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外事翻译　解释性翻译　对等反应
　　论文摘要:翻译是外事工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不同国家的语言都有其特有的文化现象,按照尤金·奈达的“对等反应”理论,解释性翻译是不可缺少的,它是外事活动中移植文化的必要手段。
　　正如列宁所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交流思想的媒介。在科技迅速发展和各国互相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游离于世界之外,不与外界接触。语言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要进行交流必须借助于翻译。翻译成为国际交往的桥梁,尤其是在外交工作方面。
　　外交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会议、会谈、谈判等方式处理国家关系,解决国际争端和问题。与外国政府官员进行口头或书面对话,是外交工作的主要手段。一定意义上说,译员是领导人在外事活动中的“嘴巴”和“耳朵”。翻译在外交工作中起着双向转换语言、消除语言障碍、传递信息的重要作用。自古“外交无小事”,翻译水平的高低、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外事活动能否顺利进行,关系到外交对话的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外交翻译者既是译员,又是外交官,既要懂政治,又要熟悉业务。外交语言是国家对外政策的体现,是一国政府对别国政府或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因此,外交翻译必须遵守的首要准则是“忠实”——准确、全面、无遗漏地传达国家领导人、外交部官员及有关人员的原话原意,几乎没有任何权利对源语进行修改。
　　但由于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历史、宗教、风俗等各有特色,各国都有一些具有特色的语言,如果只是机械地逐字逐句译成外文,而不进行必要的加工——作解释性翻译,会令外国人不知所云,甚至产生误解。WWw.11665.Com“交流与沟通是翻译的总的目的和宗旨。”(许钧《与阿埃瑟郎对谈》)任何一个起不了交际作用的信息都是毫无用处的。一个称职的译员不是词句转换的“对号者”,而应是沟通思想的“搭桥人”。他应该懂得怎样译才能使读者感到清晰易懂,喜闻乐见。为此,在无损基本原意的范围内,补充外国人不懂的背景,加几个字或最多加一两句话,进行必要的解释性翻译对外交工作的顺利进行是大有裨益的。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以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巨变,影响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语言文字作为信息、思想、观念和情感交流的符号,随之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量独特词汇的说法在外语中难以找到现成的词汇来表达,译好这类词语对正确介绍中国的内、外政策及国内情况,使世界了解中国,极其重要。
　　所谓解释性翻译(或称增译、加译)是根据两种语言间不同语言习惯、表达方式,在翻译时增添了一些短语或句子,旨在译出源语作者感到理所当然,而目标语的对方却不甚了解,甚至感到诧异的意义,是一种翻译含有特殊文化意义的有效手段。对外翻译中,需要进行“解释性翻译”的情况常出现在:
　　一、人名和地名
　　翻译人名时,除极少数人,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孔夫子、成吉思汗等这些在国际已人所共知的人之外,用汉语拼音拼写后略加解释决不多余。提到“秦始皇”,最好加上“公元前两百年统一中国的第一个皇帝”(qing shihuang,the first emperor of china whounited the country in the second century b.c.);翻译“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时,对“诸葛亮”稍加注释: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would equal zhuge liang the master mind.当谈及中国的某些地理名称时,若不点明其某一特征,加以解释,而只译其名,结果等于不说。所以“岭南地区”、“南京路”、“山东”分别译作“lingnan(guangdong-guangxi-hainan region)、“thenanjing road,the most famous business street in shanghai”和“shandong ineast china”。
　　二、历史事件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源源流长,能通晓中国历史的外国人真是少之又少,所以在外事翻译中,译者对我国历史上的大事加以解释,指明其发生的时间及意义,更能增进双方彼此间的了解。如“辛亥革命”是“1911年推翻最后一个王朝,建立共和国的革命”(the 1911 revolution that overthrew tha last monarch of china);“建国伊始”指的是“自1949年起”(since 1949)。
　　三、概括性词和缩略语
　　中国人善于归纳概括,一些词汇的内涵丰富,涵盖面广,是文化积累和沉淀的结晶。翻译此类词语时,通常需要译出被简略的全部内容,或做出解释说明。否则,外国人不易看懂、听懂。
　　例1.集约型、粗放型经济。这个短语要表达的内容很丰富:集约型经济指靠技术进步、规模经济、提高效益促进经济增长;粗放型经济则指靠增加资源、资本、劳动等要素来促进经济增长。要包含这么多内容,不加以解释是难以表达清楚的。在初次提到该短语时需译为“intensive economy based on technical progress,economy of scale,rational operationalmechanismand scientificmanagement;and extens-ive economy based on increased input of essential elements of productionsuch as resources,capital and labour.
　　例2.核问题上的“三不政策”。翻译时,需将“三不政策”的具体内容(不主张,不鼓励,不从事核扩散)全部译出:it is chinese gov-ernment’s policy not to advocate,encourage or engage in nuclear prolifera-tion.
