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贝娄 《拉维尔斯坦》 哲学王 生死沉思
　　摘 要：索尔·贝娄最后一部长篇《拉维尔斯坦》，描述了一位成功的政治哲学教授，柏拉图的崇拜者。本文认为，这位犹太知识分子事实上就是柏拉图《理想国》中哲学王的现代扮演者，他孜孜不倦地将自己的政治理念不断灌输到工作在重要岗位上的学生头脑中，试图影响国家和世界局势。同时，由于小说重点描写的是这位“哲学王”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间，因此渗透了生与死的哲学沉思。
　　
　　索尔·贝娄（saul bellow 1905-2004）是美国20世纪下半期最重要的小说家，197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84岁高龄推出的最后一部长篇《拉维尔斯坦》，沿袭了他一贯对当代文化的精妙分析①、幽默的喜剧风格以及犹太知识分子主人公对人生意义的求索主题，被誉为天鹅之唱。但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是，小说同名主人公已经没有那些精神上的困惑、犹疑、徘徊，也没有碎片似的伤心失意，作为一位成功的政治哲学教授，他乐观、自负、坚定，热心于“安排人类灵魂”②的事业，虽然身患绝症，站在生与死的临界点上，但依然风度依旧，在各种场景的切换中，滔滔不绝，妙趣横生，成为贝娄小说中几乎仅有的一位价值观念明晰的智者形象。
　　那么，这位拉维尔斯坦非常明晰的人生价值支柱是什么呢？
　　小说全篇没有连贯情节，主要在拉维尔斯坦的老朋友齐克的回忆、评说以及两人的对话中展开，活动场所分别是巴黎、主人公的美国寓所和医院，在不断交错倒换的时间中，拉维尔斯坦交替出现在这三个地方，从各个方面显示了他的性情与思想。wwW.11665.cOM他是一个崇尚古希腊文化的大学教授，柏拉图的信徒，30多年来从不间歇地将自己的思想传授给他的研究生，这些学生后来成为历史学家、教师、记者、专家、公务员、智囊团成员，已历经三到四代。他们有的在海湾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有的在全国重要报刊中占据要位，还有的在国务院供职，在军事院校讲课，或者是重要的政府幕僚。重要的是，早已走出课堂的学生从未忘记及时聆听老师的教导，给老师通报各种信息，通过电话和他讨论问题，他们将现在华盛顿的政策问题和以前学过的柏拉图、洛克、卢梭、尼采的理论结合起来，探讨政治现实和政治理论的关系及其可行性。在拉维尔斯坦的房间里，“电话键盘复杂，各种小灯闪烁不停”，在复杂的信息中，了解和分析唐宁街和克里姆林宫的动向，掌握世界局势，对那些需要指导的学生传达真理，使自己的理论贯彻到当下现实中去。多少年来他乐此不疲，活力充沛，以自己的方式介入世界和社会政治。
　　因此，他的知音齐克说他端坐于房间，用“键盘”操纵着一个“影子政府”。而且，他的学生“信徒们”也将他视作摩西和苏格拉底，而且还是知识界的乔丹，能够飞起来，给他们解说古希腊文化的种种细节并指导他们的各种行动。几代学生在自己的重要职位上，不断检验和证实着老师的理论。拉维尔斯坦也会将现代的具体政策和现象融入自己的政治知识史中，一边作出敏锐的批判，一边填充和修改自己的理论系统，同时为自己的学生总是及时地提供给他各种信息而由衷高兴。在齐克的描述中，拉维尔斯坦生机勃勃，自由、狂放、敏锐，各种手势充满魅力，听众深受其感染。
　　这就是拉维尔斯坦的自我价值认同：一个活脱脱的现代“哲学王”。众所周知，哲学王是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设立的制度管理最高等级，代表着人类的理性和智慧，统领着那些保卫国家的战士、创造物质财富的农工商等，形成井然的国家秩序。那么，多少年来不断讲解着柏拉图的这位教授，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将柏拉图的理想在自己所涉范围付诸实施，十分卖力地扮演着“哲学王”的角色。他不仅关心世界政治地图和阴晴趋势，而且关心现代高科技社会中的人性问题、心灵问题、自由和孤独问题，还包括那些骇人听闻的暴行问题。