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牙铁齿 证券界死刑第一人

　　迄今为止，中国证券界没有任何一个案件，能够像杨彦明贪污案这样，历经4次审判、前后持续5年才作出判决。杨彦明在鬼门关前来回走了几遭，最终站在了地狱的入口处。
　　在5年的时间里，无论如何询问，杨彦明对赃款的下落的回答始终都是“我记不清了”、“我不回答这个问题”。
　　2009年12月8日上午，杨彦明被执行死刑，他至死都没吐露6500万元赃款的下落。
　　生逢其时　金融市场运筹帷幄　物极必反　刚愎自用埋下祸根
　　在多次大型证券操作中，杨彦明战功赫赫，成了证券界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也由此养成了刚愎自用的性格
　　出生于1958年的杨彦明，没有像同龄人一样饱尝饥饿的滋味，他的父母都是沈阳市级别较高的领导，家境不错。17岁那年，杨彦明响应毛主席号召，插队到铁岭，在那里度过三年时光。
　　1977年，高考恢复的第一年，不甘平凡的杨彦明就考上沈阳农学院（沈阳农业大学前身），四年后又进入西北农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前身）学习农业经济，成了当时凤毛麟角的硕士生。
　　硕士毕业后，杨彦明被分配回沈阳农学院工作。只教了不到一年的书，他就从沈阳跳到北京，到妻子罗月玫所在的单位——中国农业银行总行，他在农总行干了十多年，几乎见证了农行的全部发展历程，积累了丰富的金融业经验。
　　杨彦明曾被派往深圳从事证券工作，在几次较大的证券操作中，表现了出色的业务能力。www.11665.com中国证券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革创，不规范的市场导致巨大的风险和机遇并存。在多次大型证券操作中，杨彦明战功赫赫，成了证券界有名的人物。
　　1998年6月，以农行为背景的中国长城信托投资公司成立，此时信托业可以从事证券业务，杨彦明受命担任长城信托北京证券交易营业部总经理。
　　由于信托业与证券业混业经营带来的种种混乱，2000年监管部门决定，信托业与证券业分离，五家中央级信托投资公司的证券业务组成银河证券公司。银河证券成立后。杨彦明继续担任这家营业部总经理，该营业部先后迁址、更名为中国银河证券有限公司北京虎坊桥证券营业部、北京望京西园证券营业部。
　　杨彦明在走马上任后，大刀阔斧地开展起营业部的业务，把证券市场做得风生水起，与此同时，也造就他刚愎自用的处事风格。据同事反映，杨彦明话不多，一旦说话就是下达任务，而且从不对指令作过多解释，说一不二。总经理助理有次随口问道：“营业部管着这么多股东卡，哪些是用过的，哪些没用过？”杨彦明马上就冲她吼道：“该你管你就管，不该你管的就不要问。”
　　在那个管理混乱的年代，营业部有委托理财的职能，然而中国证券市场牛短熊长的特点，导致几乎所有的代客理财均亏损累累，这就使得一些进行代客理财的营业部，隐藏着大量的资金黑洞。执著于二级市场的杨彦明也一样。
　　杨彦明一直对自己操作股票的能力深信不疑，所以担任总经理之后，他便用营业部购买的身份证开个人户头，再用“代客理财”的权限调动这些资金。杨彦明后来在审讯中说：“营业部历史上大概购买过2000多个身份证，都是经集体讨论之后，最后由我作的决定。”这些个人户头共涉及资金2.19亿元。其来源为某市农村信用合作社委托理财资金1.12亿元，营业部账外自营收益4200万元，银行转入资金6005万元。
　　别的营业部代客理财的行为是集体和公司行为，但在杨彦明这里却是“我说了算”——纯粹的个人行为。杨彦明每次从营业部里提取现金，都有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为其无条件开道，那就是代客理财。但为谁运作、怎么运作、在哪里运作，杨彦明却从不告诉单位里其他人。每当部下询问资金的运作情况时，杨彦明只有那一句话：不该问的别问。
　　每次，杨彦明都通过口头或打电话的方式，让营业部的财务负责人章蓉从客户户头里给他取钱。“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章蓉就“拿信封装着现金，放在杨彦明的办公桌上”。杨彦明在提取这些款项时，没有任何签字，也不打收条。章蓉本来为这些支出记了一本流水账，杨彦明发现后，将其当面销毁。
　　2003年年底，杨彦明接到上级的一纸调令，让他到中国银河证券总公司参加期货筹备工作。至此，他亲手编织的长达五年之久的命运罗网开始渐渐收紧。手下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告诉他，这些年由他提取支配的资金已近7000万元。这让杨彦明自己都大吃一惊。
