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赠答诗是
　　
　　一、赠答诗歌的首次出现
　　
　　最早有赠答意味的作品应该是西楚霸王项羽和爱妾虞姬的作品。据《史记·项羽本纪》载:
　　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
　　“自为诗”说明这是自己创作的诗歌。而“虞兮虞兮”的称谓则表明这首诗有着明确的倾诉对象——虞姬。这样,它作为一首赠诗是毫无疑问了。“美人和之”更值得注意。也就是说,项王慷慨悲歌,虞姬亦有应答之作。虞姬和诗不见于《史记》,《史记正义》引《楚汉春秋》云:
　　歌曰:“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这样一唱一答,其实正是标准的赠答格式。于酬答之际,真情流转,全无先秦赠诗的功利性和政教意味。这样的作品,出现在儒家诗教说笼罩下的汉代,确实显得弥足珍贵。对虞姬的和诗,胡大雷先生提出质疑,认为“诗中称‘大王意气尽’,恐语气太忤”。然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曾经纵横天下,不可一世的霸王于英雄末路之际,也不过是悲歌痛哭,作儿女之态。虞姬既然报必死之心,便直言不讳亦在情理之中。
　　
　　二、颇受争议的苏李赠答诗
　　
　　“苏李诗”是苏武与李陵互相赠答诗歌的简称。今存“苏李诗”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萧统《文选》选录,标为苏子卿《诗四首》和李少卿《与苏武诗三首》;另一类载在《古文苑》,有李陵《录别诗》八首等。wwW.11665.coM
　　关于“苏李诗”的真伪问题论证源远流长,由晋入宋的颜延之在其《庭诰》中说:“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至其善者,有足悲者。”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亦说:“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则云:“少卿离辞,五言才骨,难以争鹜。”钟嵘《诗品·序》云:“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萧统更将其收录于《文选》,以示其真。唐代如杜甫、白居易、元稹等都对“苏李诗”深信不疑,且推崇备至。唐以后文人以苏李诗为伪作,但对这组诗歌的赠答题旨却是一致肯定的。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载苏轼语云:“余读《文选》,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刘子玄辩李陵《与苏武书》,非西汉文,盖齐、梁间文士拟作者。吾因悟陵与苏武《赠答》五言诗,亦后人所拟,而统不能辩。”[1]
　　李陵《与苏武》三首,送别场景不断转换,先是“衢路侧”,之后“上河梁”,再是“临河”,不同的场景有不同的景致,不同的景致则生发出不同的感慨。但三首诗惜别的感情基调是一致的。虽被疑为伪作,而能一以贯之,是一组较为成熟的赠答组诗。故友凋零,前途未卜,执手话别,诉不完离情依依,道不尽愁绪万端。如此赠别,全无一丝一毫的应酬习气。诗人以真挚深沉的笔触,抒写出令人黯然伤神的离别之情。“苏武诗”之“骨肉缘枝叶”,首六句以树有连理比兴,枝叶皆关情,以此叙写兄弟情谊;中间六句则将离人比作纷飞的鸳鸯,别后如参、辰永不复见;末六句则化用曹操《短歌行》中“呦呦鹿鸣”的典故,抒写饯别时的复杂感情。从平日的交谊说到临别的不舍,再到饯送的场面,一气贯注,可谓结构缜密。举酒送行,再叙平生,更增其不尽之意,委曲动人。“结发为夫妻”这一首,是给新婚妻子的赠别之作,诗中把往昔的恩爱与现下的别离苦痛加以对照,并以誓死不渝的承诺结篇,明白晓畅而倾泻出沉痛的感情。正所谓“格古调高,句平意远。不尚难字,而自然过人。”[2] “黄鹄一远别”这首,全诗二十句,首六句以黄鹄远别徘徊,胡马失群依依,双龙乖离彷徨为喻,抒发悲怆的别离情怀,接着写临别乐歌如怨如诉,如怒如愤的慷慨悲音。末四句仍用比兴,愿化为黄鹄高飞,送人远行,与篇首响应,不避重复,却“愈见错综”。(张玉榖《古诗赏析》)“烛烛晨明月”一首,将别离之景与送别之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末句殷殷劝勉,希望友人惜身惜德,与李陵《与苏武诗三首》之“携手上河梁”结尾“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统一期待,乃是汉魏人赠别诗中的常有之意。
