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侯兆晓

　护士玛丽的启示
　　邓小平同志说过：“好的制度能够将坏人变好，而坏的制度能将好人变坏。”
　　因此，在设计制度的时候，必须假定每个人都是自私的、觉悟低的、抵挡不住诱惑的，这样设计出来的制度才会防微杜渐。
　　下面这个“护士发错药之后”的故事很值得借鉴。
　　一位叫玛丽的护士在纽约一家医院已经工作了三年。这年纽约气候异常，住院病人激增。玛丽忙得脚不沾地。
　　一天给病人发药时，她张冠李戴发错了药，幸好被及时发现。没有酿成事故。但医院的管理部门依然对这件事情展开了严厉“问责”。
　　首先问责护理部，他们从电脑中调出最近一段时间的病历记录，发现“玛丽负责区域病人增加了30％。而护士人手并没有增加”。调查部门认为护理部人员调配失误，没有适时增加人手，造成玛丽工作量加大。劳累过度。
 　　然后问责人力资源部门的心理咨询机构。玛丽的家里最近有什么问题？询问得知。她的孩子刚两岁。上幼儿园不适应，整夜哭闹。影响到玛丽晚上休息。调查人员询问后认为“医院的心理专家没有对她进行帮助，失职！”
 　　最后问责制药厂，专家认为“谁也不想发错药，这里可能有药物本身的原因”。他们把玛丽发错的药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发现几种常用药的外观、颜色相似，容易混淆。他们向药厂发函：建议改变常用药片外包装，或改变药的形状，尽可能减少护士对药物的误识。
 　　那几天玛丽特别紧张，不知医院如何处理。医院心理专家走访了她，告诉她不用担心病人赔偿事宜，已由保险公司解决。WwW.11665.Com还与玛丽夫妻探讨如何照顾孩子，并向社区申请给予她10小时义工帮助。玛丽下夜班，义工照顾孩子，以保证她能充分休息。同时医院特别批准她“放几天假。帮助女儿适应幼儿园生活”。
 　　这以后，玛丽工作更加认真细致，也没有人发生类似错误。她和同事们都很喜欢自己的工作，想一直做下去。
　　这件事情如果发生我们国家，发错了药不管造没造成后果，首先追责的应该是护士，至于关系不大的人事部门以及厂家则根本不会被人想到。有了一个好的追责制度，不但可以惩罚一个坏人，更重要的是可以保护一个好人。
 　　我们每年都要搞一些“运动式”的反腐，可以大快人心于一时，可是时过境迁，仍会前腐后继。
　　脱人情　靠法治
　　现在国内有一种论调，把当前的腐败情况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大致与美国上世纪70年代相当，颇有一种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不急迫感。
　　其实，中国的反腐斗争现在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如果向下沉沦的话，可能会由“中腐败”发展成为“高腐败”。但如果能够适应现代化的需求，抓紧法治和反腐机制的建设，我们有可能逐步减少腐败，达到“低腐败”，而这个过程的最根本的动力就是中国市场经济和整个现代化事业所产生的对依法治国、抑制腐败的强大内需。
 　　中国在反腐斗争中，面临的一个挑战是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人情网、关系网。这和拉丁民族的人情网、关系网很类似。这种人情网、关系网，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经济能起积极作用，但从长远看，不利于现代法治社会的建设，不利于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在拉丁民族中，法国、西班牙等，通过持续不懈的努力，最终都闯过了这个关口，建立了法治社会。[论文网]
 　　我国利益集团的特殊性在于，它们主要精力不是放在对立法的影响上，而是利用现行法律和制度的漏洞进行“寻租”。这一特点既与现行制度不够完善有关，也源于我国注重人情和面子的关系型文化基础。
 　　应该说，寻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难以遏制的力量。在利益的驱使下，总会有企业企图通过收买政府官员来谋取超额利润。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改革的不断演变，寻租力量的目标也在不断转移，从双轨制时期的倒卖钢材，到证券市场首次公开募股和内幕交易、房地产市场拿地、交通局拿高速公路、药监局拿批文、发改委拿项目……环境污染不过是长长的名单上又一个领域而已。
 　　根据王小鲁的研究，2005年中国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灰色收入总计4.4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4％；到2008年，这一灰色收入已经上升到5.4万亿元。
 　　在亚洲，反腐工作做得最好的是香港和新加坡，他们没有采用西方式民主制度，而是通过法治建设和精英政治，建立了令腐败分子望而生畏的一套独立的反腐机制，如香港廉政公署、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等，最终成为反腐事业的佼佼者。我们应该在继续铁腕打击腐败的同时，进行制度创新，借鉴新加坡和香港的反腐经验和实践，先进行一些试点，然后在全国铺开，争取在一段不太长的时间内，使中国由现在的“中腐败”转入“低腐败”。
 　　制度反腐的对策
　　对十八大之后的制度反腐展望，对于反腐败的治本之策，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提了“五点建议”，认为反腐败一定要在维护和保证中央领导集体权威的前提下推进，我们的制度反腐才能取得应有的成绩。
 　　首先是改革权力结构。首先是党的分权。分成决策、执行、监督三权，但是在地方要合理分权，中央要适度集权，地方要努力发展党内民主。要通过“党代会常任制”来分解权力，党代会常任制就起这个作用。
 　　其次要改革选用人体制。不能再搞等级授予制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央和省级这两级要缓一步进行。下面乡市县必须抓紧搞，也要分门别类。总的说，这两个改革应该是中央适度集中权力，而地方，尤其是县级和市级，应该加快权力结构的改革和选用人体制的改革。
 　　再次要积极稳妥处理腐败“呆账”。三十年积下的腐败“呆账”很多，因为我们治标的方法，就像人感冒之后根本不知道什么原因，不断吃退烧药，不断出汗，出汗以后烧退了。但是很快病情会加重。因为病症根本没有抓住，所以会更严重。我们搞了三十多年的治标。我们的“肌体”被治得已经不行了。这种情况下就存在很多的腐败“呆账”，必须处理它，不处理就没法解决了。
 　　最后就是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要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支持和参与。我们设立了一批经济体制改革特区，所以我们3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而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难以推进。就在于我们三十多年来至今没有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特区，这个工作要难得多。牵涉面大得多，所以要必须通过特区进行实践。成功了经验才可以拷贝，失败了我们也买得起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