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克木的散文（包括随笔），是当代散文中少有的有着“活泼的文调”、能让读者发笑的文章。在文章里，作者经常扮着各种“鬼脸”，戏谑读者，充分展示了他的诙谐与幽默。他的文章恰恰践履了梁实秋的散文观：
　　散文的文调应该是活泼的，而不是堆砌的——应该是像一泓流水那样的活泼流动。要免除堆砌的毛病，相当的自然是必须保持的。
　　他文章里这种少有的“活泼的文调”，其重要原因是运用反讽的结果。什么是“反讽”？《辞海》是这样定义的：译自希腊语eironia，原为希腊古典戏剧中的一种角色类型，即“佯作无知者”。作为一种艺术手法，早在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身上已有娴熟老到的应用，那是出于论辩的需要，乃至是愚弄论辩对手的一种利器。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兴起以后，才大放异彩。故此，在新批评理论中，反讽是指“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即词语在上下文中发生了意义的改变，即言非所指。反讽是叙事文学经常使用的一种修辞手法。叙述者在叙述的过程中，为读者提供至少两套代码，一套代码是“表面的”“显在的”，在字面上提供了貌似正确的道理，而另一套代码是“内在的”“隐藏的”。通过叙述者在语言上的婉转周旋，利用历史语境的差异或逻辑上的谬误，让读者心领神会“内在的”“隐藏的”代码的“正确”和“表面的”“显在的”那套代码的“错误”，或虽然明白“错误”却依然坚持错误而产生的荒谬感。反讽叙述希望达到的效果，与叙述者字面上的陈述往往是错位的，“言在此而意在彼”是反讽的基本修辞面貌。反讽是现代主义给小说的审美与叙事带来的一种新的元素。在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形式上的反讽的研究比较多见。www.11665.CoM比如欧·亨利式的结尾，《尤利西斯》利用现代人与古代英雄观之间的反讽对比营造结构等等，而反讽在散文创作方面的运用的研究则是凤毛麟角。散文中的反讽与小说不同，它是由散文作者——叙事者本人直接表述出来的。散文从写历史，写社会，写风俗到执意品尝人生的况味，在更宽广、更深邃的意义上表现了人性和人的心灵深层。他的反讽，犹如一面多棱镜，不露声色地照出各色人等的行迹。反讽的方向在本质上是批判性的。反讽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形式构成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它浸润了作者的生命体验。由此可见，反讽作为叙事和表现的艺术手段，原是出于把握复杂世界和击垮论辩对手的需要，它是有深刻的时代根源和文学史的传统的。拥有深厚中西学养的金克木，何以在自己的暮年反讽会在他笔下大放光彩，正是源于他对事物和人生的深刻理解，因而其批判的力度就显得格外显著。不过，相对而言显得要“温和”一些，没有“剑拔弩张”的味道。他有时是自嘲，有时是嘲人，都不过分“尖刻”。反讽一方面显示着作者的态度和评价的显在表达，另一方面，在总体语言环境里，作者的意指却是截然相反的态度和评价。比如《老来乐》：
　　六十整岁望七十岁如攀高山。不料七十岁居然过了。又想八十岁是难于上青天，可望不可即了。岂料八十岁又过了。老汉今年八十二矣。这是照传统算法，务虚不务实。现在不是提倡尊重传统吗？
　　最后一句话，就是典型的反讽：明知尊重传统的意思，不是指年龄的“务虚不务实”，但是作者偏要“牵强”一回。这就是上面说的“坚持错误而产生的荒谬感”。他的反讽，经常是一石二鸟。不谐调是诱发幽默的种子，反讽不同于一般的讽刺，它往往带着谐谑，叠合着苦涩或亮色的喜剧意味。重要的是它的自嘲与自谑，常常把自己“摆”进去，是“蓦然回首”，“我”也在其中的深刻自嘲即强烈的灵魂自审意识之中。比如他的《末班车》有这样一段：
