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勃朗特三姐妹 叙事视角 情感结构 文化身份
摘 要：勃朗特三姐妹小说叙事视角的主要形式是第一人称限制叙事。本人认为作家叙事视角的选择与代表一个时代共享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的“情感结构”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关注女作家小说中对维多利亚时代传统观念的反叛意识与超越意识，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由作家自身的文化身份所决定的对中产阶级价值观念的维护意识。
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认为：“某一文化的成员对其生活方式必然有一种独特的经验，这种经验是不可取代的。……这种为同一种文化中的人们所共同拥有的经验，称之为‘感觉结构’。”①赵国新在《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s，即“感觉结构”）中介绍雷蒙·威廉斯发明的这一术语时指出：“最初被用来描述某一特定时代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普遍感受。这种感受饱含着人们对共享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并能明显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因此，一个时期的情感结构，就是这个时期的文化。”②这里特别要提出威廉斯对19世纪中叶英国中产阶级价值观念的概括：人的社会地位由金钱、而不是门第决定；穷人受穷是因为奋斗不力；出色的人终将脱颖而出；忍受苦难使人的精神升华，让人懂得谦虚和勇气；节俭、节制和虔诚乃是主要美德；家庭是发扬这些美德的主要场所；婚姻具有绝对神圣性……并言明这种理想价值观在现实面前必然遭遇的尴尬，“情感结构”则起到“维护”这些价值观念的作用。{3}
那么，在勃朗特三姐妹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选择及其观照中，我们会发现怎样的“情感结构”呢？
俄国批评家乌斯宾斯基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的立足点，他指出叙事视角涵盖立场观点、措辞用语、时空安排和对事件的观察等诸方面。www.11665.CoM英国文体学家福勒在此基础上提出视角或眼光的三重涵义：1.心理眼光；2.意识形态眼光；3.时间与空间眼光。{4}尽管福勒以作者的眼光取代了叙述者的眼光，也混淆了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界限，但无疑他的区分维度还是非常有效的，便于我们从各个层面考察叙事立场、措辞和读者的接受。以此观照勃朗特三姐妹的小说创作，挖掘其叙事视角确立的内在心理机制、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特征以及时空叙事的“情感结构”，会获得一些令人欣喜的发现。
一、叙事视角的确立：内在心理机制
不同的叙事者构成对事件的不同的观照与表达方式。显然，是采用叙述者处于故事之外，可以任意转换叙述眼光的全知叙事呢，还是仅以单一或几个人物自身的眼光来观察事物，或者在使用了全知叙事后，又在文中不时换用限制叙事，以增强作品的悬念感和新奇感，的确与作家的表达习惯与理性调整密切相关。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勃朗特三姐妹的小说大多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其中又不乏自传体和日记体。人们耳熟能详的就有《简·爱》、《呼啸山庄》、《艾格尼斯·格雷》、《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以下简称《房客》）、《维莱特》、《教师》等。三姐妹中只有夏洛蒂的作品《谢利》采用全知叙述视角。
虽然使用的大都是第一人称叙述视角，但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其一，第一人称主人公叙事的双重视角
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中，包括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和第一人称见证人叙述两种视角（point of view）。在第一人称主人公回顾往事的叙述中，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叙述眼光。一为叙述者“我”目前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过去正在经历事件的眼光，造成过去与现在的“幼稚”与“成熟”、蒙在鼓里或洞明一切的差异。{5}在《简·爱》中存在明显的成人化叙述；在《艾格尼斯·格雷》里则是从情感的焦灼到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的释然；而《教师》无疑以男主人公回忆视角虚拟了英国老师与英瑞混血女子弗兰西斯的恋情，也喻指了现实中的法国教师与英国女学生之间的跨国恋情——尽管这只是夏洛蒂的一厢情愿，却也热烈、持久，显示出心灵激情的强度和力度。
