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新世弘勋》；栽道堂刊本；庆云楼藏板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考证清初时事小说《新世弘勋》的两个版本——载道堂刊本和庆云楼藏板刊刻的先后次序，通过对两个版本版刻特征和内容的考察，认为栽道堂刊本是顺治间原刊本，庆云楼藏板是乾隆初年载道堂刊本的覆刻修订本，从而纠正了学术界长期以来所持的庆云楼藏板是《新世弘勋》原刻本的观点。

　　《新世弘勋》为清初著名的时事小说，较早的刊本主要有两种：载道堂刊本和庆云楼藏板。齐如山认为两种本子均为清初刊本：“清初印本，尚有存者，如：庆云楼、载道堂等刊本是也。”载道堂刊本有两部，一藏上海图书馆，内封题“蓬蒿子编次，新弘勲，载道堂梓行”，清初刊；一藏大连图书馆，石昌渝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著录为：“乾隆间载道堂刊本，版式字体悉与庆云楼藏板本相同。内封横署‘铁冠图全传’。”翻上海图书馆藏本内封无横题“铁冠图全传”字样，与大连图书馆所藏刊本或许不是同一个本子，也许载道堂曾两度刊印此书，一为清初刊本，一为乾隆年间印本。庆云楼藏板本藏北京大学和大连图书馆，各家多著录为顺治间原刻本，如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存，庆云楼刊原本。前附图五叶。半叶九行，行二十字。”硎《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谓：“从版式字体和版心书题来看，庆云楼藏板很可能是顺治原板，今存庆云楼藏板本是原板挖改后的乾隆重印本。”闭至于两本刊刻的先后顺序，各家多认为大连载道堂刊本较庆云楼藏板本晚出，是庆云楼本的后印本或覆刻本。如《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认为载道堂刊本为庆云楼藏板之后印；栾星认为大连载道堂刊本：“似为康熙初影刻庆云楼本，至乾隆刷印者。wwW.11665.cOm”明末清初时事小说研究》根据大连载道堂本为乾隆以后刊本得出结论： “此本出现在庆云楼刊本之后，为第二代版本，修订本。”以上所论都忽视了上海图书馆藏载道堂刊本，所以才会有庆云楼本为原刻的结论。本人将上海图书馆藏载道堂刊本和《占本小说集成》所收庆云楼藏板的影印本进行仔细比较后，发现载道堂刊本有可能是顺治间原刊本，庆云楼藏板是载道堂刊本乾隆初年的覆刻修订本。
　　
　　一、版刻特征分析
　　
　　我们对两本的版刻特征进行全面的对比分析后，发现两者不是同板，不是一为原刻，一为后印，而是一为原刻，一为覆刻修订。
　　首先，两本不是同板，表现为：
　　1、标题不同。载道堂刊本内封题“新世弘口”，庆云楼藏板作“盛世鸿勋，绣像小说定鼎奇闻”。载道堂刊本目录前题“新娄弘勲”，庆云楼藏板作“定鼎奇闻”。载道堂刊本《引首》、正文卷端作“新世弘勋”，庆云楼藏板作“新世鸿勋”。
　　2、两本断板处不同的地方很多，载道堂本有断板的地方，庆云楼本没有断板；庆云楼本有断板的地方，载道堂本则没有，说明它们不是同板。
　　3、两本字迹、版刻特征基本相似，不经过仔细辨别，很难区分，甚至可能会误认为是同板，但两本字体区别颇大，很多字的写法不同，如“闯”字写法庆云楼本更潦草。载道堂刊本多繁体字，庆云楼本多简化字，请看表1。
