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施绍莘 《秋水庵花影集》 留名心态
摘 要：施绍莘是晚明著名的散曲作家，有《秋水庵花影集》五卷传世。施绍莘编订《秋水庵花影集》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借此名垂后世，这种心态在明代散曲作家中是罕见的。本文通过对《秋水庵花影集》中的序跋、批语及其他相关资料的分析，论述了施绍莘所具有的强烈的留名之心，并着重分析了施绍莘这种借散曲留名的心态的成因。
施绍莘，字子野，号峰泖浪仙，晚明著名散曲作家，有词曲集《秋水庵花影集》五卷传世。施绍莘被吴梅先生称作明代散曲“一代之殿”①，被任中敏先生推为“昆腔后一大家，明人散曲中之大成者”②。作为晚明众多文人中的一员，施绍莘的人生轨迹简单而明晰、并无特别之处。正是因为《秋水庵花影集》的传世，我们才领略到了施绍莘作品的魅力，同时也认识了这位才识卓著的散曲家。实际上，“名垂后世”并非施绍莘无心插柳的偶然收获，恰恰相反，这正是施绍莘所热切期望的结果。
一
任讷先生于《散曲概论》中曾说道：“曲家大抵为潦倒文人，既鲜知遇于当时，复少显扬于后世。作剧曲者然，作散曲者又何独不然。且散曲篇幅简短，更易于遗佚，而作者兴到弄笔，往往随作随歌，随歌随弃，不甚爱惜，盖初不欲藉此以沽名也。于是籍贯既多模糊，姓字亦渐湮没，篇章零落，人物消沉。历览词场，莫此为甚。”③元明多数曲家确如任先生所说，无意“藉此以沽名”。与诸家不同的是，施绍莘编订《秋水庵花影集》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藉此以沽名”，施绍莘正是要通过《秋水庵花影集》使自己的才力性情、履贯事迹均受知于后人，不使自己的“篇章零落”，亦不使自己“姓字湮没”、“人物消沉”。WWW.11665.CoM
作为词曲集，《秋水庵花影集》的明刻本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一、《秋水庵花影集》中除了卷一至卷四的散曲和卷五的词之外，还保留了许多施绍莘的其他作品，包括序、跋、记、祭文、诗歌和一封短信。除了序文以外，其他作品均被巧妙地融入套曲的跋语之中或衔接在跋语之后。二、《秋水庵花影集》卷一至卷四中几乎每一篇套曲之后都附有大量他人的关于此篇散曲的评语和跋语，这些他人的评语和跋语均从不同角度以各种言辞来赞美施绍莘的曲作和他的才情。三、《秋水庵花影集》卷一至卷五除了正文部分以外还有大量随书刻入的批语和圈点符号。施绍莘之所以在《秋水庵花影集》中收入大量自跋和他人之评跋、融入自己的一些其他作品并随书刻入大量批语和圈点符号，这都是与施绍莘想要借《秋水庵花影集》留名后世的心态分不开的。
施绍莘在《〈秋水庵花影集〉杂记·流传》中特别提醒道：“但尔时少作，时复改窜，至有终篇一字不同者，亦有句字几经更换者，观者当以兹刻为正。”这样的声明显然是为《秋水庵花影集》将来的读者而作的。沈士麟的《〈秋水庵花影集〉序》中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施绍莘向自己求序的过程：“乙丑之秋，又将挂孤篷，渡浙水而西。……子野将予水湄，……已而阅予行装，见予诸行卷，因曰：‘吾亦有数首，欲乞子一言，以行于世。’开缄出之，则《花影集》也。”由此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知晓：施绍莘精心编订《秋水庵花影集》的主要目的并非为了自我消遣，而是要令《秋水庵花影集》“行于世”、传于世。