　　现在我搭上人生的末班车，回想1933年去沙滩北大法文组当末班车的无票乘客，从此和外文打交道，可说是一辈子吃洋文饭。然而说来很惭愧，对于外国文，我纯粹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不用就忘，可以说是一生与外文做游戏。
　　这段话中“我纯粹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不用就忘，可以说是一生与外文做游戏”是反讽，而且是自嘲。在金克木的散文里，像这类的思路非常多见，比如《告别辞》、《自撰火化铭》等，信手拈来，都有巧妙运用反讽的佳句。金克木的散文不单单是站在权威地位俯视卑劣灵魂并对其进行揶揄、鞭笞，也不是那种站起来的灵魂对着没有站起来的灵魂的调侃。正是“我也在其中”的一种心态。面对人生的乖戾与悖论，作家承受着由己及人以及由人及己的心灵震撼，其用生命咀嚼出的这种人生况味，不能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此老的睿智和傲骨，则格外地令人瞩目。不过金克木的睿智和傲骨，出于他的悲天悯人。他对人对己，对长辈、同辈知己乃至后生小辈，概莫能外。像杨绛、施蛰存、陈白尘等老作家一样，金克木并没有居高临下地裁决生活，而是以一颗悲天悯人的心灵去体察人们生活中的各种滋味。他们不再简单地注重人生的社会意义和是非善恶的简单评判，而是倾其心力于人生况味的执著品尝，倾心展示他们人生行进中的特异感受与生命体验。
　　常人写回忆性的文章，多是怀人记事，但是在金克木笔下，既能保有对“撰写对象”的尊敬，同时还能时时谐谑一番，使他的回忆性散文，远远超出了表达思念之情的层面，人物刻画栩栩如生，并且显示出作者超人的想象力。他笔下的“徐祖正教授”，即是如此：
　　徐先生终身未娶。他的妹妹终身未嫁。……两人都是基督徒，很虔诚，在心里。徐先生个子很矮，皮鞋是特制的高底，手里经常拿一根西式手杖。我一望见就恍惚遇上了没胡子的夏目漱石。
　　不仅仅表现了他对抒写对象的情感，同时还表现了他对抒写对象性格的准确把握，他极其善于打破常规的“一本正经”的严肃格调，取而代之一种幽默、谐谑甚至玩味的味道，字里行间显示出的是少有的“老顽童”的形象。他的《少年徐迟》、《忘了的名人》、《三笑记》、《遥记莫愁湖》等等，都令人忍俊不禁。金克木的文章，无论怀人记事抑或评事论理，都是这样谐趣横生，洒脱自如。他写30年代北大英语系主任温源宁，也是妙笔连连。他说，听温源宁读中国古诗时，“竟仿佛会见了一位宋朝或明朝的词人、文士，那么温文尔雅”。又说，温源宁的英语“也使我闻所未闻。那么自然随便，轻轻的低语，和他的中国话一模一样。法国的蒙田，英国的艾狄生，中国的陶渊明，化为一个人来到我的面前了吗？我如入梦境，竟不知道怎么和这样一个人谈话”。他的想象，简直是出神入化。除了这类“奇思妙想”之外，他随时都要“谐谑”一下。他还说南星的文章“也有不关文章和翻译的小疵，好像美人脸上有两三个雀斑”。
　　金克木的散文之所以这样谐趣横生，一方面基于他的智性思维，另一方面也基于他豁达乐观的生活态度。他几次在文章里正面谈到死亡，总是一种从容、坦然的姿态。恰恰是因为作者首先拥有一种达观的现实态度，金克木尊重我们民族先哲孔子的遗教：“未知生，焉知死”。在他看来，死亡虽然是个体生命的终结，但它实在是生命的一部分，只是生命旅途的最后一个驿站而已。这最后一个驿站，也仍然是生命必经的，终究不可逃避，也无心逃避的一部分，于心不愿不甘，于是，才使他选择了反讽以及诙谐这样绝妙的形式。因为在这里，他关注的终究是生命之生，是一生的这个过程。《遗憾》一文中，他自谦地说“这一生东打一拳，西踢一脚”，“尽管有遗憾，仍能笑口常开，时刻准备着上八宝山‘火遁’去也”。写此文时，他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行文节奏起伏跌宕，变化万千，读者感受到的却是一个青壮年作家生机盎然、年富力强的那种律动。行文中不断流露出只有阅历超常丰厚、胸襟广阔的老人才能有的，睿智和洞察力。