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法律真实不等同于案件事实，这就使疑罪的产生不可避免。古代社会的疑罪浓缩了传统司法的典型特征。疑罪是有罪推定原则的产物，疑罪的认定与以口供为主的证据裁判规则密切相关，疑罪的审理程序体现了司法的集权性，疑罪的处置遵循慎刑价值。传统的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维护统治秩序，而疑罪制度是实现这一目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有罪推定刑事诉讼证据裁判规则
作者简介：付春杨，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在法律调整社会关系时，由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所决定，不免会产生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的困难，产生疑案。这些疑案一部分是事实认定（罪之有无）问题，一部分是法律适用（罪之轻重）问题。我们今天所说的疑罪通常是指前者，本文的讨论也以前者为主。
一、疑罪的产生与有罪推定
疑罪是刑事诉讼活动中在事实认定方面所遇到的问题，诉讼活动是对犯罪案件的历史性回溯，这种回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只可能得到相对实现。刑事证明的相对性是疑罪产生的根本原因。但是在古代
无论是以被追诉人不服指控，还是证据不足作为疑罪认定标准都有一定合理之处，但是有时疑罪条件的无限放宽却会带来荒谬的结果。例如清人方苞所描述的故事，“凡杀人，狱词无谋、故者，经秋审入矜疑，即免死。吏因以巧法。有郭四者，凡四杀人，复以矜疑减等，随遇赦，将出，日与其徒置酒酣歌达曙。WwW.11665.coM或叩以往事，一一详述之。意气扬扬，若自矜诩。”�豘凡非谋杀、故杀的杀人案件都做矜疑处理，实际上已偏离设置疑罪制度的初衷，而纯粹是借疑罪的名义普遍减轻刑罚。
三、疑罪的审理程序与司法集权
案件被认定为疑罪之后，其处理从司法实践看，可能有两种途径，其一为普通程序，由各级司法官员按照正常的案件审理程序处理，依权限对案件进行改判或转审；其二是特殊程序，按照法律规定的疑罪程序进行处理。本文主要考察疑罪的特殊审理程序。
《礼记·王制》关于殷代狱讼审判的记载中曾经提到“疑狱，泛与众共之”意思是说，如果案情疑似，难以处断，就广泛征求公众的意见，众疑则宽大处理。定罪之后，则还需要逐级上报，最后由王定夺，到周代则发展为“三刺”制度，即“讯群臣、讯群吏、讯万民”。应该说，殷周制度已经奠定了后世疑罪审理的基本框架。即逐级上报、合议、圣裁。这样的疑罪审理程序是司法集权的体现。
《汉书·刑法志》中记载：“高皇帝七年，制诏御史：‘……自今以来，县道官狱疑者，各谳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当报之。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汉高祖确立的疑狱奏谳制度中，疑狱难决逐级上报上级司法机关处理，并最终由皇帝决断。
唐宋的三法司取代了廷尉，同时大臣集议也成为皇帝最后裁断之前的必经程序。唐代规定“天下疑狱谳大理寺不能决，尚书省众议之，录可为法者送秘书省。”�豙宋代在路置提点刑狱司，“凡管内州府十日一报囚帐，有疑狱未决即驰传往视之。”�豛“天下疑狱，谳有不能决，则下两制与大臣若台谏杂议，视其事之大小，无常法，而有司建请论驳者，亦时有焉。”�豜当然无论大臣们作出何种结论，决断权依然是在皇帝那儿。譬如宋代疑案“阿云案”�豝，官员们争论非常激烈，宋神宗却并不理会几派的不同意见，只是轻描淡写地下诏“以赎论”。
明清时期，疑罪制度主要为会审制度所吸收。明初有会官审录，由三法司、五军都督府、九卿、科道、锦衣卫等衙门，霜降后请旨在承天门外审录刑部狱在押的囚犯。天顺三年起确定朝审之制。对于京师以外囚犯，明会典载：“凡在外五年审录。…死罪可矜、可疑及事无证佐可结正者，具奏处置，徒流以下减等发落。”�豞清代的朝审、秋审早期也有疑狱之制，“初制分情实、缓决、矜、疑，然疑狱不经见。”�豟此后即改为情实、缓决、可矜、留养存祀。而可矜的情况，包括斗殴情轻（仅止回推无还殴）、戏杀误杀（失手跌撞而死）、救亲致死人命等�豠，只取决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与情节，与是否可疑无关。