　　苏李诗尽管真伪难辨,但其明确的赠答主旨和高超的艺术成就是不容置疑的。苏李赠答之作对后世的赠答诗作多有影响。如曹植《赠白马王彪》云:“收泪即长路,援笔从此辞”,任昉《赠郭桐庐出谿口见侯余既未至郭仍进村维舟久之郭生方至》诗云:“亲好自斯绝,孤游从此辞”,皆化用苏武诗之“去去从此辞”;陆机《赠冯文罴迁斥丘令》云:“及此春华,后尔春晖”,化用苏武诗之“努力爱春华”;梁代周兴嗣《答吴均诗三首》其二云:“惊凫起北海,仪凤飞上林。蹇低不同翼,欢楚亦殊音。曀曀夕云起,落落晓星沉。李陵报苏武,但令知我心。”以苏、李交谊赠答为比,表白知音心迹。
　　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说:“曹植诗中对友情如此强烈的赞美,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他以前的时代,在《诗经》和汉代,如此强烈的友情之歌,也有相传是李陵和苏武的赠答之作流传下来,但这些并不是确实可信的。”[3]换个角度说,吉川幸次郎虽然认为苏李诗为伪作,但还是肯定了这组诗歌是“强烈的友情之歌”。那么,如果苏李诗确实真实可信,亦可以从诗中解读苏、李的友谊情结,则苏李诗在赠答诗歌史上第一次标举出友情赠答的典范,它们毫无疑问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
　　
　　三、具有应酬性质的桓麟与客问答之作和蔡邕的《答卜元嗣》、《答对元式》二首
　　
　　据《艺文类聚》引《文士传》载:
　　麟伯父乌。官至太尉。麟年十二。在座。乌告客曰。吾此弟子。知有异才。殊能作诗赋。客乃为诗曰:甘罗十二,杨乌九龄。昔有二子,今则桓生。参差等踪,异世齐名。
　　麟即应声答曰:
　　邈矣甘罗,超等绝伦。伊彼杨乌,命世称贤。嗟余蠢弱,殊才伟年。仰惭二子,俯愧过言。
　　蔡邕也有两首明确标明“答诗”的作品传世。其诗如下:
　　伊余有行,爰戾兹邦。先进博学,同类率从。济济群彦,如云如龙。君子博文,贻我德音。辞之集矣,穆如清风。 (《答对元式诗》)
　　斌斌硕人,贻我以文。辱此休辞,非余所希。敢不酬答,赋颂以归。(《答卜元嗣诗。》)

　不同于项王、虞姬唱和之作的自出机杼,无论是桓麟与客的问答之作还是蔡邕的两首答诗,我们会发现它们与先秦赋诗及临别赠诗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于继承之外又有创变。
　　桓麟与客的问答产生于即席应对。桓乌以太尉之尊宴享宾客,于席间夸赞侄儿“有异才”,“殊能作诗赋”,大有自矜之意。于是客即席赋诗,称颂桓麟可与前代神童甘罗、杨乌比肩,“异世齐名”。这当然有讨好桓乌的意味。但桓麟即席作答,谦虚有礼,应对得当,更兼才思敏捷,似比子建七步为诗更胜一筹,故而传为佳话。我们可以看到,这组诗承继了先秦士大夫于酒席间赋诗往来的社交应酬特色。但已经不是称引《诗经》中的原句,所以也不存在“断章取义”。而是根据眼前的情境自己创作诗句,而且赠答的内容也不再是“微言相感,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的春秋大义,仅仅是围绕着个人是否有“异才”而展开的褒扬和自谦之辞。无关于军国大计,不再是庄重典雅,不过是个人间的交际应酬,甚而还带有一些游戏的味道。
　　蔡邕的诗大概是最早于诗题中标有“答”字样的诗了。《答对元式诗》开篇云:“伊余有行,爰戾兹邦”,则可知诗人有一次远行,所以朋友们都去饯别,即所谓“同类率从”。这次活动声势浩大,参与者为一时俊彦,“如云如龙”。可惜文献不足征引,无法窥其真实面貌。那么,我们不妨大胆推测,元式和卜元嗣两人都参加了这次活动,且分别“贻我德音”,“贻我以文”。来而不往非礼也,所以“敢不酬答”,于是就有了这两首答诗。不过,笔者以为更值得人注意的是“穆如清风”和“赋颂以归”两句。《崧高》和《烝民》都提到了“吉甫作诵”。《烝民》中称赞吉甫作诵,“穆如清风”。那么,无论创作主观上有意识或是无意识,面对朋友的赠诗行为,蔡邕首先想到的是“吉甫作诵”,“以赠申伯”的先秦的临别赠诗传统,而且他也自觉地承继了这一传统。
　　由此,我们可知桓麟与客问答之作和蔡邕的两首答诗于先秦赋诗和赠诗传统有所继承。但是又有不同:诗歌关注于个人自身的行为,不关乎军国大计。赠诗者也不再具有“代言人”的身份,政教意味转淡。这样,赠答诗成为日常生活中,文人应酬交往的重要交际工具。但是这些诗作,因为出自社交目的,应酬性质非常明显。语言固然文雅,却呈现出一种公式化的特点,完全无涉于个人情感的自然流露,这样的诗作,算不得是赠答诗中的优秀诗篇。
　　 　注释:
　　[1][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页。
　　[2][明]谢榛:《四溟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99页。
　　[3][日]吉川幸次郎著,章培恒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