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以高昌普达实立家族的宗教信仰为研究对象，重点讨论该家族成员在江南地区的宗教活动及其同禅宗领袖中峰明本和天如惟则师徒的交往。以元人文集和相关传世文献为基础的研究结果显示，普达实立家族的成员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或遁入空门，或皈依道教，反映了元代江南畏兀儿入宗教信仰的多样性。此外，本文还对普达实立家族信仰与江南畏兀儿佛事活动的关系作了阐述，以此说明元代宗教信仰相对自由的宽松政策，对于民族融合和中华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元代 畏兀儿 普达实立家族 宗教信仰
作者尚衍斌，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地址：北京市，邮编100081。
有元一代，江南是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随着民族迁徙浪潮的涌动，大量非汉族人口移居此地，形成多民族杂居之势。长久以来，中外学者致力于元代入居内地非汉族移民及其社会文化嬗变的探讨，对江南民族重组与文化交融问题尤为关注。近年来，学术界十分注重元代非汉族家族史的研究，发表了一些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成果。在江南非汉族家族中，迁居江南的高昌普达实立家族颇为著名，这一家族的宗教信仰问题，非常值得研究，笔者拟利用元人文集及相关传世文献对此作些考述。
一、先世及其宗教信仰
关于普达实立（1304-1347）家族成员的记述，首推郑元祐（1292-1364）的《江西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高昌普达实立公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铭》）。据此知悉，普达实立字仲温，高昌人；曾祖父名和礼纳，娶越德哲氏为妻，封昌国太夫人；祖父名阿台脱因。需要指出的是，“脱因”二字源于汉语的“僧人”或“道人”，突厥语写成“toyin”。WWW.11665.COM仅从其名讳我们就足以断定普达实立的祖父是佛教徒。实际上，以“脱因”命名的畏兀儿人不在少数，如出任休宁县达鲁花赤的也仙脱因等，类似的例证还有不少，兹不一一列举。据前引《墓志铭》，阿台脱因先后娶“阿台的斤”和“杜氏”为妻，皆封“秦国太夫人”。很显然，“杜氏”是汉姓，而“阿台的斤”的名字似与突厥语族有关。“的斤”，是突厥语tigin（复数tigit，王子）的汉语音译。韩儒林先生考证指出：突厥以后的北方游牧民族大多沿用此称衔，《旧五代史》卷138《回鹘传》有“狄银”，《辽史·百官志》有“惕隐”，元代则有无数“的斤”，皆“特勤”之异译，惟意义随时转变，非复可汗子弟所专有。基于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阿台脱因的两位妻子，一个是畏兀儿人（或突厥人），一个是汉人。一般而言，只有男性“可汗子弟”才有可能充任“特勤”，诸如《元史》本传中的“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以及在杭州府任职的畏兀儿官宦“朵儿的斤”等。女子使用此称谓者比较少见，除以上所及，沙剌班的生母、北庭文贞王阿邻帖木儿的夫人举月思的斤也有此称谓。所以，《摧志铭》揭示的这一文化现象非常值得探讨。
