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曹操诗中的“雄气”、“勇气”和“悲凉之气”,既表现出曹操不但有囊括回涌的宽阔胸怀,又有体恤人民疾苦的侧隐之心;同时也从不同侧面表现曹操诗的风格。
关键词:曹操诗歌;“气”
abstract:in cao cao poem “courage”, “courage” and “dismal gas”, both displays the broad mind which not only cao cao has includes wells up, and has shows solicitude for the people’s hardship the side hidden heart; simultaneously also displays the cao cao poem from the different side the style.
key words:cao cao poetry; “the gas”
关于曹操诗歌中的“气”,历代不少评论家都有论及,但多数不够深入系统,这里笔者拟作一尝试。
要谈曹操诗歌中的气,首先必须弄明白“气”是什么。《庄子•齐物论》中有云:“大块噫气,其名为风。”《广雅•释言》进一步说:“风,气也。”很显然,“气”与“风”指的是一种东西,这里指的是自然现象。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提出了“养气”说,这里的“气”指人的气质或个性。至曹丕的《典论•论文》则更进一步把“气”运用到了文学作品的创作和评价上。Www.11665.COM他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提出了“文气”说。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篇》中,对“文气”说又从作家到作品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他说:“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即只有志气昂扬爽朗,才能产生清峻的文风。也就是说,“气”指的是人的气质或个性,而“风”是反映在作品中的“气”。所以黄叔琳评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篇》说:“气是风骨之本。”气在于作家谓之气,形之于文即谓之风骨。
因此,我认为:“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家本身的“气”;一是文学作品中的“气”。 作家本身的“气”指作家的气魄、气质或个性。文学作品中的“气”指作品表现出来的气势、风力或“精神”;作家本身的“气”,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反映,就成了作品的“气”,前者决定后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气魄、气质或个性,那么不同人的作品,就会有不同的气势、风力或“精神”,即不同的作品的“气”,所以曹丕说:“不可力强而致。”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曹操诗歌中的“气”。
谭元春曾经评曹操的诗歌说:“此老诗歌中有霸气,而不必其王;有菩萨气,而不必其佛。”(《古诗归》卷七)我认为谭元春抓住了曹操诗歌气势的根本特点。曹操的诗歌有一种气韵天成的自然美,谭元春所谓的“霸气”,并非霸道之气,“菩萨气”,也并非佛教徒之气度,说得直白一点,就是雄气、勇气和悲凉之气。这“三气”可以用来概括曹操诗歌的风格特点。下边分别加以阐述。
首先谈曹操诗歌中的“雄气”。曹操诗歌的主要特点,就是它的气魄宏大,气势磅礴。不论是抒发豪迈的情怀、表现雄心壮志,还是思贤才之热情、超人世之神游,都有一股摇撼灵魂的力量。他的诗能使消沉者突起,萎靡者振作,勇者有跃跃欲试之概。如《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这首诗是曹操北征乌桓,凯旋归来时写的。诗人登上碣石山,远眺茫茫无涯的大海,心胸无比开阔。海水迴旋动荡,拍击着水中央那岑参的孤岛,发出隆隆的响声。俯视碣石山上下,一片郁郁葱葱。瑟瑟的秋风,吹得大海涌起千层巨浪,日月星辰,都好像出自大海的怀抱,运行于它的胸中。多么一幅雄浑壮美的海景图!气势雄壮,意境深远,抒发了诗人的豪迈情怀。读此诗令人浮想联翩,油然而生向往之情,可谓“登山而情满于山,观海而意溢于海”!(《文心雕龙•神思篇》)所以钟惺说:“《观沧海》直写胸中眼中,一段笼盖吞吐气象。”(《古诗归》卷七)沈德潜也说:“《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古诗源》卷五)“气象”即气势。“沧海”、“洪波”,“日月”、“星辰”,诗人处处从大处落笔,既写眼前之景,又有丰富的想象,所以气势宏大,吞吐宇宙。再看《龟虽寿》: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这脍炙人口的诗句,历来为人传诵,“老骥”——“千里”,“烈士”——“壮心”,表现了诗人老当益壮、自强不息的精神和他誓欲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真乃“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敖陶孙诗评》)极为本色,古直质朴。读此诗如见其人,一个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巍然眼前,《普书•王敦传》有这样的记载:王敦“每酒后,辄泳魏武乐府歌曰:‘老骥伏枥……’以如意打唾壶为节,壶边尽缺”。王敦是东普有名的大将,他之所以特别喜爱这四句诗,显然是因为这四句诗有气势,有雄力,诵着它,能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力量。
