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元杂剧公案剧塑造了包拯、张鼎等清官形象。在他们的身上，作者赋予其共同的思想性格特征：清正廉洁、执法如山、刚直不阿、为民请命、犯颜直谏、打击豪强、为民除害、聪明睿智、断狱精明，这是作者美好理想的外化，也体现出人民与黑暗势力作斗争的坚强斗志和不畏强暴的正直精神。他们正是人民所期望的清明政治的化身，同时也带有

　　　　近来阅读了苏力先生几篇从法律角度研究元杂剧的论文，甚觉新鲜。从一个新的角度研究文本不失为有益的尝试，但其文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诸如论文认为“尽管常常被概括为清官与贪官或滥官之间的斗争，善与恶的斗争，但这些戏剧真正反映的是，冤错案件基本与裁判者的官员本人的道德品质并没有直接关系，而与官员的智识、能力则有更直接关系。如果仍然要用‘清官’这个词，那么这里的‘清’不能仅仅，甚至主要不能理解为道德上‘清廉’或‘清正’，而应理解为包括了智识能力上的‘清楚’或‘清醒’。《窦娥冤》讲的就是这样一个人类悲剧：在一个没有强有力自然科学技术、实证科学研究传统和职业传统支持的司法制度中，哪怕司法者很有良心和道德，也将注定不可能运送正义，而更可能运送灾难和悲剧。”作者模糊了清官与贪官的道德区别，认为他们“勤政不勤政就不会对减少错案有多大差别”…。如此的论断，或许从现代法律学角度审视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此分析经典名作是对经典名作为我所需的随意解读，完全不顾及作品所处的时代与作家塑造这些清官的文化意蕴，故其所得结论不符合作品所反映的时代和文化精神。www.11665.COM因此，本文从探究元杂剧公案剧中的清官形象的文化精神层面，揭示出清官身上所蕴含的思想意蕴，有利于我们将古典作品还原于作品所产生的那个时代来理解其思想意义，而不是用现在人的观念去匡正古人。
　　
　　一、包拯——百姓理想化清官的典型
　　
　　元杂剧公案剧里的清官形象，第一当属包拯。元杂剧里写包拯的戏有《蝴蝶梦》、《鲁斋郎》、《后庭花》、《生金阁》、《灰阑记》、《留鞋记》、《合同文字》、《神奴儿》、《盆儿鬼》、《陈州粜米》、《张千替杀妻》等，故包公成为了

第二，断案精明、主持公正，是人民智慧的集大成者。包公戏中的包公形象担负着广大人民希望法制公平的美好愿望，在法制不健全的元朝，人民只能希望为官者有超人的智慧，凭借着“智慧”惩治恶人，帮助善良的人们。因此，剧作者把人民大众的智慧都聚集在包公身上。突出包拯断案以智慧为主的 剧作有《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包待制智勘后庭花》、《包待制智赚生金阁》、《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包待制智勘灰阑记》等。
　　在这类剧中，除《后庭花》外其他的案件本身并不复杂，是非曲直较为清楚，不需花费太大的精力勘察案情的蛛丝马迹，只需要为官者有一颗公正的心和聪明的智慧，突发奇想，掌握证据。《灰阑记》堪称这方面的代表。剧写张海棠因贫穷被迫为妓，后嫁富户马员外为妾。马正妻与州衙赵令史私通，为独霸家产，二人谋划将马均卿毒死，嫁祸于海棠，又抢夺海棠之子。海棠与马正妻吵到官府，赵令史买通街坊邻里，出面作伪证，说孩子为马正妻所生又逼海棠承认毒死丈夫，屈打成招，问成死罪，押解开封府。