据明人张景春辑撰《吴中人物志》记载，普达实立的父亲买住，曾任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后“告老悬车吴下”。此外，他在担任信州路（江西上饶）总管期间，刊刻《谕俗文》，以此教谕州民，颇有成效。元人徐明善（1250-？）对此有所记录，现征引如下：
广信总管简斋公，慨然念彝伦之敦不可不叙，旧俗之污不可不新，取古灵陈公《谕俗文》畅阐而警教之，以人治人，其言反复谆悉，可谓得新民美俗之机要矣。绍熙庚戌，朱文公守漳州，尝刊此以谕其州民。简斋公系出高昌，地相远，世相后，行乎东南，若合符节。……今幸得贤师帅警教于其上，兴仁兴让，从今日月冀矣。
据以上史料，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两点认识：其一，出自高昌的“简斋公”，即指买住，“简斋”是其号；其二，买住曾任信州路的总管，有治理基层社会的经验。他效仿南宋光宗朝的朱文公将古灵陈公所撰《谕俗文》刊刻坊间，以教谕州民，“兴仁兴让”，彰显出较好的汉文化素养。
现有资料显示，阿台脱因、买住父子皆崇奉佛教，且与江南禅宗领袖多所来往。郑元裕的《立雪堂记》称：
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高昌简斋公悬车吴下，休心空寂，一日语其门客郑某曰：“昔普应国师倡道天目时，予先君秦国公方平章江浙，以其素学参扣于国师。国师之弟子东殚三韩，南极六诏，西穷身毒，北弥龙沙，则其近地概可知已。今中吴师子林主者天如和尚，在国师之门尤为得法上首，颖异秀出者也。余今所寓与师林相密迩，时时扣
门瞻礼请益。”
以上所言致仕家居江南的“高昌简斋公”即买住，是普达实立的父亲；而曾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的“秦国公”指阿台脱因，即普达实立的祖父。在天目山一带弘法倡道的“普应国师”，乃江南禅宗领袖中峰明本（1263-1323）。虞集记述说：“师讳明本，宋景定癸亥岁，生钱塘之新城，姓孙氏，年六十一，僧腊三十七，大元至治癸亥八月十五日，化于其山东冈之草庵。”中峰和尚是高峰妙禅师的得意门徒，仁宗、英宗对其敬重尤甚，分别“制金裥袈裟赐之”、“亦封香制衣”，然不为所动。“独以其道为东南末法倡，公示寂之十二年，当元统三年乙亥，天子赐号‘普应国师’，仍以师所书日《天目中峰和尚广录》三十卷赐之入藏，敕词臣序于书首。……逮文宗临御，师已人寂，赐谥‘智觉禅师’，塔曰‘法云之塔’”。郑元祐引述买住的话称，中峰和尚生前在天目山弘扬禅宗时，阿台脱因即以“素学参扣于国师”，说明他修持禅学并与中峰和尚早有联系，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且似与当时禅宗在江南广为流传的社会环境不无关系。虞集对此有明确的表述，称：“国家崇尚佛乘至矣，而禅宗惟东南为盛，然专席称师者，岂无其人哉？至于四十余年之间，浩然说法，其言语文字，汪洋广博，为远近信向，未有若师之盛者也。”可见其时追随明本问道者不在少数，上至驸马、太尉、沈王王璋（1275-1325），下到普通民众，无不敬重膜拜。
中峰明本沦谢后，其门生天如惟则主持平江（今江苏苏州）狮子林的日常事务，他后来实际上成为中峰的继承人。释惟则字天如，俗姓谭，吉之永新人。师事中峰明本得其真传，帝师念其功德高厚，授予“佛心菩济文惠大辨禅”的称号。有《楞严会解》若干卷，另有《语录》、《别录》、《剩语》若干卷行于世。《元诗选初集·壬集》有《师子林别录》，收录其诗作二十二首。关于平江狮子林之记述，又有释道恂辑名公士大夫数十人题狮子林之诗文，名《师子林纪胜集》，今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如上所述，普达实立家族成员与中峰、天如师徒有很深的渊源。买住说：“予胄出高昌，依佛为命，睹兹僧宝，敢同寒蝉。”可见，他与天如惟则的关系非同一般。其时，“中吴师子林主者天如和尚，在国师（即指中峰明本）之门尤为得法上首，颖异秀出者也”。买住“所寓与师林相密迩，时时扣门瞻礼请益”。且为天如和尚“手书二匾，名说法之堂曰‘立雪’，禅燕之室曰‘卧云’，仍命工刻诸梓而揭之”。以此表达他对天如惟则的敬服之情。
