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面对我国转型期社会的全方位变革和不断推进的法治化进程，法学和伦理学将关注的目光共同投向道德法律化这一概念，期望其在获得自身发展的同时担负起民族复兴和法治昌明的重任。正确界定道德法律化的概念，就合理性和必要性对其学理基础展开论证，进而界定其限度，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势在必行。

　　论文关键词 道德法律化 学理基础 法治化进程

　　一、问题的提出与法律道德化的内涵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蓬勃开展，我国正站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整个国家全方位的变革给道德建设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一方面，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道德的调节力量已不能遏制人们用不正当手段逐利，比如近年来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另一方面，不同的主体因立场不同，所持有的利益观也各异，致使主体面对道德选择和判断时出现困惑，如曾引发全民讨论的“许霆案”，道德作为社会重要的价值体系和规范系统，在当代中国正在进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实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应担负何种使命，成为了法学和伦理学研究领域共同关注的焦点。不同学者对此见解各异，有些学者主张加快道德法律化的建设步伐，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主要取决于道德规则被纳入法律规则的数量。……在一个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国家中，法律几乎已成为了一部道德规则的汇编。”豍有些学者对此持相反观点，认为“如果通过道德法律化过度地、强行地赋予‘社会法’以‘国家法’的意义和角色，极易把市民社会自决、自律的较高标准，不当地上升为他律的强制的国家标准。wwW.11665.COm”豎显而易见的是，问题的争点在于道德是否应该被法律化。为解决这一问题，准确定位道德法律化这一概念成为必需。
　　关于道德的法律化的内涵，通说认为“是指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豏一个国家道德法律化的程度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与此相适应的是，道德法律化有着多样化的实现方式，具体而言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把道德直接升格为法律，这种情况下，道德主要以必为性和禁为性的法律规范为表现形式，这种做法在多见于亲属法。例如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以及禁止遗弃的规定。二是把道德作为法律原则规定于法律规范中，此类一般的道德规范多为社会公德。比如《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三是把道德作为法律规范的补充性规定，此时道德主要是以准用性的法律规范作为表现形式。比如台湾地区民法典规定：“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大陆地区司法实践在法无明文规定时也有类似做法。科学界定道德法律化的概念，对于准确划定其限度和范围，体现道德之于法律的积极价值，实现道德发展和法治建设的良性运行均具有重要意义。

　　二、道德法律化的学理基础

　　（一）道德法律化的合理性论证
　　1.道德和法律的共性是这一论证的根源
　　（1）二者的调整内容具有一致性。二者的调整内容涉猎面广，交叉性强，具有同质化的特征。比如有些社会关系既归于道德调整，也属于法律规制，如公序良俗、尊重他人基本权利等。在道德的范畴中，这些是必须要遵循的道德义务，违反了需承担道德谴责，在法律的范畴中，这些是宣示性的法律基本原则。很多道德所不提倡的东西，同样为法律所禁止。
　　（2）二者的价值目标具有统一性。法律以规范的形式出现，公平与正义形成于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之中，是法律精神的集中展示和深刻展现，体现了人类对理想世界孜孜不倦的追求。同样地，公正也是道德的重要内涵和存续基础之一。公正成为了道德和法律的重要连接点，道德的这一价值目标也正是法的制定和实施的价值源泉。基于此，一旦体现正义的道德在现实社会难以得到伸张时，以法律面孔出现的正义可以通过其强制性和可操作性彰显社会公正，践行人类理想。
　　（3）二者的内涵均具有义务性。义务的内涵包括必须履行相应行为或者禁止某种行为。在道德的范畴之下，义务带有全局性和基础性，“‘义务’在逻辑上先于其他道德概念，其他道德概念以‘义务’的存在为先决条件，并且只有参照它才能得到理解。”豐义务是道德的在本质上的反映，与此相适应的是，义务也是一个重要的法律概念。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权利和义务统一于法的内容之中，二者共同构成法律的基本范畴。因此，义务是道德法律化的中介和桥梁，构成了道德法律化的基础。
　　2.中华民族的心理惯性为这一命题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心理惯性是指在某种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因沿袭传统心理模式而在人们内心所产生的对旧事物所表现出的依赖或怀恋。作为人们传统心理模式的一种自发沿袭，不同民族表现出来的心理惯性是不同的。豑一般地，历史文明悠久、存续时间长的民族较其他民族而言，所展现出的民族性格较为内敛、持久和有深度，故其民族的心理惯性就越强。就我国而言，我国历史悠久，封建社会时间尤其长，因此民族文化较为封闭，民族性格较为内敛、持久和有深度，民族心理惯性较为强烈和鲜明。国人崇尚礼法道德，重视心理体验，生活上趋于和谐和平稳。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法文化对于国人的心理及行为仍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故在现代法治化进程中扩大道德的影响力符合国人的心理惯性。
　　中国法律自古以“德主刑辅”作为指导，道德色彩十分浓重，属于“道德法”范畴。传统的道德法有利于平衡人们内心深处因单纯的法律规则调整而引发的各种冲突、碰撞或不适应。对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具有较强烈的民族心理惯性的民族而言极具吸引力和感召力，在这种法律文化影响下，国人的观念无疑是道德化的而非法律化的。进入近现代社会，我们也不乏将道德入法的一些成功做法，诸如公平民主正义，均已作为法律基本原则予以固定下来。对道德和法律关系的认识是人们几千年来集体智慧的结晶以及在长期追求真善美过程中认识的升华，为道德法律化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二）道德法律化的必要性论证
　　1.道德自身功能的缺陷要求引“律”入“德”
　　一方面，道德天然具有模糊性、主观性、弱强制性、多元性等缺陷，这些特点与法律的明确性、客观性、强制性及明确的指向性形成鲜明对比，法律可以在上述方面为道德披上一件具有可操作性的外衣。另一方面，因社会客观现实所限，道德需要法律的保驾护航，我国正处于经济变革和社会转型期，利益主体多元化，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减弱了道德的调控作用。因此，将道德中含有的维护经济活动秩序和保障社会稳定运行的因素上升为法律确有必要。
　　2.这是顺应民族心理惯性，推动法治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当前，尽管我国的法治化建设取得了极为辉煌的成就，并已使广大人民群众初步形成了对法律的信仰，但是由于中华民族独特心理惯性的影响深远，人们思考问题时仍倾向于道德优位，在潜意识中仍有“情大于法”的思想，面对转型期民众的独特心理，用法律道德化的方式对之因势利导，使民众逐步摆脱传统的“德治”心理，最终树立法律优位的思想，从而清除我国实现法治化进程的意识障碍。

