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屈原的悲剧意识是他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以及他在政治上的绝望所造成的。在楚国大厦将倾之际,在个人无法力挽狂澜且又深具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的情况下,坚持美政理想却又不愿同流合污的屈原,其悲剧命运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由悲剧命运造成的悲剧精神是对死的价值的尊崇。屈原超越丧失生存的兴趣且又无价值的死来证明个人的价值取向,寻找与其空虚无意义地活着还不如死得其所的人生出路。他这种为了信念(“信仰”)而九死未悔的执着精神亦受荆楚原始巫文化(宗教)的影响。笔者认为屈原对于人生出路的思考、宗教的认识是不同于佛教的。
　　关键词:屈原 佛教 人生出路 宗教认识
　　
　　屈原是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亦是为了“圣主贤臣”共兴楚国的美政理想、为了自己坚贞的信念奔走于世的爱国主义诗人。当美好的愿望无法实现,当被统治者疏远而感到绝望,当满腔的报国激情不为在上者欣赏时,屈原将忧愤诉诸笔墨,留下“金相玉振,百世无匹”[1](p45)的华美篇章。后人对其人其事其文评价莫衷一是,但更多的是对屈原的慨叹与敬仰。研究者多在人生高洁、对现实的批判态度以及哲学思想等方面将屈原与道家作比较,笔者试从对人生出路的思考、宗教认识两个方面对屈原与佛教作一简单的比较。
　　
　　一、人生出路的思考
　　
　　屈原,楚贵族,“帝高阳之苗裔”[1](p2),曾任三闾大夫、左徒之职。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wwW.11665.CoM王甚任之。”[2](p505)他内则举贤任能,培育英才;外则联齐抗秦,保家卫国。谗人陷之,怀王疏远。后又遭子兰、靳尚诋毁,被逐,自投汨罗。他站在宗族国的立场上,为了其理想信念,虽九死未悔,执着地追求兴楚之大业。他没有“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变通之术,在国之大厦将倾之际,在一个人无法力挽狂澜之时,出身高贵且又注重内美的屈原绝望了,他深深地爱着祖国,亦不愿离开祖国到他国为臣,遂以自杀结束了生命。他的死是一个悲剧,这种“屈原悲剧具有意志悲剧的性质”[3](p80)。对于屈原来说,“死亡是生命的归宿,也是心灵的起点。与其空虚地无意义地活着,还不如扼杀生命的存在更体现人生的尊严与价值。”[4](p70)屈原的这种悲剧意识是在他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以及政治失败后的失望和对于国家、人民的忧患共同作用下所产生的。他希望以己之死使更多的人清醒,来挽救摇摇欲坠的楚国。“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1](p14)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1](p16)他以如此坚定的悲吟,证明自己的决心,两千年来依然撼动着我们的内心。
　　佛教特别是禅宗“以其深邃的感悟,表达了对融汇生死的禅悟体验”[5](p112)。禅宗对于执着采用消解,以其特有的哲学智慧对死亡的恐惧性进行消解,以平等的心态对待死亡。佛教认为人生来就苦,苦是因为有“十二因缘”,“‘十二因缘’能流转也会还灭,这告诉我们要修行不执著的如实知。”[6](p77)佛教认为世事无常,通过“四圣谛”的学习,人们才会改变自己的行为、心理以及生活。达到很高的境界时,心中便无任何执着,也没有对生死的挂碍。佛教认为通过禅修(禅坐)依心达到空灵的境界,达到无思无闻,消解美丑之别,消解得失,为精神找到一个永久的归宿。
　　虽然屈原与佛教对待死亡的方式不同,但都在思考着人生的出路。屈原与佛教对于死亡的超越尽管都是精神上的超越,但屈原是积极入世的,他以其对道德和正义的信仰来超越死亡,以其悲剧性的结果来证明生之意义,强调了个人的道德价值取向。佛教认为通过修行消除生死概念,如果“认识到生与死的真正涵义之后,不管生命长短,都同样具有价值”[5](p113)。
　　
　　二、宗教的认识
　　
　　荆楚之地习俗与中原不同,《汉书·地理志下》言其“信巫鬼,重淫祀”。“巫风其源于远古,世界各国的史前时代,无一例外都出现过这一类的社会现象。到春秋时期,周天子统治的北方中原地带,由于先秦理性精神的觉醒与流行,巫风渐趋式微。……而在南楚沅、湘一带,由于地处偏僻,他所保存的古代巫风就特别浓厚。”[7](p207)做过三闾大夫的屈原,他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修养中不可避免地受到荆楚原始巫文化的影响。(当屈原被放逐到“南郢之邑,沅湘之间”时,“屈原面对的是双重的流放,政治与君王相隔绝,远离自己的文化传统,在举目殊俗的荒蛮之地,他不能不感觉到自己在精神上也被流放了。……《九歌》祭祀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神交接之艰难,及其苦苦追求的悲剧气氛,与屈原的不遇心态相切合。”[8](p86))楚国自立以来就屡遭中原王朝的排挤、打压。这种原始巫文化(原始宗教)可以起到号召民众团结一致抗御外敌的作用。楚民族在一个相对来说被隔离的地理状态和文化状态下,在遭受中原王室的打击和不屑时,为了获得生存,不得不发愤图强、艰苦创业。这样无形中就形成了楚民族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为了国家勇于献身。“献身,是崇拜的极端形式,是宗教精神的最高体现。”[8](p7)屈原为了实现兴楚的理想执着地追求自己的信念,将满腔热血奉献给自己的祖国,这正是楚民族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最好体现;屈原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并为之献身是宗教精神。“屈原的生命精神无疑具有宗教精神的特征,我们不妨以‘准宗教’性来概括屈原生命精神的特质。”[3](p80)这种宗教精神是对生命价值的尊崇。我们说屈原以信仰的态度执着地追求美政理想,即使屈原不信巫鬼,其“余心所善,九死未悔”的精神就是一种信仰。

　有些学者乃至佛教徒不认为佛教是宗教,因为“宗教建立在人格神的基础上,佛教不注重信仰,又否定人格神的存在,因此佛教不是宗教。佛教不像别的宗教那样纯靠信仰,而更注重‘智慧’,强调‘慧解脱’;佛教是在反对婆罗门教的过程中创立起来的,它从一开始就否定创世主,否定人格神的存在,而提倡‘缘起’理论”[9](p1)。托卡列夫说“宗教是一种观念、信仰(包括仪式)的体系,它又是为之献身和苦心孤诣的人群、完整的组织机构、富于神性的庄严肃穆的庙宇,以及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神像等等构成的实体,它即是道德和法的规范汇集”[10](p613)。若按照托卡列夫的说法,佛教何尝又不是宗教呢?佛教有偈言: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前两句适合一切宗教,因为宗教的宗旨就是去恶行善。但“自净其意”却是佛教的独创。“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与“自净其意”是相辅相成的,要做到“自净其意”就要净化身、口、心,通过时常地反省自我以达到心中清净无染;要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最基本的就是持五戒、十善以及其他戒律等等,从而达到由戒生定再生慧。这样就形成了有组织、有纪律的僧团,所以我们说佛教在自身的发展中形成了一整套仪式、制度。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