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红楼梦》；归化；异化；文化信息传递
　　[论文摘要]借助归化和异化的分析视角，比较了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在传递文化信息方面所采取的处理原则和方法。在对《红楼梦》两个译本中牵涉到文化因素的一些隐喻、明喻和典故等翻译进行分析后，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考虑到不同的翻译目的、文本的类型、作者意图以及读者对象，“归化”和“异化”两种方法都能在目的语文化中完成各自的使命，因而也都有其存在的价值，翻译中文化信息的传递不存在“归化”和“异化”之争。

    一、引言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它不仅涉及语言的转换，而且涉及文化的转换。传统的语言学家把语际翻译看作对不同语言符号的诊释或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并且强调等值的重要性。而在翻译实践中，仅仅从符号本身出发寻求语言之间的转换形式，往往很难达到意义上的等值，甚至可能导致交际失败，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翻译研究越来越向文化的方向发展，出现了f3assnett和lefevere所主张的文化转向。他们特别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认为翻译的基本单位并不是词，也不是句子，甚至也不是篇章，而是文化。从翻译角度来讲，我们所说的“文化”是指一个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或者一个民族的全部活动方式。它包括一个民族的思想体系、伦理道德、官僚制度、风俗习惯、文学艺术、语言等。不同的民族文化渊源不同，因此各民族之间彼此的性格气质和生活方式也不同。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自成一体。WWW.11665.COm而西方文化的主源则是希腊神话及圣经，英国文化自然也不例外。因此要把《红楼梦》这样一部代表中国文化背景的鸿篇巨著翻译成代表西方文化的英语传播到西方国家所遇到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在文化方面。
    《红楼梦》从成书到现在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其间曾数次被译成外国文字，以飨外国读者。目前已有十余种外文译本和节译本，其中有两个版本影响较大:一是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与夫人戴乃迭翻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另一种是戴卫.霍克斯(david hawks)和约翰.敏福德(johnminford)合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译文中杨宪益先生采用了“异化”的手段来处理语言中的文化因素，即在译文中尽可能地保留源语文化。而霍克斯为了避免中英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则采用了“归化”的翻译原则和方法。如果考虑到作者的意图、文本的类型、翻译的目的和读者的要求这四个可变因素，我们认为，“归化”和“异化”均有其存在和应用的价值。
    二、归化、异化概念内涵
    鉴于文化方面给翻译带来的困难，中西翻译理论家们都尝试着提出了一些理论性的指导原则。一般来说分为两种对立的意见，即所谓“异化”与“归化”。前者主张译文应以源语或原文作者为归宿，后者则认为译文应以目的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就翻译中涉及的文化转换而言，我们可分为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和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这两种原则和方法。
美籍意大利裔学者venuit高举解构主义大旗，在《译者的隐形》一书中，对归化翻译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力创异化式或阻抗式翻译(resistant translation)，以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venuit可以说是异化的代表人物，他认为翻译要“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后殖民翻译学者robin。认为，“一个‘好’的译本总是要保留原来‘外语’文本中的某些有意义的痕迹”。从历史上讲，这种观点与‘直译’和‘字译’相关联，只是没有自译派那么极端，因为它并不坚持在翻译中格守原文句法序列中个别词语的意义，但却坚持要保留原味。好的译文“必须有异国情调”，“必须兼顾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
    nida可以说是归化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最切近的自然对等”的概念。他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出发，把译文读者置于首位，并且仔细分析源语信息的意图。nida在各种不同场合，重复他的这一观点，即“译文基本上应是源语信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对nida来说，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的目的是，译文的表达方式是完全自然的，并且可能地把源语行为模式纳人译文读者的文化范畴。这种关于翻译的概念不强调读者为了理解源语信息一定得接受源语文化模式。他提出了“功能同构”的策略作为解决的方法，以求在不同体系中取得相同的效果。
      三、两个英文译本文化信息传递的比较
    《红楼梦》篇幅长，涉及的文化内容也很广泛，其中涉及到了称谓、宗教、礼俗、建筑、器用、服饰、美术、诗词等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因此我们的分析只限于语言的比喻用法和一些典故的翻译，因为语言中的比喻与典故的用法与该语言所属的文化密切相关。因为汉英两种语言在语言表达方式及其所反映的文化上的差异，一种语言中的比喻，典故用法不一定能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相应的表达方式，因而，对语言中比喻，典故的用法翻译，也最能体现译者的翻译观及其所遵循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以下按文化的三个层面比较两个译本在文化信息传递方面使用的原则和方法。

    (一)物质文化信息传递比较。物质文化经常左右着比喻或借代中喻体或代体的选择，这在语际转换过程中往往使译者处于两难的尴尬境地，是归化还是异化?请看杨宪益与hawks对《红楼梦》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语的不同翻译:

      a 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 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 (yang)
      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 (hawker)
    杨译采用异化译法，在英译文里保留了中国传统食品米饭，合乎汉民族的物质生活习惯，虽属东方饮食文化，但西方人也尽人皆知。霍译采取归化译法，强迫中国人吃洋面包，西方人读来更感自然，合乎nida的动态对等原则。两个译文似乎各有千秋。
    各民族生活习’惯不同，各物各异，由此而引起的联想也不同。一种文化中最普遍的东西，在另一种文化中不一定就有。同一样东西在不同的文化中也会引起不同的联想。
    (二)制度文化信息传递比较。制度文化指的是一切成文或不成文的社会规约或风俗习惯，具有很强的民族文化个性，因此，翻译涉及制度文化的部分往往难以采用异化的翻译模式。不同社会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历史背景和思想意识等。生活在不同社会的人，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三)心理文化信息传递比较。心理文化存在于人们的潜意识里，是最深层的文化。“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心理特征，这些特征都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在透彻理解原语的基础上，用简洁生动的语言译出原语的含义，尽可能缩小译语与原语对各自读者所产生的语义联想和艺术感受的差距。”壤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红”的翻译。“红色”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阳光、幸福、热烈、繁荣、运气、闺阁等，在现代则具有革命的意义，而在英语中则缺少这些象征的意义，更多是与暴力和流血相联系。《红楼梦》中有许多“红”，但霍克斯认为汉语中的“红”和英语中的表示红色的red含义不同，汉语的“红”相当于英语的金黄色或绿色。于是霍克斯在很多情况下用绿代替了红。贾宝玉的怡红院就成了court of green delight，哈红公子就成了green boyo在处理具有丰富文化涵义的译文时，霍克斯在很多情况下采取了原文文化服从译文文化，牺牲原文文化的做法。就连书名，霍克斯选择了《石头记》而不是现在通行的版本《红楼梦》，也是考虑到《石头记》这个名字本身的故事性，强调了作者无才补天的自怜，但却失去了“红楼”，失去了“梦”，削弱了由题目引起的社会意义的联想，给内容涵盖而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
    四、结语
    对《红楼梦》两个译本中牵涉到的文化因素的一些比喻和典故的用法的翻译进行分析后，我们可以看到“归化”和“异化”各有其长，亦各有其短。两位译者在处理源语文化信息时的基本倾向:杨宪益先生基本遵循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而霍克斯则遵循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当然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不可能永远只遵循一种原则或采用一种方法。因此也不可以有任何译作完全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或完全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由于不同的翻译目的、文本的类型、作者意图以及读者对象，翻译就得遵循不同的原则，翻译中“归化”和“异化”不仅是不矛盾的，而且是互为补充的。对译者来说，重要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深刻的文化意识，即意识到两种文化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