　　2004年2月，杨彦明在向他的继任总经理交接业务时，把相关账本全部用粉碎机销毁，之后，杨彦明又指使手下删除了营业部的电脑资料。
　　接着，杨彦明向结发20年的妻子罗月玫提出离婚，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令妻子大惑不解，妻子急忙询问原因，但杨彦明只有一句话：“我不想影响你和孩子，事情是我自己做的，我就要承担责任，你不要问为什么，我不会告诉你的。”
　　独自搬出家门后，杨彦明居住在望京一处隐蔽的居所，那几天，他想来想去，觉得这几千万元的黑洞他无法解释清楚，活下去对单位和个人都没好处。于是，他约见了营业部的两位副总经理，对他们说：“事情由我负责，你们好好工作吧。”做完了这

一切，杨彦明在偏僻的居所里慢慢地收拾他的资料和人生。
　　无力回天　离群隐居一心求死　弄巧成拙　意外炸开金融黑洞
　　杨彦明用酒瓶的碎片划破自己的左手腕，躺在床上，开始等死。没想到血流着流着就凝固了，他又把伤口划开，再凝固，再划开，如是反复数十次
　　2005年4月23日，喜欢“小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菜下小酒”的杨彦明喝完一瓶二锅头，然后把酒瓶摔碎，用酒瓶的碎片划破自己的左手腕，躺在床上，开始等死。没想到血流着流着就凝固了，他又把伤口划开，再凝固，再划开，如是反复数十次。
　　血断断续续流了一天，手腕血肉模糊，地板血迹斑斑，可杨彦明的意识仍然清醒。求死的念头充盈着他的整个脑海，他踉跄着去厨房打开煤气开关，同时再次割开手腕。希望能够煤气中毒而死。煤气弥散开来，突然一声巨响，煤气发生剧烈爆炸，杨彦明一下子昏死过去。这次煤气爆炸烧伤他的双手和面部，但仍然没有夺走他的生命。

　　煤气爆炸引来消防队和急救中心，血肉模糊的杨彦明被送往医院抢救。当有关单位调查煤气爆炸的起因时，杨彦明畏罪自杀的行为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此同时，银河证券有限公司也向警方报案。至此，杨彦明涉嫌贪污和挪用公款的证券大案浮出水面。
　　警方以涉嫌贪污罪对杨彦明进行立案侦查，尚在医院治疗的杨彦明被采取拘留强制措施。
　　随着调查的深入，结果令所有人震惊。1998年6月至2003年8月间，杨彦明先后以为本单位运作资金的名义，多次指令时任营业部财务部经理的章蓉，从营业部的70余个客户资金账户内提款共计人民币6536万余元。
　　除贪污6500多万元之外，杨彦明还有另外一个罪名：挪用公款罪。
　　那是2000年7月，虎坊桥营业部准备主动说出用于行贿后，就更不应判处死刑。因为一旦终审死刑，国家财产就再也追不回来，最得意的就是那些受贿人。虽然杨彦明现在拒绝说出受贿人，但他毕竟已经开始松口，在以后的服刑期间，杨彦明有可能想明白，将受贿人说出。
　　公诉人对辩护律师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杨彦明五年来始终不交代赃款的去向；说明他不思悔改，主观恶性很深，且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无法挽回的损失，应该受到严惩；如果杨彦明的确是去行贿，现在又不揭发受贿单位和受贿人，那么他就是在包庇这些受贿的部门和个人，属于法律严厉打击的行为。
　　在最后陈述阶段，当法官询问杨彦明还有什么可说的时候，杨彦明突然一反常态地提高声音说：“我想跟在座的亲友说一下，请我的亲友做好思想准备，我要求在对我执行死刑前会见家属。我想知道我死得值不值！”听到这些话，所有在场的人都愣了。
　　2009年4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杨彦明作出死刑判决，同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杨彦明的死刑判决，并指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其执行死刑。
　　当天，杨彦明穿着灰色上衣、蓝色裤子，赤脚穿着一双布鞋。他面带微笑，表情平静。法官问他：“你犯了什么罪，被判什么刑？”他说：“我犯了贪污罪，一审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了死刑判决。”停顿了一下，他继续说：“这个事总要有人承担责任。如果当时我不自杀，可能领导还发现不了这几千万元的事，就是自杀才把事情败露了。”
　　后悔“自杀”，成为他的临终感悟。
　　（综合摘编自《南方人物周刊》、《新世纪周刊》等；作者：刘欣然、温敏哲等；责编：陈中安）
　　杨彦明所贪巨款可能去了哪儿？
