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英国学派是独立于美国主流学派之外的一个学术特色较为鲜明的学者群体。马丁·怀特是英国学派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对英国学派的建立及其学术传统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早期的怀特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思想，虽然后期选择理性主义的中间道路，但是其思想中的现实主义成分一直存在，现实主义思想与美国学派的现实主义观点相似，但是又不同于后者。怀特坚持使用历史的、哲学的和社会的方法来理解国际政治，深刻地影响着在其之后的英国学派学者的研究，成为英国学派方法论的重要特色，也是与美国学派最大的不同之处。

　　论文关键词 马丁·怀特 英国学派 现实主义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是二战后英国逐渐衍生发展起来的一支独具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其生长历程独立于美国主流学派之外，是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之外最具影响力的一个学派。代表人物包括查尔斯·曼宁（charles manning）、马丁·怀特（martin wight）、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亚当·沃森（adam watson）、约翰·文森特（r. j. vincent），以及巴里·布赞（barry buzan）等。在英国学派创建历史上，马丁·怀特是一位极其关键的人物，被称之为英国学派的“教父”，提出的“国际理论”三个传统的论述，是英国学派最具有原创意义的思想和重要的思想基础。但是，怀特的思想中一直具有现实主义的成分，本文试图从怀特的早年现实主义思想入手，进而分析其现实主义思想与美国学派现实主义的异同。wWW.11665.Com

　　一、马丁·怀特对英国学派的影响

　　马丁·怀特于1913年生于英国布莱顿，早年就读于牛津大学，后供职于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1946年完成了具有强烈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权力政治》，此后提出了著名的国际关系三大思想传统的分析模式。怀特的思想较为复杂，且前后变化较大，由早期的现实主义者变为理性主义者，甚至有学者认为怀特是一个“谜”。1939年爱德华·卡尔（edwardcarr）的《二十年危机》出版，怀特并不赞同其中将国际政治分为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做法，认为两分法的根本缺陷是将所有的国际政治思想简单地分为对立和矛盾的两部分，这种不完全的划分方法易使国际政治理论研究陷入缺失的境地之中。在卡尔的基础之上，怀特将国际关系理论归纳为现实主义（realism）、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革命主义（revolutionism）三大传统，并认为国际关系应当是这三大传统间的对话。其中，现实主义意指“马基雅维利主义”，强调无政府状态、权力政治，认为冲突是国家之间的固有关系；理性主义意指“格劳秀斯主义”，强调理性原则、国际对话，重视均势和国际法的作用，认为国际关系中不仅有冲突，而且还有合作；革命主义意指“康德主义”，注重人的关系、国际社会和“国际大家庭”的作用。怀特指出，三大传统彼此间相互影响，其中，理性主义影响革命主义和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影响革命主义是两大发展趋势。
　　怀特对英国学派的形成和发展的开拓性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对英国学派的形成和建设的关键作用；其二是促成了英国学派学术传统的形成。体现在国际关系思想三大传统的分析模式几乎贯穿于学派的发展进程、国家体系的研究开创了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研究传统、坚持历史——哲学研究方法被该学派其他学者所继承，成为英国学派方法论的重要特色。

　　二、马丁·怀特的现实主义思想

　　马丁·怀特国际关系思想的形成与他本人的经历以及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怀特早年的论著，特别是《权力政治》，表现出一种与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和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niebuhr）的思想风格相近的现实主义特征，属于传统现实主义。二战之前，怀特是一个基督教和平主义者，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现实使得怀特对国际关系的思考有了明显的现实主义成分，开始否认国际关系中存在着“进步”的倾向，认为国际关系属于重复和循环的领域，这在《权力政治》得以清晰体现。
　　在《权力政治》中，怀特用绝大部分篇幅来论述国家、支配性大国、大国、国际革命、国际无政府状态、均势、战争与干涉，指出国际关系的实质以及反映这种实质的根本的、持久的特点。其对权力政治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1）国际政治的实质就是权力政治；（2）国际关系的核心是国家的生存；（3）战争是国际政治的常态；（4）均势是权力政治的基本准则。这表现出一种与卡尔、摩根索、凯南等人既相同又相异的现实主义思想。正如赫德利·布尔所指出的：“卡尔的现实主义是以批判乌托邦主义为目标的；摩根索的现实主义是一套关于国家目标的系统理论；凯南则试图批判道德主义并为决策者提供指导；怀特的现实主义则是松散的，他反对进步观，不相信人们能够远离权力政治，认为不大可能建立一个更加和平公正的国际秩序。”
　　由此可以看出，与其他现实主义者相比，怀特的权力政治思想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悲观主义情绪，将世俗的悲观主义与基督教神学思想相结合，并以此作为其理论的基础。基督教悲观主义是联系怀特信仰和现实主义思想的桥梁。怀特认为，人的本质属性是罪恶的，而政治无关乎美德，人性中不道德因素是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唯一原因，有缺陷的创造者创造出的国际体系不可避免存在缺陷。怀特现实主义思想的另一条重要哲学基础是他的反对历史进步观。他不相信人们能够远离权力政治，认为不大可能建立一个更加和平、更加公正的国际秩序。这种悲观主义思想贯穿于怀特的一生；直到20世纪60年代，怀特还表示，世界不会从权力政治向一种新的更好的国际秩序转变。