　　可见，两本字体区别颇大。庆云楼本字体总的来说不如载道堂本灵动，错别字较多，所以，从字体判断它们不可能是同板。
　　4、两本正文旁的圈点写法是不同的，笔划有细微的差别。
　　5、它们在内容上有几处不同的地方，详见下文的分析。
　　由此可见，它们不是同板，而是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
　　其次，它们之间并非完全没有联系，两个版本之间为原刻与修订覆刻的关系。表现为以下两点：
　　1、两者章节、回目、内容、字体、行款大部分极为类似，很难区分，说明了它们之间有某种渊源，也就是说两本可能一为原刻，一为覆刻。
　　2、如上所述，它们在个别字句和少量内容上有不同之处，经查对，不同之处没有明显的挖改痕迹，说明后出的一本是重新刻的，而不是把原刻的内容挖改掉，这就进一步说明两者不是同板后印，而是原刻与修订覆刻的关系。
　　在弄清楚了两个版本之间的渊源关系后，我们再来分析两本刊刻的先后次序。

与目前通常的看法相反，我们发现载道堂刊本才是顺治间原刻本，庆云楼藏板为对载道堂刊本的修订覆刻，考证如下：
　　1、从避讳情况看，载道堂刊本为顺治年间原刻本，庆云楼藏板为乾隆年间刊本。
　　载道堂刊本首小引，题：“顺治辛卯天中令節蓬蒿子害於缛雲霄中”，顺治辛卯即顺治八年。书中“玄”字不避讳，“弘”字亦不避讳，如内封、正文卷端、目录、版心题：“新卉弘敷”，第六回第三叶“久钦帐下弘猷”等。载道堂刊本小引中“当明季之世”之“明”字、‘“大清鼎新”之“大”字另起一行，顶格。正文中遇“明”字或明朝皇帝庙号前均空一格，称明为“皇明”或“我明”，如“我食禄皇明”、“肆于我明”，称清为“大清”。详作者的口气，系明朝遗老说话口吻。从其以明人自居和明、清两朝皇帝庙号前空格看，表明书出于明朝已经覆灭、清建立政权未久之际。《樵史通俗演义》二十一回回末评语曾提及此书：“李闯出身，细查野史，详哉其载之矣。《剿闯小说》及《新世弘勋》，皆浪传耳，质之识者，自能辨其真赝也。”而计六奇《明季北略》称顺治十一年已见过《樵史通俗演义》，则小引所题“顺治辛卯”属实，书当刊刻于顺治八年。
　　至于小引中的“新直鸿敷”，改“弘”为“鸿”，可能是刊刻者并不严格按照原来的书名、偶然使用的一个异名，所以，也就不能说是为了避讳。因此，我们也不能据此将载道堂刊本归为乾隆年间刊本。载道堂刊本从避讳情况看，应为顺治间刊本无疑。
　　庆云楼藏板本从避讳情况看，刊刻时间约在乾隆初期。庆云楼本内封横题“盛世鸿勋”，中间大字书“定鼎奇闻”，目录前题“定鼎奇闻”，《引首》作“新世鸿勋”，版心题“新世弘勋”，这种题名混乱的情况正反映了它不是原刻时所拟，而可能是为了避讳以利于传播而不得不作如此修改，“弘”改为“鸿”，显然是为了避乾隆讳，所以，庆云楼刊本可能出现在乾隆年间。
　　值得注意的是，庆云楼刊本正文中 “弘”字亦不避讳，版心题“新世弘勋第几回”，“弘”字非常醒目，无一避讳，似说明庆云楼本出于顺、康间。我想庆云楼本版心及正文“弘”字不避讳，可能由两个原因造成：一是因为庆云楼本是据载道堂的本子覆刻的，覆刻时就不管版心及正文是不是避讳，照原书而刻，没有顾及避讳问题。其次，是因为现存本可能刊刻于乾隆初年，乾隆初年避讳并不十分严格，很多乾隆初年的书并不避“弘”字。避讳开始严格起来始于乾隆三十四年的《字贯》案，出现了不避讳就要杀头的情况。因此，现存本可能刊刻于乾隆初年避讳还不十分严格的时代，所以只在封面、正文卷端等重要的地方作了修改，其余的地方也就疏忽不顾了，因此，“弘”字有些地方不避讳，并不能说明它就是顺、康间刊本。
