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奉安大典是南京国民政府操演的一场十分重要的政治祭奠仪式，引起了当时各界政治人物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出于对孙中山先生的尊崇，也是为了搭建和南京国民政府关系，表达其政治诉求，当时旅居内地的藏族人士，包括九世班禅大师，以及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代表贡觉仲尼等都对奉安大典表现出了极大的参与热情。此次奉安大典是国民政府时期藏族人士最早参与的国家政治活动之一，表现了他们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态度。
　　关键词：奉安大典 藏族 九世班禅 南京国民政府
　　作者张子新，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
　　目前，关于孙中山奉安大典的相关研究成果已经很多，但是这些研究成果主要着眼于研究国民党对孙中山奉安大典的政治运作及其对孙中山符号的构建等问题，对藏族等少数民族参与孙中山奉安大典的情况并没有太多注意。事实上，此次奉安大典引起了旅居内地的藏族人士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是奉安大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一、贡觉仲尼的参与意愿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3月19日，孙中山灵柩从协和医院移往中央公园社稷坛公祭，移灵时送葬者逾12万人，“3月24日至4月1日，各界吊唁来宾签名者达746823人，前往公祭的机关、团体1254个”。当时北京处于北洋军阀的控制之下，并不是国民党的势力范围，但在这种情况下，仍有如此多的各界人士及机关、团体参加孙中山公祭活动，足以说明孙中山在各界民众心目中的崇高威望。
　　1929年南京的中山陵建成后，国民政府在将孙中山遗体由北平移往南京举行奉安大典前，又分别在北京、南京举行了隆重的公祭活动：5月23日至5月25日在北平公祭三天，5月26日南下，5月28日抵达南京，5月29日至31日在南京公祭三天，6月1日正式奉安。WWW.11665.cOm尤其是5月26日二时三十分灵榇由北平碧云寺启行，至下午三时十五分到达前门东车站期间，北平万人空巷，“灵榇所经，不禁观礼，路旁观众达三十万人，虽拥挤而秩序不乱”。这充分说明孙中山奉安大典在当时北平各界人士中的影响。
　　此时身在北平并密切关注内地政治动向的贡觉仲尼，对孙中山在各界民众心目中的威望和地位，以及国民政府对孙中山奉安大典的重视、奉安大典所蕴含的政治含义，无疑有着较深的认识。正是鉴于这一认识，贡觉仲尼对谢国梁表示“极愿代表达赖南下参加奉安大典，藉表敬意，并联络中藏感情”，同时表示“惟切须严守秘密，不宜登载报纸，恐惹英人质问”。蒙藏委员会对此十分重视，一方面复函谢国梁，要求他“即偕同棍代表来京参加典礼”；另一方面秘密呈文国民政府，请示招待办法。国民政府谕令蒙藏委员会，“派参军处筹商招待”。
　　按照《国民政府参军处条例》规定，参军处下设典礼和总务二局，其中典礼局负责以下事项：“（一）关于国庆日及其他纪念日之典礼事项、（二）关于接见外使接待外宾事项、（三）关于大典及其他礼节事项、（四）关于阅兵出巡事项、（五）关于国际典礼事项。”而1929年5月由总理奉安委员会公布的《参加奉安大典代表招待总纲》则规定：“参加奉安大典代表，由中央各党政机关分任招待。党部及海外华侨代表，由中央党部招待。行政机关代表，由行政院招待。农民代表，由农矿部招待。工商代表，由工商部招待。学校及学生团体代表，由教育部招待。军界代表，由参谋部招待。其他民众团体代表，由内政部招待。蒙藏代表，由蒙藏委员会招待。外宾，由外交部招待。总理亲故，由本会办公处招待。”蒙藏委员会因此组织了以张天枢为主任干事的招待组，专门负责招待蒙藏代表。
　　由此可以看出，就参加奉安活动而言，贡觉仲尼作为西藏地方代表，理应由蒙藏委员会负责招待。但是因为国民政府认为贡觉仲尼代表十三世达赖喇嘛，同时肩负着“承商解决藏事”的任务，非一般西藏代表所能比，因此专门指令参军处出面与蒙藏委员会“筹商”，制定专门的招待办法。这也充分说明国民政府眼中西藏问题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虽然贡觉仲尼最终“因病稽延，未能赶到”，没能参加此次奉安大典，但是他的这一意愿表达意义重大。从贡觉仲尼此后不久即作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代表与国民政府进行沟通的情况来看，贡觉仲尼所谓的“代表达赖喇嘛”参加奉安大典的说法显然是可靠的，因此他的这一意愿表达也可以看成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意愿的表