金克木极其善于将人物的神韵勾画出来，他不是围绕家常琐事，儿女情长，而是仅用三言两语就抓住人物的性格特征，单刀直入地触及人物的命运，或者人物的政治见解，或者学业上的成就，或是日常待人接物中的某一不被人注意的细节，这一难能可贵的高超眼力和艺术上妙到巅毫的分寸感，颇有鲁迅大师之遗风。比如他写《吴公子保初》，作者就抓住了他政治生涯中充满“矛盾”的特性，概括为：“他既维新又革命，还和先维新后保皇的康有为有联系，又与毁了维新篡了清朝的袁世凯有过来往。” 这种入木三分、性格灵魂如置眉睫之前的点睛之笔，在金氏文本中在所多有。他思路开阔，行文简洁又跌宕多姿，富于跳跃性，严肃当中总是浸润着诙谐。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其实对老生代的许多作家来说，并非如此。他们的一生，多半分为三段，少年至青年，或坎坷或平淡，在中国社会历史的大动荡、大悲大喜之中，他们是这一时代历史的小人物，他们的悲喜，也是时代大风浪、大波涛所能折射或与之休戚相关的那一道涟漪；中年经历的“文化大革命”，将他们打入社会最底层，或身陷囹圄，或在“牛棚”和“干校”中度过艰难岁月，直到晚年，七老八十以后，迎来了我国历史上来之不易的“太平盛世”，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的“复位”，他们的学术写作，或所从事的其它的职业（老生代散文作家中有好几位杰出的画家），就他们个人来说，都达到了一个与前半生和前大半辈子不能相提并论，也许还是一生事业的顶峰。如前所述，金克木虽然在前半辈子没有像张中行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冰封冷藏达二三十载，也没有萧乾和施蛰存那样经历了戴帽和摘帽的惨淡而荒谬的升沉折腾，金克木和季羡林一样，都是经历过未名湖畔的“牛棚”生涯，不过，他们几位如同两哲西塞罗和罗素，不约而同地在老年关注起老年这个话题。行八旬话老年，他们几位八旬老人话八旬的文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我国20世纪散文史上闪耀着迫人思想光芒的华章，后人要超越这个话题的深度和广度，几乎是让人会有“崔灏题诗在上头”的感叹的。
　　像其他老年作家一样，金克木笔端所涉及的“老年”，是“广阔天地，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与一般“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忧伤、无奈的基调截然相反。他更进一步表明，年老后，可以随便看书，“不必出门而自有天地。真是无限风光在老年”。他几乎就是在唱老年赞歌了。作者还说：“像我这样的人，八十岁够了。老年来得好。”他是在充分地“享受”老年，“老年”与厚积薄发的创造，成了同义语。　　对于“死亡”，季羡林认为“万物方生方死”，应该顺其自然，泰然处之。金克木不光是处之泰然，在他笔下，“死神”并不狰狞可怖，而是与自己一样是一个和善的老头，友人，可以和它开善意的玩笑，玩一些无伤大雅的“噱头”。他说：“末班车可以是头班车，离开这个世界，在另一个世界里，我又是初生儿了”。而且他还别出心裁：“生者致悼词，死者岂可无词？何妨‘自我作古’，拟作一篇”，这应该是当代文坛里少有的作“生祭”之用的“告别辞”了。作者还说：“但愿有时记起我的人在回忆的春天里发出会心的微笑。”作者另一篇异曲同工的《自撰火化铭》曰：“先生金氏，东西南北之人也。生于清亡次年壬子。卒年未详。曾居教席于小学、中学、大学，皆机缘凑合，填充空缺，如刊物之补白，麻将之‘听用’，不过‘拾遗’、‘补阙’、‘员外’而已。”言语之间，谐趣横生，作者惊人的旷达与洒脱，直追丧妻之后“盆鼓而歌”的庄周。金克木的《陈年日记一则》，表面看去，好像是作者“信手涂鸦”，文中作者还直言“可以笑笑大约七十年前的读书人和读书”。但是认真读过这篇文章之后，相信真正读懂这篇文章的人，谁也不会认为这是作者的“无意为之”。