由于回忆视角的运用，《简·爱》在叙述幼年的简·爱的思想、行为和宗教意识时，显示了幼年的简与成人的简的思想情感的合一，使得幼年叙述者的“我”成人化因素极为明显。虽然成年的带有作者强烈个性色彩的简才是这种心理眼光、意识形态眼光的聚焦人物，但是小主人公已经“是”接近定型的“叛逆者”了：自尊、倔强、奋发图强，反抗意识与意志强劲。自我与经验的抒写与凸现使得这一维多利亚时代的叛逆女性形象具有无法忽视的艺术感染力和道德、伦理力量。
另一方面，经历事件的叙事者眼光的投入，又使得人物的立场观点与情感态度具有明晰的真实感和陌生化的喜剧效果。小简·爱有关“换心”的幼稚思考和以“保持健康，不要死掉”来与地狱进行抗争的勇气让人忍俊不禁。
作品中这两种叙述眼光交替出现，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眼光的交叉处理，使得叙述既避免平铺直叙，便于叙述者的思想意识的随时流露和表达，又贴近历史的事实层面，尽可能保持了客观性。正好将简的叛逆与刚毅的性格塑造得完整统一，不足之处就是“真相”的揭示往往带有诸多先入之见的印记。
其二，第一人称主人公“复合式”双重视角
《房客》的两个主人公的交叉叙事——马克希姆的书信及海伦的日记构成了对同一故事的互相补充和印证。叙述者聚焦的中心人物其实只有一个——马克希姆眼中的海伦和海伦眼中的自身。将充满神秘色彩的女主人公遭遇误解的“现在”与为了爱情迷失自我的女主人公的“过去”统一于新的美好爱情婚姻的大团圆结局。作者的视角定位一来便于女主人公从私密的角度抒写自己情感的投入、盲目、后悔、决绝的逻辑发展历程，展现一个热情任性、为爱情丧失理性判断力的女子如何在发现所托非人之后，痛苦地劝说、挣扎、挽救终至放弃的全过程；另一方面从男主人公的视角出发观察审视海伦的外在形象特质并感悟体察其内在精神品性，经历一个好奇、误解、发现、还原的形象认知过程，形成一个不可或缺的参照和互补，完成对女主人公立体的形象塑造。
其三，第一人称见证人“交叠式”多重视角
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交叠式”多重视角的《呼啸山庄》，情况则大不一样。艾米莉的叙事技巧早已开创了现代叙事方式的先河，应该是多角度多层面聚焦于中心人物的圆心聚焦模式了。这也正是艾米莉超越她的姐妹的地方。据夏洛蒂的《呼啸山庄》再版序中对妹妹的评价：“她的想象力原是比较沉郁而不大开朗，比较强烈而不大欢快，她从这些民俗传说中找到材料，用来塑造了像希思刺利夫、恩肖、凯瑟琳这样一些人物。”{6}而《勃朗特一家的故事》的作者玛格丽特·莱恩则断言：“艾米莉提供了一个特殊例证。当一个人赋有天才，并且具有像她那样的激情，心灵就必须在一种安全的、隐私的范围内，寻求自我满足。”{7}她们似乎都在试图阐释、求证艾米莉独特叙事方式背后的社会因素、个人性格及心理原因。
以一个家庭的传奇闻名于世的“勃朗特三姐妹”较多地选择了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而同时期的奥斯丁、乔治·艾略特以及盖斯凯尔夫人则顺应时代的大潮，以全知叙事视角观照社会人生。个种缘由，在本人看来，与其各自的生活境遇关联甚深。就三姐妹而言，其一，如果从深度心理学的角度来考察，她们越是敏感于环境的压抑，就越是存在一个渴望自我倾诉的心理原动力。人生的困厄与不自由，荒原的广漠无情与内在心灵激情的冲突让三姐妹更得心应手于以“我”的视角看世界，表达内心孕育的难以排遣的情愫和诗性精神；其二，她们的生存境遇如此悲苦，饥饿、疾病、死亡的阴影一直如影随形，但她们良好的早期教育环境——作为剑桥大学毕业生的牧师父亲爱好文学又有一些藏书，使得孩子们幼年练笔时就显示了过人的艺术悟性与文学才华，以日记和诗歌的形式（多为第一人称）记载与贫苦生活成反比的丰富的精神世界；其三，她们所从事的职业———家庭教师，对其心理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至《简·爱》、《艾格尼斯·格雷》、《教师》、《谢利》中都写到了家庭教师或寄宿学校的教师。可以说，小说中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的视角无疑最明显、最直接地呈现了这个自我表达的迫切欲望，所有的思想、情感都在文学文本中以直观、鲜明、强烈的姿态加以呈现。
二、意识形态的“社会特征”：中产阶级价值观
叙述视角体现的意识形态眼光“指的是文本中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价值或信仰体系”{8}，按照阿尔都塞的看法，“意识形态建构和塑造了我们对现实的意识”，就是叙事者的文化归属感。这里就涉及到作者“文化身份”的定位问题。正如著名文艺理论家饶芃子教授所论述的：“文化身份这一概念，在西方社会科学文献中已被广泛使用。‘身份’不等于特性、特征，但特性、特征、特点都是身份的表现。我们所说的‘身份’是在更高层次上的抽象和概括。它包括五种主要成分，（1）价值观念；（2）语言；（3）家庭体制；（4）生活方式；（5）精神世界。”并精辟地指出：“‘身份’批评运用于文学研究中，是与对主体的理论反思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虽然后结构主义极力鼓吹主体的打碎或消解，但实际上人类不能离开身份而生活，那是一种对自我的确认。”{9}无疑，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创作群体大多属于中产阶级，她们的创作必然带有浓厚的身份意识，既有其阶级属性，又打上性别身份的印记。这里本人无意重复学界诸多对于维多利亚时代女作家及其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叛逆精神的论述，相反，从她们及其作品中的苑囿于时代流俗的角度进行解读，或许能够切近其心灵与表达的某些“真相”。