，表现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与新建立的国民政府建立联系的愿望。
　　对于刚刚建立的国民政府而言，贡觉仲尼的这一意愿表达正是其所迫切希望的，贡却仲尼的此举事实上也已经得到了蒙藏委员会的认可，大大拉近了他和蒙藏委员会间的感情距离，所以之后蒙藏委员会为谢国梁陪同贡觉仲尼等来南京事宜致函国民政府文官处时，就特意强调称“查达赖代表棍却仲尼等前于总理奉安时即拟来京参加典礼”。从这个角度讲，贡觉仲尼的这一意愿表达，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其与国民政府建立联系，参与国家政治活动的目的。
　　二、班禅系统的参与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九世班禅大师即派苏本堪布罗桑坚赞和朱福南为代表，“前往南京表示祝贺，即与国民政府正式建立了联系”。1928年12月18日，九世班禅大师被简任为蒙藏委员会委员。1929年1月20日，班禅驻京办公处在南京奇望街十三号正式成立。这些史事说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也就是其积极筹办孙中山奉安大典时期，正是九世班禅大师和国民政府之间都为搭建双方关系而努力的时期，因此这场奉安大典势必引起九世班禅系统的关注和参与。
　　南京国民政府举行孙中山公祭及奉安大典时，九世班禅大师正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一带讲经说法，自然无法亲身参加，因此他派遣冯德明为代表前往参加。关于冯德明其人，笔者目前所看到的材料不多，只知道他曾于1929年呈文国民政府，呈报“西藏达赖驱逐汉官商民请迅予制定治藏方略案”。国民政府将此交给行政院办理，而行政院再将此交给蒙藏委员会处理。蒙藏委员会在1929年5月6日上午十时举行的第十一次常会上议决：“存案俟呈报治藏方略时合并声叙。”由此推测，冯德明不但关心藏事，而且和班禅系统关系密切。 　1929年5月26日下午五时，运送孙中山灵榇的灵车自北平前门东车站启程南下，“恭随灵车赴京”的代表中即有九世班禅大师的代表冯德明。据此推测，1929年5月23日、24日和25日在北平举行孙中山公祭时，冯德明也应该是按规定参与了公祭。5月31日，九世班禅大师代表冯德明参加了国民政府在南京中山陵正式举行的总理奉安大典。
　　1929年1月20日新设立的西藏班禅驻京办公处也积极参与了在南京举行的公祭活动。西藏班禅驻京办公处捐资在当时的中山门外搭建“乙种牌楼”一座，以示纪念。按照总理奉安委员第八次处务会议决议，牌楼由奉安委员会布置组代为搭建，各欲搭建的地方政府、机构、团体须于1929年4月20日以前汇款至南京，牌楼具体价值为每座五百元，特种牌楼一千元。由此可见，早在4月20日前，刚刚设立不久的西藏班禅驻京办公处即开始参与奉安大典的相关活动。此外，西藏班禅驻京办公处也派丁汪多吉和罗桑慈仁为代表参加了奉安大典。
　　除了上述各项外，当时身在内蒙古的九世班禅大师还专门为孙中山奉安大典撰写藏文祭文，其汉译文如下：
　　雏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班禅额尔德尼叩祭我总理在天之灵。先生首创革命，得救众生，恩同父母。先生前生种道德之宏因，今生得其济众之硕果。我西藏同胞遵仰先生领导之下，共循正轨。先生手造共和，奠国基于磐石之安，解放民众倒悬，俾登极乐世界，人民歌功颂德，有史以来，今古世界第一人也。昊天不吊，折我木铎，先生如在地之岳，在天之日，鞠诚哀告，伏惟尚镯。
　　按照总理奉安委员会制定的《总理奉安赠赙及纪念办法》的规定，挽诔、祭文等“于五月一日前，送至奉安委员会办公处以便登记汇刊”。据此推测，九世班禅大师的这篇祭文很可能于1929年5月1日前就已经寄给奉安委员会了。因为祭文原文是藏文，所以时任总理奉安专刊编辑，并任总理奉安专刊办事处秘书兼专任干事的沈卓吾于1929年12月4日致函蒙藏委员会，请求代译为汉文。12月11日，蒙藏委员会复函沈卓吾，交付译稿，即上引祭文。
　　从祭文的内容来看，不仅表达了九世班禅大师对孙中山的哀悼之情，而且从其中对孙中山革命活动的高度评价，也可以看出九世班禅大师对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意义有着深刻的认识。“我西藏同胞遵仰先生领导之下，共循正轨”，表现了九世班禅大师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对西藏影响的认识。祭文中“先生前生种道德之宏因，今生得其济众之硕果”的表述，是典型的佛教因果论思想，这也符合九世班禅大师藏传佛教高僧的身份。