阿台脱因究竟有几个子女，史无明文，难得其详。释惟则记载说：“公如天人，世家高昌，为秦国公之贤嗣。”又谓：“佛法倚之为金汤，谬余一衲，栖遁空荒。尝沾余泽。”毫无疑问，惟则禅师笔下的此“公”应是阿台脱因的另一个儿子，即买住的兄弟。他不仅笃信佛法，还与天如和尚相互唱酬。天如在《漕运万户某脱险于海固和韵唁之》诗中吟诵道：
语未开唇已改韵，向来海运历多难。
连樯影落蛟涎窟，孤枕魂飞鬼骨山。
出匣剑龙惊怒吼，传家珠虎幸生还。
黄金任积高于斗，不博休官一日闲。
此外，笔者认为天如笔下这位“秦国公之贤嗣”与郑元祐《懒斋记》中的“高昌章公”应是同一个人。理由如下：其一，两人的经历和官职相同。所谓“海道万户”应是“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达鲁花赤”的省称；他“乘朱轮，佩苍珩，出入乎凤阁鸾台，职任乎方伯连帅”，与天如“历监于大郡”的记载相吻合。在担任海道漕运一职期问，“佩公以珠金虎符，乘传南下”，天如亦有“传家珠虎幸生还”的诗句。凡此种种，皆可在郑元祐《懒斋记》得到印证。其二，两人的族属相同。“世家高昌……令闻曰章”，即指“高昌章公”，自号“懒斋”。令人不解的是，这位“高昌章公”何以“懒”字名斋，笔者研究认为应与其崇祀禅宗并追求一种清静高雅的“不修之修”境界不无关系。中峰明本在《懒禅室铭并序》中有“禅者之学乃懒之尤者也”的论述，似可对此疑惑阐释一二。其三，两人皆醉心于学问。天如笔下的海道万户“留精神于内典”，而高昌章公“尤勤于问学，凡圣贤之所垂训，百家之所论载，既委己以讲求之”。因此我们有理由断论，天如禅师笔下的“海道万户某相公”与郑元祐记载的“高昌章公”不仅是同一个人，还是一位虔诚的禅宗信奉者。
二、普达实立及其长兄禀雅实立的宗教信仰
依据阿台脱因娶杜姓女子为妻
史实，买住和普达实立父子均应生于汉地。买住有两位妻子，一是野薛坚氏，一是朵儿哈真氏，前者是普达实立的生母。台湾学者萧启庆把蒙古、色目士人祖先居住之地界定为“原乡”；将其在汉地最初落脚之地称作“旧贯”；将现居地称为“本乡”或可视作中原中古士族所用的“郡望”。萧先生的这一论断极具学术价值。依此，我们可以将普达实立祖先的世居地高昌称作原乡，史籍有“世家高昌”、“胄出高昌”、“高昌章公”、“高昌普达实立公”、“高昌雅实理公”等表述形式。有意思的是，该家族成员名讳前皆有“高昌”二字，以示不忘祖先世居之地。同其他蒙古、色目人家族一样，他们把最初在中原居住过的燕山（指燕京，又称大都）视作旧贯。据《墓志铭》记载，普达实立昆弟四人，长兄禀雅实立为吴江州（今江苏吴江）达鲁花赤；次兄相哥实立广东佥宪，侨居吴；幼弟阿兰纳实立为岳州路平阳州（今浙江平阳）达鲁花赤，亦会于吴。可见他们大多在江南任职或定居，最终相聚“吴下”（今江苏苏州）。或许基于诸子多侨居江南的缘由，买住“告老于朝，悬车吴下”。还有一种可能，因“所寓与师林相密迩，时时扣门瞻礼请益”，他自愿侨寓江浙一带。尽管阿台脱因南下拜谒过中峰明本禅师，却始终定居于大都。当普达实立知闻“祖母杜夫人卒于京，乃由江西入吴，且将从平章（即指买住）北上，葬秦国”。由此可以看出，阿台脱因夫妇并未移居江南，他们主要生活在大都。这一基本史实表明，普达实立家族在买住这一代才迁至江南的论断是可以成立的。
