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黄小配 近事小说 创作意图
论文摘要：黄小配从事近事小说创作的主要思想意图，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批判社会之世态炎凉，揭露宦海之升沉；二是反对专制独裁，提倡排满革命；三是感愤国势衰败，唤醒国民；四为发泄私愤，对政敌进行人身攻击。只有全面了解其思想意图，才可能确切、深入地理解和评价其近事小说的恩想艺术成就。
黄小配一生创作了近十部近事小说，比较著名的有《廿载繁华梦》、《宦海冤魂》、《宦海潮》、《大马扁》、《宦海升沉录》、《五日风声》等。为什么他如此热衷于创作这些近事小说呢?我们初步考察了作者本人及他人为这些小说所写的序跋，并阅读了这些小说的回目、篇首诗、回末诗、篇尾诗，以及小说中的作者议论、人物对话、书信、奏章等，兼以参考其小说理论和政论主张，发现黄小配创作近事小说的思想意图不仅是比较复杂的，而且是多层次的，只有对其作出全面的揭示，才可能确切、深入地理解和评价其近事小说的思想艺术成就。
一
黄小配创作近事小说的思想意图之一，就是为了批判社会上之世态炎凉，揭露宦海升沉之悲哀。在《宦海潮·叙文》中，作者就说：“吾之为是书也，非所以表扬张氏”，而为“世态之炎凉，宦海之升沉，吾固不能无感”。在《宦海潮·凡例》里，他又说明其写作意图是“特借张氏以定人情世故之变幻无常者也”。这从小说的具体描写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例如，张任磐“北闱失意，回到佛山原籍，各人见他又复不第，把他越加轻视起来”。连他父亲也对他“日久生嫌”，“见他不受管束，且钱财又挥霍的不少，自然要限制儿子。www.11665.coM凡一钱一物，都嘱咐店中人，不准他到来支取。”可是待他荣归故里，“不特姻亲兄弟纷纷来相见，便是当时稍认识的，都来趋候”，真是“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
世情之冷暖既然如此，那么由宦海升沉而引发的世态炎凉之感，也就可想而知。在《宦海潮》中，张任磐刚与山东布政使利宗岳交往，钱东若等人便立即向其献媚；等到张氏身佩七个银印，红得发紫时，巴结之人，更是如蝇逐臭。但是，盛极必衰，待他祸事临头，充发边关时，“十年交情随手散”，竟无一人前来相送。宦海之无情，于此可见。张氏自己也无奈地感叹：“官场里那里说得定?宦海升沉，顷刻变幻!命运更有盛衰，是断不能恃的。”作者在《宦海潮·凡例》中也强调：“书中不特于张氏挤洪云，凌相排张氏见之，即翁、潘等大臣，有馈遗则为之援引，及张氏被劾，李相之雄，亦畏惧权贵，不敢置一词以为之营救。”黄小配之兄黄伯耀在为《宦海升沉录》作序时也说，该小说“极世态之炎凉，尽人情之冷暖。……胡功名富贵，风潮变幻，一至于此!此《宦海升沉录》之所由作也。”
为什么黄小配对世态炎凉与宦海升沉有如此深切的感受呢?这显然与他本人的身世浮沉和世风变化有很大关系。黄小配虽曾家世显赫，但其出生时，家道已经中落。他虽自幼聪明，却难谋出路，只得随兄长到南洋谋生，异国飘荡，备尝艰辛。回国后，政局急剧动荡，专制政府操持生杀升黜大权，导致官场变幻无常。这一切都使作者感触良深。为了表达其对现实人生的深切感受，同时“俾世之读者，亦忽焉而欢，忽焉而悲，忽焉而艳其合，忽焉而怜其离”，于是他便率尔操觚，创作了《宦海升沉录》等小说。
二