《短歌行》是曹操最著名的作品,历来评论家评论最多、称道最多的都是它。在诗的开始,诗人慨叹了人生的短促,接着用大量的篇幅抒发了诗人的苦闷和忧虑心情,最后以周公自比,表现了他招揽天下贤才的博大情怀。但历来不少评者认为,曹操慨叹人生短促,有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其实不然,我们应当看到诗人慨叹人生短促,是因为功业未建,理想和抱负难以实现,而又时不我待,不觉老之将至;诗人的忧虑和苦闷心情,是因为帮助他统一天下的人才难得,即“明明如月”,却不知“何时可掇”,所以“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并没有消极颓废的意思。正因为如此,最后诗人的感情迴旋直上:“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现了他为完成统一的大业,广揽天下贤才,虚怀若谷的宽阔胸襟,抒发了震撼人心的炽然的激情,有着巨大的感召力量。再如曹操的晚年之作《气出唱》,仍然气势十足:
驾六龙,乘风而行。行四海外,路下之八邦。
历登高山临溪谷,乘云而行,行四海外。
……
这里诗人描绘了一个幻想的雄伟境界,既有“朝发于苍梧兮夕余至乎悬圃”(屈原《离骚》)之神遊,又有背负青天,俯
瞰九州之势。正如陈祚明评曹操的诗所说:“曹孟德诗如摩云之鵰,振翮捷起,排焱烟,指霄汉,其回翔扶摇,意取直上,不肯乍下,复高作起落之势。”(《采菽堂古诗选》卷五)指出了曹操诗歌的古朴沉雄,虽然“鹰隼乏采”,然而“气号凌云”。这是对曹操诗歌气势最精当的评价。
以上所举曹操的诗,都表现出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钟惺和沈德潜都说有“吞吐气象”,钟惺又说曹操的诗有“气骨”,敖陶孙说他的诗“气韵沉雄”,陈祚明评其诗如“摩云之鵰”。他们都抓住了曹操诗歌的“气势”进行评价,皆着眼于一个“气”字。读其诗,大气磅礴,风力健朗,因此我们说,曹操诗歌中有“雄气”。
其次,再谈曹操诗歌中的“勇气”。曹操的诗,虽然用的都是乐府旧题,但他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开创了新的天地,形成了自己卓然不群的独特风格,“在乐府中,犹然气骨”(钟惺《古诗归》)。徐世薄曾指出:“子健诗虽独步七子,东坡文虽雄视百代,然终不似孟德明允苍茫浑健,自有开创之象。”(《榆溪诗话》)在当时,大凡作四言诗的,在文法、句法上,莫不受《三百篇》的约束,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有曹操一人不受其制约,正像范文澜说的那样:“(曹操)四言乐府诗,立意刚劲,造语质直,《三百篇》以后,只有曹操一人号称独步”。(《中国通史•文学》)在诗歌的内容方面,他直抒胸中之情,直描眼中之景——不管是光明的,还是黑暗的;是太平的盛世,还是惨淡的人生,都敢于写进诗里。如他看到汉末军阀混战造成的悲惨凄凉的景象,则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蒿里行》)曹操以相王之尊,是一个封建统治者,对当时豪强兼并给人民带来的悲惨遭遇,能真实地反映于诗歌中,也是需要勇气的,一般人不能够做到。特别是他的《董逃歌》:
德行不亏缺,变故自难常。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郭景图命尽于园桑。
郑康成(郑玄)是汉末的一代大儒,曹操把他行酒伏地气绝的事写进诗里,来说明人的生死寿夭与德行的好坏无关。鲁迅先生指出:“曹操做诗,竟说‘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他引出距当时不久的事实,这也是别人所不敢的”。(《而己集•魏晋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又说:“在曹操本身这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他的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同前)“想写的便写出来”,说着轻松,而实际上若不是“他的胆子很大”,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再如《薤露行》的开头两句:“惟汉二十二世,所任诚不良。”把抨击的矛头直指灵帝,这实在是需要胆量的。的确,读着曹操的诗,会不时有一股“雄气”、“勇气”冲出来,使人不能自已。
