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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耶济德一世国家改革及其影响研究
(长春师范大学,吉林 长春 130032)
  【摘 要】巴耶济德一世当政时期,对国家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行政改革,使奥斯曼国家的统治方式从间接统治为主转变为以直接统治为主。改革加强了苏丹的权力和中央权威,促进了对外扩张,但改革也对巴耶济德一世统治时期的政治稳定以及对外战争产生了不良影响。
  【关键词】奥斯曼国家;行政改革;巴耶济德一世
  巴耶济德一世进行的行政改革,是奥斯曼国家向中央集权帝国转变和迅速崛起的重要一步。这一系列的转变不仅顺应了奥斯曼国家加强对被征服地区统治的需要,而且有利于增强中央权威,促进对外扩张,因而其在奥斯曼国家发展的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研究巴耶济德一世的行政改革及其影响,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奥斯曼国家向中央集权帝国转变的过程和1402年安卡拉战役失败的原因。
  一、巴耶济德一世之前奥斯曼国家的统治方式
  巴耶济德一世之前,奥斯曼国家主要是间接性统治,但随着国家对外扩张的不断成功,国家的统治方式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
  奥斯曼国家是从游牧部落逐渐演变而来的,其行政管理制度同样源自部落体制。巴耶济德一世之前的几代苏丹在位时,部落组织是奥斯曼国家行政管理和对外作战的基本单位。苏丹实际上是所有加齐武士们的首领,其权力受到部落长老会议的极大限制。在处理国家重大事务时,苏丹只不过他在所有部落首领中位居第一而已。各个部落在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时,一般不受苏丹的干预。由此不难看出奥斯曼国家的部落联盟特征的局限性。在国家的管理层面上,这种部落联盟特征则表现为附庸公国的存在和宗教自治政策的实施。
  对于新征服的地区,奥斯曼人沿用了塞尔柱苏丹国的做法,通常扶植当地贵族建立附庸公国。附庸公国保留了当地贵族的既有特权,这不仅可以使他们容忍奥斯曼人的统治,而且也便于奥斯曼人在当地进行统治及税收管理。“从另一种角度来看,通过扶植‘当地人’作为管理者,可以奖励一些在奥斯曼人确立最初统治时的非常重要的合作者。”
  宗教自治政策在奥斯曼一世时期就已经开始实施。他允许那些愿意接受其统治的非穆斯林宗教团体和民族团体在不损害国家利益并承担捐税的基础上,保留其基本自治权,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后来的苏丹基本上都延续了奥斯曼一世的宗教自治政策。
  尽管奥斯曼国家的统治方式随着对外扩张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其政治结构依然十分松散,苏丹对地方的控制仍是间接的,且统治也比较脆弱。这种统治方式在国家政权的稳定方面潜藏着危险。当中央权力削弱时,地方上独立性较大的附庸就会不听命于中央,挑战苏丹的权威。
  二、巴耶济德一世的行政改革
  巴耶济德一世即位后,进行了一系列的行政改革,在更多被征服地区建立起奥斯曼人的直接统治权,以加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巴耶济德一世的行政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行省,对更多的附庸国和领土进行直接统治。巴耶济德在长期的行政管理中意识到,“控制一个王侯公国显然没有控制一个直辖行省那么安全”。因此,他不再维系一些附庸公国的独立地位,将它们置于中央直接控制的行省管辖之下。随着在小亚细亚地区扩张的成功,巴耶济德又组建了第三个行省——鲁姆行省(the province of rum),从而将更多的突厥公国变成奥斯曼人的直接统辖区。
  第二,广泛实施蒂玛制度。为了在被征服地区建立直接统治,奥斯曼人通常对其征服土地上的全体居民和财产进行全面调查登记,并编辑成册,以此作为征税和封授领地的依据。巴耶济德依据这些调查记录,广泛实施蒂玛制度。通过广泛实施蒂玛制度,巴耶济德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等级有序的军事行政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可以减轻中央财政拨发将士薪俸的负担,而且还可以让将士参与地方行政管理。
  第三,大力发展奴隶制。该制度为苏丹的皇家军团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秀基督徒青年,他们英勇的作战精神和由于毫无出身依仗而对苏丹的无限忠诚大大增强了苏丹的个人权力。巴耶济德一世扩充奴隶军队,并将基督徒奴隶的征召强加给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他还增设了许多机构,对征召来的基督徒奴隶进行严格的教育和系统训练,而后根据他们的品貌和个人能力将其分配到军队中去。通过大力发展奴隶制度,巴耶济德拥有了更加强大的近卫军团,加强了自己的权力。
  第

,开创了奥斯曼苏丹王位继承的原则。巴耶济德一世即位后不久就绞死了他唯一的弟弟雅库布,并引用《古兰经》的话语为自己辩护,说“内部争吵比流血更糟”。通过对其即位弑亲行为进行宗教论证,巴耶济德开创了奥斯曼苏丹王位继承的原则和理论。后来这一即位弑亲原则成为此后200多年间奥斯曼历代苏丹即位时采用的合法手段和标准秩序。
  第五,进行司法和礼仪制度建设。在司法建设方面,巴耶济德像穆拉德所做的一样,取消了奥斯曼的简易部落法庭,在每个市镇任命穆斯林宗教法官(k?d?s,“卡迪”)作为审判员和公证人负责法律事务。同时,当审查官统计卡迪辖区内的人口、耕地、果园等数据资料时,卡迪有权进行协助和监督。这样,各级法官形成与蒂玛管理体系“平行的体系”。在礼仪制度方面,巴耶济德一世为了彰显苏丹统治的威严,借用了拜占廷帝国的宫廷礼仪。