黄小配创作近事小说的思想意图之二，是为了反对专制独裁统治，推翻满清贵族统治，提倡革命救国。作者深切地认识到满清贵族的专制独裁乃是中国走上民主道路的最顽固的阻力。《宦海潮·叙文》即说：“专制之斧钺，生杀随意”。他在1906年7月27日《少年报》的政论《最近各省之乱警》中说：“专制者召乱之媒也。以今日新风过渡，民智渐开，断不甘蜷伏于专制政体之下……况内政之腐败，固有以激发之耶?”不过，专制统治虽已岌岌可危，但是当时还没有哪个党派可以组织民众团结起来，共同推翻专制政府；而靠当时中国政坛上的实权派去实行革命救国，则不啻痴人说梦。作者在《宦海升沉录》中就说，像袁世凯这样权倾一朝的大臣，“固是无此思想，且他向做专制官吏，便是独立得来，终不脱专制政治，于国民断无幸福”。这种见解不可谓不深刻。后来，作者还认识到，靠君主立宪来救国，也是行不通的。他在政论文《论平满汉之难》一文中说：“泰西平等平和之治，皆萃全国之气力精神身家性命，以断头购之，以流血博之，其得之也难。”由西方革命道路的艰难引申到中国革命的处境，深知中国的革命道路更加艰难，因而在《大马扁》中看到改良派天真的改良活动之后，议沦道：“向来各国最贤的君主，还没有肯自弃君权，反畀民权的道理”。因此，“凡立宪民权，自古是要国民流几多血，弃几多头颅，才争得转来。”作者在后期的小说《五日风声》中更是大声疾呼要改变假立宪的现状，明确地概括其政治主张：“政府之所称立宪，唯是改头换面……以为昔之日望立宪以图强者……将仍旧尤效：冈之共趋革命之说。”正足因为不能像英国“光荣革命”那样轻易得到民主立宪的硕果，那只有革命才可以救国了，所以该书热情地歌颂r流血革命的英雄们。黄小配从《廿载繁华梦》写官场混乱，到《宦海潮》、《宦海升沉录》揭露专制反动，又到《大马扁》发现改良派将无法推翻专制、给中国带来希望再到《五日风声》，作者终于看到了只有革命才可以救中国的事实。由此可见，黄小配的革命思想是随着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不断地走向成熟的，并且这些思想都反映在他的小说创作实践中。
既然封建专制政治已不可救药，那么要革命，就必须排满。因为当时满清贵族的专制统治已腐败透顶，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已达到了水火不融的程度，作者曾在政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说：“盖满汉之对抗之分途固由清廷祖制使然，而亦国民之天然性质也。”这种对立有如作者在《大马扁》中转述满清保守派刚毅的话所说的那样：“汉人强，满人亡；汉人疲，满人肥。”满清贵族几乎都存在着一种本能的抑汉倾向，他们竭力反对汉族官员参与重大事件的决策，认为“此乃我们家事”，特别是像醇亲土这样的守旧派，更是誓死紧守其专制统治特权，并对汉族官员扬言：“不把政体放在你手里，你休要妄想”。而汉族志士也固执、狭隘地认为，中国要实现民主立宪，便只能“驱除鞑虏”，此外别无选择。作者在《宦海升沉录》中即以伍子胥为例，说明“异族专制朝家，杀汉人如同草芥”，从而警醒国人：只有推翻满清贵族的统治，中国才能真正实现民主立宪的梦想。
当然，作者主张推翻满清贵族的统治，不仅是出于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激愤，同时也是基于对满清贵族统治下官场之腐败的深恶痛绝。作者认为在这样的腐败体制之下，“造反有理”，他说：“乱于文明之世者为反，乱于腐败之世者为义，使时当乱而不乱，是坐视斯民于水火之间，而不为之拯救，此逸民忘国者流，汤武等所不为也。”船此时的清朝就处于“腐败之世”，正因为黄小配对当时官场的腐败有如此深切的认识，所以他才不时地对官场腐败口诛笔伐。早在1904年，他就在《广东日报》上发表政论《何长清之开缺与各武员之革职》，一针见血地指出，导致假洪全福被谋毙的原因是清朝的官员有“升官发财之热念”，“彼劣弁凶徒，狠心辣手，富贵功名之念既迫，亦何事不可为?”…在其他不少文章中还提到官吏受贿、草菅人命、买官卖官，以至因在烟花场中骄奢淫逸而丢失国书却没有受到什么处分的恶劣行为。因而他总是想“挽腐败而使之昌明”，或者“在行政的体系中造成一个根本的改变，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所以就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命运的变化尽情地揭露当时官场之黑暗腐败，以其警醒世人。