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在国外登堂入室,成为本国学术的一部分,得益及体现于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其一,学者的专门化。“从前欧洲研究东方学的人,大半是‘海关上的客卿’、‘外交机关的通事翻译’或‘传教师’出身,本人既不是严格的科学家,也不是素来即有志研究东方学问,所以他们初期的著作,比较本国的学者,往往稍欠精确。
沙畹、伯希和之前甚至与之同时,“不少的西洋汉学家,每但以西洋的汉学为全个范域”,无视中国前贤及当代学者的成果。而巴黎学派诸大师的态度完全不同。伯希和认为:“中外汉学大师之造就,堪称殊途而同归,尤以清初康熙以来,经雍乾而至道光,名家辈出,观其收获,良足惊吾欧洲之人。此果何由,亦由理性之运用与批评之精密,足以制抑偏见成说。其达到真理之情形,实与西方学者同一方式”。因“心向既久”,不禁对继承前辈学者的当代中国学人,也“寄有无限之敬重与希望” 。高本汉则责成自己追随清代学者的开路工作,而把现代西方语言学方法应用于所整理过的材料。 傅斯年在高著《中国音韵学研究》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40年)序言中说:“高本汉先生之成此大业固有其自得之方法,然其探讨接受吾国音韵学家之结论,实其成功主因之一”。同时他还认真收集中国当代学术书刊,以追踪中国同行的研究。
巴黎学派不满于既有的四裔研究,鼓励深入中国内部。当时欧洲汉学家的态度有二,一是将中国文明作为与印度、埃及、希腊罗马文明并驾齐驱的世界文明之一,视为纯粹学问的智的对象,以法国为代表;一是从本国的政治、贸易等实际利益出发,英、德、俄为典型。 “研究中国古代之文化,而能实地接触当今代表中国之人,此种幸运,绝非倾慕埃及或希腊者所可希冀。wWW.11665.CoM知有此幸运而能亲来享受者,沙畹为第一人。”而伯希和“治中国学,有几点绝不与多数西洋之治中国学者相同:第一、伯先生之目录学知识真可惊人,旧的新的无所不知;第二、伯先生最敏于利用新见材料,如有此样材料,他绝不漠视;第三、他最能了解中国学人之成绩,而接受人”。有鉴于伯希和沟通中外,充分利用中国学人的成就,傅斯年呼吁中国学者“仿此典型,以扩充吾人之范围”。
传统人文学科尤其是历史学,以文献研究为主,辅以其他手段,目的仍在更好地通过文献研究历史。此一特征,中外一律,而中国尤为突出。因为中国有始终一贯的文字文化,保存传播的技术手段又相对发达,文献的留存极为丰富广泛。这不仅造成中国学术传统中史学特盛的局面,而且竟能影响近代新兴学科的引进发展。考古学长期以发现和印证文献为要项,文化研究则多由文史哲学界兼祧,与欧美各国反差明显,也令行内人莫名所以。 葛兰言的趋新尝试,同样受此制约。当时“法兰西史学界颇有欲以社会背景之研讨代替旧派之著重个人心理之解释者” ,葛氏因此想以欧洲封建社会为研究对象,后发现史料不足,才转学中文,“因为中国文化乃世界文化中最古老并最富有连续性”,适宜此类课题。可见其问题意识来自法国本身的历史研究个人心理解释法已经发挥到极致。而欧洲汉学界包括成就最高的巴黎学派,只有极少数人开始进入中国文史学的“个人心理之解释”阶段,如沙畹对《史记》的看法。同时,葛兰言所属的法国社会学派的社会学并非一般而言,“反而与我们所叫做的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颇为相近。”其“社会学分析法在骨子里,原是一种实际调查与田野研究的方法。” 葛氏曾主张以中国的乡村文化为中心,并选择受都市文化影响最少,最能保存旧日文化形态(如河南郑州一带)的一个乡村为研究对象。如果照此而行,他得到公认的机会可能更大。后来费孝通即首先避开文献的困扰,开创乡土社会研究的先例,然后回头再适应中国学术,结合文献解释皇权与绅权。
若论学术的高妙境界,则东西同理,所以古今中外学术之兴替,与生理之传承异,后来者未必居上。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大师,往往照远不照近,只能高山仰止,无法代代相继,更不必说长江后浪,青胜于蓝。其原因不在有人无人,而是那种天才本为不世出,正所谓一线单传,不绝如缕,非人多势众所能弥补。但其所昭示的轨则,悬空而实在,虽时为社会动荡所牵引,仍然万变不离其宗,后来者不能不受此无形制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