他在各种演讲场所会向听众提问：“在这个现代民主社会中，你将用什么来满足你的心灵的需要？”和悲剧大师奥尼尔的忧虑一样，他认为美国在科技方面是成功的，但忽视了人的精神③，在多元文化的幌子下，相对主义盛行，现代人的心灵无所归依。同样，在大学教育中，文科教育也每况愈下，世界已经被高科技所控制，人没有了灵魂家园。他从柏拉图开始到启蒙运动，经由洛克、尼采、海德格尔，再到现代美国，逐一认真地审视着科技与政治、文化和娱乐、出版和教育制度等各种复杂现象，并在理论上展开严厉的批判。而且，他曾经受到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的邀请，在唐宁街和白宫做客，这都成为他讲学的资本。
　　不过，他到底能对现实政治产生多大影响，甚至是否能够有影响，小说并没有交代，而拉维尔斯坦似乎也不怎么关心。或者说，作家和叙述者齐克也不怎么关心，如齐克在小说中所说，他受嘱为朋友作传，朋友那些关于政治理论和社会现实的思想，可以留待学术界去讨论和评价，他的责任是记叙这样一个人，他的独特个性魅力和生命风采，包括他在生活上的大大咧咧以及超级物质享受。这是一种深度理解之后的欣赏，是在一个优秀生命的展示中对人生在世的沉思，表达着齐克对亲密朋友的深切怀念（可以肯定地说，也是作家本人对挚友艾伦·布鲁姆的怀念，那位众所周知的《美国精神的终结》的作者④）。从小说中看，这也是拉维尔斯坦认定由齐克给他作传记时的期待，并且特别欣赏齐克的幽默与调侃。因此，拉维尔斯坦主要是享受这样一个形式上的“指挥”过程，或者干脆就是和那些早已毕业的老学生继续着自己的课堂研讨，将他关心的各种问题传达给理想的听众。
　　所以确切地说，拉维尔斯坦是柏拉图“哲学王”的一个现代幻影。
　　但是，“哲学王”尽管不是现实世界中的真实，但却真实地承载了拉维尔斯坦做人的理念。我们可以拿齐克作参照：齐克内向，多愁善感，主要是一个万事万物观察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沉浸在内心“秘密的形而上学”之中感悟生活。拉维尔斯坦对老朋友的这种生存方式是不赞成的，劝他不要总是沉湎自我，应该从私人生活中抽开身，把兴趣放到公众生活和政治上来，还鼓励他去研究经济学家凯恩斯，为现实世界的经济状况寻找良策。因为他认为从根本上说，政治根植于人类本性之中，我们不可逃脱，这也是每个人作为群体一分子的一种需求。举例来说，当齐克由于妻子的社交需要，和一个前纳粹分子来往频繁时，拉维尔斯坦认为齐克已经被蒙蔽，因为这位看上去优雅的学者，曾经签署过吊死犹太人的各种命令，现在却在利用齐克的犹太人身份，掩盖自己的历史；齐克却为了讨好太太而不顾犹太人曾经受到的戕害，不顾人类历史曾经的耻辱，无意中帮助那些罪犯抹掉历史记忆。他指出，当你不去关心外界事实时，就会犯这样的幼稚错误。我们知道，每个公民应该承担起关怀城邦的职责，是柏拉图的政治观念，也是雅典的政治文化。拉维尔斯坦将这种职责渗透到了生活之中，成为他一生的价值支柱，并发散到周遭世界。

　　同时应该指出，作为一个犹太知识分子，拉维尔斯坦身上也掺杂着犹太文化色彩。从他充当“哲学王”的形式来看，很多时候在学生面前他还扮演了严父角色，那些研究生一当迈进其门下，他就要求他们摆脱家庭，忘掉父母，按部就班地纳入他的科班“体制”，服膺于他的各种规划。这是因为，拉维尔斯坦本身有仇父情结，他那个犹太父亲似乎从小到大一直践踏他的自尊；而他却不自觉地又在学生身上充当了父亲的角色，那个“影子政府”更像一个大家庭，学生们是不允许违背规则的。直到临终，他的门徒还像子女般坐在病房外，一个个等待他的最后召见。这也是犹太家庭伦理的不自觉渗透，让他这个充满雅典精神的智者显露出族类颜色。

　　但在两性情感方面，拉维尔斯坦显然完全背离犹太道德传统。他认可柏拉图关于人原本一体、后来由于骄傲被神肢解成两半、于是不断地领受被肢解的痛苦的说法，认为人们需要那个正合适的失去的部分，在互为补充中使自己得到完善。他说，“追求爱情，陷入热恋，乃是渴望寻回你失去的另一半自我”，真正的爱情是对人类最大的馈赠，在文学人物身上，比如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罗密欧和朱丽叶，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等，他们都是具有这种渴望的人，他们的故事表达了一种强大的但未得到满足的人类需求。