　　庆云楼藏板本刊刻的年代可能不会晚于乾隆四十三年。乾隆四十三年江宁布政使刊(违碍书籍目录》中有《定鼎奇闻》，云：“查《定鼎奇闻》，不著撰人，乃通俗小说。本属诞妄，且书作于本朝，而封面题‘大明崇祯传’，书中又称‘大明神宗皇帝’，殊为悖谬，应请销毁。”《定鼎奇闻》于乾隆四十三年遭禁，庆云楼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刻一部与禁书同名的书，因此，我们可以说庆云楼藏板本刊刻的年代不会晚于乾隆四十三年。
　　2、两个本子对吴三桂的称呼不同，表明一个出现在吴三桂谋反之前，一个出现在吴三桂谋反之后。现将主要不同的地方列表对比如下：从表2可知，庆云楼本将载道堂本作“吴平西”、“吴亲王”“平西王”的地方改作“吴将军”，“吴将军”则直接题“吴三桂”，有明显对吴三桂的贬抑。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有必要对吴三桂的身世职衔作一番考证。
　　《清史稿》：“吴三桂，字长伯，江南高邮人。……顺治元年……庄烈帝封三桂平西伯……世祖定京师，授三桂平西王册印，赐银万，马三。二年……八月，命进称亲王。……三桂辞亲王，下部议，许之。……康熙元年，捷闻，诏进三桂为亲王，并命兼辖贵州。……(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反。……(康熙)十五年八月，乙酉，三桂死。”嗍
　　值得注意的是，庆云楼本只承认吴三桂在明朝的封号“平西伯”和“将军”，不承认他在清初的封号“平西王”或“亲王”，显然和吴三桂于康熙十二年反叛清朝有关，庆云楼刊本是由于政治原因而改掉了“平西王”或“吴亲王”的称号。载道堂本则没有这些名号的忌讳，这就清楚地说明了载道堂本刊刻于吴三桂未反之前，庆云楼刊本则出于吴三桂谋反之后。

　　再有载道堂本不直接称呼“吴三桂”和“吴襄”的名字，凡遇“三桂”、“桂”和“襄”字均以空格或小圆圈代替，这又是为了什么？如果说是因吴三桂叛逆而空格的话，为什么又尊称“吴三桂”为“吴平西”、“吴亲王”、“平西王”呢？因此，这里的空格实际上是为了避吴三桂及其父的讳。载道堂为清初苏州地区书坊，曾刻过《传奇翻水浒记》二卷，古吴介石逸叟撰，清初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内封右栏题：“金阊载道堂梓行”。也就是说载道堂本《新世弘勋》是出现在苏州地区的小说。我们知道，吴三桂和苏州的关系比较密切，其女婿王长安就住在苏州拙政园中，吴伟业的集子中有给王长安的母亲做寿的文章(《王母徐太夫人寿序》)。王长安的父亲是和吴三桂一起打仗的朋友，吴三桂和王家联姻，也是由于王长安父亲的原因。因为有这层关系，所以，苏州的书坊就对吴家特别客气。苏州书坊不敢写吴三桂的名字，甚至连他父亲的名字也要避讳，说明吴三桂在苏州地区非常有势力。庆云楼本不避吴三桂的讳，直接称其名，去掉了对吴三桂的尊敬，显然是由于政治原因，这也就意味着庆云楼本出于康熙十二年吴三桂谋反之后。所以，从这点我们也可以断定载道堂刊本是顺治间原本。