第三,谈谈曹操诗歌中的“悲凉之气”。钟嵘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曹操诗歌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继承了《诗经》、《离骚》,特别是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的现实主义传统,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为基础,反映出建安时代大动荡、大转折的社会状况。他的诗没有无病呻吟的缠绵小调,也没有万事不如意的满腹牢骚,更没有为艺术而艺术的雕章琢句之笔。因为他有着自己的宏伟理想和抱负,干的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这就使他的诗有着充实的思想内容。如他的《蒿里行》: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在董卓大乱之后,诸豪强虽然名义上会盟讨贼,而实际上并无讨贼之意,他们徘徊观望,积极积蓄各自的力量,乃至自相残杀。结果惨遭屠戮的军民数以万计,野外一片白骨,千里没有人烟,极写丧乱之惨,悲凉之气袭人。再如痛斥董卓滔天罪行的《薤露行》:
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诗人对董卓杀死幼主、焚烧洛阳,掳掠百姓的罪恶行为表现了极大的愤慨;对人民的遭遇和洛阳的惨象表示了极大的悲痛。诗中悲凉的气氛催人泪下。
还有反映军旅生活的《苦寒行》,表现了将士们倍受征战之苦和思乡至切的凄楚心情,其气氛也是极其悲壮凄凉的。
方东树指出:“《蒿里》……古直悲凉……悲痛哀远。”又说:“魏武《薤露》……所咏丧亡之哀,足当挽歌也。”(《昭昧詹言》卷二)《蒿里行》、《薤露行》在乐府中本来就多作哀挽之调,曹操用来叙述汉末丧乱的时事,所以其悲凉气氛更加感人。
通过以上分析,曹操诗歌中的雄气、勇气和悲凉之气,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三气”是怎样形成的呢?还有必要作一番探讨。
首先是“雄气”和“勇气”的形成原因。钟惺在论述曹操的诗时曾说:“志至,而气从之,气至,而笔与舌从之。”(《古诗归》卷七)说明了志、气、文三者的关系,实际上也是作家和作品的关系。刘勰《文心雕龙•体性》更具体地指出:“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体清;长卿傲诞,故里侈而辞溢;……嗣宗俶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彩烈;……”这里说明了作家的气质、个性对文章风格的决定作用。李白诗之所以豪迈奔放,是由于他的狂放不羁和傲岸一世的个性;苏轼文之所以“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苏轼自评语)是因为他有着旷达豪放的性格。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云:“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揽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这一节说明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文章与作家气质、个性的关系;一是文章与作者经历的关系。孟子因为善养“浩然之气”,所以他的文章与其浩然之气相称,“不为山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司马迁因“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交遊豪俊,所以其文章“疏荡”、“颇有奇气”。苏辙又说:“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曹操诗歌中之所以有一股“雄气”和“勇气”,也并非其有意为之,而是由他的独特个性和不平凡的经历决定的,然而他的个性和经历又与时代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建安时代,天下动荡不安,四方豪杰并起,有志之士,莫不欲建功立业,当时的大多数文人,也都胸怀雄心壮志,有建功立业的愿望。居于领袖地位的曹操是反传统的,他一扫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并重儒、道、名、法,使当时文人的思想解除了长期的桎梏而得到了空前的大解放。因此,使建安文人的作品大都形成了一种“清峻”、“通脱”的风格。所以曹丕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干,则谓“时有齐气”;论刘桢,则称“有逸气”。可见建安诗歌大都含一“气”字。至于曹操本人,这方面表现得就尤其突出了。他雄心勃勃,虎视四方,戎马倥偬三十余年,往往横槊赋诗,鞍马间为文,气盖群雄,笼罩一世,这就不能不使他的作品中充满着“雄气”和“勇气”。
在军阀混战的建安时代,曹操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他又自恃有经天纬地之才,非常的自信;袁绍虽出身于四世三公,门多故吏,虎踞冀州,曹操笑之为“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名称八俊,威镇九江的刘景升,曹操认为徒具虚名,其实难副;淮南袁术,曹操蔑之为“冢中枯骨”,早晚必擒;至于刘璋、张鲁、韩遂等,曹操更视为碌碌小辈,不在话下。照他自己的话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志•蜀志•先生传》)《魏德论》说:“武帝之兴也,以道凌残,意气风发。神戈退指,则妖气顺制,灵旗一举,则朝阳播越。”曹操经过十余年的南征北讨,先后消灭了吕布、袁氏兄弟、韩遂、刘表等割据势力,平定了北方,实现了北方的统一。他不愧是拨乱世之英雄。所曹操这种英雄气概反映到作品中来,就必然成为一种雄壮豪放之气,刚健劲拔之风。