在陈继儒的《〈秋水庵花影集〉叙》中陈继儒这样描写施绍莘道：“子野意崛彊未肯下，尝谓余曰：‘子老矣！请时时过我，俯首拍掌而和之。暇则为我题数行传海内，海内故有天耳，人当为施郎点头耳！’”《秋水庵花影集》卷三《送张冲如游靖州》自跋：“冲如去后，予简之曰：‘凡到山水绝胜处，可为我题名其间。’”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施绍莘的自负才高和强烈的求名之心。子野不仅希望名播四方，而且渴望名垂后世；不仅希望才情为人所赞，而且希望事迹亦为人所知。《秋水庵花影集》卷一《花生日祝花》套曲后所附之《乙丑百花生日记》中有：“庶几花月同盟，良辰分享。更属管城，传示信使，令千载之后，与《兰亭序》、《雅集图》，共发有心人一痕痛泪。则吾辈朽骨，生气恒新，姓名事迹，常与斯文俱隐显也。是为之记。”卷三《贺暗生新居》套曲后所附之《西佘山居记》中有：“予惟记之一片石，使芜没之后，或有得断碣者，知此地曾有室庐，有卉木，有人文采风流于此。……天启六年岁在丙寅五月五日峰泖浪仙施绍莘记。”显然，子野渴望时人和后世之人通过《秋水庵花影集》知道他的才华、了解他的性情和事迹。
《秋水庵花影集》作为一部以散曲为主的词曲集，若只收入词曲、按照传统的方式来编排，是必然不能完全满足施绍莘之留名愿望的。而编入集中的友人的评语和跋语以及随书刻入的批语和圈点符号无疑可以令读者在加深对作品理解的同时，对施绍莘的才华有更加充分的认识。子野不仅希望才华为人所知，也希望自己的性情事迹为人们所了解，而以他的下层文人的身份，靠正常的途径是无法实现这一愿望的。因而子野在编订《秋水庵花影集》时，便把大量自跋、友人的评跋及自己的其他作品也编入集中。这些跋语和作品中叙及了施绍莘的生活方式、性情爱好等多方面内容，通过它们，读者对施绍莘又会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此外，集中的诗、文亦可以令读者领略到子野在其他方面的创作才能。
总而言之，正是由于施绍莘有着强烈的留名之心，他才会费尽心力地编刊《秋水庵花影集》，使《秋水庵花影集》得以以现在的面貌留存于世。
二
在众多晚明下层文人之中，施绍莘因为有了《秋水庵花影集》而幸运地得以留名后世，换句话说，正是《秋水庵花影集》的流传成全了施绍莘受知于时人和后人的愿望。借《秋水庵花影集》以留名，是施绍莘在晚明这一特定环境中，经历了心理的复杂变化之后所做出的最终选择。
施绍莘“弱冠好词，即工词……居平含宫嚼徵，引商刻羽，半生苦心此道”④。施绍莘不仅好词曲，而且还对自己的才情很是自负。在向眉公陈继儒求序时，子野便自信地宣称“海内故有天耳，人当为施郎点头耳”⑤。《秋水庵花影集》卷三《怀旧重和彦容作》自记中亦有：“彦容曰：‘尔怀旧词已极美妙，得无江郎才尽乎？’予曰：‘有情可摹，无才可尽。若云才尽，则尺幅立穷。’”施绍莘之所以会如此自负，首先是与晚明文人张扬个性之风密不可分的，在这样的风气影响之下，施绍莘的自负才高便也不足为怪了。虽然受到晚明士风中张扬个性的影响，但施绍莘却并非夜郎自大式的盲目自负，他的确颇有自负的资本。陈继儒所撰的《〈秋水庵花影集〉叙》中称子野“好治经术，工古今文，而能旁通星纬舆地，与二氏九流之书。掉弄而为乐府诗余，跌宕驰骋，于古今当行家。……诗人人可学，而词曲非才子决不能。子野才太俊，情太痴，胆太大，手太辣，肠太柔，心太巧，舌太纤。抓搔痛痒，描写笑啼，太逼真，太曲折”。可见施绍莘确实拥有非同一般的才气。
施绍莘虽拥有过人的才识，但世事人生却并未令他满意；施绍莘虽于作品中常常抒写隐逸适世、纵情花酒之乐，但愤懑、失意、无奈的情绪却常盘桓于心头并于作品中时时流露出来。