　　例3.三热爱。若直译为three loves是难以让外国人看懂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将该缩略语译为:there are“…three thingsto love”,同时加注,陈述其具体内容:“love themotherland,love social-ism,lo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例4.两个转变。这是十四大五中全会上提出的任务,翻译时,不能只简单译成two transformations,须加解释:first,the transformationof the economic system from the traditional planned economy to a socialistmarket economy;and second,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del of economicgrowth from an extensive one to an intensive one.

　　四、中国特有的机构、制度、“行话”、流行语和典故等
　　如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加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会使人更加清楚其意义。(national’s people’s congress,the highest organ ofstate power in the prc);“参政党”也是我国特有的政治词汇,它既不是执政党,也不是反对党,为了让人理解它的性质,翻译时,有必要适当作些解释“parties participating in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不同的文化环境赋予了词汇的文化含义可以是相同或相近的,但更多的词汇存在千变万化的种种差异,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资产阶级自由化”常被译为“bourgeois liberalization”,但这种说法在西方毫无贬义,最好加以解释,“bourgeois liberalizationaimed at introduction of capitalism”。如果在翻译中遇到原文内容与该文化特有的自然环境、社会制度等有关的情况,则应适当增译说明部分。如在汉语中,“黄河”不是普通的河流,它代表我们的祖先,是我们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若仅仅将其翻成“yellow riv-er”,是远不能表达原有的涵义的。另如“大锅饭”(communal pot,get-ting an equal share regardless of the work done)、“街道妇女”(housewivesof the neighborhood)等,都需要简单解释,否则会造成误会。
　　典故多为形象生动的故事、传说、轶闻或史实浓缩而成,寥寥数字内涵精深,外延悠远,如“姜太公钓鱼”、“愚公移山”、“三顾茅庐”、“四面楚歌”等。不同国家间,因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了两者在观察事物和反映客观世界的角度和方法上,有很大的差别。译员若一味地直译、死译,把“愚公移山”译为“the foolish old manwho removed the mountains”,而不对这则典故的寓意进行解释,就起不到预先的效果,还会让外国人对此行为感到不可思议。解释性翻译是移植文化的有效补偿手段。所以,为了让对方领会典故的深层汉文化含义,应补充解释“this chinese fable praises the old man’sfirm and unswerving spirit.”
　　提倡外事翻译中加入必要的“解释性翻译”绝不是对原文的随意增删,相反,这正是使译文对原作能曲尽其妙,更忠实。翻译的最基本任务不是语言的转换而是信息和内容的传达。尤金·奈达在其“对等反应”的理论中写道:“传统翻译理论把翻译的重点放在语言的表现形式上……新的翻译理论则认为,翻译的重点不应当是语言的表现形式,而应当是读者对译文的反应,还应把这种反应和原作读者对原文所可能产生的反应作对比。”绝对一致的翻译是不存在的,译者寻求的应当是“对等语(equivalence),而不应是同一语(identity)。理想的翻译是在译入语中找到最切近的对等语,尽量忠实准确地用译文形式把原作的思想内容、风格、神韵等再现出来,尽可能使译文读者的感受和反应与原文读者的感受和反应基本一致。译文质量的检验是建立在译文读者对译文的理解与原语读者对原文理解的比较之上,而且,只有译文被译文读者理解,才能最终衡量译文是否正确和恰当。绝对忠实只是一个梦想,是极难办到的事。译文能否被接受,应看译文是否忠实地体现了原文的思想内容,尤其是源出语的文化内涵。办事情应从实际,而不是仅从书本定义出发。翻译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它没有现成的公式可套,“翻译无定法”。由于东西方在各自文化下的生产方式、历史传统、哲学思想、语言文化等方面有较大的不同,作为社会文化产物的思维方式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外事翻译中如果像上面列举的例子一样,只管形式上的“忠实”,使别人感到茫然,甚至哑然发笑的话,就根本无“对等反应”可言。
　　毋庸置疑,解释性翻译是外事活动中移植文化的必要手段,这种“补偿”再所难免,但也应避免矫枉过正。在实际上操作上不宜用得太滥,使人感觉烦琐,甚至有时是画蛇添足。语言可塑性强,对那些早已多次见诸报章,为各大媒体所熟悉的词汇或中国政府的既定方针、政策,不再赘述。
　　总之,外事翻译,无论口译,还是笔译,翻译的内容政治性和政策性较强,留给翻译的回旋余地相对较小,再加上中外文化差异较大,若只注意中文与外文文字本身的对应,起结果往往“形似而神不似”。为避免译文的意义含糊不清,进行解释性翻译,将意思完整地表达出来,更便于对方的理解,取得最佳翻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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