　　三、道德法律化的限度

　　在我国当前的法治化进程中，道德法律化已经成为时代的需要。必须科学划分二者之间的界限方能使二者更好地履行社会赋予的职能，因此，在诉诸于实践时，我们必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道德法律化的“度”是什么。具体包括下述几个方面：
　　（一）从严标准
　　道德的基础是自律，这与法律的他律性相悖。道德过分法律化既会稀释法律的强制性，不仅会软化法律的强制调整机能，而且会限制道德本身的内心约束机能，对之必须要作出限制。此外，法律所调整的范围远小于道德，必须从严掌握道德法律化的标准。若把一切道德规范进行法律化，结果只会毁灭道德，并最终毁灭法律。因此，道德法律化的范围应定位在全体公民都应该而且必须做到的基本道德要求上。一方面，上升为法律的道德要求全体公民的普遍遵守。道德法律化的落点是法律，若不能得到普遍的遵守，只是纸面上的法律，缺乏实践性和执行性。另一方面，上升为法律的道德只能调整一些基本行为。由于达到道德要求的人数与道德本身的要求程度具有相对性，越是要求高的道德越是难以在全社会得以普遍实现，因此，一定程度上调低的道德要求水准可以使其得到更为广泛的遵守。
　　（二）控制范围
　　由于道德法律化具有严格标准，在该标准的指导下，需严格限定其适用范围，坚决排除不满足标准的情况。首先，一些特定化的规范需要被排除。比如少数民族特有的民族习惯，因其无法涵盖全体公民，自然谈不上普遍遵守；其次，排除社会主体高层次的道德追求。比如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等，一味强调其入法，无异于逼人行善，最终会出现揠苗助长的恶果。再次，道德中内化于人心的美德也不应在此范围内。考虑到个体的差异性导致每个人的感悟不同，美德并非能够得到每个人的自觉践行，即使将其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也会因为缺乏客观性导致其评判标准的模糊性和违反规则的难以惩罚性，实质上会削弱法律的权威性。上述行为可以通过道德鼓励和奖励的形式激励行为主体实现之。
　　（三）古今并行
　　作为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的统一体，法律不可能是没有价值蕴涵的纯粹规则，其内在价值只有在与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成员的基本价值追求相吻合时才能最终获得社会认可而取得普遍效力。豒考虑到中华民族的心理惯性和古代道德法的深远影响，要积极吸收古代法中的精华部分，顺应社会发展和全体公民的价值追求。尤其是伦理色彩浓重的亲属法，由于涉及道德成分比重大，对民众日常生活影响广，可传承性强，可以为道德法律化提供更大的发挥空间。
　　（四）划清界限
　　这是指法律道德化的适用空间应限于立法环节，司法环节中绝不允许引入。这是因为在制定法律时，要想获得全社会的接纳和遵守，必须要以构建起一整套道德的价值体系并反映出相应的道德价值需求为前提。立法阶段要求立法者心中树立起道德信念，坚守道德底线，以道德为纲，通过精巧的制度设计将道德的精神和目标以法律形式体现出来，制定出“良法”。在司法实践中，执法者遇到法律规定的不甚明确时，极易受到道德规范的影响，出现“情溶于法”的“泛道德主义”现象。在当前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要避免道德评价介入司法评判，裁判者要排除道德因素的影响，尊重司法权威，依法严格裁判，维护法治昌明。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深刻认识道德法律化的内涵，客观评价其存在基础，科学界定其限度并不会阻碍道德实现自身价值，也不会拉低道德主体的行为底线。事实上，这是对德治与法治关系的正确定位，是尊重客观规律的明智之举，也是我国法治化进程的务实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