包拯接到申文，重新审理，画地为圈，放寿郎于圈内，让海棠与马妻各拉幼儿的手，谁拽出孩子便是谁的。海棠恐伤子，因而马妻拽出，包公假怒，令打海棠，海棠诉说怕伤孩子，合情合理，遂判明此案，将奸夫奸妇凌迟处死，海棠母子团圆。剧作的主要关目就是包拯巧妙地运用人情可推的道理，轻易地断出了谁是生母，表现出包拯超人的智慧。再如《合同文字》中包拯发布刘安住死亡的假消息，然后告知刘安住的伯母“误杀亲子孙不偿命，若不亲，杀人偿命”，迫使刘安住伯母承认刘安住是自己的亲侄儿，并主动交出《合同文字》。包拯既不搜查，也不用刑，而是智赚合同文字，为刘安住争得了财产继承权。《后庭花》是一个案情非常复杂的公案剧，里面有两桩人命案纠缠在一起，充分展示了包公勘察案情的超人智慧。除此之外，几乎所有的“包公戏”中，都表现出他超人的断案智慧，这点，更使这一人物完美，正像《鲁斋郎》里张珪所唱的那样“再不言宋天子英明甚，只说他包龙图智慧多。”
　　第三，爱护民众、体察民情，具有人情味。元杂剧中的包公形象，不仅仅是威严公正、铁面无私的判官，而且还表现了他温和仁爱的一面，当然这是他对弱小的、善良的民众的。“在元代政治法无定守、法多有弊的现状中，他们(儒臣)往往是重情胜于重法。胡祗通主张‘问狱以情’；靳孟亨‘为治以理而不以刑’；杨维桢也明确地强调：‘求狱不于其情，而欲以笔札求之乎?是言也，平狱之本也。’儒家一贯以德化为主而轻视法律，提出：‘德主刑辅’，‘以经决狱”’。因此，元杂剧公案剧里的包公也往往以“律意虽远，人情可推”(《灰阑记》)作为断案的准则，往往也显示出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的包公形象的另一面。如在《鲁斋郎》里包拯出于仁爱之心收养李四和张珪的儿女，《蝴蝶梦》里包拯被王家母子有情有义、深明大义、敢作敢当的精神所感动，于是找了一个与本案无关的罪犯替代了王三，救了王三的命。特别是《留鞋记》，是包公戏里很有新意的剧作，展现的完全是包公思想中重情感的光彩面。它既是一出公案剧，同时又是一出很美的爱情剧，歌颂了秀才郭华和卖胭脂的少女王月英的自由爱情。郭华因爱上王月英而常去买胭脂，王月英也爱上郭华，二人约在元霄夜到相国寺里相会。郭华因醉酒，在相国寺里睡着，王月英推不醒他，无奈将一只绣鞋、一块手帕放在郭华怀里而离去。郭华醒来后发现了鞋与手帕后悔不已，便吞手帕自杀。郭华的仆人到寺中发现郭华死了，便扭送和尚到开封府告状。包拯根据绣鞋便捉拿了王月英，王月英说出真情，包拯让她到相国寺寻找手帕。王月英来到相国寺，见郭华口边有手帕的一角，扯出手帕郭华便复活了，包拯于是成全了一对有情人：“今日个开封府断明白，合着你夫和妇永远团圆”。包拯便成了捍卫年轻人自由爱情的保护神，从而使其成为真、善、美融于一身的完美形象。
　　第四，包公文化的现实精神。从元以后，包公戏长久不衰，直至今天的舞台影视。据不完全统计，元明清三代写包公的戏竟有31种之多。近世《京剧剧目初探》里也有34种包公戏。这些故事大多没有史实依据，多是人民群众的想象和创造。这些戏的共同之处是突出包公的正气、勇气和灵气，包拯往往并不是戏剧的中心人物，只是在剧情达到高潮时作为解决矛盾的关键因素而出现。从古至今，包公戏虽然千变万化，但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包公是一种象征，象征着正义和公正。他执法如山，秉公断案，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平民百姓，上在人世间，下到阴曹地府，违法必究，铁面无私。