从上述关于疑罪审理程序的梳理，可以看出在疑罪审理中，上报是疑罪程序的启动环节，合议是疑罪程序的评价环节，而圣裁则是疑罪程序的决定环节。疑罪程序的最终决断权属于君主，体现了司法权附属于君权的特质。
四、疑罪处置与慎刑价值
关于疑罪的处置，《尚书·大禹谟》有“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说，大体上古代对于疑罪有从无或从轻两种处置方法。苏轼说这是“疑则举而归之于仁”�豣。疑罪的处置是古代司法慎刑价值取向的重要体现。
在司法实践对于疑罪从无与从轻的案例都存在。
《晋书·王湛传》中记载：“晋王坦之袭封蓝田县侯。时卒士韩怅逃亡归首，云：‘失牛故叛。’有司核怅偷牛，考掠服罪。坦之以为怅束身自归，而法外加罪，懈怠失牛，事或可恕，加之木石，理有自诬。宜附罪疑从轻之例，遂以见原。”士兵韩怅偷牛并没有真凭实据，而仅靠有司一面之词以及对当事人刑讯逼供便得出结论。此案本身应属疑罪范畴，而县侯王坦之的做法就体现了疑罪从无的处理原则。
《棘听草》记载“守巡道一件为人命事”�豤，妇人马氏之夫阎国贺被贼擒杀，是夜马氏因为与丈夫口角，借住在其夫仇人应和尚家，司法官以有证人在现场听到应和尚的声音断定应和尚是杀人凶手，但对于马氏，尽管认为“据理原情，必属奸夫、奸妇之同谋”，然“质证无人，口供无据”，不得不归于疑案，予以免究。
清代对蒙古人犯罪，“凡不招承应死重罪，又无证据，既为疑狱，令设誓言完结。”�豥这是对蒙古人的优待，但也是有保留的疑罪从无。
与疑罪从无有关联的是疑罪从赦，就是对于疑罪不问情由，一概赦免。如唐贞元八年八月诏“系囚疑狱诉久不决者，委所在长吏即与昭雪，务从宽简。”�豦元泰定帝曾下令“疑狱系三岁不决者咸释之”�豧但是这些诏令属于大赦性质，它是对被追诉人是否有罪不加认定，而不是认定其无罪，因此并不意味着疑罪从无更非无罪推定。
传统司法中也有疑罪从轻的处断。不过疑罪从轻大多针对死罪。如汉武帝时为开发河右四郡，“议诸疑罪而讁徙之”。�豨魏时“疑罪奏谳，多减死徙边，岁以千计，都下决大辟岁不过五六人。”�豩
《盟水斋存牍》“强盗麦达信等斩改戍并议释”�豬一案中，麦达信被指控抢劫杀人，但其坚称“新兵在哨，不与其劫”。最后麦因为“获无赃据，而里排具有甘结，终始苦辩”，按照“矜疑改戍”发惠州充军终身。而司法官员的评论是“矜疑改遣，允当厥辜”。
《守禾日记》载“一件失盗事”�豭，吴小弟被控抢劫，赃物只有一炉、一紬、一牌，但均非失主之物，同案许云生被控窝买盗赃，查无实据，司法官拟枷责发落。大体上总是查无实据，事出有因的考量吧。
疑罪从轻有可能使无罪的人遭受刑罚，因此在今天常为人诟病。在古代，也有不少质疑的声音。宋人陈大猷在《书集传或问》中就明确指出，“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不简谓罪不当……非谓疑其无罪而姑罚之也。若夫疑狱则疑而不可知者也，若为盗而无赃证，杀人而无明验是为疑狱。疑则不可知其人为有罪矣，不可知其为有罪，虽轻罚犹不加，况加以重罚乎？”这是从逻辑上推论对事实疑罪加以处罚的不合理及不可能，认为罪疑从轻只应针对法律适用的疑罪。
陈氏的观点从现代司法理论的角度来考量，当然很有、道理，但是在古代司法实践中，排除疑罪从轻却常常导致“罪疑从挂”。例如明代一个案件，有人把自己的女儿藏了起来，却诬陷女婿杀人，女婿被诬承认杀人，由于找不到尸体，结果“已更数司阅数岁”，仍未能查清事实。直到后来刑部广东司主事毛宗吉找到了“失踪”的女子，女婿才告无罪释放。�豮至于由于案情不明，在漫长的审理过程中，老死、病死、被折磨死于监禁之中的囚犯历史上则更不知有多少。
传统司法中疑罪的从无与从轻，表面看有本质的不同，疑罪从无与现代司法无罪推定有内在一致性，疑罪从轻却可能陷无罪之人于有罪。然而事实上古代的疑罪从无固然不能等于今天的无罪推定，古代的疑罪从轻却也不完全是现代意义上有罪推定的产物。“圣人宁不明也而不忍不仁”，�豯无论从无还是从轻，在古代的司法官员来看，并无本质的区别，二者都是传统司法慎刑价值的体现。
五、结论
尽管古今疑罪都是法律真实相对性的产物，但是古代的疑罪和现代的疑罪其实是大异其趣的。现代的疑罪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之间的平衡，古代的疑罪则处处体现传统刑事司法维护统治的需要。疑罪认定标准的调整，疑罪审理程序的规定，疑罪处置的从赦与从轻都以当时统治需要为转移。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法律中的事实真实是一种有限的真实，追求真实并非法律唯一的价值取向，真实的价值追求应与其他价值追求相协调。
注释：
�颜俊彦．盟水斋存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