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7年宪法草案看1954年宪法缘起

　　对1982年宪法进行追根溯源，询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们就会回到1954年。毫无疑问，1954年宪法是1982年宪法最重要的渊源。研究1982年宪法，不能绕过1954年宪法。不理解1954年宪法，也就不能真正理解1982宪法。
　　近年来，人们经常提到斯大林对中国1954年宪法的影响。数位代表性学者均认爲斯大林的建议是1954年宪法制定的主要原因。
　　1952年10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十九大，20日，刘少奇通过书信方式向斯大林讨论关於人大会议和制宪的问题。关於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刘少奇在信中写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第一次会议在1949年开过後，已有三年了，最近就应该召开第二次会议。而如果在最近不召开人民政协的第二次全体会议，那就应该在明年或至迟後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因爲人民政协在全国有很好的信誉，各民主党派也愿意召开人民政协，而不积极要求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选举的准备工作也还有些不够，因此，我们考虑在明年春夏之间召开人民政协的第二次全体会议，而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推到三年以後去召开。关於宪法问题，刘少奇问道：在中国党内有人提出了制定宪法的问题。当然，如果要制定宪法就应该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在中国是否要急於制定宪法也还可以考虑。因爲中国已有一个共同纲领，而且它在群衆中在各阶层中有很好的威信，在目前过渡时期即以共同纲领爲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可以过得去的。如果在目前要制定宪法，其絶大部分特别是对资産阶级和小资産阶级的关系也还是要重复共同纲领，在基本上不会有什麽改变，不过是把条文的形式及共同纲领的名称加以改变而已。wWW.11665.cOM因此，我们考虑在目前过渡时期是否可以暂时不制定宪法，而以共同纲领代替宪法，共同纲领则可以在历次政协全体会议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加以修改补充，待中国目前的阶级关系有了基本的改变以後，即中国在基本进入社会主义以後，再来制定宪法。而那时我们在基本上就可以制定一个社会主义的宪法。
　　针对宪法问题，斯大林对刘少奇的答复是：如果你们不制定宪法，不进行选举，敌人可以用两种説法向工农群衆进行宣传反对你们：一是説你们的政府不是人民选举的；二是説你们国家没有宪法。因政协不是人民选举産生的，人家就可以説你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刺刀上的，是自封的。此外，共同纲领也不是人民选举的代表大会通过的，而是由一党提出，其他党派同意的东西，人家也可以説你们国家没有法律。你们应从敌人（中国的和外国的敌人）那里拿掉这些武器，不给他们这些藉口。我同意你在信中所提出的意见把共同纲领改变成宪法——基本大法，这种宪法自然是一种粗制品，但有一个宪法，比没有要好。在宪法中，你们可以规定这样的条文：第一，全体人民包括资本家富农在内均有选举权。第二，承认企业主和富农的财産权。第三，承认外国人在中国的企业的租借权；但这种权利如果政府不愿给外国人，可以在实行时不给或少给。这些事实，都是在中国存在的，并不妨害你们搞宪法。我想你们可以在1954年搞选举和宪法。我认爲这样作，对你们是有利的。斯大林提出中国制宪的原因不久，就溘然长逝。所以也可以説，制宪，是斯大林给中国提的最後一条建议。
　　基於以上史事，前述学者们认定，是斯大林促成了中国1954年立宪。
　　但是，在我看来，将1954年宪法立宪的主要动因归因於斯大林，还是显得过於拘泥於单一的史料了，尽管这是一则公布时间不长的、值得重视的史料。1954年宪法的缘起来自衆多原因，斯大林的提议应该不是其中的主要方面。但兹事体大，篇幅所限，本文不展开讨论，只説一点，早在1947年，中国共産党方面即已积极筹备制定宪法。这就表明，对於宪法的重要性，中国共産党的高层早已了解。他们早已爲将来的政权进行制宪准备，从而也就不会在政权成立之後才想到徵询和接受外部力量的建议。
　　1946年12月25日，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但对这部宪法，中国共産党方面的态度是高度不认同。早在这部宪法制定和通过之前的1946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抗议国民大会召开返回延安前夕举行告别性记者招待会，发表《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严正声明》。周恩来表示：中国共産党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爲和平民主而努力的党派，爲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我们肯定要回来的，有两种可能，一种请回来，国民党被打得一败涂地，必定要再次请求谈判；另一种就是我们打回来，後一种可能性要大得多。按照《周恩来年谱》的记録，12月18日，周恩来致电董必武并告陈家康：关於「国大」讨论的宪法，无论通过什麽内容，我们都不承认其爲有效。一旦「国大」闭幕，宣布宪法实施，我仍当发表声明驳斥，罗迈已在准备。如果我们回溯得更早一点，则1931年时，周恩来与毛泽东便都亲身参与了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制定。周恩来代表上海临时中共中央给瑞金方面口述了宪法的六点要旨，而毛泽东则主持了宪法大纲的制定，并请苏联归来的法律专家梁柏台主撰了宪法大纲。所以，宪法於他们毫不陌生，只要志在政权，宪法便是政权的重要宣布书。
　　本来，早在1946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已议决成立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以林伯渠、徐特立、王明、谢觉哉、陈伯达、张曙时、李木庵、刘景范、黄松龄、马锡五、廖鲁言、黄觉民爲委员，并以谢觉哉爲主任委员。此外，当时中央政治研究室内并设有法律研究组。法律研究会与法律研究组当时任务都是研究各种法律问题及试拟陕甘宁边区宪草。讨论边宪起草时，开始由西北局与法律研究会分别开会。後来会议主要是在西北局领导下召开。习仲勋、曹力如、李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