　　3、从字体上看，载道堂本要早于庆云楼藏板。尽管从什么时候起开始使用简体字现已无从考证，但康熙以前的刻本整体上还比较精致，用简化字的情况比较少，如天花藏主人刻的大部分小说很精致，不用简体字，而乾隆以后的小说刻本用简体字的情况比较普遍。因此，庆云楼本很可能是载道堂刊本的修订覆刻本，覆刻时增加了插图以招徕读者。
　　4、载道堂本字迹更加模糊、断板更多，是否说明它晚于庆云楼藏板？两本既然不是一板所印，就不具有可比性。载道堂本断板更多，字迹更加模糊，恰恰说明它刊印的年代更早，刊印的频率更高。庆云楼本是新刻晚出，刷印次数少，所以断板也少，字迹更加清楚。
　　以上通过对两书版刻情况的分析，可初步判断载道堂刊本早于庆云楼藏板，为顺治间原本，庆云楼藏板是载道堂本乾隆年间的修订覆刻本。
　　
　　二、内容分析
　　
　　我们对两书的内容进行对比分析，也可以说明庆云楼藏板是载道堂本的覆刻修订本。庆云楼本因时代的不同，人事的发展变化，对载道堂本《新世弘勋》内容上作了较大的改动，改动的地方有多处，如第一回第六叶、第三回第九叶、第四回第五叶。下面就主要的几个改动进行分析。
　　
　　1、关于黄鼎事迹。
　　载道堂刊本第七回有关于黄鼎的事情：那贼一发趁势攻杀河南一带等府，口行打破，止有固始县有总兵黄鼎设法守定，迄今尚为全城，黄镇系六安人，多谋足志……庆云楼藏板作：
　　那贼一发趁势攻杀南阳、怀庆等府，朝廷但闻闯贼劫掠地方，还道是个萑苻草寇，竞不晓得河南全省尽情失陷了……
　　显然，庆云楼藏板删掉了黄鼎事迹。关于黄鼎，康熙间人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一记载：“霍山黄鼎，字玉耳，霍山诸生也。鼎革时起义，后降洪经略，授总兵，使居江南……黄鼎居江南久，后屡与郑氏通，郎总督时，事败，服毒死。”黄鼎在清初投降了清兵，是清朝的功臣，但后来又因有谋通郑成功的嫌疑而不得善终。刘献廷，直隶大兴人，生于顺治五年，卒于康熙三十四年。此书对康熙间事情的记载应当是较可靠的。据《清史稿·本纪六·圣祖本纪一》记载，康熙元年以郎廷佐为江南总督，七年以麻勒吉为江南总督，所以，郎廷佐为江南总督在康熙元年至七年间，黄鼎事败大约也在这段时间内。载道堂的本子有关于黄鼎事情的记载，其刊刻当在黄鼎通郑事情暴露之前；庆云楼本将关于黄鼎的文字都删去，说明出现于黄鼎通郑事情暴露之后。可见，庆云楼刊本的出现不会早于康熙间，不可能是顺治八年的原刻本。
　　由于长期以来，一般学者均将庆云楼藏板本看作是原刻本，对载道堂刊本不免就有一些错误的判断，如成敏认为载道堂刊本“在内容上……增加了一些新的人物和情节”、“又如书中第七回加入黄鼎的事情……最早的本子中没有黄鼎，后出的本子加入他的事迹，说明载道堂的本子是据顺治八年后出现的本子挖改的，而所据的本子，刊刻时间在黄鼎通郑事情暴露之前。载道堂刊本则出现于黄鼎通郑事情暴露之后。可能是当时的书商为了争取读者，打着新版的旗号，而对书的内容进行了增补。”因为所谓的最早的“庆云楼刊本”中没有黄鼎事迹，所以成敏就假设黄鼎事迹为载道堂本增加的内容，甚至还假设了一个有黄鼎事迹的顺治八年后出现的本子为载道堂的底本。其实，载道堂刊本本身就有黄鼎事迹，不正说明了载道堂刊本自身就是原刻本吗？这个原刻本是在黄鼎事迹暴露之前，那么，庆云楼藏板本没有黄鼎的事情，不是正好说明将黄鼎的事情删除了吗？如果说黄鼎的事情是载道堂刊本后加的，黄鼎通郑事情暴露之后，书坊怎么可能将一个罪臣的事情增补到小说中以招徕读者？所以，所谓载道堂刊本增补黄鼎一事是不存在的，载道堂刊本自身就是原刻本，庆云楼藏板本是康熙年间黄鼎事情暴露之后刊刻的，所以，将黄鼎的事情删除了。　　2、关于王定事迹。