艺术中的包公，实际上是老百姓心中的包公，包公形象已成为中华民族灵魂的一部分，同时也成了老百姓心灵的寄托。在生活的风风雨雨中，人们需要诉冤说理的地方，就有开封府的大门为他们敞开；在坎坎坷坷的人生旅途中，人们期望有敢于主持公道的人，于是就有包青天昂然端坐在大堂之上。千百年来，包公从朝廷走向民间，从历史走向生活，从现实走向艺术，从古代走向现代，是广大人民群众一种共同心理的产物，一种普通愿望的表露，一种集体意志的倾述。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没有比正常的生活秩序、安定的生活环境更重要的了，但安定的生活环境是需要强有力的法和强有力的执法者来维护的。在

　《魔合罗》写李德昌外出做买卖，他的堂弟李文道更加胆大妄为、调戏嫂子刘玉娘。李德昌经商回来，路上淋了雨，病倒在一古庙，托卖魔合罗的小贩高山给他家送信。高山问路恰恰问到李文道，李文道听到哥哥赚了好多钱便起了坏心，他告诉了高山嫂子的住地后就到庙中用毒药毒死堂哥，劫走财物。等刘玉娘赶到庙里时，李德昌已不会说话，归家即死。李文道却反咬一口，说刘玉娘和奸夫通谋药死了李德昌，并以此逼刘玉娘嫁给他。刘玉娘不从，李文道就告了官。萧令史受贿，把刘玉娘判为死罪。刘玉娘被押到府里，府尹不加勘问就判了个“斩”字，恰遇六案都孔目张鼎，刘玉娘向他哭诉，张鼎看出了她的冤枉，认为人命关天，不能糊里糊涂地判人 死刑。府尹限他三天内审清此案。张鼎从刘玉娘口中问出了卖魔合罗的人高山，由高山又追究出曾遇到李文道，又巧设计谋找到李文道犯罪的人证，最后处斩了李文道，为刘玉娘涮洗了罪名。《勘头巾》写贫民王小二经常得到刘平远刘员外接济，某日又来到员外门前，却与员外发生了一场口角说要杀了刘员外；恰好刘员外的浑家与太清观的王知观“有些不伶俐的勾当”，便唆使他杀了刘员外，两人得以做一辈子夫妻。王知观趁刘员外出门取账酒醉时杀了他，取头巾回来为证见。地方官审理刘员外身死的案件，听信刘妻的告诉，将王小二作为疑犯，虽然并无证据，仍然将他屈打成招。但是刘员外所用的头巾一直没有找到，负责审案的令史再次到牢里拷问王小二，王小二受刑不过，随口答道，头巾藏在城外刘家菜园里井口旁边石板底下。刚好有个卖草的庄家被牢头关在牢里让他给打草苫，听到了王小二的供词。令史审出了头巾所在，自然就要去取这件重要证物了，而那位卖草人出得门来却碰上了在附近探知动静的王知观，将王小二的供词说与他听，王知观得知后迅速将头巾藏到王小二所招供之地，奉命前去的张千顺利取到证物，此案遂定为铁案。就在王小二被处决时，六案孔目张鼎进衙办事，听到王小二喊冤，就想为他重新审理，寻找案中的破绽，却无法解释王知观何以知道头巾这件重要证物埋藏的场所。七弯八绕，闲谈中张鼎一不小心说起这衙门的屋顶哪怕加几张草苫也好，张千猛地想起那日去取头巾时，曾经遇到一个卖草人。张鼎找到了这位庄家，很偶然地，知道那天他曾经将王小二的供词说给王知观听，经由这条小线索，诱刘员外妻子说出真情，终于找到了凶手。
　　通过这两出戏，我们可以看到作为良吏、能臣的张鼎身上所具有的优秀品行。第一，为官爱民、勤勉吏治。剧作者把人民理想中的良吏的好的品行都集中在张鼎身上，他为官不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或光宗耀祖，而是做官为民、报效社稷。因此，他不畏手执“势剑金牌，先斩后奏”的上司的淫威，说他“葫芦提”而翻他已判了“斩”字的案。他之所以敢如此，就是因为他认为：
