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法学大师的外交典范

　能够用来描述江平论文联盟http://的头衔有很多：法学教育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只是其中的三个。或许很少有人注意到，作为一个法律人，他的公共外交才能同样不乏过人之处。
　　回忆自己的一生，江平说他就干了三件事：教书、立法、讲座。而每一件事的背后，都留下了一个法学家积极参与国际交流活动的印记。用外语在国外公开演讲
　　江平的对外法学交流之旅是从1983年他担任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副院长以后开始的。
　　江平说，1987年，随着中国和意大利的国家交往开始加强，中意法学界之间的交往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这一年，江平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来自意大利的邀请函，邀请他以学者的身份参加在意大利召开的世界罗马法学术大会。没有任何犹豫，江平就答应了。
　　然而，当江平风尘仆仆地到达意大利时，才从会务组得知，到意大利参加世界罗马法大会，只能够用欧洲大陆的语言发表学术演讲。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属于大陆法系国家的语言都可以。因为大陆法国家都有罗马法的传统。这显然排除了英语。英国固然属于欧洲，但是其法律体系却与大陆法系大相径庭。
　　对于江平来说，就外语而言，他除了英语外，就懂俄语。这个会议规则显然有些“刁难”的味道。于是，江平主动找到会议的主办方罗马第二大学的斯奇巴尼教授：“我能否用俄语发表演讲?”
　　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江平在大会上用俄语发表了《罗马法在中国》的演讲。www.11665.cOm
　　在这次演讲中，江平主要讲了中国民法的体系渊源，讲了中国民法私法精神的恢复。当然这些都是围绕着罗马法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展开的，顺带也讲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罗马法传播的基本情况。
　　当时北京政法学院恢复招生不久，江平自告奋勇地开设了“罗马法”，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选修课之一，使北京政法学院成为全国开设罗马法最早的学校。
　　“还好我们有东西可以讲，因为我们国家开设了罗马法的课程，当然这也是罗马法传播的重要方式。”江平感到很庆幸。
　　这是江平第一次以法律学者的身份参加这样的国际学术会议。当时会场来自欧洲大陆的一些学者还提出了很专业的问题，江平同样用俄语一一回答。
　　江平回忆说，当时对他来说，终究使用了三十多年的汉语，极少用俄语。他虽然也短暂地教过一段时间俄语，但是改革开放后，在学术交流上就一直使用英语。所以两种语言混用时，笑话就出来了，往往说俄语时，突然蹦出一个英语词汇，使人家摸不着头脑。
　　这次对外学术交流使江平和罗马法结缘。从此，他不遗余力地在中国推动罗马法的研究，以及中国和意大利法学界长期的法学交流。
　　1995年，在斯奇巴尼教授介绍下，江平前往南美洲的秘鲁参加另一次国际罗马法大会。
　　在这次参会过程中，秘鲁最好的大学——秘鲁天主教大学特别授予江平“名誉教授”的荣誉头衔，并举行了隆重的授衔仪式。仪式过后，秘鲁天主教大学要江平作答谢发言，并作学术演讲。
　　江平没想到，这次演讲会让他陷入了两难境地。原来在意大利和当时的拉丁美洲学术圈中，一些学者对美国颇有抵触情绪。而抵触的表现之一，就是坚决不讲英语。而俄语又不具有比中文更多的听众。于是，万般无奈之下，江平只好决定用中文演讲。但是，斯奇巴尼教授还是希望他开场白时的那一段话，最好还是用西班牙语讲。
　　“西班牙语我完全没有学过。怎么办呢?于是斯奇巴尼教授将那段话译成西班牙语，并告诉我基本的西班牙语发音。就这样，我努力地现学这段话的西班牙语发音，顺利地完成了演讲。”对江平来说，这是一段奇特的对外交流经历。
　　后来，罗马第二大学为表彰江平在中国倡导罗马法精神，特授予他荣誉法学博士的学位，意大利总统还授予他二级骑士勋章。
　　在此后的十多年，江平始终活跃在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的一线。他先后到过德国、俄罗斯、瑞士和澳大利亚等十多个国家发表演讲和学术交流，或介绍中国市场经济的根本法律，包括市场改革以来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建立、国有企业改制等，或介绍民商法在中国的发展。当然也涉及到中国的司法制度。但每一次演讲或学术交流，都是用英语或俄语。江平希望，有一天，他能用自己国家的语言——汉语在国际法学交流的舞台上演讲。但这个愿望至今没能实现，成为一件憾事。
　　“取经”东瀛立信托法
　　由于天然的一衣带水的关系，江平后来多次到日本演讲，进行学术交流。
　　1993年，江平从全国人大法律委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后，专心于法学教学工作。当时，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决定起草《信托法》，将这一重任交给了无官一身轻的江平。
　　英美国家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建立了信托制度。而信托制度建设在中国当时还是空白。英美法中的信托制度是“双重所有权”。因为“双重所有权”是从衡平法的真谛中产生出来的，而英国的法律包括衡平法和普通法两种，所以在信托财产究竟归谁的问题上，很好解决。大陆法是绝对所有权，是单一的所有权，在这个问题上就无计可施了。
　　然而，摆在江平面前的任务是，起草一部没有衡平法的《信托法》。
　　这时候，江平了解到，早在1922年，日本就制订了自己的《信托法》。而日本恰恰是一个大陆法国家。如何在一个没有衡平法传统和理念的国家制订一部《信托法》，这引起了江平极大的兴趣。
　　当时，日本亚细亚大学一位专门研究信托法的教授——中野正俊正好在北京访问。他热情地邀请江平和他的博士生到日本去考察。
　　在日本一家信托银行的资助下，江平和他的博士生到日本进行了为期十多天的考察。
　　十多天的考察，江平收获颇丰。原来日本是用单一的所有权制度来解决信托制度问题的。在日本信托制度中，委托人把财产交受托人来管理，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应归受托人所有。受益人只享有受益权，而不是所有权。为了区分受益人和受托人的身份，日本法律赋予了受益人很大的权利，即可撤销信托合同的权利。
　　从日本“取经”回来，在江平的主持下，开始《信托法》的起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