不妨考察一下文本中简·爱对“贫穷”问题的态度。小简·爱态度鲜明地表示：“对于辛勤劳动、受人尊敬的贫穷，他们不大能理解；他们把贫穷这个字眼儿只跟破破烂烂的衣服、不够吃的食物、没生火的炉子、粗暴的态度和卑劣的习性联系在一块儿。在我看来，贫穷就是堕落的同义词。”{10}内心里她认为贫穷就是屈辱的同义语。离开桑菲尔德的简宁愿死在小山上、荒野里，也不愿死在街上或来往人多的大路上，“让乌鸦和渡鸦——如果这一带有渡鸦的话——把我的肉从骨头上啄去，这要比装在济贫院的棺材里，在乞丐的义冢里腐烂好得多。”{11}有人将简·爱对贫穷的认识与看法，看成是阶级偏见，甚至是鄙视下层人民的表现，显然是脱离了历史地评判作家的话语语境的粗暴做法。上文才提到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念中就有一条“穷人受穷，是他奋斗不力”。可见，夏洛蒂是认同了这一价值观的，与她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歧视与否根本不相关。所以在《简·爱》的后半部分，圣·约翰家的女仆汉娜拒绝收留出走的穷愁潦倒的简，简又说道：“世界上有一些最好的人，像我一样一无所有；要是你是个基督徒的话，你就不应该认为贫穷是一个罪过。”{12}以基督教仁爱精神提醒汉娜应该平等待人，特别是应该帮助那些境遇比自己差的人，这显然也符合维多利亚中产阶级的道德伦理。考察语言自身，会发现显而易见的自相矛盾。“贫穷就是堕落的同义词”，“贫穷不是罪过”，存在一种“受人尊敬的贫穷”。然而，依据“情感结构”这一理论术语或可化解其中的矛盾。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固然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理想观念形态，现实却也存在诸多变数，奋斗会有成功，但奋斗不一定必然导致成功，化解这一矛盾的手段便是在文学文本中利用我们熟知的“飞来横财”，解决主人公的无财无地位的尴尬，满足中产阶级那一套约定俗成的价值体系。本人过去一直认同简·爱的爱情宣言是其反叛意识的强烈而集中的体现。在今天看来，这一认识从总体上说固然不错，但在进一步的细节考察中，居然有很值得“怀疑”的地方：“要是上帝赐予我一点美和一点财富，我就要让你感到难以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13}这该如何解释呢？“美貌”与“财富”都是外在的东西，简·爱本人并没有因为财富和外在的条件才离不开罗切斯特，那么，她为什么以为外在的财富与美貌是吸引罗切斯特先生的法宝呢？《教师》中同样一贫如洗的教书先生克利姆斯沃思也曾因为贫穷而“只觉得一阵剧痛穿心，这是我从未感受过的痛苦，一种因自己地位之低下、金钱之匮乏而感到耻辱的痛苦；伴随着这痛苦，也使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望：多做事、多挣钱、出人头地、发财致富”{14}。
更有意思的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纯洁生活运动”将婚姻生活导向了婚姻神圣性的坚定信念。那么，婚外恋、离婚、背叛自然为道德理性所不齿，然而现实生活无法避免这些现象的存在，移除障碍的法宝便是让已经成为障碍的人物发疯、酗酒、出走或意外死亡，从而达到对既定的观念的维护。因此，《简·爱》中伯莎·梅森疯狂而死、《房客》里亨廷顿酗酒纵欲而死。
显然，无论是第一人称主人公的言行或故事情节的构建都显示了作者潜在的“情感结构”，那就是基于中产阶级的身份意识对于所处时代的普遍的价值观念的认同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夏洛蒂也好，安妮也好，是没有超出她们的身份局限的。
三、空间叙事的潜意识：心灵自由与“帝国想象”
空间叙事除了提供情节结构、人物性格发展变化的外在物质条件外，还立体构建了作者自身的“感觉结构”或“情感结构”，毫无疑问，作家的空间设置是“有意味的形式”。
首先，空间迁徙的心灵自由导向。
主人公境遇与生存空间的变化密切相关，也许可以这么说，生存空间成为寻求心灵自由的标杆。简·爱从盖茨海德、罗伍德、桑菲尔德、“沼屋”、芬丁庄园的地域变迁预示着“禁锢”——“自由”——新的“禁锢”——新的“自由”的循环上升，并最终达到新的平衡。
《房客》的格拉斯戴尔庄园禁锢了海伦的爱情想象，心碎而到破败、苍凉，充满神秘感的怀尔德菲尔山庄生活，获得自力更生的“自由”；丈夫亨廷顿重病，重回格拉斯戴尔庄园，再次“禁锢”；亨廷顿“意外死亡”，禁锢解除，并拥有格拉斯戴尔庄园。与《简·爱》一样，通过对地域变迁的描绘，构建女性主人公经济与精神的双重优越意识。