　　九世班禅大师的这篇祭文，和孙中山于奉安大典期间的各种公私祭文一起，成为孙中山奉安

大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国民政府操演的这次奉安大典，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丰富的政治色彩，是国民政府向全国宣示其合法性的一个重要窗口，而参与其中的每一个重要政治人物也都有着借此表达其政治意愿的意图。对于九世班禅大师而言，以撰写祭文的方式参与孙中山奉安大典，除了表达对孙中山的哀悼之情外，还表现了其积极向国民政府“靠拢”的意愿，以及借此参与国民政府政治活动的意图。
　　三、藏族公职人员的参与
　　一些任职政府部门的藏族人士，还以政府职员的身份参与了这次奉安大典。1929年5月3日，蒙藏委员会致函总理奉安委员会办公处，报送了蒙藏委员会参加奉安大典的职员，共计49人，其中包括蒙藏委员会藏事处处长、西藏班禅驻京办公处处长罗桑坚赞。
　　1929年5月29日上午十时，罗桑坚赞等蒙藏委员会代表“一律用白色制服（即学生装），白纽扣，白色散腿裤，平顶草帽，黑色帽带，黑皮鞋，黑线袜”，在行政院院长、各部部长的带领下，和建设委员会、禁烟委员会、赈灾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各委员及职员六十余人一起参加公祭，主祭者谭延闿，与祭者张之江、王伯群和王正延。
　　6月1日，罗桑坚赞等蒙藏委员会代表和蒙藏代表、海外华侨等一起组成的第五行列在“鼓楼下”恭候送殡。之后又和其他代表一起到达紫金山孙中山陵园，参加了奉安典礼，并一起“分班人内瞻仰”遗容。
　　时任蒙藏委员会藏事处第一科科长，西藏班禅驻京办公处副处长的朱福南则以蒙藏委员会派出的招待蒙藏代表招待组成员的身份，在主任干事张天枢的带领下，和陈栋梁、秦允文、巴文峻、陈赓杨、武昭煦一起，负责招待参加奉安大典的蒙藏代表。另外，曾陪同十三世达赖喇嘛代表罗桑巴桑前来南京，并受到蒋介石欣赏而任职文官处的刘曼卿，则以总理奉安委员会职员的身份参与了此次大典，任总理奉安委员会文书组保管股干事。
　　四、旅京藏族人士的参与
　　旅居南京的藏族人，对参与孙中山奉安大典更为渴望。1929年5月，蒙藏委员会委员罗桑囊嘉、格桑泽仁和藏事处处长罗桑坚赞致函蒙藏委员会，称：
　　总理奉安期近，西康、西藏原有先后来京请愿代表夏江村曲批等十余人，兹于四月七日会同召集旅京全体藏康同乡开会，讨论拟照蒙古代表团先例，公推夏江村曲批、吉村雀丕等十人，代表康藏民众，敬谨参加奉安大典。为此，即请函转奉安委员会查照。
　　召集全体藏康同乡开会，公推代表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表现了当时旅居南京的藏族人士对参与孙中山奉安大典的普遍渴望之情，而这种渴望源于他们对孙中山的认可和尊崇，也源于对国民政府操演这场奉安大典的政治含义的认识和预期。
　　蒙藏委员会于1929年5月16日复函罗桑囊嘉、格桑泽仁和罗桑坚赞，指出：“查各省区参加奉安大典代表，照例均须自向奉安委员会报到。”因此，除由蒙藏委员会函知奉安委员会外，要求康藏代表自行向奉安委员会报到。
　　按照奉安委员会奉安日程的安排，奉安前的5月29日至31日“总理灵榇在中央党部举行公祭三天。五月二十九日为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党政军警代表公祭之日（时间自上午八时至下午三时）。五月三十日为各民众团体代表公祭之日（时间自上午八时至下午三时）。五月三十一日为各国专使与其他外宾公祭及总理亲故、总理家属祭奠之日”。按此时间安排，5月30日“八时二十分，为蒙藏代表六十余人公祭，蒙古代表推戴清廉，西藏代表推格桑泽仁主祭。宣赞祁云龙赞礼，蒙古祭文由吴鹤龄恭读，藏文祭文由夏洛松曲批恭读”。参加奉安大典的康藏代表分别为西康代表吉村雀丕、刘家驹、洛松吉村、何世麟、潘申五，前藏代表壬旦增、夏坚赞、于丹巴、任正泰，后藏代表李边霸。 　1929年8月19日的《申报》报道称：刘家驹、洛松吉村、何世麟等“于十七日午后二时，分向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请愿，期以主持一切，以固边圉，而安康众，代表中数人，系代表该地国民协进会新近到京者”；8月21日的《申报》又报道称：“西藏国民协（进）会，派代表刘家驹来京，请愿早日成立西康省政府。”由此可见，参加奉安大典的西康代表，大部分是为请求国民政府早日成立西康政府而来的，本身有着很明确的政治目的。
　　此外，夏坚赞是后藏人，1931年前后担任蒙藏委员会藏事处第二科科员，兼九世班禅大师中文翻译。结合1932年贡觉仲尼就选举国民救国会代表事宜，呈文行政院，明确表示对“在中央

政府所在地集合西藏旅京少数人”就近推选办法的不满，可以推测，上述前藏四代表也应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前藏代表。