　　载道堂刊本第九回写到王定的事情：“王总兵先将家眷关门烧死，带了贴身家丁截去印信，独立杀出一条血路，竟望西草子地方去了。后人有诗为证……”庆云楼藏板作：“后人有诗叹曰：匹马横驱胆气豪，秦关控扼胜铜牢。贺兰绝援睢阳死，忠血模糊贼闯刀。”将王定的事情巧妙地删除了。究其原因，是因为康、乾年间，王定的事情水落石出。《明史》记载：“十六年九月，巡抚崔源之罢去，代者张凤翼未至，总兵官王定从孙传庭出关，大败奔还，远近震恐。……定惧，诡言讨河套寇，率所部遁去，榆林愈空虚。”可见，王定是一个临阵逃脱的败类。载道堂本却赞扬王定十分忠勇，说明写作此书时作者对事情的真相并不完全了解，或当时的消息尚不确定，由此可知载道堂刊本的出现不会晚于康、乾年间，而庆云楼本出现的时间则在康、乾间，对事情的真相完全了解之后。
　　3、关于唐通投降李牟的事情。
　　载道堂刊本对唐通投降李牟的事情予以讥讽：那贼将李牟破了居庸，就在帅府把唐通推在面前，听候发落。李牟问道：你今降也不降。唐通道：既已被擒，情愿归诚。李牟道：既愿归诚，放了绑，着他仍署总兵之职。唐通十分感激，便欲努力图功，有分教：忘君背主，徒贻千载之讥，从贼偷生，仍作刀头之鬼。正是：早知生死皆前定，枉做贪荣慕禄人。庆云楼藏板作：
　　唐通大败，贼入居庸关，抚臣何谦，太监何进，俱被他杀死，但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庆云楼刊本将唐通投降李牟的事情巧妙地删除了。
　　关于唐通，据《清史列传》卷七十九《唐通传》记载：唐通，陕西泾阳人。明末投降李自成，被吴三桂击败。顺治元年，愿归顺清朝，晋封定西侯，协助清朝攻打李自成。顺治五年，“奏缴定西侯印，乞改世袭爵职，下部议，予一等子，袭十四次。康熙三年二月，以年老乞休。”可以看得出来，庆云楼刊本删掉唐通投降李牟的事情，是因为唐通后来在清朝授职而有意为之讳恶。载道堂刊本刊刻时，作者的立场是站在明朝遗老的一边，对农民起义军抱有对立和仇视的心态，自然在作品中对投降的唐通表现出极其的蔑视，根本不顾及唐通后来在清朝的显贵地位而为之隐晦。所以，载道堂刊本刊刻在顺治初年，庆云楼刊本的出现则晚至康、乾间。
　　4、关于对李自成的描写。
　　成敏认为载道堂本“不仅简省了笔墨，而且开始了对人物的变形：比如李白成成了一个颇有心计，含而不露的狡诈之徒，周清不再是一个勤恳的手艺人，而是成了浅薄的投机者。对农民起义首领进行了想象性的歪曲。”实际载道堂本对李自成的描写较简单，是由于当时得到的信息较少的缘故。多歪曲描写，则是作者本身的立场所致。庆云楼刊本晚出，刊刻者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来看待农民起义，也就较少歪曲之词，且为了吸引读者，收集了更多的信息，将李自成的出身作了更加生动、详细的描写。
　　从以上的内容分析中，可以判断载道堂刊本要早于庆云楼藏板，刊刻于顺治初年，为原刻本；而庆云楼藏板由于时代的变迁，改朝换代的影响，政治上的忌讳，对原刻的内容作了较多的删改和修订，为原刻的修订覆刻本。可以说，庆云楼藏板的改动，是极大地受到了政治的影响。
　　综上所述，载道堂刊本是顺治间原刊本，庆云楼藏板是乾隆初年原刻本的覆刻修订本。至于大连图书馆所藏载道堂刊本与上海图书馆所藏刊本是否为同板后印，尚有待查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