文章除了字面意思之外，作者将讽刺与批判的锋芒直刺封建礼教，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把一些“文化人”完全给禁锢住了。“非礼”的词汇即便是出现在否定的句子里，也会备受“关注”。而越是标榜“正人君子”的人，其实“非礼”的事情没有一样不“在行”的。另外，文章不动声色地嘲笑了旧式文人的“矛盾”：一方面教人如何去读书，但是另一方面又说学这些“不会有多大出息”。而会记账倒比读那些书有用，起码“还可以吃饭”。在金先生笔下，“旧有”的一套“治学”方法的堂皇借口体无完肤地被打破了。它们是那么可笑、可鄙。文本作者皮里阳秋，几乎是一本正经，不动声色的。

　　金克木的诙谐是发自骨子里的，是他文化人格的一个组成部分。幽默如果仅停留在词语错位，逻辑错位，心理期待错位，而不是在价值错位上进行校正和颠覆，那也同样不是一位高明的幽默大师。学术工作被迫抛置一边，他不是首先想到自己，而是相同处境的同人，有一次，可以说是一种带有类似恶搞性质的对同人的关怀。在黑白颠倒的日子里，他居然倚老卖老地引诱一位同事“上当”，去翻译“倚老卖老”一词，一方面消解大家的苦闷，而其实是验证一下朋友是否荒疏了专业。幽默与诙谐已然成了他对待生活、审视生活不可或缺的态度。金克木在表现自己的思想时，时常闪现出唯有大智者才有的智慧。而幽默正是这种大智慧的表现，是大智者的“一种心理状态”，“一种对人生的看法” 。
　　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金克木，他自谦是在中外之间“游走”，古今之间穿梭；他不光是精通文史，还由文涉理。一位人文科学学者，就不像一位自然科学家同时还是一位哲人，如20世纪初那一批物理学大擘那样，在人类思想史上是贡献卓著的。个中原因，可能是青少年时代学了文科，成年后再修自然科学，年岁的季节已过，就不那么入门了。不过，金克木如果算不上是“通才”，那么，在人文科学学者的队伍里，他的自然科学知识无疑是十分丰富，起码是兴趣最为浓郁的一个了。金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主要集中于六部经书里，即《周易》、《老子》、《尚书》、《春秋》、《毛诗》、《论语》。作者从文化学的角度分别对这六部经书不仅有纵向的个案分析，而且有横向的比较。作者把佛法六经与儒道六经作了比较，剖析了二者的差异：
　　佛法的个人性明显，倾向于分散。儒、道这方面则政治性极强，倾向于全体、集中。佛法是从个体到全体，无序。孔、老是从全体到个体，有序。
　　文字简洁，而且一针见血。作者这种宏观的审视，其见解之新颖之深刻，对专治儒、道、佛某门学科的专业学者，也是有诸多启发的。他的《用艺术眼光看世界》、《食人·王道》、《世界思潮》、《历史的断层》、《门外议儒家》、《妄谈孔子》等，不光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探讨，他还经常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进行中外对比、东西对比，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放在世界文化的潮流当中去观察。金克木除了对印度文化等社会科学有深厚造诣之外，举凡数学、天文、地理、生物等自然科学领域也涉猎广泛。施蛰存在他的《文学之贫困》里曾经呼吁作家应该有历史、哲学、政治等人文科学的修养，而金克木在他的散文里所反映出的学养已经远远超过了施蛰存提出的高标。金克木的文章，大多属于文化随笔，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学者散文”。他在文化随笔里所呈现出的对古今文化、中外学术的“融会贯通”和“游刃有余”，颇有钱钟书的遗风，真正是“凌云健笔意纵横”。他的随笔，不光是“穿越”文、史、哲，而且是文理兼备，简直就是“百科全书”，一切旧学新知，都能为“他”所用。