普达实立生长于元代中、后期。元文宗时，因“谨饬端重”被委以重任，除承事郎、尚承寺大使。至顺元年（1330）秋冬，出任陕西诸道行御史台监察御史。至顺四年，转南台，元统三年春，奏授承务郎，擢拜内台；同年冬，超拜淮西廉访佥事。后至元四年，升奉直大夫，迁广东；六年，擢授西台，经历关陕。不久，擢浙东海右廉访副使。至正二年（1342）冬，授奉议大夫，迁湖北，其治如浙东。至正四年春，擢拜奉政大夫、江西省左右司郎中。至正七年冬十二月，卒于吴，年仅四十四岁。需要指出的是，普达实立病逝后，家人仍将其“归葬于秦国公（即阿台脱因）之兆”。他们这种对北方祖居故土的缅怀和依恋之情，恐是不少迁居江南的蒙古、色目士人所共有的。
普达实立的人生经历是短暂的，但他“峨荐三台，佐宪四道”，名德益传。从任职的区域看，除广东、关陕以外，他主要活动在江南一带。从任职的时间看，主要集中在元文宗和元顺帝执政年间。现有研究成果表明，这一时期，无论是皇帝还是太子都具有一定的汉文化修养。皇室以外的其他蒙古、色目人，特别是两三代寓居中原和江南的蒙古、色目人，学习汉文化并且达到相当高水平者更多。在这样一种崇尚汉文化的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蒙古、色目士人研习儒学者颇多。时任陕西诸道行御史台监察御史的普达实立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他“遇少暇辄从宿儒学，人见其夜参半犹篝灯读书，人讶而问曰：‘岂欲穷经作博士耶？’仲温谓：‘益人神智无如读书，纵纷冗犹当学，况兹事简，不委己于学，异时悔何及乎！’由是材识与学俱进”。普达实立对儒家典籍和文化情有独钟，绝非偶然，因为从他祖父这一代人开始就已经入居内地为官，他本人自幼接受汉文化教育，而任职的关陕、江西及浙东等地又是儒学发达的地区，自觉研习儒家经史不足称奇。
现有材料证实，普达实立本人亦是虔诚的禅僧。《师子林天如和尚语录》卷2称：
普达实立副使、脱铁睦尔副使、买奴海牙同知、忙哥剌宣差、冯总管等率众官士大夫来师子林设斋，请普说。
极可能普达实立曾任“浙东海右廉访副使”一职，故才有以上“普达实立副使”的称谓。“普说”就是解说佛法。天如禅师与普达实立有书信往来，信中写道：“当时小轩中炉香共坐，语及肺腑，即知是佛法中再来人也。”陈高华先生研究指出，上述与普达实立一起设斋的忙哥刺宣差也是畏兀儿人。此外，天如十分看中普达实立的人品，对其日后的禅学造诣充满期待：“惟公素禀清明，如止水如悬镜……尚望于应接纷扰之际，毋起厌烦之心……不舍政事文章，而能成就佛祖无上妙道者也。”当得知其因病家居，仍念念不忘研习佛典的讯息，天如禅师深情地说： 勋业方兴，乃缩缩退避以究吾宗剐传之学，每语人曰：“某之精神无日不在师子林下。今病既剧，复取余向来勉励激策切要之语，书而揭之
窗壁梁柱几榻屏帐之间，使其坐立卧起俯仰皆在眼中。”
由此可以看出，普达实立热衷于禅宗教义。为了消除病中之子对佛教要义的疑问，买住亲自前往天如住所“再三致恳”，诚邀其下山解惑。尽管天如以“余既久不出山，且知病中亦厌喧杂，纵草草一会奚益”为由未能下山答疑，遂托买住致意，并于次日就普达实立“所疑问者凡数条，因得彻见足下之底蕴而有以发余之所当告者焉”。说明普达实立与天如禅师的关系非同寻常。
行笔至此，我们似有必要就天如禅师和郑元韦占笔下的普达实立是否同一个人的问题再做些说明。
首先，普达实立的父、祖两代与中锋明本和天如惟则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前文已述，兹不赘陈，说明天如禅师对买住子嗣的情况十分熟悉，天如的记载可以信从。