例如《廿载繁华梦》里的周庸裙，本是个吏员，没读过书，呵照样做大官。真是“官场当比商场弄，利路都从仕路谋”，做官与做生意已别无二致!而且为了使官爵之获取，显得名正言顺，有钱人还会用钱直接购买科举功名。周庸事占就用二万银子，为自己才十二三岁的儿子捐了一个举人回来。贪官污吏之败国乱政自不待言，那么“清官”又如何呢?作者认为，有时“清官”的危害性比贪酷之吏的危害性更加隐蔽而巨大。比如他在政论《岑春煊》里说岑春煊一来到广东就对一些“民蠹…‘或充或革，皆驱而去之”，似乎“吏治之腐败者，应有一番振作之精神”，但是“试问自岑督粤以后，与岑督粤以前，广东吏治，有少异乎?无有也!”，因为“岑氏本有欲为君子之心，而无能为君子之法”。《宦海升沉录》第五回写到李相的女婿张佩纶也是这样的人。在甲午战争前，张佩纶“为国”隐报军情，致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这样的官吏死有余辜，可竟还有人说他“做官本是很清廉的”!至于逸事笑柄，则是官场腐败的另类表现。《宦海潮》第二十回和廿一回写梁家璜因贪好女色竞被一个原是剃发匠的门丁挟制，最后走投无路，只好羞愤自杀。试想，这官要来何用?还指望他不畏强权，为民办事?还要指望他不畏外族压迫，力敌外侮?小说通过穿插官场之种种丑闻，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官僚政体之弊痼的认识。
三
黄小配创作近事小说的思想意图之三，就是为了表达对国势衰败、外族入侵的悲愤，以唤醒国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国势衰败的第一个表现是外族频繁入侵，政府割地赔款，置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他在政论《说势》中说道：国势“及衰也，惊陵寝，破首都名城不得而守，要地不得而营，而关河之势安在?弃水师，舰降旗，战舰不得而用，枪炮不得而施，而武备之势何在?团衅毒矣，西乱起矣，而民势将奈何?噫嘻，呜呼危乎!”作者在这里概述了中国国势衰败给中国带来的诸多战争及失利的情形，而在《廿载繁华梦》里，则具体描写了两广总督为筹备赔款款项而对广东人民、广东乡宦大绅进行惊心动魄的敲诈勒索行为。第一回写张总督查办广东海关库书，“敲诈富户，帮助军粮”，使得傅成弃家而逃；第十回写“张大帅因中法在谅山的战事，自讲和之后，这赔款六百万由广东交出，此事虽隔数年，为因当日挪移这笔款，故今日广东的财政，十分支绌，专凭敲诈富户”，这可以看出中法战争的灾难之深重。可就在这种风雨飘摇、国将不国的情势下，那些执掌朝政的京中大老们却除了“提倡旧学”，“于嗜好括帖、骨董、字体、书画及诗酒留连外，无一政治思想”，正是“一时衮衮，眼光如豆”!作者不由扼腕愤叹：“当环球斗智时代，以若辈当国，安得不危!”(《宦海潮·凡例》)。国势衰弱的第二个表现是外交上无法抬头，有失国体。《宦海潮》第十九回写到外交大臣张任磐为“禁约华工”事件出使美国。入关时，连一个关吏也可以对这位在国内显赫异常的外交官百般刁难，根本不把神圣不可侵犯的关书放在眼里。张任磐对此义愤填膺：“如此还有什么国体?”并由此感叹：“本大臣是奉皇帝命来做使臣，尚且如此，若寻常客商往还，更不知怎地苛待了。”