《秋水庵花影集》卷二《渔父》所附之陆五如记中有：“予少子野两年，方为儿嬉，即相得甚欢。未几，同为诸生，子野英英秀发，有鞭箠四方之志，予亦落落自负。”少时的子野意气风发，在《送暗生北游》套曲中，子野对将要去赴试的暗生叮咛道：“趁今番教人认得吾们。你须是扳丹桂步蟾宫便雁塔题名，不然啊又何须万里长征。我与你戴头巾着蓝衫的可休依本分，要鹏抟九万里，方见得书生使性，不容他兄嫂笑苏秦。”在这套曲的自跋中，子野道：“此予少年负气时语也。”这套曲子的字里行间充溢着子野的自负之气和凌云壮志，其少时的情态可见一斑。在父亲施大谏去世之后，子野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冬二十九岁时开始营建西佘别业，自此开始了山栖水饮的隐居生活。子野之所以选择这种生活，其中有晚明士人隐居之风的影响，也与子野自少年以来就奔走名场却毫无所获的失落有关。此时的子野虽然已经尝到了科举失意的痛苦并已经开始了隐居生活，但是心中却仍然有不甘和挣扎。
由于对科举仍然抱有幻想，隐于西佘之后的子野又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和天启元年（1621）分别赴金陵参加戊午文战和辛酉文战。《秋水庵花影集》卷二《赠石城董夜来》自记：“戊午文战，予以首秋八日赴金陵。……适冲雨晚出，卒饮于朱伯瑞寓。饮散，……乃邂逅董姬于灯影之下……花心酒境，于此双妙，遂定交焉。”《秋水庵花影集》卷二《舟居旅怀》所附之韩巨卿跋：“辛酉之役，予与子野盘桓于随庵者十余日。时见子野多作诗词，绝不了试事。予戏曰：‘此行何为乎来哉？’子野笑曰：‘子见昔年闱牍乎？如某某者，亦岿然进贤，则吾与尔正恐富贵来逼人耳。烟景召人，心气皆旺。且撇却眼前花，料理千秋业可乎？’已而与予皆铩羽而归，一番辛劳，竟成灰飞。”从文中的叙述可见，子野虽两赴文战，却并未全力应试，对他而言，赴文战仿佛只是一桩只需草草敷衍即可的差事而已。
子野之所以会以近乎敷衍的态度对待科举，与他洞悉科举之弊是有一定关系的。“子见昔年闱牍乎？如某某者，亦岿然进贤，则吾与尔正恐富贵来逼人耳。烟景召人，心气皆旺。且撇却眼前花，料理千秋业可乎？”这一番话正显示出了子野胸中的不平和毫不掩饰的自负。此外，明王朝到了晚期，由于万历皇帝的长期怠政和天启帝的庸弱无能，国家政事早已处于瘫痪状态，已经毫无挽回之希望。缺官长期不补、宦官掌握实权、党争日益炽烈……诸种因素综合起来，使文人们不可能像以前那样通过科举进仕来实现自己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在这样一种腐败的政治局面之中，文人即使在科举中成功，获取入仕的机会，也只能是在一片黑暗的政坛上做毫无意义的挣扎，不仅不可能实现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之理想，反而有可能深陷泥淖难以脱身、甚至葬送掉自己的生命。在这种情形下，许多文士便不再参加科举。施绍莘虽然赴试却心不在焉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三
辛酉文战之后，子野又重新回到了隐逸生活之中，但此时的他心态已经与以前大不相同了。《秋水庵花影集》卷一《元宵》之韩巨卿跋后有子野于天启五年（1625）花朝节前（此时子野三十八岁）给韩巨卿的一封信，信中有“仆今春旧恙复作，虽旦晚即止，第如此长病，可知阎先生意欲云何。不如与花月结为姻戚，令青州从事做媒，庶几是现前享受”。此外，子野亦在《春游述怀》套曲的序言中称：“秋去春来，愁萦病恼。……盖窃叹浮生之如寄，乃深悲去日之苦多。若舍现前之乐事，何与身心。倘图没世之令名，空劳梦想。因兹挹秀于烟霞，聊且娱情于花月。封拜青州从事，不辞歌院乞儿。俯仰天地之宽，安适性情之便。……行人生之乐耳，捐卿法之彼哉。”这就更加充分地反应了子野的放旷豪纵和及时行乐之意。
