁日昌集外诗及考订[j].松辽学刊，2000(4).
[18]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
[19]附录[m]//李渔全集：第20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