　　三、马丁·怀特的现实主义思想与美国学派现实主义思想的比较

　　（一）同美国学派现实主义思想的相似之处
　　首先，国家中心主义色彩浓厚。同现实主义学派一样，怀特具有国家中心主义倾向，早期的怀特更是十分重视权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权力政治》体现出古典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如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是主权国家，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等。虽然怀特后来从现实主义者变成了理性主义者，但其思想中的现实主义因素一直存在。
　　其次，理论起点为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怀特认为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状态，这种观点与现实主义相同。怀特将国际无政府状态看作是战争的根本原因，由于无政府状态缺乏共同领导，各个国家认为维护强权比福祉更为重要，因此国际政治是权力政治，形成了英国学者赫伯特·巴特菲尔德所说的在国际政治中“绝对尴尬和处境亦即无法减轻的困境”，美国现实主义学者约翰·赫茨（johnhertz）则把它表述为“安全困境”（securitydilemma），这一概念后来为人们所广为使用。
　　再次，强调大国的特殊作用。怀特将现实主义者关注的“均势”、“战争”以及“大国关系”等均列为有助于国际秩序维持的国际制度，认为大国扮演着维持体系秩序‘管理者’的角色，更多地决定了国家体系的运行规则。国际联盟和联合国是“假制度”，国际社会中具有真正作用的制度是联盟、外交、战争等。外交是谈判的机制，联盟是实现共同利益的机制，战争则是最终解决争端的机制。从体系的角度来看，战争是维持或调整体系秩序和结构的秩序，如果国际社会的共同准则或权利分配受到挑战，它可以通过武力来维持并恢复现状。
　　最后，国家利益的界定相近。新现实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没有一个超越国家的权威机构可以确保各国的安全，所以国家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维护自身安全。怀特亦强调一国政府的首要职责是维护国家利益，认为在诸多国家利益中，安全是首要的，一旦安全遭到破坏，所有更高的政治目标都将淹没在自我保存的斗争中。各国将追求自身至关重要利益而放弃共同利益。
　　（二）同美国学派现实主义思想的不同之处
　　首先，对无政府状态假设的认识不同。华尔兹认为国际体系是自助体系，国家不得不推行权力政治，以军事手段维护自己的安全，导致安全困境出现。只要无政府状态继续存在，国家之间就不可避免会发生战争，体现出现实主义的悲观主义倾向。与此不同，英国学派认为无政府状态并非等同于无秩序，而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秩序。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主权国家可以为了某些共同的目标组成一个社会，限制自己的行为、进行相互合作，即为“无政府的社会”。在其中，自助并不必然导致安全困境，而是国家努力使得国际社会中的规则有效。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学派相比于现实主义更为乐观。
　　其次，对国际社会的规范和制度的认识不同。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间的物质力量分配是国际体系唯一的、决定性的变量，虽承认国际规范和规则的存在，但规则和制度只是权力和利益等基础变量中派生出来的从属变量，其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对权力和利益因素的考虑，否定了国际规则和制度的独立作用。与之不同的是，英国学派所定义的国际社会概念之核心为强调共享规范、理解的重要性和大国相互作用的方式，以及其对物质力量和结构产生的意义。国际秩序并不取决于权力分配，而是取决于外交力量和国际政治文化；这种秩序的再产生依赖于成员国的一致愿望，以及遵守关于外交、主权和国际法的基本规范。
　　再次，方法论不同。现实主义借重社会学、经济学和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新现实主义坚持科学实证主义，强调对国际关系进行科学和系统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只有体系理论才能称为国际关系理论，相信国际政治的系统结构是独立存在的社会事实，可以通过科学方法获得关于国际政治现象的客观知识和规律。相反，以怀特为代表的英国学派学者在方法论上坚持用人文科学的综合研究方法，尤其强调历史方法和对国际关系进行历史研究的重要性，采取一种更加宽广的历史、法律与哲学的路径来研究国际关系。他们强调国际社会中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要素的并存性，权力和国家利益至关重要，而规范和制度也同样重要，国际社会中既有冲突，也有合作；既有国家，也有个人。这些不同的要素不能被简化与抽象为一种只强调其中一种解释性变量（如权力）的单一理论，主张采用人文主义的方法，承认所有这些要素的共存性，以及用整体与历史的方法研究产生于复杂情景中的问题和困境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