其次，天如有关普达实立的资讯与郑元祐的记载完全吻合。后至元六年以后，普达实立担任浙东海右廉访副使。《师子林天如和尚语录》卷8遂有“普达实立副使”、“仲温副使”的记述。又如，天如在回复普达实立的信中写道：“近会明德教授，审知惠政扬扬声撼荆楚，楚人何多幸哉！且仅屡书赐问，自惭无似之人，远劳垂念，何感如之。”“荆楚”指楚国，治所在今湖北襄阳一带。如此看来，普达实立在今湖北一带任过职。郑元祐的《墓志铭》对此言之凿凿：“至正二年冬，升授奉议大夫，迁湖北，其治如浙东。”上引材料不仅证实普达实立的确在湖北任过职，还说明天如对其仕履十分熟悉，资料相互印证，足以信从。
再次，天如禅师对普达实立患病情况的记述详于郑元祐。《墓志铭》谓：至正七年，“祖母杜夫人卒于京师，乃由江西人吴，且将从平章北上葬秦国。一再行，皆以病作，复归吴。盖仲温之孝悌由中以著乎外，有非勉强而然者。再北上，舟发问门而复病，止。更四阅月而卒”。以上文字仅言普达实立因病未能北上奔丧，不得已归吴，最终不治身亡，并未涉及其他内容。两相比较，天如禅师的记述则详尽许多：
北行别余之日，官从林立，晬然春姿，独足下颇有晦色，窃谓去家割爱无怪其然。诘朝得报登舟，忽疾作。遂舣留吴外，既而留三日病不退，遂不果行。窃疑行兴既阻，病势必增，复自解曰：“仲温，达士也”。坎止流行素善处置，况近年笃志闻道，今父子兄弟别而复聚，诸良医争愿纳诚以取效，非久必平复。岂料淹淹一至乎此，可怪也。足下才德粹美，秉清要之权者十余任矣。忠孝两全，朝野交颂。民无贵贱老少被其泽向其风者，成不愿其一日去官，及闻有疾，恨不能以身代之，其得人之感戴慕望者若此。
披阅以上材料，我们可以发现下列问题：其一，普达实立北上奔丧之前，曾专门拜谒过天如禅师；其二，随行人员不在少数，很可能他与其他官员一起乘船北上；其三，因其途中患病只好将船停泊“吴外”，滞留三日仍不见好转，只得返回本乡；其四，他们父子兄弟相聚江南本贯，这一点郑元祐多所述及，足以信从；其五，普达实立任职期问，廉洁清明，深受民众拥戴，忠孝两全是其为人处事的最大特点。郑元j；占对普达实立的评价与天如禅师大致相同，诸如“见仲温复来，咸惊喜迎迓”；“仲温深念骨肉聚合之日无几，其志将辞职以为养。平章毅然不许，乃是怏怏之江西”；“使仲温稍待于大用，移其孝亲者必效忠于国，如之何止于斯也”。综合以上各方面的信息，可以断定他们两人笔下的普达实立是指同一个人。
如前所述，普达实立同样是一位虔诚的禅僧。那么，他另外三个兄弟的宗教信仰如何？这是需要讨论的另一个问题。限于资料，我们目前不可能对他们的宗教信仰逐一进行考察，现仅就其长兄禀雅实立的宗教活动作些探讨。
据《墓志铭》，至正四年前后，禀雅实立出任吴江州达鲁花赤。郑元祐另撰《吴江甘泉祠祷雨记》与其事功和信仰有关。为便于分析，现将原文节录如下：
至正三年夏，大旱。田禾焦然就槁，民心皇皇无赖，时高昌雅实理公为州达鲁花赤，忧心恻然，乃捐己俸，市香烛，宿斋戒，躬致情词于昭灵观道士富恕，乞为将诚吁天。而公率僚幕胥吏之属悉徒跣谒龙于祠下，再拜稽首，为民请命。富君乃用其教法役神召龙，炼铁符投桥水，符才入而雷殷殷自水起，玄云四垂，雨即随至。公忽惊且喜，以手加额曰：“神明不远如此哉！”船迎龙漫至州署，有赤鲤跃入公舟中，公命僮捧纵之。波雨滂沱，告足即昭灵设醮谢。比竣事，复迎牲祠下，合乐大飨，以答龙神之灵贶，是州遂
成有年。
“吴江州”位于今江苏苏州市南部。笔者认为，至正三年担任该州达鲁花赤的高昌雅实理公正是普达实立的长兄。理由如下：据《墓志铭》记载，至正四年，普达实立擢拜奉政大夫、江西省郎中时，其兄禀雅实立任吴江州达鲁花赤。依照元制，三年一差官。也就是说，在此期间只能由一个人出任吴江州的达鲁花赤。前述“吴江甘泉祠祷雨”纪事正好发生在至正三年，而此时担任该州达鲁花赤的雅实理又是高昌人，二者不仅任职的时间、地点相同，族属也完全一样，只是《吴江甘泉祠祷雨记》将“禀雅实立”记成了“雅实理”，脱一“禀”字。尽管如此，基于“禀雅实立”和“雅实理”的任职时间、地点、称衔、族属皆相同的考量，我们将其断定为同一人的立论是可以成立的，此人正是普达实立的长兄。