　　6500多万元！对这笔巨款的下落，杨彦明至死都没透露一丝线索。那么，这笔巨款可能去了哪里呢？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不妨进行如下猜测。
　　一是在操作股票中损失一部分。杨彦明贪污的公款主要来自受委托理财的资金，杨彦明拿这些资金去进行股票交易，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令人不解的是，如果仅仅是股票操作失败，杨彦明完全可以承认自己的失败，不必要顾及面子问题。毕竟，与死刑相比面子太微不足道了。
　　除投资失败，另一个资金去向的猜测，是被杨彦明用于行贿。我们有理由相信，杨彦明贪污的赃款相当部分是拿去行贿了，我们无法证实是什么样的人让他以死相护，但这个人或是这几个人，一定是对他有重要影响和重大帮助的人。
　　第三个猜测是杨彦明将这笔巨款藏在某个亲友处，等自己被执行死刑、时过境迁之后，掌握这笔巨款的朋友就会拿出钱来，用于照顾杨彦明的亲人。问题是，杨彦明

的父母年事已高，身为官员的妻子也已经与他离婚，他的亲人中并没有人需要他用生命换来巨款。
　　在一个个问号的背后，我们无法参悟杨彦明内心的玄机。但杨彦明拒不交代赃款去向的原因大抵有两个：一是侥幸心理，指望接受贿赂的官员挽救其身家性命；二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交不交代反正都是死路一条，不如好人做到底。
　　宁死不说出赃款下落，成为制约新时期反腐败斗争的一个瓶颈。如何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有关部门必须采取对策，不搞清赃款去向，不最大限度地追回赃款，不将某些收受贿赂的官员一网打尽，办案人员绝不能收兵。（据《检察风云》；作者：醉红尘）
　　注射死刑是贪宫们的“特殊待遇”吗？
　　从刘涌、王怀忠、成克杰，到我们本期刊物中的文强，这些人的最后一站都是注射死刑执行车。于是有人质疑，注射死刑难道是贪官和富人们的“专享”？他们死，还要死得特殊些？真相果真如此吗？
　　已慢慢推行16年
　　1997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注射方式执行死刑的合法地位。1997年3月28日，中国首例注射死刑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
　　昆明首先迈出一步并非偶然。当时昆明有不少死刑犯是贩毒者或者吸毒者，很多都感染了艾滋病，过去在执行枪决的时候，死刑执行者和法医都是从头到脚全副武装。
　　在昆明第一次执行注射死刑的时候，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由法医院的院长亲自注射，采用的药物是氰化钾。氰化钾是一种剧毒药物，挥发性极强，院长执行完注射死刑后的整整一天，一直头晕脑涨、极度不适。
　　误读是如何产生的
　　到目前为止，就全国而言，枪决仍然占大多数。
　　注射死刑之所以不能普及，原因之一就是投资较大。一台注射用的小泵需要一万多元，一张床需要两万多元，一台执行车的造价也在70万元左右。要建一个固定刑场，需要上百万元人民币。
　　注射刑场造价昂贵，一般设在城市里，而贪官、有钱人大多也羁押在城市，所以他们比较方便执行注射死刑。这就造成一种印象，好像关在城市里的贪官更容易被执行注射死刑，其实不然，如本期刊物中的曾锦春、杨彦明都是被枪决的。
　　杀人狂选注射死刑，因为怕疼
　　除了现实条件外，注射死刑推广的另一重障碍是人们的传统理念。2009年年初，湖北随州特大杀人案罪犯熊振林被警方抓获，他在15个小时的时间里连杀8人，其中包括一个两岁半的孩子，熊振林也被媒体冠以“恶魔杀人狂”。
　　熊振林在被宣判死刑后，竞对我国的刑罚制度提出建议，说从和谐社会角度考虑，国家应废除死刑，他对自己的死刑执行方式则提出要求，要求用药物注射，因为用枪打很疼。此言一出，立即招来一片斥责嘲笑之声，有人反问：“你当初杀人的时候，就没想到那些受害者也会疼？”
　　对于那些罪大恶极、影响极坏的犯罪分子，老百姓几乎一边倒地主张实行枪决，原因是注射死刑太“便宜”他们了。
　　注射死刑的真相
　　过去，枪决的场面触目惊心，死刑犯固然痛苦，执行死刑的人心理压力也很大。而在注射死刑的行刑室，犯人和法警互相看不见：犯人通过一个洞把手伸过去接受注射。
　　注射药水包含麻醉剂，所以死刑犯会立即陷入深度麻醉，没有知觉。不过，在美国也发生过操作失误的执行，死刑犯足足挣扎了几十分钟才死去。正常情况下，药物注射进死刑犯体内，几秒钟后，电脑显示屏上的脑电波便会成为了无生气的直线。
　　虽然毫无痛苦，但生命一瞬间即消逝不见，随着那些无穷的欲望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