该小说又在第二十六回写到在中日战争失败后，中国派张氏到日本与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谈判时，备受言行辱慢，且国书被掷于地上，而蒙受如此奇耻大辱的清政府却不敢对此发一言，还是乖乖地重新派人去讲和，“赔去二兆两，割了台湾，才得了事。”这些事实足以说明作者是何等义愤了!作者还在书中借饱受屈辱的华人之口诉说了弱国子民的满腔悲愤之情：“可惜中国没什么工艺安置国人，就令国人要流落异国。今美国商场盛了，工人多了，一切事业可不必再靠华人，就把我华人来驱的驱，虐的虐，种种苛残，是说不尽的了。可恼我们中国做官的没点子心肝，替我们华侨争点气，任令外人鱼肉，岂不可叹!”与此同时，作者还借张任磐的思想活动说出了国势衰弱、外交失利的因果：“外交情势，全靠自己国家里头兵力强盛，就易争得；叵耐自己国势方弱，美(国)人料自己不能奈得他何，竞把自己同胞百般虐待!”作者之所以在小说中屡次抒发这些忧时感愤之言，目的就是要让读者“观虐禁华工，而保种之情可以出；观割利权、赔重款，而保国之念可以生”(《宦海潮·凡例》)，从而激发了其强烈的爱国热情，以求“完其责任之所在”(《廿载繁华梦·弁言》)。
四
黄小配创作近事小说的思想意图之四，就是为了发泄私愤，对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进行人身攻击。据《大马扁·序》说，黄小配写此书是因为“康梁二人，招摇海外，借题棍骗，于马扁界中，别开一新面目，而遂为康梁罪”。这说明作者就是借此书揭穿康有为等人的面目，告诫民众要提防康有为等人的行径。因而，作者在开篇诗就直截了当地嘲笑他们“保国保皇原是假，为贤为圣总相欺”；在小说中，作者更是把康有为作为典型的反面人物来予以贬损，甚至有意丑化的。作者把康有为描写成一个集“酒、色、谎”于一身的大骗子，还不断地往其身上扣上“就要做圣人”、“狂荡之人”、“志在博个虚名”的帽子。总之，作者对历史上的康有为几乎作了全盘否定。
为什么黄小配要攻击康有为等改良派人物呢?主要是由于他与康有为等人所持的政见不同造成的，“以同盟会成立为嚆矢……由政见上的对立走向感情上的敌视”。从戊戌变法的失败看出，清政府是强大的反动力量，加上外国势力的支持，单靠软弱的光绪皇帝的开明政策是不可能实现中国的民主自立的。康有为等人陷入了保皇行列之后，他们更加不可能给中国带来光明。中国要出路，只有革命，要革命，必须揭穿保皇派的反动面貌。因此，黄小配才有意通过通俗小说这一为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来揭穿康有为等人的庐山真面目。
那么，中国将实行什么样的政体才可以救民于水火、还民以自由呢?其实革命党人心里也是模糊的，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主张和切实可行的政体运行方案。他们只是想当然地认为，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就是实行自由竞选，而自由竞选的主要手段和目的就是各自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打倒政治对手，组建自己的政府；因此他们觉得中国在政治上应该学习西方的文明政体。既然有此认识，那么作为革命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黄小配在自己的小说中攻击、甚至丑化与他们政见不同的改良派，也就是难以避免的了。
综上所述，可见黄小配从事近事小说创作的思想动机是比较复杂的。实际上，他的创作动机还不止这些，即使在同一部小说中，其创作思想动机也不是单一的。例如，他在《宦海潮·凡例》中就说，是书除了“以人情世故，反面炎凉为大主脑”外，还“隐寓国势盛衰之感情”；“是书有国家种族之感情”，又“有匣剑帏灯之景”。需要指出的是，黄小配的小说创作意图往往是杂糅交结的，本文只是出于分析的方便，才将它们分开论述，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整体把握他的创作思想动机，这样才能很好地把握作者的主题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