曹操有着刚强豪爽的性格,年轻时就很有胆略。他二十岁任洛阳北部尉时,已表现出了超人的胆识:造五色棒,悬于府门左右,有违禁者,一律受罚。灵帝最宠爱的小黄门的蹇硕叔父犯了禁,照样棒杀之。一时“京师敛迹,莫敢犯者。”(《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倘若没有足够的胆略和勇气,岂敢如此。此外,他的庶族阶级地位,也使他有一种斗争勇气,在用人上,曹操一反过去的取仕办法,不管哪一阶层的人——即使是“盗嫂受金”者,或负侮辱之名——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都予以重用。这与其说是对豪强的一种反抗,勿宁说是对豪强的一种打击。前面已经说过,他的胆子很大,又无所顾忌,所以反映到他的诗歌中,也就必然有一种“勇气”。
曹操诗中“悲凉之气”的形成,也有各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决定于当时动乱的社会现实。董卓之乱,把首都洛阳糟踏成一片废墟,周围“二百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资治通鉴》卷五十九)军阀割据,战祸频繁。人民或惨遭屠戮,或死于饥饿瘟疫,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出现了“人相啖食,白骨盈野,残骸余肉,臭秽道路”(《晋书•食货志》)的空前残酷局面。曹操和建安文人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元稹指出:“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其抑扬冤哀存离只作,尤极于古。”(《元氏长庆集》卷五十六)如曹植的《泰山梁甫行》:“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妻子象禽兽,……狐兔翔我宇。”描写了当时边海地区人民的苦难生活,表现了诗人的同情和悲哀。再如王灿的《七哀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更表现了作者对人民生死不保的深切同情,气氛更加悲哀凄凉。另外如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蔡琰的《悲愤诗》等,也同样充满着悲哀凄凉的气氛。这说明了作品的格调与时代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杜甫在“安史之乱”中,经历了八年的颠沛流离和忧国忧民的生活,使他诗歌的风格沉郁顿挫。但当他听到平定了“安史之乱”的消息时写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与其以前的诗风则大相径庭:“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欢快的气氛。辛弃疾胸怀抗金复国的伟大抱负,却不能实现,所以形成苍凉悲壮的词风。曹操诗歌中的悲凉气氛,给人一种凄凉、悲愤之感,一方面,是由于他敢于正视残酷的社会现实,对当时战乱给人民造成的灾难有同情之心,并力图改变这种社会状况;另一方面,是由于他有着政治上的宏伟理想和抱负,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幻想。如他在《对酒》中,描绘了一个太平盛世的生活图景。虽然这种“太平盛世”在封建社会里是根本不可能实现,但曹操还是做了许多努力,采取各种措施来实现它。譬如他兴办学校,广开屯田,颁布“存恤令”、“给贷令”等等。陈祚明指出:“《对酒》序述太平景象,极尽形容,须知反言之,并以哀世也。”(《采菽堂诗集》卷五)正因为这种“太平景象”难以实现,所以诗人才悯世事之乱离,哀风俗之日哀,因此使他的诗歌笼罩着悲凉的气氛。正像陈祚明说的那样:“孟德所传诗篇,虽并属拟古,然皆以写己怀来,始而忧贫,继而悯乱,慨地势之须择,思解脱而未能,……本无泛语,根在性情、故其跌宕悲凉。”(同前)谭元春说曹操诗歌中有“菩萨气”,是很有见地的。
综上所述,曹操诗中的“雄气”、“勇气”和“悲凉之气”,既表现出曹操不但有囊括四海的宽阔胸怀,又有体恤人民疾苦的恻隐之心;同时也从不同侧面表现了曹操诗的风格。正如方东树所说:“大约武帝诗沈郁直朴,气直而逐层顿断,不一顺平放,时时提笔换势换气,寻其意绪,无不明白,玩其笔势文法,凝重屈,诵之令人满意。”(《昭昧詹言》卷二)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在谈到“建安风骨”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曹操的诗歌之所以能撼动人心,“诵之令人满意”,关键在于他的慷慨“多气”。曹植诗虽独步于“建安七子”,然较之其父诗,就未免显得气弱、气短。曹丕诗不如其弟,更无以与其父诗相比,刘熙载评曹操诗曰:“曹公诗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艺概》卷二《诗概》)刘氏之评,殆为定论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