更为重要的是，尽管他的文章真正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但是绝没有掉书袋的味道，文中涉及的学术观点，都是经过他自己的消化，从他的思想里自然流淌出来的。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个老学者，他不光对旧学谙熟，更能在前卫性质的学科前沿发言。他博闻强记，思想敏锐。他的文章里，很少有大段的引文，他晚年以后没有像样的书柜，有要查询的内容，通常是给好朋友打个电话，只需印证一下自己的记忆而已。他需要的书，大多都储存在他自己的大脑里了。
　　他的散文，承载了丰富的学养，同时也展示出学者宽广的视野和缜密的思维。他对问题的思考相当深刻，而且思考的结果常常出人预料。他的《反传统的传统》，发人未发，观点警策，揭示了“反传统”的历史渊源，给读者重新打开了一扇窗子。他说“五四”的“反传统”，并非始自“五四”，而是“古已有之”，带给读者不小的震撼。他的思路经常是先“环顾左右而言它”，然后在不经意中，又回到他的主题。《科学·哲学·艺术》一文指出自秦“焚书坑儒”之后，一直延续着“不利于统治机构者禁之”的原则。东汉的“党锢”、宋代的“党禁”、明代的“党争”等，都以政权的强力迫使归于“统一”。这种原则在明代的“八股文”中达到了“极致”，当然同样也适用于民间文化和外来文化。可以说，“官办文化从秦到清一直是传统主流”。这也就是为什么从秦代直到清末，再也没有出现过战国时“百家争鸣”的文化景观的原因所在。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欧洲文化思想是从怀疑开始的，是从提问题开始的”，婉转地表达了科学、文化的繁荣对思想的解放、言论自由的高度仰仗。文章立足于中国，又穿越了时空的阻隔，以印度及欧洲的文化史为参照，显示出少有的广博的视界。
　　
　　金克木通过随笔尽情地挥洒着他学术的存储。谢冕先生说过，金克木的贡献是“把传统的散文小品学术化了”。这话很有道理。他确实是把散文与学术糅合到一起了。其他散文家如孙犁、施蛰存、黄裳等也有这类学术随笔，但都不及金克木的广博和融会贯通。
　　金克木的随笔突出体现了他在“文”“理”之间的融合与沟通。他了解科学哲学，所以形成了他独有的宇宙观。他特别提倡读书人要懂一点天文知识。他说：“看天象，知宇宙，有助于开阔心胸。这对于观察历史和人生直到读文学作品，想哲学问题，都有帮助。心中无宇宙，谈人生很难出个人经历的圈子。”他还说：“最宏观的宇宙和最微观的粒子、多么相似啊！宇宙的细胞不就是粒子吗？怎么看宇宙和怎么看人生也是互相关联的。”他通常是在这样的思想境界里思考问题的，其思想的博大精深，自然不难理解。20世纪中期，“全球化”的思潮带给中国学术界不小的“焦虑”，面对东西文化的激烈交锋，金克木从科学发展史的角度俯瞰整个世界的文化发展进程。他指出：“西方（欧）文化里的东方（亚非）成分本来就不少，后来几乎是东方文化向西发展的文化史。——西中有东，东中有西，难以隔绝。”他认为从古时代代相传的文化之“统”，是在变化当中传下来的。虽然形式有种种改变，但是思想之“统”没有变。他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之“根”，就存在于六部经书里（《周易》、《老子》、《尚书》、《春秋》、《毛诗》、《论语》）；其中《周易》是核心，是思想之体；《老子》是用，两者相辅相成，是中国传统思想核心的两面等等。从他的散文里，读者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学者、散文家，更是一个思想家。