　　由上文可以看出，格桑泽仁是以“蒙藏代表”的身份参与奉安大典的。格桑泽仁祖籍云南丽江，生于四川雅州府巴安司（今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格桑泽仁前往南京，经九世班禅大师推荐，担任了蒙藏委员会藏文翻译。1928年6月20日，格桑泽仁被简任为蒙藏委员会委员。格桑泽仁被康藏代表推为主祭，一方面说明他在康藏代表中有着一定的威望；另一方面，格桑泽仁虽生于康区，但在民国初年他却以“康藏全权代表”自称，并且奉安大典时格桑泽仁已经是蒙藏委员会委员，又是国民党党员，因此是这些藏族代表中最适合担任由国民政府操演的这场政治祭奠主祭者的人选。
　　1929年6月1日为孙中山奉安之日。前来参加奉安大典的各界代表在自韩家巷到“中央党部左侧马路”沿途，共排成十个“行列”，恭候送殡。其中蒙藏代表、海外华侨代表、蒙藏委员会等五十六个机关、团体组成的第五行列位于“鼓楼”下。当灵榇经过时，代表们均脱帽肃立敬礼。八时，各行列先后到达紫金山麓，蒙藏代表所在的第五行列按预先安排在“由左边路进至石级旁广场肃立”。十时一刻开始举行奉安典礼，十二时正典礼结束。之后蒙藏代表和其他参加人员分班入内瞻仰。瞻仰结束后，集体三鞠躬，奏哀乐。之后“由孙夫人率领孙科夫妇、戴恩赛夫妇等将墓门敬谨严扃”。至此，奉安大典告成。
　　我们也应该看到，这里的藏族代表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当时旅居内地的藏族人士代表。这些藏族人士参加奉安大典，不仅是表达了对孙中山的认可和尊崇；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这一行为，表现出了参与南京国民政府政治活动的强烈意愿。
　　五、结语
　　除了国家公职人员外，参与奉安大典的藏族人基本上都是旅居内地的藏族人士。究其原因，这些藏族人士身处内地，有着参与各种内地政治活动的便利；相反，西藏与内地相距窎远，交通不便，更因为此时西藏地方和南京国民政府间的关系还没有恢复，西藏地方的藏族人士参与类似政治活动的条件还不成熟。总体上来看，旅京藏族人士对孙中山奉安大典，表现出了极大参与热情。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孙中山是广受人们尊崇的革命领袖，尤其是他在国内率先提出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观，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尤其是长期受歧视和压迫的藏族等各少数民族的尊崇。这是藏族人士积极参与孙中山奉安大典的情感基础。
　　国民政府操演这场旷世奉安典礼，旨在借此向全国宣示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政治用意十分明显。对于参与奉安大典的绝大多数藏族人士来说，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对孙中山的尊崇与悼念，但更主要的则是出于对国民政府对奉安大典所赋予的政治用意的回应。因为参与奉安大典的藏族人士，无论是九世班禅系统人士，还是西康旅京藏族代表，都对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有着一定的政治诉求，因此他们将参与奉安大典，看成是向新兴的国民政府示好，建立与国民政府政治联系，表达其政治态度的一次绝佳机会。
　　十三世达赖喇嘛系统与九世班禅系统、十三世达赖喇嘛系统与西康藏族民众团体之间，均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源于各自团体问的利益冲突，而无论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系统，还是九世班禅系统、西藏民众团体都将在内地的中央政府看成是调解彼此矛盾的权威仲裁者。在这种情况下，三者都必然希望通过积极参与新兴的中央政府操演的政治活动，建立并强化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使中央政府能够更好地了解并接受自己的利益主张，从而在相互的利益竞争中得到中央政府的特别支持，实现自己在西藏或西康的利益追求。
　　同时，对于国民政府而言，藏族人士参与奉安大典，不仅是体现自己“五族共和”政治理念的要求，更有利于展示其对藏族地区的政治影响，因此也对藏族人士参与奉安大典表现出了积极的欢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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