子野之所以会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人生，是与他身心所遭受的巨大痛苦以及他学出世法密切相关的。对于自负才高、“少有鞭箠四方之志”的子野来说，身处末世，无论怎样挣扎、无论出世还是入世，同样都是悲剧。当时光匆匆而逝，突然感到自己韶华不再、去日苦多时，回首往日却是一事无成。既不能建立伟业又不能泽及一方，眼看着过人的才力未经施展便将永远被埋没，自会有一种沉重而难以为人道出的愤懑郁结心头。与此同时，长病的折磨又与心灵上的痛苦一起袭来，更增添了子野对世事人生的绝望。
尽管子野尽力使自己放纵于自然山水、诗酒花月，并常常流露出人生如梦之感，但他并未自暴自弃。《秋水庵花影集》卷二《妾初度偶言》自跋云：“丙辰冬，作半闲精舍在山腹……夫吾辈进不能膏雨天下，若退又不能桔槔灌园，是真天地间一腐草，亦乌用此四大为。……不敢甘自暴弃，辜负老天眷顾盛心也。”丙辰年子野二十九岁，从时间上看，此自跋应该作于天启四年（1624）甲子（子野此年三十七岁）之后，此时子野已经开始学出世法。在《秋水庵花影集》刻本中，此自跋所在页上有一条眉批云：“意所以躬耕没世，视天下如敝履也，非轻天下也，其视躬耕无异于治天下也。”对子野而言，“兼善天下”的传统儒家理想在晚明这一特殊时期已经无法实现，唯有将满腔热情寄托于桔槔灌园，才不致成为全无用处的“腐草”。虽学出世法却并未出世，儒家之“用世”思想在子野身上便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呈现了出来。在子野学佛放逸的外表之下，其实仍然深埋着一颗儒心。
在《秋水庵花影集》卷二《先君百日感怀》套曲中，子野叹道：“空留下乡邦令名，却受用一生贫病。”施绍莘是宋代良吏华亭令施退翁的十二世孙，其伯父施大经为万历十三年举人，为官刚正，父亲施大谏则是万历十六年举人。家族的传统使子野饱受儒家思想之浸染，使他于少时便有“鞭箠四方之志”。尽管人生失意、壮志难酬使子野最终选择了避世隐居，然儒家思想之烙印在子野心头终究还是难以磨灭。
在《秋水庵花影集》卷二《舟中端午》的自跋之中，施绍莘有这样一段话：“乃《西楼记》成，而于鹃身黜名辱。殊色诚可怜，美才亦可惜。为一妇人，身为逐客，呜呼，悲夫！……今于鹃身隐，而《西楼记》传矣。才名不朽，差可无憾。乃知天之眷才人，养情脉，未始不宽其途耳。”⑥在这则自跋中，子野流露出了对《西楼记》作者的惺惺相惜之感，在为其“身为逐客”而惋惜的同时，亦因其“才名不朽”而觉“无憾”。在前面，我已经论述过子野有着强烈的留名之心，于此我们亦可以看到其重名之心。自负才高的施子野同样也希望自己的才名能像《西楼记》的作者那样不朽。在传统儒家思想体系中，文人一生要努力达到“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对施绍莘这个身处末世、入世不得、隐居山林却又希望留名后世的下层文人而言，通过“立德”、“立功”以受知于后世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通过“立言”以留名就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散曲这种文学样式自产生起就一直被视作末技小道。元初专作小令的曲家王恽就在其[正宫·黑漆奴]《游金山寺》的序言中表达了此类观点：“昔汉儒家畜声伎，唐人例有音学，而今之乐府，用力多而难为工，纵使有成，未免笔墨劝淫为侠耳！渠辈少年气锐，渊源正学，不致费日力于此也。”⑦明代的徐复祚在《花当阁丛谈》中亦说道：“词曲，金元小技耳，上不能博高名，次复不能图显利，拾文人唾弃之余，供酒间谑浪之具，不过无聊之计，借以此磨岁耳，何关世事！”⑧在前文中，我们已经知道在施绍莘之前的曲家们皆不欲借散曲和曲集以沽名，多是借此道聊供消遣而已，而施绍莘编订《秋水庵花影集》却是要借此以留名。