另据《吴江甘泉祠祷雨记》提供的资讯，禀雅实立热衷道教事宜。至正三年，时逢吴江州大旱，他“忧心侧然，乃捐己俸，市香烛，宿斋戒，躬致情词于昭灵观道士富恕，乞为将诚吁天”。所谓“斋戒”，指修身内省。“情词”，应是“青词”的异写，通常指道士斋醮新天时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的奏文，又称“绿章”。“昭灵观”的具体位置不详，有待考证，想必在吴江州境内。高昌人（禀）雅实理“躬致情词于昭灵观道士富恕”，祈求天降甘霖，说明他本人崇信道教。此后，他又于“昭灵设醮谢。比竣事，复迎牲祠下，合乐大飨，以答龙神之灵贶”。如果他不是虔诚的道教徒，恐难有此举止。实际上，各朝各代在不同地区利用佛教功力祈晴、祈雨的事例并不少见，元代江南吴中地区借助某州、某庵沙门向上苍祈求佑护的佛教文件就有“满散祈晴疏”、“启建祈雨疏”、“满散祈雨疏”等。但结合以上援引史料所揭示的内容看，似与佛事活动无关。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禀雅实立在出任吴江州达鲁花赤之前，曾出任泗州（今安徽泗县、天长等地）长吏，时逢久雨不止，士庶蒙霖。高昌公“笺词请于上帝，词有曰：‘甘减一年之寿禄，愿起百姓于泥涂’，词焚而雨霁”。类似记载展示了神祗和灵异结合后产生的超强力量，固然不能全信。不过，我们从中能感受到禀雅实理不仅是一位“爱民不惜身命”的好地方官，还是一个笃好道法的忠实信徒。“词焚而雨霁”可能是偶然的巧合，但道士将其视作“神人孚合”产生的结果。或许正基于此，泗洲民众为了铭记禀雅实理的功德，特敦请郑元祐书写《吴江甘泉祠祷雨记》，以永世传颂。 综上所述，普达实立家族成员或弘扬佛法，或尊奉道教，同时他们又以笃信礼教见称于世。“为臣当忠，为子当孝”的儒家伦常礼教在普达实立及其家族成员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三、普达实立家族与畏兀儿人奉佛活动的关系
普达实立家族成员推崇佛、道之法绝非偶然，似与江南畏兀儿人修持宗教要义和体认“静默无为”的大环境有密切关联。江南很早就是佛教圣地，郑元祐谓：“吴人奉佛自萧梁有国时，塔寺像设遍江左，而吴尤夥焉。”其信徒“既研精于其教法，又复购吾儒书数万卷，自六艺、经传、子史、百家之言，每延儒之老于文学者日讲肄之，俾其徒知仁义道德元与其学不相悖戾，所以开明其心焉”。据此亦可见元代江南佛教与儒家文化的联系日臻密切。
那么，中峰明本和天如惟则师徒何以得普达实立家族成员之追随？这是需要讨论的另一个问题。种种迹象表明，迁居江南的畏兀儿禅僧大多是中峰和惟则的弟子。陈高华、杨富学两先生对此有所关注，笔者拟就这个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中峰明本《示萨的迷的理长老》一文称：“萨的迷的理长老，北庭人，字慈寂，号照堂。”这位萨的迷的理（？-1337）在其他史籍中被记作善达密的里，是中峰明本门下最著名的畏兀儿禅僧，著有《照堂长老义感集》，惜已不传，但其同门师兄弟、好友天如禅师为其文集撰写的序言留存至今，对其事迹亦多所介绍，现将原文节录如下：
照堂，高昌名族之裔也。其宗姻乡党之士，去故国而布列于大朝都邑者皆达官。其俗尚佛教好施与，又好引援进取以相荣。盖去国已远，见乡人虽疏亦亲。故彼氏之为沙门者往往得厚施，或得厚名位。而照堂一无取焉，惟道是嗜。凡显密二宗，大声实之士悉从事之，尽其学，未厌其志。延祐间南来天目扣直指之学于幻住先师，日有深造，遂眷眷不忍弃去。单衣蒲履冰柏相持者有年。速先师告寂，始北归。
以上援引资料显示，萨的迷的理是来自高昌的名僧。然据元统三年释明瑞募刻本