　　在金克木的随笔里，这样的“对话”形式较多。而且作者在对话形式的设置上，还别出心裁。施蛰存等人也有对话体，一般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而在金克木笔下，比如《与诗对话：咏怀》，则出现了一个“人”与“诗”的对话，这是金克木对“对话者”的创新。其中无疑蕴涵着作者超人的想象力。文章展开的形式是对话，实际上却是作者对于这首《咏怀》的新解。如果按照正常的写法，一句原诗，一句解释，就变成了对诗歌的“翻译”了，但是作者采用了这种形式，文章就变得“生趣盎然”。因为是“对话”，所以“人际交流”就大可以“随心所欲”而“妙语连珠”了。其内容主要就是对《咏怀》的解释，但是在作者写来，诗歌却“活”了，“解释”当然就更灵活了。金克木的《显文化·隐文化》直接采用了“主”、“客”的问答形式。文中无论“主”“客”，不光是博古通今，而且是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一炉。金克木的《闲话哲学》、《“重理轻文”一夕谈》、《文化百川汇大都》、《门外议儒家》、《妄谈孔子》都是对话的形式，对话者都是“甲”和“乙”。《北京对话》，是“a”、“b”对话。更有“甚者”，他的《范蠡、商鞅：两套速效经济软件》，用一个圆圈和一个方块两个图形，分别代表两个对话者，类似于计算机里的“0”和“1”。读者无论在何种心情下读这篇文章，都会首先被这两个“对话者”“逗乐”的。前面提到的幽默、谐谑的特点在对话体的文章里，也时有呈现。
　　对话体，比起作者的“独语”要活泼得多，尤其是谈论文化、历史这类严肃话题，作者又创造了一个发言的角色，使话题的阐述就更加自然和灵活，而且使作者更加游刃有余。另外一方面，这种问答的方式，其实是对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者必须以两种角色，分别去考虑话语的逻辑性，既要使两个角色的话语各自有比较明确的立场、有自己的个性，同时还要保证文章的文气贯通，浑然一体。对话的言说方式，对于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容是有选择的，不是所有的题材都适宜用“对话”。在当代散文文坛，施蛰存是这种方式的首创者，而把这种方式发扬光大者，当属金克木。从他们的运用实践来看，主要是比较“枯燥”的文化题材，才适合用这种方式。在记人记事的叙事散文里，从来没有人用过，似乎也没有用的必要。而在话题比较严肃的文章里，对话的形式，可以达到舒缓语气、阐释自由的艺术效果。它尤其能够把文章的气氛搞活，给散文开拓了更广阔的自由表达的空间，使文章的传播效果更加理想。
　　总之，金克木的散文既让人忍俊不禁，又让人感叹作者知性思维的灵活。这使他的散文不光生动传神，而且显得颇为智慧。学者的身份与经历，使他的散文创作平添了许多雅致的情趣，同时，也增加了他对事物敏锐的洞察力，因而时时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思维路向。与其他学者型的散文家一样，金克木的思想相对比较“解放”，是一种“自治”的人生哲学和“自在”的人格哲学，“无所顾忌”，“我行我素”，敢恨，敢爱，敢于批判。张中行与金克木，都有“老学究”的气质，但是张中行则更多地表现出“士大夫”的谨小慎微，而金克木则更多地表现出洒脱与机智。散文家应该追求一种自由的境界，越远离有意识的“修饰”，文章就越会显示出旺盛的生命活力。
　　
　　注释：
　　（1）梁实秋：《论散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文论精华*散文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2）参阅d·c米克：《反讽》，昆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页。
　　（3）（4）（5）（6）（7）（9）（10）（11)(12)金克木：《当代中国散文八大家——华梵灵妙》，海天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第106页，第161页，第166页，第167页。
　　（8）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