但是，他对现实中的爱情寻找持悲观态度，他认为多少代过去了，人们始终找不到自己失去的另一半，人们得到的只是性爱，在性爱中暂时忘却被肢解的痛苦。既然不能在现实中指望找到，就必须接受一个容易相处的替补者。在这个问题上，人是不可能赢的。于是我们在小说中看到，他本人是一个同性恋，还喜欢各种暧昧的邂逅，用他的说法，是在混乱与无奈中接受替补者。可悲的是，他的生命也是由此而被破坏了免疫系统，最终被各种感染击败。再加上他对时尚物质的热爱，在背离犹太道德规则的同时，也没有真正兑现柏拉图关于智者理性克制的设想，倒是沉醉某些感官欲望，和现代消费社会合流。在这方面，既表达了拉维尔斯坦根本上的悲观洞悟，也在审美的意味上表现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芜杂个性。还可以说，柏拉图的“哲学王”在本质上确实只是一个理想的幻影而已，人类的智慧、理性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历史中穿越过来，经历基督教思想的浸润，在可歌可泣的卓越努力中，尚不能建造起令人满意的“理想国”。正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只是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乌托邦，拉维尔斯坦这位“哲学王”身份也只是属于他自己的一个幻影，他寓所中“闪烁不停的电话键盘”，承担的真正意义是一种过程价值，有如浮士德的一生追索。
　　富有意味的是，小说中的叙述者和被叙述者都是70多岁的老人，大多篇章放在拉维尔斯坦被病魔折磨、弥留人世的最后一段时间；期间齐克自己也经历一次生死临界，在热带度假时感染病毒差点离世。而且，齐克一边不断探视着弥留病榻的拉维尔斯坦，一边还进入两个亲兄弟生命的最后时刻。小说中说，“这是整个一代人集中的时间”。因此，两个主人公被笼罩在死亡阴影中，自然会不断思考和谈论生命的有限问题。拉维尔斯坦说，“生命飞逝如织布的梭子，或扔向空中的石子”，对此不失一贯的风趣和超然，“我们谈笑着死亡，死亡自然增强我们的喜剧感”，他喜欢席勒的那句话：活在你的世纪，但不要成为它的奴隶。小说中特意写了一对相爱的夫妻，因为对生活的厌倦想自杀，但又拿不定主意，特地来请教他们所敬慕的智者拉维尔斯坦。濒死的拉维尔斯坦从容地质问他们，在千万人的几率上，他们在爱情和幸福生活方面是侥幸的成功者，如何忍心“向生活讨价还价”？借一对夫妇的故事，他表达了自己对生命的敬重。同样，齐克立于老朋友的生死界限上，用自己的形而上学对生和死也作了概括：在一个人诞生之前，已经在一个无人知道的黑暗地方等待几千年，然后轮到了，走进生命，在有生之年，在重归虚无之前，看到了世界本身，观看、触摸、倾听，这是生存的唯一机会，他尊重这样的机会。从这些描述中，我们看到一种生死沉思中的生命张力和辽阔透彻。
　　应该说，作家在他的最后一部小说中，借自己心仪的人物说出了对生命本身、对人生过程的深刻感悟。整个20世纪后半期，贝娄坐在窗前，俯瞰芝加哥熙熙攘攘的都市人生，回头一笑，世纪风云在笔下翻卷成一个个广阔深邃的精神世界。他用60多年的写作活动，将人生这个唯一的生存机会填写得足够丰满，然后潇洒挥手而去，最后给世界留下了一曲“天鹅之歌”，和拉维尔斯坦这位生气勃勃的准“哲学王”，还有他的自信，他的智性，他的信念，他的丰满个性魅力，他的成功与失败，以及面对一个千疮百孔的时代的倔强和洒脱。

　　① 刘文刚等主编：《诺贝尔文学奖名著鉴赏辞典》，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01页。
　　② 贝娄：《拉维尔斯坦》，胡苏晓译，译林出版社，第44页。以下所有该小说引文皆出自此译本，不再另注。
　　③ 弗吉尼亚·弗洛伊德：《尤金·奥尼尔的剧本—— 一种新的评价》，陈良庭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3页。
　　④ 参见贝娄1992年10月9日在布鲁姆葬礼上的演讲。见宋兆林主编《索尔·贝娄全集·14》，李自修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