　　人命事关天关地，非同小可。古人云：“系狱之囚，日胜三秋。外则身苦，内则心忧。或笞或杖，或徒或流。掌刑君子，当以审求。”赏罚国之大柄，喜怒人之常情；勿因喜而增赏，勿因怒而加刑。喜而增赏，犹恐追悔；怒而加刑，人命何辜?这的是霜降始知节妇苦，雪飞方袁窦娥冤。
　　这一点正体现出

　此外，王翛然也是很成功的清官能吏的典型。他是金时人，金皇统二年(1142)进士。金人刘祁《归潜志》卷8载：“金朝士大夫以政事最著名者日王翛然。尝同知咸平府，摄府事。时辽东路多世袭猛安、谋克居焉，其人皆女真功臣子，骜亢奢纵不法。公思有以治之，会郡民负一世袭猛安者钱，贫不能偿。猛安者大怒，率家僮辈强人其家，牵其牛以去，民因讼于官。公得其情，令一吏呼猛安者。其猛安者盛陈骑从以来，公朝服，召至听事前，诘其事，趋左右械系之，乃以强盗论，杖杀于市。一路悚然。后知大兴府，素察僧徒多游贵戚家作过，乃下令，午后僧不得出寺，街中不得见一僧。有一长老犯禁，公械之。长老者素为贵戚所重，皇姑某国公主使人诣公请焉，公日：‘奉主命，即令出。’立召僧，杖一百，死。自是京辇肃清，人莫敢犯。世宗深见知，故公得行其志也。公为人恬淡简静，颇留意养生。……其为吏之名，至今人云过宋包拯远甚。”由此可见，王翛然确实是当时的一个清官，所以杂剧作者也就喜欢将审案故事附会在他身上。写他审案的剧作主要有王仲文的《救孝子贤母不认尸》和萧德祥的《王俯然断杀狗劝夫》。尽管这两出戏都重点反映的是家庭伦理关系，前者歌颂“母贤子孝”，后者赞扬“嫂贤弟悌”，但仍然表现出清官能吏的公正精神，尤其是前者。杨兴祖母亲李氏是位贤德的母亲，面对贪而昏的官吏巩推官和令史毫不畏惧，指责他们“官人们枉请着皇家禄，都只是捉生替死，屈陷无辜。”清官王修然更可贵的是他对百姓冤苦的理解，对贪官污吏恶行的反省，因而他更具人性味。他认为“律意虽远，人情可推。重囚每两眼泪滴在枷锁上，阁不住落于地上，直至九泉。其地生一草，叫做感恨草，结成一子，如梧桐子大，刀劈不能碎，斧砍不能开，天地无私，显报如此。俺这衙门如锅灶一般，囚人如锅内之水，祗候人比着柴薪，令史比着锅盖，怎当他柴薪爨炙，锅中水被这盖定，滚滚沸沸，不能出气，蒸成珠儿，在那锅盖上滴下，就与那囚人衔着冤枉滴泪一般。”由于他有如此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审案非常注意，绝不妄下结论，这充分显示了清官的人格风范。他告诫令史：“但凡刑人，必然尸亲有准伏，方可定罪。”他看着杨谢祖“一个寒儒，怎犯下十恶大罪?方信道日月虽明，不照那覆盆之内。我为甚重推重审?却不道人性命关天关地!”正是出于对人性命的看重，他才不怕麻烦，为民伸冤，惩恶护善，这正是公案剧中清官良吏的可贵之处。《延安府》中的廉吏李圭也是这样的正直之官，他决不做谄佞之徒：“咱人要一生谄佞，枉负了七尺身躯。”他有自己为

官原则：“有那等为官为吏的，陷害良民；小官职居清廉，理当正直，除奸革弊也呵!”“则为那吏弊官浊民受苦，差小官亲体伏。有一等权豪势要狠无徒，他则待要倚强凌弱胡为做，全不怕一朝人怨天公怒。若有那衔冤的来告诉，小官可也无面目，施行那徒流笞杖我可便依着条律，不恁的何以得民服?”“方信道秉正公直是大丈夫……我则待赤心报国将社稷扶，我则待要将良善举；我则待把奸恶除，我一心儿敢与民做主!”因而他有一身正气，不畏权豪势要，敢为民做主，处斩了调戏民妇而又打死人的葛彪，免了其姐夫庞绩的官，将监军葛怀愍也充了军。可以说，这些个为官清正、与民伸冤、惩治奸恶、赤心报国的清官能吏体现出中华优秀文化的光辉，他们是艺术家和广大民众根据他们的美好愿望所塑造的理想化的人物，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