《秋水庵花影集》虽然是一部词曲集，但其主体部分是散曲，且大量的跋语、评语和其他作品亦是融合、穿插在第一卷到第四卷的散曲部分中的。施绍莘之所以选择通过《秋水庵花影集》来留名，首先是由于他擅长作曲、所作甚为丰富。此外，在晚明这样的环境中，由于新思潮的影响，人们的思想空前解放，文人们得以各从所好，各骋所长，施绍莘就曾说过“谑浪俱是文章，演唱亦是说法”⑨。因而，一生爱曲并以曲才自负的施绍莘最终便对所作之曲进行了精心编订，附之跋评、融入其他作品，与自己的一卷词合编成了《秋水庵花影集》，希望自己的才名不仅于当时通过《秋水庵花影集》远播四方，且能于身死之后流传百代。
综合以上的分析和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少时英英遒上、有鞭箠四方之志的施绍莘因为身处末世、壮志难酬，终将一腔热情付之于作曲编集，以求通过《秋水庵花影集》来名垂后世。施绍莘的这种借《秋水庵花影集》留名的心态正是在晚明这一特殊时代中、其心理经历了复杂而痛苦的变化之后而形成的。
通过《秋水庵花影集》的流传使自己受知于后人、才名永传于人世，这对于施绍莘个人来说或许只是痛苦挣扎后所做出的无奈选择。然而就现存可见的资料而言，施绍莘的抉择在散曲史上却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创举。这是传统儒家思想的烙印于新思潮涌动、创见创举迭出的晚明时期在文人身上的特殊表现。它既体现了儒家思想对士人才子们根深蒂固的影响，又显示出了文人于晚明这一新的特殊环境中思想和行动上出现的变化和突破，这一变通的举动正是文人恪守儒家思想与寻求突破之间碰撞融合的产物。施绍莘做出这一选择的整个过程虽然仍体现着旧的思想对文人的束缚和羁绊，但于其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传统儒家思想中的精华对文人强有力的影响；更为可贵的是，我们亦可以从中欣慰地看到新思潮的光芒和施绍莘勇于突破创新的精神。
① 吴梅撰《顾曲麈谈·中国戏曲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页。
② 任讷编《散曲丛刊》，中华书局仿宋铅印本1930年，第十一种《花影集》之《〈花影集〉提要》，第1页。
③ 任讷编，《散曲丛刊》，北京，中华书局仿宋铅印本，1930年；第十四种《散曲概论》卷一“作家第六”，第39页。
④ （明）顾胤光撰，《〈秋水庵花影集〉序》。
⑤ （明）陈继儒撰，《〈秋水庵花影集〉叙》。
⑥ 《西楼记》作者为袁于令，曾因为与人争妓而被黜。后来袁于令以自己的经历为蓝本创作了《西楼记》， 其名与其作共传于世。这里施绍莘将《西楼记》的主人公于鹃误记为《西楼记》的作者袁于令。
⑦ 隋树森编，《全元散曲》，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96页。
⑧ 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四册之（明）徐复祚著，《曲论》，第244页。
⑨ （明）陈继儒撰，《〈秋水庵花影集〉叙》。
参考文献：
[1] 施绍莘．秋水庵花影集[o]．明末刻本．
[2] 谢伯阳．全明散曲[m]．济南：齐鲁书社，1994．
[3] 顾晓宇．花影月梦[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