  第六,宗教和社会文化政策。在民族和宗教政策方面,巴耶济德奉行宽容政策。随着对外征服,奥斯曼国家的种族和宗教信仰变得越来越复杂多样。为了便于国家的管理和统治,使广大被征服地区的人民融入奥斯曼社会之中,巴耶济德采取了宗教宽容政策,他甚至让国内的各种宗教派别领袖讨论建立一种由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相结合的宗教。同时,巴耶济德还加强国家的伊斯兰宗教机构。在社会政策方面,巴耶济德在首都亚得里亚堡建立了一些清真寺和学校;他还关注修筑道路,改善交通,稳定物价,繁荣市场,促进商贸流通等方面。
  巴耶济德一世的行政改革,涉及到国家管理的各个方面,使奥斯曼国家的统治方式由之前的间接统治为主转变为直接统治为主。但是,巴耶济德的行政改革决定性地转变了奥斯曼国家的统治模式。经过他的改革,奥斯曼国家由奥斯曼一世和奥尔汉一世时代拥有其自身附庸和军事领地的酋长们组成的半封建国家发展成为一个真正拥有传统体制的伊斯兰教苏丹国。可以说,“巴耶济德一世的登基,标志着他与奥斯曼缔造的并被奥尔汉和穆拉德沿用的管理国家的政策和传统的根本决裂”。 三、巴耶济德一世行政改革的影响
  巴耶济德一世实行的一系列行政改革,加强了苏丹的权力和中央权威,推动了对外扩张,但对其统治时期的政治稳定和对外战争却产生了不良影响。
  首先,巴耶济德的行政改革,增强了苏丹的权势,也加强了中央集权。通过对更多的地区实施直接统治,扩大了行省的管辖范围,增强了中央权威。尽管奥斯曼国家实行的蒂玛制度类似于中世纪西欧的封建采邑,但它不会像后者一样导致权力分割及国家的四分五裂。所有奥斯曼国内的封建附庸所拥有的采邑都直接来自苏丹,而非苏丹的官员,苏丹可以随意没收采邑;各级军政官员的俸禄和职位完全依赖于苏丹的任命,苏丹可以凭自己的意志撤换或调转他们。通过蒂玛制度的广泛实施,苏丹们“创立了一个完全效忠于苏丹本人的行政组织”。奴隶制度的发展也扩大了苏丹的近卫军团。其结果就是苏丹的个人权力和军事实力大大增强了,“其征服的领土被置于一个获胜君主的统治之下”。
  其次,巴耶济德的改革及其军事力量的强大,进一步推动了对外扩张。在亚洲,当马木路克苏丹巴尔库克于1399年去世之时,巴耶济德一世进攻其附庸国杜尔戈蒂尔(dulgadir)并很快吞并了它(1399年8月到9月)。对于来自小亚细亚地区土库曼王公们的威胁,巴耶济德的先辈们往往回避他们,这“不仅是由于加齐传统的缘故,而且还因为他们比较强大”,他夺取了科尼亚,并占领了塞尔柱人与土库曼人的公国,还打击那些暗中与帖木儿交好的突厥公国。他趁中亚的帖木儿进攻印度之机占领了奇里乞亚的大部分地区,夺取了原由帖木儿帝国控制的叙利亚至小亚重要商路上的埃洛尊占和凯马赫城,并向幼发拉底河东部推进,重新恢复了突厥人所占据的安纳托利亚地区的统一。在欧洲,巴耶济德依靠他的封建骑兵征服了巴尔干的大部分地区。并在两年内攻占了帖撒利、伊庇鲁斯等城市。及至1400年,奥斯曼国家实际已经控制了除君士坦丁堡城一隅之地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部分地区以外的几乎整个巴尔干地区。巴耶济德一世获得的一系列军事胜利使他从埃及开罗的哈里发那里获得了罗姆苏丹的称号。
  最后,巴耶济德一世的行政改革,虽然加强了中央权威,但却对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对外战争产生了不良影响。“巴耶济德的执政方式决定了其后发生的事情。”一方面,他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国家的政治稳定。巴耶济德一世执行的宗教宽容政策与具有加齐文化背景的奥斯曼人的愿望相悖,引起了广大穆斯林臣民的不满。而且,巴耶济德一世在将部分附庸公国变为直辖行省的过程中,一些被废黜的附庸贵族,或在其原统治区内煽动叛乱,从而造成帝国政局动荡和敌人的增多。另一方面,改革引起的内部纷争和对外扩张,使得巴耶济德同帖木儿之间发生了战争并以其失败告终。巴耶济德的失败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建立一个庞大军事帝国的希望破灭了;小亚地区各突厥公国恢复独立地位;巴耶济德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组成奥斯曼军队右翼的新近降服的小亚细亚东部诸突厥公国将士临阵倒戈。以至于有学者指出,巴耶济德强有力的行政改革政策,“是他的帝国后来于1402年瓦解的真正原因”。但总的来说,巴耶济德一世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行政改革造成的国内政治动荡和冲突。
  总之,巴耶济德一世的行政改革是奥斯曼国家走向中央集权型专制帝国并迅速崛起的重要一步。巴耶济德建立了行省,广泛实施蒂玛制度,大力发展奴隶制,确立苏丹继承原则,并进行司法和礼仪方面的改革,实行宽容的宗教和社会政策。所有这些改革措施改变了之前松散的国家体制,加强了苏丹本人的权势和中央的权威,将之前间接统治为主的统治方式转变为以直接统治为主,进一步推动了对外扩张。尽管其改革引起了国内的政治动荡及安卡拉战役的惨败,但其行政改革的努力及成果却作为一项遗产留存下来了,成为日后奥斯国家重建与崛起的重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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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张楚乔(1978- ),女,吉林长春人,长春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文化史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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