《呼啸山庄》里凯瑟琳的空间迁徙也暗喻了一个从“自由”——禁锢——死亡——“自由”的心灵追求过程。充满自由气息的呼啸山庄的荒野和潘尼斯顿山岩——代表制度、教养、礼仪的画眉田庄——最后的遥望呼啸山庄而死，以肉体的解脱重获自由，表达出对自由的渴望、对原始生命力的激情，心灵回归精神家园。艾米莉曾在1841年3月1日的一首诗中写道：
我若祈祷，那唯一
启动我双唇的祷文只有：
“请别扰乱我的心，
给我自由。”
是的，短暂的生命已近终点，
这是我唯一的祈求——
无论生死，但求心灵无拘，
又有勇气承受！
——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15}
在艾米莉看来，心灵的自由其实是以摆脱环境与物质的依托而最终获得的，哪怕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见到彭伯利庄园时，自卑情绪抑制了她对达西先生的爱情；《房客》的马克希姆见到“宏伟堂皇”的格拉斯戴尔庄园，“心就凉了”。“这庄园……对一个没有心事的人来说的确赏心悦目，但一点也激不起我的情绪。然而唯一使我觉得宽慰的是，这一切全都留给了小阿瑟，严格地讲，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由他母亲来继承。”{16}
这里我们似乎验证了简·奥斯丁“婚姻以爱情为基础，但不可忽视金钱的地位”的爱情价值观念，也明白了安妮笔下的理想男性在面对金钱家世上的不平等时心中具有的巨大阴影。空间叙事的功能其实承载着物质与财富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巨大影响力。无论是伊丽莎白的自卑心理，还是马克希姆的侥幸心理，抑或其他名家笔下的相似叙事：于连站在富丽堂皇的德·瑞那市长家门前不敢按门铃，站在德·拉·木尔侯爵府邸前又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住在这样富丽的地方的人，怎么会感到不快乐呢？”……都表明空间的转换与变迁既显示人物生存境遇的改观，更彰显人物心理、精神的内宇宙的丰富复杂。说到底，与心灵自由的终极追求密切相关。
其次，小说叙事中的“帝国想象”。
赛义德发现，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英国和法国文化中，到处隐含着帝国经验，尤以英国小说为甚。即便某些小说家本人并无海外活动经历，可在帝国意识形态氛围下，他们的作品也渗入了殖民主义思想，有助于在全社会营造赞同海外扩张的舆论。{17}萨克雷、狄更斯作品中自然也涉及到了这一内容。夏洛蒂的《教师》中，一开始便以男主人公威廉·克利姆斯沃思的朋友查尔斯去“殖民地任职”为起点。《简·爱》中则多次涉及了英属殖民地的信息：圣约翰向简·爱求婚以便一同去印度传教；罗彻斯特与西印度群岛一个种植园主兼商人的遗传有疯病的女儿伯莎·梅森在牙买加结婚，从而获得三万英镑的陪嫁；简·爱的叔叔在马德拉斯岛留给她五千英镑的遗产等等。目前还未查证到三姐妹对殖民问题的看法，但创作中用来完成对“财富受人尊敬”的价值观的肯定的做法则是明显的。无论是合法继承还是欺骗攫取都体现了19世纪现实生活中对金钱的关注态度，都涉及到了这种殖民经验，陷入了流俗的解决问题的避重就轻心理。
维多利亚时代精神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自身就存在矛盾性。一方面关注女作家小说中对维多利亚时代传统观念的反叛意识与超越意识（艾米莉尤甚），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作家自身的文化身份对中产阶级价值观念的维护意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接近不受遮蔽的文学与文化的“真相”。
① 罗钢，刘向愚.文化研究读本[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②③{17} 赵国新.情感结构[j].外国文学，2002：（5）.
④⑤⑧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⑥⑦ 玛格丽特·莱恩.勃朗特一家的故事[m].杨敬远,顾耕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⑨ 饶芃子.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⑩{11}{12}{13} 夏洛蒂.简·爱[m].祝庆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14} 夏洛蒂·勃朗特.教师[m].刘云波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15} 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m].宋兆麟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
{16} 安妮·勃朗特.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m].赵慧珍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