印的《天日中峰和尚广录》内署“参学门人北庭僧慈寂上进”字样判断，他的祖籍应是北庭，而非高昌。但因当时的“高昌隶属北庭，其地好佛”，内地学僧将两地混称，是可以理解的。据虞集《智觉禅师塔铭》记载，中峰明本卒于至治三年（1323），七年后，即天历二年（1329），元文宗诏命翰林学士承旨阿磷帖木儿（畏兀儿人）敦请虞集为中峰禅师撰写塔铭，并俾其门人单檀密刻之山中。
笔者认为，虞集此处提到的“单檀密”当是“单达密的理”（又称“萨的迷的理”或“善达密的理”）的省称或异写。元统二年正月，大普庆寺名僧善达密的理（即照堂）通过“奎章阁承制学上沙刺班”，将《天目中峰和尚广录》三十卷转呈元顺帝，使此书得以编入《普庆藏》，且请元代名士揭侯斯为之作序。照堂向元顺帝进呈《天目中峰和尚广录》时，题署“大普庆寺僧臣善达密的理”。大普庆寺位于杭州路余杭县南山，据赵孟頫撰《大元大普庆寺碑铭》，“武宗既践祚，以上至德伟功，不逾月而立上为皇太子。上缅怀筹昔报本之意，乃命大创佛宇，因其地而扩之。凡为百亩者二”。元仁宗即位后，敕赵孟頫等人撰述碑铭，以垂示久远。种种迹象表明，大普庆寺的兴废与江南畏兀儿僧人的经营不无关系。
中峰作为江南的禅宗领袖，“从之者如云，北极龙漠，东涉三韩、西域、南诏之人，远出万里之外，莫不至焉”。其追随者中不乏畏兀儿人。三藏法师沙津爱护持必纳雅实理“常从师参诘，及事三朝，每为上道之”。“必纳雅实理”应是“必兰纳识里”的异写，《元史》有传。此人“初名只刺瓦弥的理，北庭感木鲁国人，幼熟畏兀儿及西天书，长能贯通三藏暨诸国语。大德六年，奉旨从帝师授戒于广寒殿，代帝出家，更赐今名”。仁宗时，授光禄大夫（从一品），“授开府仪同三司，仍赐三台银印，兼领功德使司事”。“至治三年，改赐金印，特授沙津爱护持，且命为诸国引进使。至顺二年，又赐玉印，加号普觉圆明广照弘辩三藏国师”。“玉引”，是帝师才能享受的待遇，足见其名声和影响仅次于帝师。至顺三年，因卷入宗王谋反案被杀。大德六年（1302）到至顺三年间，必兰纳识里充当佛教领袖达三十年之久。即便拥有如此显赫的地位，他仍“常从师（即中峰明本）参诘”，且“每为上道之”，说明中峰禅师的声名远在必兰纳识理之上。
明本在《示慈护长老》中有曰：“慈护长老乃高昌三藏喜巷妙公之母也。”笔者研究认为，这位“慈护长老”极可能是大都妙善寺著名高昌僧尼舍蓝蓝④的母亲。限于篇幅，考证从略。江南文人杨瑀记载说：“畏吾儿僧闾间，尝为会福院提举，乃国朝沙津爱护持南的沙之子，世习二十弦，即箜篌也。”很显然，间闾也是畏兀儿僧人。此外，著名的畏兀儿散曲家贯云石，出身名门，退职后居留浙西，与中峰禅师多所来往：“入天目山，见本中峰禅师，剧谈大道，箭锋相当。每夏坐禅包山，暑退始入城。”能与中峰论道，且“箭锋相当”者在当时恐怕并不多见，说明贯云石的功法不在中峰禅师之下。因此，“所至，缙绅之士、缝掖之子、方外奇人从之若云，得其词翰，片言尺牍，如获珙壁。”‘缝掖”，乃儒者的代称，而“方外”即指“世俗之外”。可见，贯云石应有不少儒者和其他教派的追随者。当然，与中峰禅师交往的畏兀儿人并不限于以上所及，诸如“一长者生高昌，素有向道之志，虽致身贵宦，未尝见其有暴怒之容”。至于这位出身显贵且极富涵养的高昌僧政的详细情况，因材料欠缺，就无从详考了。
综上所述，元代江南地区的畏兀儿禅僧大多追随中峰、天如师徒，他们崇信佛法，研习儒学，形成一种社会时尚。而这种文化生态对普达实立家族成员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更重要的是，当时这种和谐的社会环境和宗教信仰相对自由的宽松政策，对民族融合和中华文明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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